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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仲禧是一位资深的爱国将领。他早年投身辛亥革命，随后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大革命时期他已是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先后担任北伐军第十二师代理团长、第二十四师参谋长，第二十六师副师长、代师长，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副官长等职，在汀泗桥、临颍等战役中屡立战功。大革命失败后，经过长期的探索，他于193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按照党的指示一直留在国民党军队的上层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他利用少将高参、警备司令、中将军法执行监等职务，掩护过不少革命同志。解放战争期间，他又利用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国防部部员等身份赴前线视察，在华中战斗、淮海战役及渡江作战中，获取多项军事核心情报，为这些战役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北伐战争时吴仲禧的老战友
肖克上将后来在纪念文章中说：“他从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爱国将领，终于成长为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作为党在敌方工作的一颗‘冷棋子’，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果然发挥了人们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一、大革命的洗礼和政治方向的探索
吴仲禧，字奋飞，福建省闽候县（现福州市）人，1895年农历8月17日生于闽候南台吉祥境的一个破落小商人家庭。1911年投笔从戎，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1912年8月入读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军官学校（1912年8月至1914年10月），后又被选拔入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1914年12月至1916年12月），接受高级军官教育，毕业后再次步入军旅生涯。1924年初，他获悉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便来到广东在李济深办的西江讲武堂任教官。1926年6月，任第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团附，7月，参加国民革命军在肇庆誓师北伐。在汀泗桥战役中，因团长戴戟中弹负伤，他代理团长，继续指挥部队参与攻占汀泗桥战斗，接着参加贺胜桥和武昌的战斗。北伐军攻占武昌后，他升任为第二十四师参谋长。1927年4月18日，第四军、第十一军在武昌南湖誓师第二次北伐，吴仲禧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代师长。期间，他参加临颍战役，在正面部队受阻的情况下，果断率部从敌主阵地东北迂回敌后炮兵阵地附近，攻占辛庄，断敌退路，配合我主力部队夺取击溃奉军的重大胜利。此役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团长共产党员蒋先云，身先士卒，壮烈牺牲，吴仲禧十分悲痛。6月7日，他奉命从开封回师武汉，此时宁汉合流，张发奎改任他为第二方面军副官长，他不愿追随南京政府，借词于7月底离开部队到庐山休养。不久他看到《牯岭日报》刊出“叶、贺在南昌举行‘兵变’，张发奎只身脱险”等消息，如梦初醒。这时的他孑然一身，一时失去各方联系，只好返回家乡暂住。
1927至1937年，是吴仲禧致力于政治方向的探索和思想理论学习的重要转折时期。在这10年间，他为了养家过活，不得不在各处谋职。1928至1930年间住在南京时，吴仲禧就开始秘密阅读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同当时结交的在南京、上海读书的福建进步青年林亨元、郑熙、卓如等，星期天约集一起，畅谈读书心得。他当时虽领会不深，但逐步相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他认为这些理论“很开窍”、“很有用”，“是一个很厉害的思想武器”，并常在学习讨论中运用这些观点来分析政治形势。1934年4月，他参加“闽变”被通缉，再次到广东，在余汉谋的第一军军部任参议。他到处奔波，每次任职时间都很短，生活常感困窘。在广州时，家中生活开支入不敷出，常遣长女持信借贷，有时借不到钱反受讥讽，令家人伤心。有人曾对他说，北伐胜利后，陈铭枢、张发奎、朱绍良等，你随便跟哪一个，现在生活都解决了，何至于此？但他志在专心于政治上的探索，始终保持与一些进步人士联系，对自己生活上的困难，保持乐观态度。
在这段时间的开头几年，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积极参加邓演达、黄琪翔、季方等人组建“国民党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亦称“第三党”）的活动，盼望中国能重新走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道路。他和邓演达是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的先后同学，北伐战争时他对邓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立场和治军严明的作风极为钦佩。邓演达也曾在武汉政府中支持安排他负责第二十六师的工作。1930年他在南京时，曾秘密与邓演达联系在上海约见，嗣因时间临时改变，错过机会，使他极感遗憾。他曾派林亨元赴沪，找黄农（稼初）与“国民党行动委员会”联系，受到季方、黄琪翔、章伯钧的欢迎，当即履行了参加国民党行动委员会的手续，并指定吴仲禧和林亨元为福建省国民党行动委员会筹委会负责人。他还积极支持林亨元、郑熙（后均加入中共）在福州创办双虹小学，亲自任该校董事长，作为掩护进步活动的踞点。在“闽变”发生，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时，季方、章伯钧等来福州活动，他积极为他们安排住处和活动场所，章伯钧经常在他家或黄琬家开第三党会议。吴仲禧还发动林亨元、郑熙、卓如等在闽的国民党行动委员会的成员，组织、动员群众参加在福州南较场召开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的各种群众活动。他希望能用国民党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来影响以至引导福建人民政府的方向。但福建人民政府很快就失败了。吴仲禧感到第三党空有一些好的政治主张，但却缺乏军事实力，往往不得不依靠一些地方实力派，而地方实力派出于自身的利益，时而反蒋，时而拥蒋，时而又为争夺地盘而混战，在政治上是靠不住的。现实的教训促使他更加认真地思考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二、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夏，吴仲禧因“闽变”失败流亡广州时，季方介绍他认识了中共秘密党员王绍鏊。当时王绍鏊从上海来到广州，说是受上海各界之委托，有要事一定要面谒陈济棠总司令，希望吴仲禧设法找关系约见陈。吴仲禧问王绍鏊是否与陈商谈反蒋之事，王答此事比反蒋更为重要。吴仲禧即恳托在陈济棠总部担任参谋处长的同乡唐灏青，转请原第四军同事时任陈济棠的参谋长缪培南代为说项，终于如愿以偿。事后王绍鏊很高兴地告诉他，已与陈济棠见面并达成默契，但此事还要绝对保密。后来才知道王绍鏊与陈济棠商谈的内容是：江西的中央红军如果出现在粤北边境，只要陈能做到广东军队不出击，红军保证不入粤境。这次会见成功，推动了赣南前线双方代表的直接谈判，为后来中央红军长征顺利通过粤北边境创造了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他和王绍鏊多次交换对政治局势的看法，使他的思想受到很大启发，相互间增进了友谊和了解。这也为他后来通过王绍鏊的关系参加中国共产党疏通了渠道。 1936年，中共中央多次发布团结抗日、共御国难的政治宣言，吴仲禧得知张发奎从国外回来，担任苏浙边区绥靖主任，他迫切希望到抗日前线去，同时能就近与上海的季方、王绍鏊取得联系，即赶到浙江省嘉兴找张发奎，张任命他任总部参谋处作战科长，负责组织修建苏、嘉、杭沿海国防工事。
吴仲禧到嘉兴后，便写信去上海，约王绍鏊到嘉兴晤谈。这一次，王绍鏊不再像三年前在广州时那样讳言自己的身份。他对吴仲禧说，自己是中共上海党组织派来和他见面的。还说，张发奎所处的地位很重要，如能团结张发奎在苏嘉杭抗战，将来张可称为抗日英雄。他认为吴仲禧是在张身边可以说话的人，希望他能协助做好争取张发奎的工作。吴仲禧听后十分兴奋，他问王绍鏊，象他这样旧军人出身的人是否可以参加共产党？他说，在十年前北伐时，曾向共产党员蒋先云提过这个问题，蒋先云当时表示等河南战役后再谈。不久，蒋先云在临颍战役中壮烈牺牲，以后就一直没有找到可以谈这个问题的人。他对自己作为一个国民党的军官能否参加共产党的问题仍有疑虑。王绍鏊当即表示：“你有这个志愿，我可以代为介绍。”随后，吴仲禧将自己的简历和认识写成书面材料，交给王绍鏊带回上海。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党组织派何克希到嘉兴找到吴仲禧，说已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由王、何二人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何克希为他履行了入党手续，并告诉他，党组织给他的任务，是在张发奎部的上层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张发奎切实推行国共合作、全面抗战的方针。同时，作为秘密党员（亦称特别党员），他只同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系。从此，吴仲禧结束了在大革命失败后长期的政治苦恼，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这年他已42岁，他的后半生从此踏上新的征程。
三、掩护进步力量，推动张发奎坚持团结抗日
淞沪抗战开始后，张发奎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吴仲禧任总部少将高参。不久，上海党组织通知他，将有一批由钱亦石领导在上海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进步青年，组成战地服务队到张发奎总部工作，希望他尽量予以支持协助。张发奎这时也对他讲，在上海见到郭沫若，商妥由郭在上海物色一批青年来第八集团军做战地服务工作，嘱他做好接待准备。吴仲禧一向喜欢结交进步青年，自然对战地服务队更加关切，积极协助和支持他们开展工作。
淞沪会战失败后，第八集团军总部撤销，战地服务队曾一度被拨归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指挥。那里的政治环境恶劣，不利于战地服务队开展工作。1938年4月间，张发奎就任第二兵团司令，吴仲禧在总部任少将高参。他积极鼓动张发奎向黄绍竑要回战地服务队，终于使战地服务队归还二兵团建制。
不久，陈诚电令张发奎，限20天内在阳新渡口架设一座浮桥，保证西撤各军和重炮火器顺利通过。张发奎对此感到非常惶恐，担心任务不能如期完成又将被蒋治罪。张发奎恳切要求吴仲禧兼任阳新渡河指挥官，承担这个事关大局的重任，吴仲禧认为关键是要动员民众，要求张发奎派战地服务队来做动员民工和征集船只的工作，并派一个连工程兵负责架桥。
战地服务队经过深入群众宣传发动，当地乡民果然改变了初时的观望态度，献出船只、木板，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帮助架桥，在两周内提前完成架设浮桥任务。西撤的部队、装备也经吴仲禧周密安排，有条不紊地顺利通过。陈诚为此嘉奖了张发奎，张也多次赞扬了战地服务队和当时渡河的组织工作。由此，张发奎对战地服务队倍加信任，知道这批青年很能吃苦耐劳，不仅会做宣传工作，而且善于做组织群众工作。这为以后中共特别支部在张发奎部队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39年初，张发奎调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统辖广东、广西两省。吴仲禧最初在长官部任少将军务处长，1939年12月调任韶关警备司令。随着日军暂停进攻，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统区后方的政治局势日趋复杂险恶。张发奎、余汉谋（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汉魂（广东省政府主席）都挤在粤北这块小地盘各有打算，尤其国民党各派系和中统、军统特务推行蒋介石“限共”政策，活动十分猖獗。吴仲禧当时因有张发奎的信任，且同余汉谋、李汉魂都有一些老关系，一时尚能周旋其间，伺机开展工作。
他积极掩护中共特支活动。当时，长官部按上级规定没有战地服务队的建制，政治部一些人原来就很看不惯战地服务队，主张全部加以遣散。吴仲禧就联合副参谋长陈宝仓等在张发奎面前历陈战地服务队的功绩。张发奎也说，这批人是郭沫若介绍来的，做了许多工作，我们不能招之则来，挥之则去。后来，战地服务队队员基本上仍留在长官部所属各单位工作。左洪涛、何家槐等还担任了长官部的秘书。
当时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是中共在广东的唯一公开机构，自然成为国民党特务密切监视的对象。吴仲禧接任警备司令后不久，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云广英曾到司令部拜会。当时吴仲禧不便公开自己的政治身份，只能表示自己坚持团结抗战的主张，并相约多次见面，对办事处的安全则暗中加以保护。
“平江惨案”发生后，广东国民党特务阴谋破坏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吴仲禧闻讯后立即派亲信通知云广英注意防范。有一次，云广英告知发现有便衣特务在办事处附近骚扰，他即派自己的副官和卫兵前往驱散。当办事处结束，云广英奉命撤往广西桂林时，他获悉特务要前往办事处搜查，即派出亲信暗中通知办事处，并护送办事处人员到车站，直到火车开行。吴仲禧的这些活动，曾被特务察觉，便密告吴仲禧有“袒护异党嫌疑”，蒋介石遂电饬张发奎、余汉谋两司令长官查究。当时张发奎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移设广西柳州，广东地区由余汉谋的第七战区负责，余汉谋因知吴仲禧同张发奎的关系，将此案移请张拟复。张发奎有意袒护，拟了一个“查无实据，拟召回柳州”电稿，经余汉谋会签后复告蒋介石，才把这事掩盖过去。随后吴仲禧于1941年1月离开韶关，到柳州就任第四战区中将军法执行监。
1941年初，吴仲禧到柳州时，正值“皖南事变”爆发，桂、柳的政治气氛顿形紧张。当时，张发奎不愿参加反共，是当时唯一没有对“皖南事变”表态的国民党战区的司令长官。张对战区政治部内的一些特务频繁活动亦存戒心。故吴仲禧向张报到时，张告诉他上述特务密告和处理经过，嘱他今后要多加小心，不要授人以柄，对他并无责备之意。吴仲禧也趁机诉说特务无事生非，报复他扣押胡参谋长之事。张还向他谈到战区上层幕僚的一些情况，说最近白崇禧推荐吴石任战区参谋长，张表示钦佩吴石的军事学识和为人正派，但恐吴有些自负，搞不好关系。张知吴仲禧同吴石曾一起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又是保定同期同学，私交很深，故希望他能从旁做些沟通工作，免生枝节。 “皖南事变”发生后，战地服务队中的同志一度受到政治部一些特务的恐吓，处境比较险恶，左洪涛带领特支同志到柳州郊外独登山吴仲禧家中开会，研究应变措施，并把一些进步书籍寄存在吴家。当时吴仲禧同特支同志相互间并不确切知道对方的政治身份，但从淞沪会战以来的共同战斗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时任特支书记的孙慎同志后来曾回忆说“当时我们对吴老有一种特别的信任感”。在这期间，吴仲禧为掩护特支的活动，还经常在假日邀请他们来独登山“聚会”。
吴仲禧辗转到达柳州后，很久得不到党组织的联系，心中很着急，但又不好找横的关系。王绍鏊1940年从上海移居香港，在潘汉年领导下做情报工作，始悉吴仲禧在柳州的职务和地址。1942至1943年，王绍鏊曾多次同他通讯联系，并介绍徐明诚到柳州找他详谈。他向徐明诚汇报了几年来的工作情况和第四战区上层一些政治动态，而徐也向他介绍了党对时局的方针和延安整风学习情况，并嘱他在第四战区继续隐蔽，掌握国民党上层动态，做好统战工作。徐还介绍廖维城（中共地下党员）隐蔽在军法执行监部任职。
这时期，吴仲禧对第四战区参谋长吴石、副参谋长陈宝仓等高级将领也进行争取团结工作。早在吴仲禧在韶关任四战区军务处长时，到桂林参加行营召开的部队整训会议，见到分别20年的老同学时任行营参谋处长吴石。这次见面，吴石谈到华东战场撤退以来，国民党上层指挥无能；也谈到在武汉会战时，接触过周恩来、叶剑英，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特别后来看到毛泽东发表的《论持久战》，认为是个了不起的著作，恐怕国内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吴石直率的言谈吴仲禧听后很高兴。
吴石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后，吴仲禧对他来往更加密切。吴仲禧向他转达了张发奎愿与他合作的意愿，并向他介绍了张身边一批开明高级将领陈宝仓、张文、丘哲、张励，以及原战地服务队进步青年的情况。并告他政治部一些人常借机挑起事端，要警惕。吴石表示自己专致于谋划对日作战部署，不想卷入党派斗争，现在国共合作抗战尚感力量不足，再要反共也只有投降日本了。后来吴石经商张发奎同意，设立了一个高参室，让一批比较开明的资深将领有发言的地位，以同政治部相抗衡。
四、遵从周恩来决定，从事军事情报工作
1945年10月，日本投降后，吴仲禧作为第二方面军军法执行监，随同方面军司令部进驻广州。到广州后，他主持审判、处决了一批在广东的日伪汉奸。1946年1月，军法执行监部宣告撤销，他调任南京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
这时他已与在上海的王绍鏊取得联系，王要他到上海面谈。1946年4月，他怀着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和要求去延安学习的愿望到达上海。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张唯一和王绍鏊等人在王的家中同他连续谈了三个晚上。关于他要求到延安学习的事，潘等反复强调内战必将扩大，现急需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情报，这项工作十分重要。潘问他在南京有什么可靠的朋友。他告知与吴石的关系，潘汉年、张唯一听后都很高兴，说“我们的同志有你这样的条件，做地下工作是很宝贵的”。后经潘汉年请示周恩来决定，劝吴仲禧暂时放弃到延安学习的想法，最好能在南京国防部内找个实职，以便搜集蒋军的情报。吴仲禧明知这是一项十分艰难、危险的任务，但愉快地接受了党的派遣。
此前，吴仲禧离开广州前曾向特支左洪涛透露去上海的意向，左曾托他带一封密件转交在上海的周恩来，信的内容主要请示特支和第五、第七演剧队去向问题。此时，潘汉年告诉他来信已转送周恩来看过，信里所提问题，将另行回复。周恩来还问吴仲禧还有什么事要面见他，可另约时间。他表示自己工作问题已解决，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没有别的事情要请示周恩来同志。
随后吴仲禧即赶往南京，找吴石设法在国防部内谋取实职。其时，吴石在国防部任史料局局长，吴仲禧单身一人住在吴石家中，并通过吴石的帮助，于当年9月就任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监察局任职虽不直接掌握军事机密，但可借此在南京活动，并有机会到各地视察，利于搜集军事情报。他在上海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后，就到南京国防部报到。
1946年底，监察局派吴仲禧赴广东查案时，全面内战正在扩大。党组织要他了解，国民党军队的第二线兵力究竟还有多少可以抽调投入前线，以作战略决策参考。他从广州行营收集到两广的蒋军番号、兵力、装备布署等情报，及时交地下党组织。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吴仲禧还在候审期间，党组织急于了解白崇禧 “华中剿总”军事情报。他即从上海赶往南京，住在吴石家中设法探询。适遇“华中剿总”情报科长胡宗宪上门拜访吴石。胡是吴石的学生，广西将领瘳磊的内侄，吴仲禧同胡在柳州时也曾相识。胡宗宪对吴石十分敬仰，说是吴石老师介绍他在“华中剿总”工作，这次出差来南京带一份“华中剿总”参谋处编印的 “作战态势旬报”，请吴石老师指点，随手交给吴仲禧看。这份旬报虽只有32开本八九页，但内容包括国共双方的部队番号、兵力、主官姓名、战斗损失等项，既有文字简述、判断，又有态势要图、统计数字等等，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珍贵情报，吴仲禧当即表示这些材料对研究战略、战术很有帮助。胡宗宪知道吴仲禧是吴石至交，看他这样认真逐页翻阅，说吴老如有需要，待回武汉后也寄送一份给吴老参考、指正。
后来吴仲禧因行踪不固定，便告诉胡将每期作战态势旬报寄到上海他大儿子吴群敢处转交。吴群敢当时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也是中共地下党员。这对父子严守党的机密，没有相互暴露党员身份。这时上海地下党组织为了工作需要，已把吴群敢从学生系统调到情报系统配合吴仲禧工作，才互相了解。当时上海党组织认为胡宗宪所提供的这份“旬报”是正式编印、书面有据的第一手情报，并有连续性，蒋军情况经核对属实。后来在上海与吴仲禧负责联系的刘人寿常来电话向吴群敢探询收信情况，直至刘在1948年夏转移到香港期间，还特介绍其妻黄景荷定期前来取信。
1948年6月，吴仲禧改任国防部部员，被派往“徐州剿总”服务，他到香港请示潘汉年、张唯一后，决定前往徐州报到。当时“徐州剿总”总司令是刘峙、副总司令是杜聿明。参谋长李树正是吴石的学生，李在柳州曾任第四战区参谋处长，与吴仲禧亦相熟悉。吴仲禧途经南京时，遂请吴石写信带交李树正，吴石介绍吴仲禧是自己多年同学、好友，请李多加关照，给予方便。 当吴仲禧到徐州时，适逢刘峙、杜聿明都在前线视察，李树正看过吴石的介绍信，对吴仲禧分外客气，一再说大家都是柳州的老同事，现在天气这样热，前方又这样乱，你这样大的年纪用书面来报到就可以了，何必这样辛苦亲自来呢？吴仲禧表示国防部要他来了解点情况，以后好回去汇报。
李坚持要他休息了两天，才带他到总部机要室看作战地图。机要室里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大幅军用地图上详细标明从商邱到海州全线国共双方部队的番号、兵种、驻地；李在旁陪同阅览，并向他介绍了剿总作战意图和部署。吴仲禧只好默记要点，后托辞劳累，改天再看，李满口答应。第二天李派一位参谋带他到机要室，他趁这位参谋外出时将蒋军的主要布防要点记了下来。为了急于送出情报，不几天吴仲禧托辞要到南京看病，李同意他暂回后方待命。吴仲禧遂登上火车直奔上海，向潘汉年作了口头汇报，并将用毛笔书写的书面材料交给刘人寿。这份被世人称为《徐州剿总情况》的密电，迅速被发送到西柏坡中共中央。后来证实，这是党中央收到的有关淮海战役敌方部署最早、较全面的情报，对解放军淮海决战的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本世纪初，国家安全部在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无名丰碑》展出中，辟有专栏介绍这份情报获取的经过和作用，并将吴仲禧列为我党隐蔽战线上数十位杰出战士之一。
吴仲禧在上海稍作逗留后，仍遵照党的指示，返回南京。临行前，党组织告诉他，吴群敢有个关系鲁矗（又名鲁令子，中共地下党员）在南京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总务处任职，必要时可与之联系。1948年底一天，鲁矗匆匆忙忙找到吴仲禧说，昨天他在总务处收文件时看到一份汤恩伯下达的一份绝密命令，苦于无法抄写，现在带来一份设法转交上海党组织。文件内容是汤恩伯签署发给沿江守备10个军军长的命令，对江阴至芜湖江防各军的战斗任务和后勤补给都作了明细规定，此件对解放大军渡江作战部署十分重要。鲁矗抄写后交吴仲禧，第二天一早他带着文件赶到上海，但这时刘人寿因李白电台被国民党破坏而撤到香港。吴仲禧又乘飞机赶到香港，将这份重要情报及时交给刘人寿转报党组织。
五、推动吴石、陈宝仓为中共建立情报关系
解放大军渡江前夕，南京政府各部门纷纷撤往广州等地，吴仲禧遵照党的指示留在广州工作。刘人寿还介绍地下党员袁鲲田以他长子同学的名义住在他家，以便袁与各方面的联系。
解放战争期间，吴仲禧在与吴石密切交往中，交流思想，讨论时局，进一步加深了共识和默契。吴石多方面为吴仲禧从事军事情报工作提供便利条件。同时他也进一步靠拢我党，为我党我军提供了大量军事核心情报。吴仲禧回到广州后不久，1949年 4月，吴石也随南京政府迁到广州，住在吴仲禧家中，这时他即将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吴仲禧这时正好接林亨元从上海来信，告诉他上海地下党决定派谢筱迺到福建工作，要他介绍谢与吴石联系。
吴石在吴仲禧的家中交谈了几个晚上，当他们谈到大局已定应有所抉择时，吴石打断了他的话，说国民党大势已去，只是自己决心下得太晚了，最近有关方面通过何遂的关系要他在海军方面做些策反工作，现在正着手进行。接着又问吴仲禧，以前在上海你家中见过的那些人（指王绍鏊、林亨元）是哪一方面的，真能代表共产党吗？吴仲禧答他，这点完全可以放心，这次你到福建，准备介绍一个可靠的人同你联系，名叫谢筱迺，此人会主动去找你。吴石听后十分高兴，过了几天他就到福州就职。后来谢筱迺在福建从吴石处获取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
6月，吴仲禧从在广州警察局的旧部林起钰处获悉广州近日将进行大搜捕，他和住在他家的袁鲲田当即撤到香港。7月，吴石从福州来穗，未见到吴仲禧，便赶到香港找他，他们同住九龙佐顿饭店。这时，福建绥靖公署已结束，吴石被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准备前往台湾就任。吴石这次来港，一方面意在赴台前确定一个可以信赖的党组织联系的渠道；另一方面，带来两份重要密件，要直接交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此事抵港后已通过关系联系上了，并约吴仲禧一同去会见华南分局有关负责人。这两份密件：一是国民党军队在川、滇、湘、粤、闽各省的兵力配置；一是国民党部队在西北各地的番号、驻地、兵力、装备、部署等，都是国民党高级军事会议上的绝密文件，是解放军追歼国民党残敌需要的重要军事资料。第二天，华南分局饶彰风、张铁生来到佐顿饭店见吴，吴石将两份材料当面交给他们，并说今后有资料将设法通过吴仲禧转交。但当时上海地下党方面的联系人都陆续返回上海解放区，未及与吴石约定具体联络办法。1949年11月，上海地下党派朱枫（中共党员）前往台湾与吴石直接联系。不料1950年初，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党被破坏，吴石被蒋介石逮捕并惨遭杀害。
陈宝仓原是张发奎部第二兵团参谋长，第四战区副参谋长和司令长官驻靖西指挥所主任。他拥护团结抗日，思想开明，对战地服务队青年比较接近，也给予很大支持。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厌恶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并被诬陷十分不满，于1948年，从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卸任后由山东来到上海，与吴仲禧相遇，经吴仲禧鼓励并介绍他参加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陈到台湾后仍在联勤总部任职，并按照吴仲禧事前的约定与吴石取得联系，提供了不少军事情报。但不久在吴石案发后，陈宝仓同时被蒋介石杀害。近年，为纪念当年在台湾被杀害的中共地下党员和特工人员，国家有关部门在北京西山兴建了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在广场中还树立了吴石、陈宝仓、朱枫、聂曦四位英雄塑像。
1949年10月，在穗港通车的第二天，吴仲禧欢欣鼓舞地从香港回到解放后的广州。不几天，叶剑英就接见了他，并加慰勉。当组织上通知他党的关系已从上海转来广东时，他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新中国成立后，吴仲禧先后担任广东省人民法院副院长、代院长，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广东省司法厅厅长、党组书记。后来他长时间在统战系统工作，是广东省第一至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广东省政协历届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党组成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第四、五届委员会副主席。建国以来，为了工作需要，他一直兼任广东省民革的领导职务，是民主党派的挚友。1983年6月15日在广州病逝。
（本文依据吴仲禧子女提供资料整理而来）
肖克上将后来在纪念文章中说：“他从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爱国将领，终于成长为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作为党在敌方工作的一颗‘冷棋子’，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果然发挥了人们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一、大革命的洗礼和政治方向的探索
吴仲禧，字奋飞，福建省闽候县（现福州市）人，1895年农历8月17日生于闽候南台吉祥境的一个破落小商人家庭。1911年投笔从戎，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1912年8月入读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军官学校（1912年8月至1914年10月），后又被选拔入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1914年12月至1916年12月），接受高级军官教育，毕业后再次步入军旅生涯。1924年初，他获悉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便来到广东在李济深办的西江讲武堂任教官。1926年6月，任第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团附，7月，参加国民革命军在肇庆誓师北伐。在汀泗桥战役中，因团长戴戟中弹负伤，他代理团长，继续指挥部队参与攻占汀泗桥战斗，接着参加贺胜桥和武昌的战斗。北伐军攻占武昌后，他升任为第二十四师参谋长。1927年4月18日，第四军、第十一军在武昌南湖誓师第二次北伐，吴仲禧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代师长。期间，他参加临颍战役，在正面部队受阻的情况下，果断率部从敌主阵地东北迂回敌后炮兵阵地附近，攻占辛庄，断敌退路，配合我主力部队夺取击溃奉军的重大胜利。此役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团长共产党员蒋先云，身先士卒，壮烈牺牲，吴仲禧十分悲痛。6月7日，他奉命从开封回师武汉，此时宁汉合流，张发奎改任他为第二方面军副官长，他不愿追随南京政府，借词于7月底离开部队到庐山休养。不久他看到《牯岭日报》刊出“叶、贺在南昌举行‘兵变’，张发奎只身脱险”等消息，如梦初醒。这时的他孑然一身，一时失去各方联系，只好返回家乡暂住。
1927至1937年，是吴仲禧致力于政治方向的探索和思想理论学习的重要转折时期。在这10年间，他为了养家过活，不得不在各处谋职。1928至1930年间住在南京时，吴仲禧就开始秘密阅读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同当时结交的在南京、上海读书的福建进步青年林亨元、郑熙、卓如等，星期天约集一起，畅谈读书心得。他当时虽领会不深，但逐步相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他认为这些理论“很开窍”、“很有用”，“是一个很厉害的思想武器”，并常在学习讨论中运用这些观点来分析政治形势。1934年4月，他参加“闽变”被通缉，再次到广东，在余汉谋的第一军军部任参议。他到处奔波，每次任职时间都很短，生活常感困窘。在广州时，家中生活开支入不敷出，常遣长女持信借贷，有时借不到钱反受讥讽，令家人伤心。有人曾对他说，北伐胜利后，陈铭枢、张发奎、朱绍良等，你随便跟哪一个，现在生活都解决了，何至于此？但他志在专心于政治上的探索，始终保持与一些进步人士联系，对自己生活上的困难，保持乐观态度。
在这段时间的开头几年，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积极参加邓演达、黄琪翔、季方等人组建“国民党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亦称“第三党”）的活动，盼望中国能重新走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道路。他和邓演达是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的先后同学，北伐战争时他对邓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立场和治军严明的作风极为钦佩。邓演达也曾在武汉政府中支持安排他负责第二十六师的工作。1930年他在南京时，曾秘密与邓演达联系在上海约见，嗣因时间临时改变，错过机会，使他极感遗憾。他曾派林亨元赴沪，找黄农（稼初）与“国民党行动委员会”联系，受到季方、黄琪翔、章伯钧的欢迎，当即履行了参加国民党行动委员会的手续，并指定吴仲禧和林亨元为福建省国民党行动委员会筹委会负责人。他还积极支持林亨元、郑熙（后均加入中共）在福州创办双虹小学，亲自任该校董事长，作为掩护进步活动的踞点。在“闽变”发生，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时，季方、章伯钧等来福州活动，他积极为他们安排住处和活动场所，章伯钧经常在他家或黄琬家开第三党会议。吴仲禧还发动林亨元、郑熙、卓如等在闽的国民党行动委员会的成员，组织、动员群众参加在福州南较场召开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的各种群众活动。他希望能用国民党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来影响以至引导福建人民政府的方向。但福建人民政府很快就失败了。吴仲禧感到第三党空有一些好的政治主张，但却缺乏军事实力，往往不得不依靠一些地方实力派，而地方实力派出于自身的利益，时而反蒋，时而拥蒋，时而又为争夺地盘而混战，在政治上是靠不住的。现实的教训促使他更加认真地思考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二、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夏，吴仲禧因“闽变”失败流亡广州时，季方介绍他认识了中共秘密党员王绍鏊。当时王绍鏊从上海来到广州，说是受上海各界之委托，有要事一定要面谒陈济棠总司令，希望吴仲禧设法找关系约见陈。吴仲禧问王绍鏊是否与陈商谈反蒋之事，王答此事比反蒋更为重要。吴仲禧即恳托在陈济棠总部担任参谋处长的同乡唐灏青，转请原第四军同事时任陈济棠的参谋长缪培南代为说项，终于如愿以偿。事后王绍鏊很高兴地告诉他，已与陈济棠见面并达成默契，但此事还要绝对保密。后来才知道王绍鏊与陈济棠商谈的内容是：江西的中央红军如果出现在粤北边境，只要陈能做到广东军队不出击，红军保证不入粤境。这次会见成功，推动了赣南前线双方代表的直接谈判，为后来中央红军长征顺利通过粤北边境创造了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他和王绍鏊多次交换对政治局势的看法，使他的思想受到很大启发，相互间增进了友谊和了解。这也为他后来通过王绍鏊的关系参加中国共产党疏通了渠道。 1936年，中共中央多次发布团结抗日、共御国难的政治宣言，吴仲禧得知张发奎从国外回来，担任苏浙边区绥靖主任，他迫切希望到抗日前线去，同时能就近与上海的季方、王绍鏊取得联系，即赶到浙江省嘉兴找张发奎，张任命他任总部参谋处作战科长，负责组织修建苏、嘉、杭沿海国防工事。
吴仲禧到嘉兴后，便写信去上海，约王绍鏊到嘉兴晤谈。这一次，王绍鏊不再像三年前在广州时那样讳言自己的身份。他对吴仲禧说，自己是中共上海党组织派来和他见面的。还说，张发奎所处的地位很重要，如能团结张发奎在苏嘉杭抗战，将来张可称为抗日英雄。他认为吴仲禧是在张身边可以说话的人，希望他能协助做好争取张发奎的工作。吴仲禧听后十分兴奋，他问王绍鏊，象他这样旧军人出身的人是否可以参加共产党？他说，在十年前北伐时，曾向共产党员蒋先云提过这个问题，蒋先云当时表示等河南战役后再谈。不久，蒋先云在临颍战役中壮烈牺牲，以后就一直没有找到可以谈这个问题的人。他对自己作为一个国民党的军官能否参加共产党的问题仍有疑虑。王绍鏊当即表示：“你有这个志愿，我可以代为介绍。”随后，吴仲禧将自己的简历和认识写成书面材料，交给王绍鏊带回上海。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党组织派何克希到嘉兴找到吴仲禧，说已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由王、何二人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何克希为他履行了入党手续，并告诉他，党组织给他的任务，是在张发奎部的上层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张发奎切实推行国共合作、全面抗战的方针。同时，作为秘密党员（亦称特别党员），他只同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系。从此，吴仲禧结束了在大革命失败后长期的政治苦恼，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这年他已42岁，他的后半生从此踏上新的征程。
三、掩护进步力量，推动张发奎坚持团结抗日
淞沪抗战开始后，张发奎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吴仲禧任总部少将高参。不久，上海党组织通知他，将有一批由钱亦石领导在上海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进步青年，组成战地服务队到张发奎总部工作，希望他尽量予以支持协助。张发奎这时也对他讲，在上海见到郭沫若，商妥由郭在上海物色一批青年来第八集团军做战地服务工作，嘱他做好接待准备。吴仲禧一向喜欢结交进步青年，自然对战地服务队更加关切，积极协助和支持他们开展工作。
淞沪会战失败后，第八集团军总部撤销，战地服务队曾一度被拨归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指挥。那里的政治环境恶劣，不利于战地服务队开展工作。1938年4月间，张发奎就任第二兵团司令，吴仲禧在总部任少将高参。他积极鼓动张发奎向黄绍竑要回战地服务队，终于使战地服务队归还二兵团建制。
不久，陈诚电令张发奎，限20天内在阳新渡口架设一座浮桥，保证西撤各军和重炮火器顺利通过。张发奎对此感到非常惶恐，担心任务不能如期完成又将被蒋治罪。张发奎恳切要求吴仲禧兼任阳新渡河指挥官，承担这个事关大局的重任，吴仲禧认为关键是要动员民众，要求张发奎派战地服务队来做动员民工和征集船只的工作，并派一个连工程兵负责架桥。
战地服务队经过深入群众宣传发动，当地乡民果然改变了初时的观望态度，献出船只、木板，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帮助架桥，在两周内提前完成架设浮桥任务。西撤的部队、装备也经吴仲禧周密安排，有条不紊地顺利通过。陈诚为此嘉奖了张发奎，张也多次赞扬了战地服务队和当时渡河的组织工作。由此，张发奎对战地服务队倍加信任，知道这批青年很能吃苦耐劳，不仅会做宣传工作，而且善于做组织群众工作。这为以后中共特别支部在张发奎部队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39年初，张发奎调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统辖广东、广西两省。吴仲禧最初在长官部任少将军务处长，1939年12月调任韶关警备司令。随着日军暂停进攻，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统区后方的政治局势日趋复杂险恶。张发奎、余汉谋（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汉魂（广东省政府主席）都挤在粤北这块小地盘各有打算，尤其国民党各派系和中统、军统特务推行蒋介石“限共”政策，活动十分猖獗。吴仲禧当时因有张发奎的信任，且同余汉谋、李汉魂都有一些老关系，一时尚能周旋其间，伺机开展工作。
他积极掩护中共特支活动。当时，长官部按上级规定没有战地服务队的建制，政治部一些人原来就很看不惯战地服务队，主张全部加以遣散。吴仲禧就联合副参谋长陈宝仓等在张发奎面前历陈战地服务队的功绩。张发奎也说，这批人是郭沫若介绍来的，做了许多工作，我们不能招之则来，挥之则去。后来，战地服务队队员基本上仍留在长官部所属各单位工作。左洪涛、何家槐等还担任了长官部的秘书。
当时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是中共在广东的唯一公开机构，自然成为国民党特务密切监视的对象。吴仲禧接任警备司令后不久，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云广英曾到司令部拜会。当时吴仲禧不便公开自己的政治身份，只能表示自己坚持团结抗战的主张，并相约多次见面，对办事处的安全则暗中加以保护。
“平江惨案”发生后，广东国民党特务阴谋破坏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吴仲禧闻讯后立即派亲信通知云广英注意防范。有一次，云广英告知发现有便衣特务在办事处附近骚扰，他即派自己的副官和卫兵前往驱散。当办事处结束，云广英奉命撤往广西桂林时，他获悉特务要前往办事处搜查，即派出亲信暗中通知办事处，并护送办事处人员到车站，直到火车开行。吴仲禧的这些活动，曾被特务察觉，便密告吴仲禧有“袒护异党嫌疑”，蒋介石遂电饬张发奎、余汉谋两司令长官查究。当时张发奎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移设广西柳州，广东地区由余汉谋的第七战区负责，余汉谋因知吴仲禧同张发奎的关系，将此案移请张拟复。张发奎有意袒护，拟了一个“查无实据，拟召回柳州”电稿，经余汉谋会签后复告蒋介石，才把这事掩盖过去。随后吴仲禧于1941年1月离开韶关，到柳州就任第四战区中将军法执行监。
1941年初，吴仲禧到柳州时，正值“皖南事变”爆发，桂、柳的政治气氛顿形紧张。当时，张发奎不愿参加反共，是当时唯一没有对“皖南事变”表态的国民党战区的司令长官。张对战区政治部内的一些特务频繁活动亦存戒心。故吴仲禧向张报到时，张告诉他上述特务密告和处理经过，嘱他今后要多加小心，不要授人以柄，对他并无责备之意。吴仲禧也趁机诉说特务无事生非，报复他扣押胡参谋长之事。张还向他谈到战区上层幕僚的一些情况，说最近白崇禧推荐吴石任战区参谋长，张表示钦佩吴石的军事学识和为人正派，但恐吴有些自负，搞不好关系。张知吴仲禧同吴石曾一起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又是保定同期同学，私交很深，故希望他能从旁做些沟通工作，免生枝节。 “皖南事变”发生后，战地服务队中的同志一度受到政治部一些特务的恐吓，处境比较险恶，左洪涛带领特支同志到柳州郊外独登山吴仲禧家中开会，研究应变措施，并把一些进步书籍寄存在吴家。当时吴仲禧同特支同志相互间并不确切知道对方的政治身份，但从淞沪会战以来的共同战斗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时任特支书记的孙慎同志后来曾回忆说“当时我们对吴老有一种特别的信任感”。在这期间，吴仲禧为掩护特支的活动，还经常在假日邀请他们来独登山“聚会”。
吴仲禧辗转到达柳州后，很久得不到党组织的联系，心中很着急，但又不好找横的关系。王绍鏊1940年从上海移居香港，在潘汉年领导下做情报工作，始悉吴仲禧在柳州的职务和地址。1942至1943年，王绍鏊曾多次同他通讯联系，并介绍徐明诚到柳州找他详谈。他向徐明诚汇报了几年来的工作情况和第四战区上层一些政治动态，而徐也向他介绍了党对时局的方针和延安整风学习情况，并嘱他在第四战区继续隐蔽，掌握国民党上层动态，做好统战工作。徐还介绍廖维城（中共地下党员）隐蔽在军法执行监部任职。
这时期，吴仲禧对第四战区参谋长吴石、副参谋长陈宝仓等高级将领也进行争取团结工作。早在吴仲禧在韶关任四战区军务处长时，到桂林参加行营召开的部队整训会议，见到分别20年的老同学时任行营参谋处长吴石。这次见面，吴石谈到华东战场撤退以来，国民党上层指挥无能；也谈到在武汉会战时，接触过周恩来、叶剑英，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特别后来看到毛泽东发表的《论持久战》，认为是个了不起的著作，恐怕国内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吴石直率的言谈吴仲禧听后很高兴。
吴石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后，吴仲禧对他来往更加密切。吴仲禧向他转达了张发奎愿与他合作的意愿，并向他介绍了张身边一批开明高级将领陈宝仓、张文、丘哲、张励，以及原战地服务队进步青年的情况。并告他政治部一些人常借机挑起事端，要警惕。吴石表示自己专致于谋划对日作战部署，不想卷入党派斗争，现在国共合作抗战尚感力量不足，再要反共也只有投降日本了。后来吴石经商张发奎同意，设立了一个高参室，让一批比较开明的资深将领有发言的地位，以同政治部相抗衡。
四、遵从周恩来决定，从事军事情报工作
1945年10月，日本投降后，吴仲禧作为第二方面军军法执行监，随同方面军司令部进驻广州。到广州后，他主持审判、处决了一批在广东的日伪汉奸。1946年1月，军法执行监部宣告撤销，他调任南京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
这时他已与在上海的王绍鏊取得联系，王要他到上海面谈。1946年4月，他怀着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和要求去延安学习的愿望到达上海。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张唯一和王绍鏊等人在王的家中同他连续谈了三个晚上。关于他要求到延安学习的事，潘等反复强调内战必将扩大，现急需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情报，这项工作十分重要。潘问他在南京有什么可靠的朋友。他告知与吴石的关系，潘汉年、张唯一听后都很高兴，说“我们的同志有你这样的条件，做地下工作是很宝贵的”。后经潘汉年请示周恩来决定，劝吴仲禧暂时放弃到延安学习的想法，最好能在南京国防部内找个实职，以便搜集蒋军的情报。吴仲禧明知这是一项十分艰难、危险的任务，但愉快地接受了党的派遣。
此前，吴仲禧离开广州前曾向特支左洪涛透露去上海的意向，左曾托他带一封密件转交在上海的周恩来，信的内容主要请示特支和第五、第七演剧队去向问题。此时，潘汉年告诉他来信已转送周恩来看过，信里所提问题，将另行回复。周恩来还问吴仲禧还有什么事要面见他，可另约时间。他表示自己工作问题已解决，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没有别的事情要请示周恩来同志。
随后吴仲禧即赶往南京，找吴石设法在国防部内谋取实职。其时，吴石在国防部任史料局局长，吴仲禧单身一人住在吴石家中，并通过吴石的帮助，于当年9月就任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监察局任职虽不直接掌握军事机密，但可借此在南京活动，并有机会到各地视察，利于搜集军事情报。他在上海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后，就到南京国防部报到。
1946年底，监察局派吴仲禧赴广东查案时，全面内战正在扩大。党组织要他了解，国民党军队的第二线兵力究竟还有多少可以抽调投入前线，以作战略决策参考。他从广州行营收集到两广的蒋军番号、兵力、装备布署等情报，及时交地下党组织。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吴仲禧还在候审期间，党组织急于了解白崇禧 “华中剿总”军事情报。他即从上海赶往南京，住在吴石家中设法探询。适遇“华中剿总”情报科长胡宗宪上门拜访吴石。胡是吴石的学生，广西将领瘳磊的内侄，吴仲禧同胡在柳州时也曾相识。胡宗宪对吴石十分敬仰，说是吴石老师介绍他在“华中剿总”工作，这次出差来南京带一份“华中剿总”参谋处编印的 “作战态势旬报”，请吴石老师指点，随手交给吴仲禧看。这份旬报虽只有32开本八九页，但内容包括国共双方的部队番号、兵力、主官姓名、战斗损失等项，既有文字简述、判断，又有态势要图、统计数字等等，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珍贵情报，吴仲禧当即表示这些材料对研究战略、战术很有帮助。胡宗宪知道吴仲禧是吴石至交，看他这样认真逐页翻阅，说吴老如有需要，待回武汉后也寄送一份给吴老参考、指正。
后来吴仲禧因行踪不固定，便告诉胡将每期作战态势旬报寄到上海他大儿子吴群敢处转交。吴群敢当时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也是中共地下党员。这对父子严守党的机密，没有相互暴露党员身份。这时上海地下党组织为了工作需要，已把吴群敢从学生系统调到情报系统配合吴仲禧工作，才互相了解。当时上海党组织认为胡宗宪所提供的这份“旬报”是正式编印、书面有据的第一手情报，并有连续性，蒋军情况经核对属实。后来在上海与吴仲禧负责联系的刘人寿常来电话向吴群敢探询收信情况，直至刘在1948年夏转移到香港期间，还特介绍其妻黄景荷定期前来取信。
1948年6月，吴仲禧改任国防部部员，被派往“徐州剿总”服务，他到香港请示潘汉年、张唯一后，决定前往徐州报到。当时“徐州剿总”总司令是刘峙、副总司令是杜聿明。参谋长李树正是吴石的学生，李在柳州曾任第四战区参谋处长，与吴仲禧亦相熟悉。吴仲禧途经南京时，遂请吴石写信带交李树正，吴石介绍吴仲禧是自己多年同学、好友，请李多加关照，给予方便。 当吴仲禧到徐州时，适逢刘峙、杜聿明都在前线视察，李树正看过吴石的介绍信，对吴仲禧分外客气，一再说大家都是柳州的老同事，现在天气这样热，前方又这样乱，你这样大的年纪用书面来报到就可以了，何必这样辛苦亲自来呢？吴仲禧表示国防部要他来了解点情况，以后好回去汇报。
李坚持要他休息了两天，才带他到总部机要室看作战地图。机要室里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大幅军用地图上详细标明从商邱到海州全线国共双方部队的番号、兵种、驻地；李在旁陪同阅览，并向他介绍了剿总作战意图和部署。吴仲禧只好默记要点，后托辞劳累，改天再看，李满口答应。第二天李派一位参谋带他到机要室，他趁这位参谋外出时将蒋军的主要布防要点记了下来。为了急于送出情报，不几天吴仲禧托辞要到南京看病，李同意他暂回后方待命。吴仲禧遂登上火车直奔上海，向潘汉年作了口头汇报，并将用毛笔书写的书面材料交给刘人寿。这份被世人称为《徐州剿总情况》的密电，迅速被发送到西柏坡中共中央。后来证实，这是党中央收到的有关淮海战役敌方部署最早、较全面的情报，对解放军淮海决战的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本世纪初，国家安全部在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无名丰碑》展出中，辟有专栏介绍这份情报获取的经过和作用，并将吴仲禧列为我党隐蔽战线上数十位杰出战士之一。
吴仲禧在上海稍作逗留后，仍遵照党的指示，返回南京。临行前，党组织告诉他，吴群敢有个关系鲁矗（又名鲁令子，中共地下党员）在南京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总务处任职，必要时可与之联系。1948年底一天，鲁矗匆匆忙忙找到吴仲禧说，昨天他在总务处收文件时看到一份汤恩伯下达的一份绝密命令，苦于无法抄写，现在带来一份设法转交上海党组织。文件内容是汤恩伯签署发给沿江守备10个军军长的命令，对江阴至芜湖江防各军的战斗任务和后勤补给都作了明细规定，此件对解放大军渡江作战部署十分重要。鲁矗抄写后交吴仲禧，第二天一早他带着文件赶到上海，但这时刘人寿因李白电台被国民党破坏而撤到香港。吴仲禧又乘飞机赶到香港，将这份重要情报及时交给刘人寿转报党组织。
五、推动吴石、陈宝仓为中共建立情报关系
解放大军渡江前夕，南京政府各部门纷纷撤往广州等地，吴仲禧遵照党的指示留在广州工作。刘人寿还介绍地下党员袁鲲田以他长子同学的名义住在他家，以便袁与各方面的联系。
解放战争期间，吴仲禧在与吴石密切交往中，交流思想，讨论时局，进一步加深了共识和默契。吴石多方面为吴仲禧从事军事情报工作提供便利条件。同时他也进一步靠拢我党，为我党我军提供了大量军事核心情报。吴仲禧回到广州后不久，1949年 4月，吴石也随南京政府迁到广州，住在吴仲禧家中，这时他即将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吴仲禧这时正好接林亨元从上海来信，告诉他上海地下党决定派谢筱迺到福建工作，要他介绍谢与吴石联系。
吴石在吴仲禧的家中交谈了几个晚上，当他们谈到大局已定应有所抉择时，吴石打断了他的话，说国民党大势已去，只是自己决心下得太晚了，最近有关方面通过何遂的关系要他在海军方面做些策反工作，现在正着手进行。接着又问吴仲禧，以前在上海你家中见过的那些人（指王绍鏊、林亨元）是哪一方面的，真能代表共产党吗？吴仲禧答他，这点完全可以放心，这次你到福建，准备介绍一个可靠的人同你联系，名叫谢筱迺，此人会主动去找你。吴石听后十分高兴，过了几天他就到福州就职。后来谢筱迺在福建从吴石处获取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
6月，吴仲禧从在广州警察局的旧部林起钰处获悉广州近日将进行大搜捕，他和住在他家的袁鲲田当即撤到香港。7月，吴石从福州来穗，未见到吴仲禧，便赶到香港找他，他们同住九龙佐顿饭店。这时，福建绥靖公署已结束，吴石被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准备前往台湾就任。吴石这次来港，一方面意在赴台前确定一个可以信赖的党组织联系的渠道；另一方面，带来两份重要密件，要直接交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此事抵港后已通过关系联系上了，并约吴仲禧一同去会见华南分局有关负责人。这两份密件：一是国民党军队在川、滇、湘、粤、闽各省的兵力配置；一是国民党部队在西北各地的番号、驻地、兵力、装备、部署等，都是国民党高级军事会议上的绝密文件，是解放军追歼国民党残敌需要的重要军事资料。第二天，华南分局饶彰风、张铁生来到佐顿饭店见吴，吴石将两份材料当面交给他们，并说今后有资料将设法通过吴仲禧转交。但当时上海地下党方面的联系人都陆续返回上海解放区，未及与吴石约定具体联络办法。1949年11月，上海地下党派朱枫（中共党员）前往台湾与吴石直接联系。不料1950年初，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党被破坏，吴石被蒋介石逮捕并惨遭杀害。
陈宝仓原是张发奎部第二兵团参谋长，第四战区副参谋长和司令长官驻靖西指挥所主任。他拥护团结抗日，思想开明，对战地服务队青年比较接近，也给予很大支持。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厌恶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并被诬陷十分不满，于1948年，从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卸任后由山东来到上海，与吴仲禧相遇，经吴仲禧鼓励并介绍他参加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陈到台湾后仍在联勤总部任职，并按照吴仲禧事前的约定与吴石取得联系，提供了不少军事情报。但不久在吴石案发后，陈宝仓同时被蒋介石杀害。近年，为纪念当年在台湾被杀害的中共地下党员和特工人员，国家有关部门在北京西山兴建了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在广场中还树立了吴石、陈宝仓、朱枫、聂曦四位英雄塑像。
1949年10月，在穗港通车的第二天，吴仲禧欢欣鼓舞地从香港回到解放后的广州。不几天，叶剑英就接见了他，并加慰勉。当组织上通知他党的关系已从上海转来广东时，他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新中国成立后，吴仲禧先后担任广东省人民法院副院长、代院长，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广东省司法厅厅长、党组书记。后来他长时间在统战系统工作，是广东省第一至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广东省政协历届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党组成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第四、五届委员会副主席。建国以来，为了工作需要，他一直兼任广东省民革的领导职务，是民主党派的挚友。1983年6月15日在广州病逝。
（本文依据吴仲禧子女提供资料整理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