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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赴中央苏区参与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1931年4月，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成员抵达中央苏区，此时正值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紧锣密鼓的准备阶段。任弼时在中央苏区两年时间内，作为苏区中央局核心成员之一，参与领导了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同时作为中共中央“进攻路线”的传达者和执行者，面对苏区复杂的军事形势和实际状况，他与毛泽东为代表的苏区军事领导人历经磨合，经历了从城市秘密工作向农村割据斗争方式艰难而曲折的转变过程。
【关键词】任弼时 中央苏区 反“围剿” 进攻路线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赴中央苏区参与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1931年4月，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成员抵达中央苏区，此时正值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紧锣密鼓的准备阶段。任弼时在中央苏区两年时间内（1933年5月离开中央苏区，前往湘赣苏区），作为苏区中央局核心成员之一，参与领导了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同时作为中共中央“进攻路线”的传达者和执行者，面对苏区复杂的军事形势和实际状况，他与毛泽东为代表的苏区军事领导人历经磨合，经历了从城市秘密工作向农村割据斗争方式艰难而曲折的转变
过程。
一、第二次反“围剿”：支持毛泽东的作战方针
1930年8月以前，中共中央未设立统一领导全国苏维埃区域的党的领导机构。①1930年8月至10月，中共中央决定在苏区成立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由项英暂时代理，并电告红一、三军团总前委，“苏区中央局的组织，中央已派江钧（项英——作者注）同志前往主持，……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集中到中央局”。②1931年1月，项英抵达宁都，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宣布在政治组织上直接受中央政治局指导，“以后全国各苏区及红军中党部（总前委取消）应直接受苏区中央局指导”。③同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仍保留红一方面军建制，朱德、毛泽东分任总司令、总政委。2月，为加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增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去苏区中央局工作，指定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朱德、顾作霖和苏区一人共7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4人为常委。当时已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负责苏区中央局的组织工作。
1931年4月中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抵达宁都。此时正值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紧锣密鼓的准备阶段。蒋介石亲自确定了“厚集兵力、严密包围、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1931年3月下旬，20万敌军集结在中央苏区周边，形成了一条西起赣江、东至建宁700里长的弧形包围圈，由南向北压来。此外，国民党的空军轰炸机也已部署完毕，随时准备轰炸各苏区。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领导人，依据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经验，正在发动军民总动员，开展紧张而有序的备战工作。
4月17日，任弼时在宁都青塘出席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①这次会议之前已由项英主持，于3月中旬在黄陂召开，主要传达和讨论了“国际来
信”；②总结苏区中央局成立两个月以来的工作；讨论土地问题和共青团工作；对于大敌压境的反“围剿”未展开讨论。中央代表团抵达青塘后，会议继续召开，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及中共中央对目前形势的估量。在任弼时推动下，会议通过了《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的决议》等5个决议，对朱、毛领导的红四军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过去的工作做了充分肯定，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③任弼时等还同意了在此之前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增选彭德怀、
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5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的提议，并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未获批复）。据肖克回忆，“1944年冬在延安，毛泽东同志曾对任弼时同志讲，我当时（指1931年）提出要增加五个人（苏区中央局委员），保守主义一概否定”。④
眼看敌人进攻在即，4月19日，会议开始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方针策略。会上各种意见争论激烈，项英主张不要打，将红军开到四川去，建立新的根据地。不少红军高级领导人主张“分兵退敌”，分别向粤北、湖南和闽西等地出击，遇敌就打一下，像“削萝卜”一样，分散和吸引敌军兵力，以保卫根据地。⑤毛泽东、朱德则坚决反对转移和“分兵退敌”，力主诱敌深入，集中主力，避强打弱，自西往东向闽赣交界地区横扫敌人，扩大根据地。⑥任弼时等中央代表团成员初到苏区，只是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粉碎新‘围剿’则可考虑转移”，⑦对会上的争论未发表意见，但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与会人员扩大到各军军长、政治委员、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的主张。经一番论证，毛泽东的意见在会上占了上风，会议确定了“打”的方针，他提出的“先打弱敌”的主张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当天下午，红一方面军总部在青塘发出战前部队集中的命令，第二次反“围剿”的战幕拉开，任弼时等随军行动。鉴于仍有部分同志主张“打一仗再分兵”，为统一意见，4月30日，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毛泽东详细分析了红军能制胜敌人的有利条件，任弼时、王稼祥表态支持毛泽东，会议最终确立了“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
5月16日，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战争首战告捷于东固周围的中洞、九寸岭、观音崖。20日，再战告捷于白沙、沙溪。23日又击溃敌于中村，同日，红军进驻宁都东韶。24日，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于1月中旬宣布撤销的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仍由毛泽东兼任总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和红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由临时总前委负责。同日，
任弼时和项英、王稼祥、顾作霖等率苏区中央局、苏维埃中央军委机关，回驻富田，着重负责指导地方工作，毛泽东、朱德率红军主力继续追歼逃敌。随着广昌战斗的胜利，5月31日，在闽西建宁最后一战，歼敌七千。至此，红一方面军半个月内，五战五捷，自西向东横扫七百里，歼敌三万余人，粉碎了敌军的第二次“围剿”。随后任弼时和苏区中央局即离开作战部队，着手中央苏区党代会和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①这也是中共中央给予中央代表团最主要的一项任务。 任弼时初到苏区的两个多月里，通过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特别是通过第二次反“围剿”战略决策争论和实际指挥过程，他深觉自己缺乏作战经验，正如他后来所说：“我们到中区，首先遇着的就是军事行动的讨论，我们除传达中央军事问题意见外，并未提出肯定的主张（因完全是外行）”。②随着对毛泽东的认识和了解进一步加深，“未到中区前是有毛右倾的观念的，到中区后认为有独特见解，有才干”，特别是在大军压境之际，毛深察敌情，指挥若定，使他深为折服。他认为项英“犹豫不决（特别在军事行动上），领导战争能力弱，故有推毛为书记事”。③1931年6月中旬，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在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推动下，由毛泽东接替项英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项英改任副主席，至此，苏区中央局将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在中共党的七大期间也说：“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样顺利。”④
二、第三次反“围剿”：推动苏区中央局“以毛代项”
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红军转入攻势作战。此时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马，指挥第三次“围剿”，他调集兵力30万人，于1931年7月1日在南昌行营发布总攻击命令，督促各路部队向南推进，妄图将红军主力一举消灭在赣南地区。当日，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即截获了蒋介石的总攻击密电。⑤获悉敌军进攻情报后，临时总前委立即下令全军紧急行动，投入反“围剿”作战。
任弼时留守后方，他和苏区中央局、中央军委一起，全力投入到反“围剿”动员准备工作之中。7月10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从闽西建宁出发，千里回师，直驱赣南，实行战略退却。28日抵达兴国，与项英、任弼时率领的苏区中央局、中央军委及中共赣南特委机关会合。毛泽东在兴国高兴圩主持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确定了反攻作战的第一个方针，即“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人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
段”。⑥经莲塘、良村、黄陂三战三捷，8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兴国白石休整。此时项英、任弼时领导的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机关正隐蔽在兴国高兴圩长龙山区，他们从长龙赶到白石，与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合。8月下旬，临时总前委在赣县白鹭召开红军军以上首长会议，总结了反“围剿”前三仗经验教训，研究下一步反攻作战方案。9月上中旬，经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之战，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从7月1日至9月15日共77天，六战五胜，共歼敌万余，俘敌1.8万人，⑦缴获了大批武器和物资，蒋介石“御驾亲征”的第三次“围剿”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任弼时来到瑞金叶坪，和毛泽东同住在苏区中央局的一幢楼里。苏区中央局成员集中在一起，筹备召开全苏大会和中央苏区党代会。①关于苏区中央局成员问题，自任弼时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到达后，曾发生过一些周折：4月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曾选举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五人为中央局委员，之后又提出“以毛代项”问题。但临时中央未予答复。5月《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中提出：“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变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则在公开的领导政权的党中一般的都是由当地党的代表大会产生”。②照此规定，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选举的的五名成员不符合组织规定。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回到中央局驻地，根据中央局的初步决定，由毛泽东代替项英主持中央局工作。③10月11日，任弼时代表苏区中央局致电中共临时中央，并再次请示人事问题：（一）原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因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认为是党内派别斗争，因此丧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够领导，中央局决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二）“提议扩大中央局人数”，请中央批准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为中央局委员。④10月中下旬，临时中央复电：“一、中央局是中央在苏区的代表团，代表中央领导苏区一切工作……地方干部对于中央局的成份无任意变更之权，如对中局或中局某同志有任何意见，应报告中央由中央解决。二、中央局成份无扩大之必要，现中央局应负责领导党大会和苏大会。中局书记由泽东代理，弼时应仍任中局组织部长”。⑤来电实质上批评了苏区中央局在没有报告中央的情况下，即补选中央局成员和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的做法，但仍同意由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因此，全苏大会和中央苏区党代会在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负责领导下进行。
如果说第二次反“围剿”，任弼时对毛泽东军事主张的支持，是出于自己初到苏区，对苏区情况不了解和军事实践经验的缺乏而作出“相信经验、相信地方”的抉择，那么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任弼时亲历了斗争的整个过程，随着和毛泽东合作的深入，他不仅折服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还看到了其作为政治领导人善于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处理苏区问题的能力以及在苏区军民中的威望，所以才有苏区中央局“以毛代项”的提议，并推动临时中央认可毛泽东代理中央局书记的既定事实。当然两人合作顺利的原因，归根到底，还是临时中央的极“左”路线尚未统治中央苏区，正如后来任弼时所说，极“左”路线“形态完备的路线之形成还是在‘九一八’以后”，“在临时中央未搬到苏区以前，中央虽然派我们去了，后来又派恩来去了，但在博古、洛甫未去苏区之前极左路线还没有完全统治中央苏区”。⑥
三、第四次反“围剿”：力主军事领导上“以周代毛”
从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中国大地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宣告成立；二是国民党第26军1.7万人在宁都起义，主力红军迅速壮大；三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奉行的“不抵抗主义”激起全民义愤，国民党内部分化加剧。这些因素给苏区革命的发展造成了有利形势，红军开始转守为攻。 在如何进攻的问题上，毛泽东与临时中央以及苏区中央局成员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九一八事变后，毛泽东判断蒋介石不太可能立即组织大规模 “围剿”，中央苏区应该抓住有利时机向赣东北地区进击，继续扩大苏区。临时中央则要求红军“集中力量追击敌人”，“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①并多次向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和训
令，催促红军迅速做出攻打赣州、吉安等中心城市的部署。②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王稼祥、朱德等人对毛泽东的主张亦持反对态度。在1931年11月苏区中央局赣南会议上，任弼时负责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和实际工作机会主义仍然表现非常浓厚……党内流行一种狭隘的经验论调”，③实际是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1931年12月底，周恩来抵达瑞金后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毛泽东卸任代理书记职务。而就在此时，临时中央正式提出了“左”倾冒险的“进攻路线”，指出：“目前的任务：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斗争，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要求苏区红军“开展胜利的进攻”。④照此精神，苏区中央局做出了攻打赣州的决定。红军攻打赣州，历时33天，久攻不克，以失败告终。赣州撤围后，在苏区中央局江口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盲目攻赣的军事错误，再次提出红军应迅速向赣东北和闽西北发展，发展和扩大根据地。但会议最终认为：“红军这次攻赣州是依照中央和中央局的决议，在政治上完全是正 确的”，⑤并做出了攻占抚州、进逼吉安、夺取南昌的 决定。
4月4日，临时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发表洛甫文章，其中指责苏区中央局的领导错误达七八处之多，犯了“十足的机会主义”错误。⑥14日，临时中央要求苏区“利用目前有利于苏维埃运动与工农红军发展的形势，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来扩大苏维埃区域，来争取联系一片的苏区”。⑦5月20日，临时中央严厉批评中央苏区党大会“对于政治情势估计不足”，“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肯定的指出；虽然当时中央屡次去电指示，但是没有为中区的领导同志所严重注意”，“大会上以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和缺点”。⑧5月间，项英、邓颖超先后从上海带来了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批评和对苏区工作的指示。⑨面对临时中央如此密集而严厉的批评，任弼时感觉到极大的压力，苏区党代会是他负责筹备，《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也是他负责起草的。作为苏区中央局领导人之一，他无疑要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5月的苏区中央局会议承认“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⑩6月苏区中央局又通过决议，全盘接受了临时中央的批评和“进攻路线”，承认“中央苏区的党是犯了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主要的是中央局过去领导的错误”，从思想路线、实际任务以及军事战略上作了全面检讨，决议强调“使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到白色统治区域去开展胜利的进攻”，“夺取赣河流域的南昌、九江、吉安、赣州、萍乡等中心城市，以实现江西及其临近省区革命的首先胜利，乃至夺取全国的革命胜利”。①临时中央的严厉指责和苏区中央局的决议，是任弼时等力主军事领导上“以周代毛”的思想基础。
1932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再南下进攻中央苏区。7月21日，苏区中央局委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亲赴前方，直接领导前方军事行动。中央局工作由任弼时代理主持。此时毛泽东正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军前方。自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成立后，毛泽东未担任中革军委领导职务，也未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该位空缺），但因中革军委受中央政府领导，他对红军的军事行动仍有指挥权和决策权。为理顺前方军事领导中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中革军委主席及苏区中央局代表多头指挥的局面，7月25日，前方的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策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②鉴于临时中央对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的严厉指责言犹在耳，任弼时等后方中央局成员对毛能否执行中央的军事进攻路线心存怀疑，复电坚持“仍以周为总政委”。③经过周恩来迂回解释，后方中央局权衡再三后，同意了周的意见，恢复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但权力却受到很大限制，仅“限于指挥作战战术方面”，在战略方针、战役战斗计划的制定、决策方面，他只能参与“最高军事会议”研究。军事行动的最后决定权在“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周恩来，“负责解决一切行动方针与作战总计划”。④第四次反“围剿”时期中央红军军事决策机制的转变，是任弼时等力主军事领导上“以周代毛”的前奏。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大战在即，1932年10月，蒋介石将“围剿”重点转向中央苏区，集中了40万兵力，准备与红军决一死战。在此紧要关头，在红军作战前线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迫使毛泽东离开作战部队，彻底实现了任弼时等后方中央局成员力主军事领导上“以周代毛”的主张。早在8、9月间，毛泽东对于临时中央夺取中心城市、争取全国胜利的“进攻路线”，始终未予积极配合，苏区中央局前后方成员之间对红军的军事行动也意见不一，而恰在此时鄂豫皖、湘鄂西两苏区红军作战连连失利，连电临时中央告急，要求中央苏区红军给予牵制和策应。任弼时等不断接到临时中央要求中央苏区红军积极向北进攻、威胁南昌的指令。因此，后方中央局对前方不积极北进的军事计划甚为不满，一再电促红一方面军向北出击，威胁南昌，以减轻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压力。为改变前、后方中央局成员之间就红军军事行动经常发生争论、互相掣肘的局面，毛泽东、周恩来主张通过中央局会议“彻底的解决一切原则上的问题”，“尤其是军事行动上，必须行专勿疑”。⑤10月3日-8日，宁都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后方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和前方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刘伯承列席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传达了中央指示，再次批判了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再次重申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批评毛泽东 “犯了分兵错误”和“筹款待机错误”；讨论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会议接受了临时中央关于军事行动的指示。关于前方战争领导问题，后方成员提出“由恩来同志负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前方成员均反对将毛泽东调回后方，会议最终通过“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即由周恩来在前方负战争领导总责，毛泽东留在前方助理。但毛泽东坚持要求请病假回后方休养，会议“最后批准毛同志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①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至此，前、后方中央局成员关于军事战略的争论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暂时达成了一致意见。毛泽东离开前方回后方养病，任弼时等回到后方开展战争紧急动员工作，毛泽东、任弼时在中央苏区的共事与合作就此结束。
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期间，受极“左”路线左右和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作为苏区中央局核心成员，任弼时是中央“进攻”路线的传达者和执行者，与毛泽东等苏区军事领导人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了深刻矛盾，并推动宁都会议致使毛泽东离开红军，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极“左”路线统治中央苏区扫清了道路。随后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从上海来到瑞金，直接领导苏区党的工作和红军的军事行动。就在博古等高举“进攻”路线旗帜时，任弼时却对其产生了怀疑，他发表《什么是进攻路线》文章，指出：军事上的进攻无疑是“残酷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但并不是进攻路线的全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实行劳动法，健全苏维埃工作，巩固和整顿党的组织和工会等革命群众团体，都是组织发动群众参加战争的基本工作，就是在军事工作中，为着在主要方面消灭敌人，“有时在某一方面是要采取防御甚至暂时的退却”。过去党执行进攻路线“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是仅仅限于扩大红军，动员伕子、推销公债等等，放松了其他工作，不但不能完满完成工作，而且“与命令主义的普遍存在也是有很大的关系”。②任弼时的文章并没有否定“进攻路线”，只是在“单纯军事进攻”和普遍存在的命令主义问题上提出了批评，但此文引起博古等人的不满。1933年5月中旬，任弼时离开中央苏区，奔赴湘赣苏区。延安整风时，任弼时曾说，他是被博古、洛甫等“认为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而派到湘赣工作的”，原因是“不拥博，不赞成福建省委的路线错误，以及《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的态度”。③
【关键词】任弼时 中央苏区 反“围剿” 进攻路线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赴中央苏区参与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1931年4月，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成员抵达中央苏区，此时正值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紧锣密鼓的准备阶段。任弼时在中央苏区两年时间内（1933年5月离开中央苏区，前往湘赣苏区），作为苏区中央局核心成员之一，参与领导了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同时作为中共中央“进攻路线”的传达者和执行者，面对苏区复杂的军事形势和实际状况，他与毛泽东为代表的苏区军事领导人历经磨合，经历了从城市秘密工作向农村割据斗争方式艰难而曲折的转变
过程。
一、第二次反“围剿”：支持毛泽东的作战方针
1930年8月以前，中共中央未设立统一领导全国苏维埃区域的党的领导机构。①1930年8月至10月，中共中央决定在苏区成立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由项英暂时代理，并电告红一、三军团总前委，“苏区中央局的组织，中央已派江钧（项英——作者注）同志前往主持，……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集中到中央局”。②1931年1月，项英抵达宁都，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宣布在政治组织上直接受中央政治局指导，“以后全国各苏区及红军中党部（总前委取消）应直接受苏区中央局指导”。③同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仍保留红一方面军建制，朱德、毛泽东分任总司令、总政委。2月，为加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增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去苏区中央局工作，指定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朱德、顾作霖和苏区一人共7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4人为常委。当时已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负责苏区中央局的组织工作。
1931年4月中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抵达宁都。此时正值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紧锣密鼓的准备阶段。蒋介石亲自确定了“厚集兵力、严密包围、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1931年3月下旬，20万敌军集结在中央苏区周边，形成了一条西起赣江、东至建宁700里长的弧形包围圈，由南向北压来。此外，国民党的空军轰炸机也已部署完毕，随时准备轰炸各苏区。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领导人，依据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经验，正在发动军民总动员，开展紧张而有序的备战工作。
4月17日，任弼时在宁都青塘出席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①这次会议之前已由项英主持，于3月中旬在黄陂召开，主要传达和讨论了“国际来
信”；②总结苏区中央局成立两个月以来的工作；讨论土地问题和共青团工作；对于大敌压境的反“围剿”未展开讨论。中央代表团抵达青塘后，会议继续召开，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及中共中央对目前形势的估量。在任弼时推动下，会议通过了《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的决议》等5个决议，对朱、毛领导的红四军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过去的工作做了充分肯定，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③任弼时等还同意了在此之前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增选彭德怀、
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5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的提议，并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未获批复）。据肖克回忆，“1944年冬在延安，毛泽东同志曾对任弼时同志讲，我当时（指1931年）提出要增加五个人（苏区中央局委员），保守主义一概否定”。④
眼看敌人进攻在即，4月19日，会议开始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方针策略。会上各种意见争论激烈，项英主张不要打，将红军开到四川去，建立新的根据地。不少红军高级领导人主张“分兵退敌”，分别向粤北、湖南和闽西等地出击，遇敌就打一下，像“削萝卜”一样，分散和吸引敌军兵力，以保卫根据地。⑤毛泽东、朱德则坚决反对转移和“分兵退敌”，力主诱敌深入，集中主力，避强打弱，自西往东向闽赣交界地区横扫敌人，扩大根据地。⑥任弼时等中央代表团成员初到苏区，只是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粉碎新‘围剿’则可考虑转移”，⑦对会上的争论未发表意见，但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与会人员扩大到各军军长、政治委员、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的主张。经一番论证，毛泽东的意见在会上占了上风，会议确定了“打”的方针，他提出的“先打弱敌”的主张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当天下午，红一方面军总部在青塘发出战前部队集中的命令，第二次反“围剿”的战幕拉开，任弼时等随军行动。鉴于仍有部分同志主张“打一仗再分兵”，为统一意见，4月30日，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毛泽东详细分析了红军能制胜敌人的有利条件，任弼时、王稼祥表态支持毛泽东，会议最终确立了“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
5月16日，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战争首战告捷于东固周围的中洞、九寸岭、观音崖。20日，再战告捷于白沙、沙溪。23日又击溃敌于中村，同日，红军进驻宁都东韶。24日，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于1月中旬宣布撤销的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仍由毛泽东兼任总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和红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由临时总前委负责。同日，
任弼时和项英、王稼祥、顾作霖等率苏区中央局、苏维埃中央军委机关，回驻富田，着重负责指导地方工作，毛泽东、朱德率红军主力继续追歼逃敌。随着广昌战斗的胜利，5月31日，在闽西建宁最后一战，歼敌七千。至此，红一方面军半个月内，五战五捷，自西向东横扫七百里，歼敌三万余人，粉碎了敌军的第二次“围剿”。随后任弼时和苏区中央局即离开作战部队，着手中央苏区党代会和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①这也是中共中央给予中央代表团最主要的一项任务。 任弼时初到苏区的两个多月里，通过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特别是通过第二次反“围剿”战略决策争论和实际指挥过程，他深觉自己缺乏作战经验，正如他后来所说：“我们到中区，首先遇着的就是军事行动的讨论，我们除传达中央军事问题意见外，并未提出肯定的主张（因完全是外行）”。②随着对毛泽东的认识和了解进一步加深，“未到中区前是有毛右倾的观念的，到中区后认为有独特见解，有才干”，特别是在大军压境之际，毛深察敌情，指挥若定，使他深为折服。他认为项英“犹豫不决（特别在军事行动上），领导战争能力弱，故有推毛为书记事”。③1931年6月中旬，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在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推动下，由毛泽东接替项英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项英改任副主席，至此，苏区中央局将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在中共党的七大期间也说：“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样顺利。”④
二、第三次反“围剿”：推动苏区中央局“以毛代项”
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红军转入攻势作战。此时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马，指挥第三次“围剿”，他调集兵力30万人，于1931年7月1日在南昌行营发布总攻击命令，督促各路部队向南推进，妄图将红军主力一举消灭在赣南地区。当日，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即截获了蒋介石的总攻击密电。⑤获悉敌军进攻情报后，临时总前委立即下令全军紧急行动，投入反“围剿”作战。
任弼时留守后方，他和苏区中央局、中央军委一起，全力投入到反“围剿”动员准备工作之中。7月10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从闽西建宁出发，千里回师，直驱赣南，实行战略退却。28日抵达兴国，与项英、任弼时率领的苏区中央局、中央军委及中共赣南特委机关会合。毛泽东在兴国高兴圩主持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确定了反攻作战的第一个方针，即“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人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
段”。⑥经莲塘、良村、黄陂三战三捷，8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兴国白石休整。此时项英、任弼时领导的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机关正隐蔽在兴国高兴圩长龙山区，他们从长龙赶到白石，与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合。8月下旬，临时总前委在赣县白鹭召开红军军以上首长会议，总结了反“围剿”前三仗经验教训，研究下一步反攻作战方案。9月上中旬，经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之战，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从7月1日至9月15日共77天，六战五胜，共歼敌万余，俘敌1.8万人，⑦缴获了大批武器和物资，蒋介石“御驾亲征”的第三次“围剿”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任弼时来到瑞金叶坪，和毛泽东同住在苏区中央局的一幢楼里。苏区中央局成员集中在一起，筹备召开全苏大会和中央苏区党代会。①关于苏区中央局成员问题，自任弼时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到达后，曾发生过一些周折：4月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曾选举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五人为中央局委员，之后又提出“以毛代项”问题。但临时中央未予答复。5月《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中提出：“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变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则在公开的领导政权的党中一般的都是由当地党的代表大会产生”。②照此规定，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选举的的五名成员不符合组织规定。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回到中央局驻地，根据中央局的初步决定，由毛泽东代替项英主持中央局工作。③10月11日，任弼时代表苏区中央局致电中共临时中央，并再次请示人事问题：（一）原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因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认为是党内派别斗争，因此丧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够领导，中央局决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二）“提议扩大中央局人数”，请中央批准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为中央局委员。④10月中下旬，临时中央复电：“一、中央局是中央在苏区的代表团，代表中央领导苏区一切工作……地方干部对于中央局的成份无任意变更之权，如对中局或中局某同志有任何意见，应报告中央由中央解决。二、中央局成份无扩大之必要，现中央局应负责领导党大会和苏大会。中局书记由泽东代理，弼时应仍任中局组织部长”。⑤来电实质上批评了苏区中央局在没有报告中央的情况下，即补选中央局成员和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的做法，但仍同意由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因此，全苏大会和中央苏区党代会在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负责领导下进行。
如果说第二次反“围剿”，任弼时对毛泽东军事主张的支持，是出于自己初到苏区，对苏区情况不了解和军事实践经验的缺乏而作出“相信经验、相信地方”的抉择，那么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任弼时亲历了斗争的整个过程，随着和毛泽东合作的深入，他不仅折服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还看到了其作为政治领导人善于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处理苏区问题的能力以及在苏区军民中的威望，所以才有苏区中央局“以毛代项”的提议，并推动临时中央认可毛泽东代理中央局书记的既定事实。当然两人合作顺利的原因，归根到底，还是临时中央的极“左”路线尚未统治中央苏区，正如后来任弼时所说，极“左”路线“形态完备的路线之形成还是在‘九一八’以后”，“在临时中央未搬到苏区以前，中央虽然派我们去了，后来又派恩来去了，但在博古、洛甫未去苏区之前极左路线还没有完全统治中央苏区”。⑥
三、第四次反“围剿”：力主军事领导上“以周代毛”
从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中国大地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宣告成立；二是国民党第26军1.7万人在宁都起义，主力红军迅速壮大；三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奉行的“不抵抗主义”激起全民义愤，国民党内部分化加剧。这些因素给苏区革命的发展造成了有利形势，红军开始转守为攻。 在如何进攻的问题上，毛泽东与临时中央以及苏区中央局成员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九一八事变后，毛泽东判断蒋介石不太可能立即组织大规模 “围剿”，中央苏区应该抓住有利时机向赣东北地区进击，继续扩大苏区。临时中央则要求红军“集中力量追击敌人”，“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①并多次向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和训
令，催促红军迅速做出攻打赣州、吉安等中心城市的部署。②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王稼祥、朱德等人对毛泽东的主张亦持反对态度。在1931年11月苏区中央局赣南会议上，任弼时负责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和实际工作机会主义仍然表现非常浓厚……党内流行一种狭隘的经验论调”，③实际是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1931年12月底，周恩来抵达瑞金后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毛泽东卸任代理书记职务。而就在此时，临时中央正式提出了“左”倾冒险的“进攻路线”，指出：“目前的任务：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斗争，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要求苏区红军“开展胜利的进攻”。④照此精神，苏区中央局做出了攻打赣州的决定。红军攻打赣州，历时33天，久攻不克，以失败告终。赣州撤围后，在苏区中央局江口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盲目攻赣的军事错误，再次提出红军应迅速向赣东北和闽西北发展，发展和扩大根据地。但会议最终认为：“红军这次攻赣州是依照中央和中央局的决议，在政治上完全是正 确的”，⑤并做出了攻占抚州、进逼吉安、夺取南昌的 决定。
4月4日，临时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发表洛甫文章，其中指责苏区中央局的领导错误达七八处之多，犯了“十足的机会主义”错误。⑥14日，临时中央要求苏区“利用目前有利于苏维埃运动与工农红军发展的形势，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来扩大苏维埃区域，来争取联系一片的苏区”。⑦5月20日，临时中央严厉批评中央苏区党大会“对于政治情势估计不足”，“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肯定的指出；虽然当时中央屡次去电指示，但是没有为中区的领导同志所严重注意”，“大会上以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和缺点”。⑧5月间，项英、邓颖超先后从上海带来了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批评和对苏区工作的指示。⑨面对临时中央如此密集而严厉的批评，任弼时感觉到极大的压力，苏区党代会是他负责筹备，《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也是他负责起草的。作为苏区中央局领导人之一，他无疑要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5月的苏区中央局会议承认“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⑩6月苏区中央局又通过决议，全盘接受了临时中央的批评和“进攻路线”，承认“中央苏区的党是犯了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主要的是中央局过去领导的错误”，从思想路线、实际任务以及军事战略上作了全面检讨，决议强调“使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到白色统治区域去开展胜利的进攻”，“夺取赣河流域的南昌、九江、吉安、赣州、萍乡等中心城市，以实现江西及其临近省区革命的首先胜利，乃至夺取全国的革命胜利”。①临时中央的严厉指责和苏区中央局的决议，是任弼时等力主军事领导上“以周代毛”的思想基础。
1932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再南下进攻中央苏区。7月21日，苏区中央局委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亲赴前方，直接领导前方军事行动。中央局工作由任弼时代理主持。此时毛泽东正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军前方。自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成立后，毛泽东未担任中革军委领导职务，也未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该位空缺），但因中革军委受中央政府领导，他对红军的军事行动仍有指挥权和决策权。为理顺前方军事领导中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中革军委主席及苏区中央局代表多头指挥的局面，7月25日，前方的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策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②鉴于临时中央对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的严厉指责言犹在耳，任弼时等后方中央局成员对毛能否执行中央的军事进攻路线心存怀疑，复电坚持“仍以周为总政委”。③经过周恩来迂回解释，后方中央局权衡再三后，同意了周的意见，恢复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但权力却受到很大限制，仅“限于指挥作战战术方面”，在战略方针、战役战斗计划的制定、决策方面，他只能参与“最高军事会议”研究。军事行动的最后决定权在“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周恩来，“负责解决一切行动方针与作战总计划”。④第四次反“围剿”时期中央红军军事决策机制的转变，是任弼时等力主军事领导上“以周代毛”的前奏。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大战在即，1932年10月，蒋介石将“围剿”重点转向中央苏区，集中了40万兵力，准备与红军决一死战。在此紧要关头，在红军作战前线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迫使毛泽东离开作战部队，彻底实现了任弼时等后方中央局成员力主军事领导上“以周代毛”的主张。早在8、9月间，毛泽东对于临时中央夺取中心城市、争取全国胜利的“进攻路线”，始终未予积极配合，苏区中央局前后方成员之间对红军的军事行动也意见不一，而恰在此时鄂豫皖、湘鄂西两苏区红军作战连连失利，连电临时中央告急，要求中央苏区红军给予牵制和策应。任弼时等不断接到临时中央要求中央苏区红军积极向北进攻、威胁南昌的指令。因此，后方中央局对前方不积极北进的军事计划甚为不满，一再电促红一方面军向北出击，威胁南昌，以减轻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压力。为改变前、后方中央局成员之间就红军军事行动经常发生争论、互相掣肘的局面，毛泽东、周恩来主张通过中央局会议“彻底的解决一切原则上的问题”，“尤其是军事行动上，必须行专勿疑”。⑤10月3日-8日，宁都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后方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和前方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刘伯承列席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传达了中央指示，再次批判了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再次重申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批评毛泽东 “犯了分兵错误”和“筹款待机错误”；讨论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会议接受了临时中央关于军事行动的指示。关于前方战争领导问题，后方成员提出“由恩来同志负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前方成员均反对将毛泽东调回后方，会议最终通过“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即由周恩来在前方负战争领导总责，毛泽东留在前方助理。但毛泽东坚持要求请病假回后方休养，会议“最后批准毛同志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①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至此，前、后方中央局成员关于军事战略的争论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暂时达成了一致意见。毛泽东离开前方回后方养病，任弼时等回到后方开展战争紧急动员工作，毛泽东、任弼时在中央苏区的共事与合作就此结束。
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期间，受极“左”路线左右和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作为苏区中央局核心成员，任弼时是中央“进攻”路线的传达者和执行者，与毛泽东等苏区军事领导人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了深刻矛盾，并推动宁都会议致使毛泽东离开红军，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极“左”路线统治中央苏区扫清了道路。随后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从上海来到瑞金，直接领导苏区党的工作和红军的军事行动。就在博古等高举“进攻”路线旗帜时，任弼时却对其产生了怀疑，他发表《什么是进攻路线》文章，指出：军事上的进攻无疑是“残酷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但并不是进攻路线的全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实行劳动法，健全苏维埃工作，巩固和整顿党的组织和工会等革命群众团体，都是组织发动群众参加战争的基本工作，就是在军事工作中，为着在主要方面消灭敌人，“有时在某一方面是要采取防御甚至暂时的退却”。过去党执行进攻路线“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是仅仅限于扩大红军，动员伕子、推销公债等等，放松了其他工作，不但不能完满完成工作，而且“与命令主义的普遍存在也是有很大的关系”。②任弼时的文章并没有否定“进攻路线”，只是在“单纯军事进攻”和普遍存在的命令主义问题上提出了批评，但此文引起博古等人的不满。1933年5月中旬，任弼时离开中央苏区，奔赴湘赣苏区。延安整风时，任弼时曾说，他是被博古、洛甫等“认为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而派到湘赣工作的”，原因是“不拥博，不赞成福建省委的路线错误，以及《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的态度”。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