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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传播是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应对、处置中的重要环节，它往往决定着事件的最终走向，而政府传播能力的提升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点之一。环境群体性事件既有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博弈的结构性根源，又有社会转型期利益冲突的社会根源，妥善预防和处置环境群体性事件是对政府应对能力、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在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传播活动中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为此各级政府应该注重从传者、受者以及传受者心理互动等方面综合考虑，提高传播应对的质量，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从而提升政府环境治理能力。
关键词：信息传播；环境群体性事件；政府传播能力；心理互动；治理能力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5-0040-03
基金项目：2012年河北省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项目“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传播策略研究”（批准号：12456216）；2013年河北省法学会课题“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律规制研究”（批准号：2013DF026）
作者简介：王政（1977-），男，太原人，中國环境管理干部学院法学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资源法与公共政策；洪芳（1977—），女，辽宁岫岩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与传播学。
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突出问题，而信息传播正是群体性事件发生、应对、处置的重要一环。政府传播行为是信息传播与公共管理的结合，也是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扩展，政府传播能力的提升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点之一。本文将以环境群体性事件为例，分析如何提升政府传播能力，促进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为了下面讨论的方便，本文首先对环境群体性事件进行类型化的界定。环境群体性事件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因群体认为受环境污染而利益受损，在维权过程中其诉求没有得到有效及时回应，其合法权益和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产生的集体行动，在集体行动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矛盾激化、情绪发泄从而危害公共安全和扰乱社会秩序的情形，这种环境群体性事件可以称之为维权泄愤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以浙江东阳环境群体性事件为代表。另一类环境群体性事件是指居民或周边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不利后果，而采取的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此类环境群体性事件可以称之为邻避冲突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以一系列PX事件为代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既有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博弈的结构性根源，又有社会转型期利益冲突的社会根源，妥善预防和处置环境群体性事件是对政府应对能力、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一、政府传播策略中的效果期待与控制
个人抑或组织的行为都是具有明确的目的性的，趋利避害是符合其理性的当然选择，他们是否愿意采取某种行动，取决于他们对具体目标的理解以及对目标实现可能性的认识。[1]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输出者和责任者同样期望他们所决定的公共政策伴有经济和社会效益，取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并能够进行控制。
不管是维权泄愤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还是邻避冲突型环境群体性事件，都存在三个利益主体：政府、污染设施或具有污染威胁的设施的业主、公众，公众既包括“利益相关者”，也包括为数众多的“无直接利益相关者”。[2]由于地方的经济发展既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直接相关，又和地方领导人的升迁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在“增长压倒一切”的发展模式中，地方政府关注的首要问题往往是地方的经济发展，而对环境问题则重视不够，甚至往往忽视环境问题，而弱势群体则承受了因环境恶化带来的损失，却无法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政府与受损利益相关者之间在认知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政府需要提高财税收入，地方领导需要提高政绩，再加上其本身的强势管理者角色，对受损利益群体的补偿往往不到位，有些甚至要求受损利益群体独自承担损失。
在邻避冲突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政府鼓励兴建的可能是公益性项目，如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填埋场或焚烧设施，其目的本来是改善环境质量，在其传播策略中，也总是突出项目所带来的公共利益的提升，强调项目能够带来良好的生活生产环境，提升环境质量，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却忽视了项目中的少数人——被征地拆迁者、选址周边群众的利益。政府对这些群体主要采取劝说、安抚等办法，鼓励其为公共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了节省项目费用的开支或是提高工作效率，往往会压低给村民的征地拆迁补偿款，或是不注重做好公众参与工作，在没有与项目受损人群做好协商的情况下就盲目的赶进度，为日后社会冲突的产生埋下伏笔。[3]
目前，地方政府在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传播时，常采用的媒体策略主要有三种：控制、管理与合作。“控制”就是由于政府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传统新闻媒体对政府的依附，媒体面对环境群体性事件“失声”、“失语”；“管理”指的是政府从自身利益和立场出发，允许媒体有针对性地发布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与此同时，也部分满足受众的需求；“合作”其实也包含着控制与管理，只是这种控制与管理不是通过行政层面的权力施压来进行，而是通过有利于自己的信息资源提供和议程设置以及限定事件的解释框架来达到目的。[4]
二、政府传播中传受者的互动
根据传受者心理互动理论，在传播活动中，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存在着不断进行的以媒介符号为中介的心理互动，媒介符号中的信息就是心理互动的内容，心理互动的不断外化就构成了传播过程。
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对于环境风险的交流是关键的一环，特别是对邻避冲突型环境群体性事件，政府部门往往认为如果他们能有办法更清楚地向群众解释科学数据，人们就能够接受那些科学家称之为最小化的风险。然而，事实是仅仅向公众更清晰地阐释那些数字并不能让公众冷静下来。 政府部门的决策制定者们尤其对公众对环境健康风险的反应感到迷惑和无奈。比如说，有时候政府预测某一风险可能造成100万人中的1个人患癌症死亡，这时在听证会上就会激起群众的愤怒。但人们仍然会在会议间歇吸烟，或开车回家路上不系安全带——这些作法所带来的风险都比听证会上讨论的问题所带来的风险大得多。当政府部门的科学家指出这些矛盾时，群众往往变得更为生气。[5]
不可否认的是，公众的恐惧心理经常与政府的估测没有太大联系。政府一般集中精力收集关于危险评估、监测和风险预警等方面的数据，而公众在科学数据以外还要考虑很多其他因素。若忽视影响公众想法的因素，称这些想法缺乏理性，并贬低这些想法，肯定会使社区成员和政府代表间的敌意升级，最终将阻碍在听证会上成功获得解决方案。
在环境风险交流的过程中，不友善的交流经常会让政府和社区成员都感到无奈。双方如果不停地争论“谁在什么时候对谁说了什么”这种问题，而不集中精力讨论如何解决环境健康的实质问题，只能让所有人感到厌倦。作为回应，有些政府部门认为与公众最好的交流就是根本不交流。但是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只有良好的互动才能帮助双方找到好的解决方案。
三、基于传播能力的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我国各级政府在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传播活动中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暴露出政府传播对受众的心理需求与心理认知的忽视，没有理性地预估受众的心理期待和正确看待传受者之间的情感、认知互动。各级政府应该从传者、受者以及传受者心理互动等方面综合考虑，提高传播应对的质量，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从而提升政府环境治理能力。
1.建立新型环境安全观。在全社会环境安全需求不断增强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必须有能力不断改善环境质量，治理环境污染，以回应环境安全需求。针对公众对环境安全的需求，政府除了应切实转变发展思路、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履行政府环境责任外，也需通过建立新型环境安全观以提高传播应对策略。在环境决策和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应对中，政府往往是同意和采取专家的立场去评价环境风险，而社会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风险的认知与容许方法在专家与一般群众之间是不同的。[6]专家是用损失期望值法表现出来的一元尺度来评价、管理风险的，而非专业者的评价尺度则要复杂得多。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差异更多的是来自价值判断的不同，而非仅仅是对事实的不同理解。非专业者作判断时重视的因素包括：风险的选择性、控制性、公正性等等，一般情况下众所周知的风险、自我选择的风险、个人能够掌控的风险、看起来比较公正的风险更易被非专业的一般群众所接受。[7]
根据上述分析，“环境安全”不过是“环境可容许的风险”，环境风险管理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设定容许的环境风险水平，以及由谁承担风险。所以，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和对邻避设施进行选址时，特别是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應对中必须加入有别于专家的一般群众的风险认知和判断，要在理解群众的风险认知的基础上解释环境风险，政府部门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公众的想法，而不是责怪他们缺乏对风险的理解力。
2.建立利益共享的补偿机制。对于环境群体性事件，特别是维权泄愤性环境群体型事件而言，既需要通过完善法律救济机制来保障环境利益受损群体的权益，但更不可忽视的是利益受损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是否畅通，其利益表达的机会也就是其话语权的体现，[4]而“在有话语的地方就有权力，权力是话语运作的无所不在的支配力量，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权力总是通过话语去运作”。[8]政府应当支持大众传媒为弱势的利益受损群体提供相应的信息空间和话语空间，让他们的利益得到顺畅表达，让他们的情绪得到及时宣泄，从而避免群体通过极端的形式、手段来表达与发泄。
在邻避冲突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政府或业主企业补偿力度与社区居民期望之间往往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其中既有政府财政能力和企业资金的不足、缺乏技术标准和法律法规支持等客观因素，也有计算居民损失上的不科学的主观因素。[9]因此，在解决邻避冲突型环境群体性事件时，需要采用全成本投资概算，其中应包含污染防治成本、社会稳定成本以及各种补偿成本等负效应成本。另外，还可以采取各种灵活的补偿方式，如给予费用减免和增加就业机会等。
3.推进透明型、回应型政府建设。2013年9月18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强调，要采取配套措施，加强相关制度和平台建设，让政府政策透明，让权力运行透明，让群众看得到、听得懂、信得过；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把人民群众的期待融入政府的决策和工作之中，努力增强提升政府公信力、社会凝聚力的软实力。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应对的过程中，政府应当践行透明型政府、回应型政府的要求，在解释风险时，应该考虑到公众想要知道什么风险信息，以及想要以什么方式知道。如果政府不向公众公布信息，人们就可能自己胡乱猜想，认为政府不公布信息是因为真相太骇人，流言就可能滋生，特别是在新媒体发达的今天，政府不及时发布信息会使得新媒体有机会充分发挥其强大的情感动员和情绪感染作用。至于什么时候公布信息，在大多数时候政府可以视具体情况而定，通常拖得越久，人们的警觉度就会越高，越容易导致风险交流中的敌对。政府可以考虑推迟听证会召开的日期或是增开几次听证会，如果认为所得出的数据确实存在严重的质量控制或采样方法上的错误，不要公布数据，但应诚实地告诉群众具体情况以及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可靠的结果。[5]
4.构建新型环境治理模式。面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各种变化，现行的单一政府管理模式，因其所固有的在主体构成上的要素缺陷必然导致包括权力结构、行为结构等在内的结构性缺陷，将最终导致正当性得不到公众的普遍承认。[10]因此，应建立有效参与的共同治理模式，从立场正当性和做法正当性的角度构建政府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策略。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应对中，立场正当性的建构主要是政府应该意识到，在同一个问题上，不同的公众个体所受到的影响是不同的，政府应该公平公正地对待这些受影响的利益群体。具体到邻避设施的规划、选址、环评、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充分尊重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做到信息公开、补偿机制和公众参与的法治化，逐步实现从“公众参与”到“共同决策”的转变。在做法正当性的建构方面，应该意识到虽然对风险的解释需要技巧，但政府对公众参与的态度才是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决定因素，政府需要通过良好的互动赢得公众的信任。政府部门应该意识到公众意见的重要性，因为公众的担忧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信息。要赢得群众的信任就应在决策制定过程早期使他们参与其中，给他们机会检查政府的程序，向他们提供准确真实的信息而不是混淆的信息，做力所能及的承诺，兑现所做的承诺，倾听各利益方的想法以赢得信任。
参考文献：
[1]冯静. 基于需求层次理论和期望理论的比较分析及其启示 [J].决策与信息，2012，（11）.
[2]郭星华. “无直接利益冲突”：社会矛盾新形态——“无直接利益相关者”新解 [J].人民论坛，2009，（16）.
[3]张向和.垃圾处理场的邻避效应及其社会冲突解决机制的研究[D]. 2010：74.
[4]曾庆香，李蔚.群体性事件：信息传播与政府应对[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204-212.
[5]周珂.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实例与解析[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
[6]社会心理学与风险[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310-313.
[7]黑川哲志.环境行政的法理与方法[M]. 肖军，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79-80.
[8]王一川.语言乌托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227.
[9]汤汇浩.邻避效应_公益性项目的补偿机制与公民参与[J].中国行政管理，2011，（7）.
[10]李雪梅.基于多中心理论的环境治理模式研究 [D].2010：15.
【责任编辑：孙巍】
关键词：信息传播；环境群体性事件；政府传播能力；心理互动；治理能力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5-0040-03
基金项目：2012年河北省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项目“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传播策略研究”（批准号：12456216）；2013年河北省法学会课题“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律规制研究”（批准号：2013DF026）
作者简介：王政（1977-），男，太原人，中國环境管理干部学院法学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资源法与公共政策；洪芳（1977—），女，辽宁岫岩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与传播学。
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突出问题，而信息传播正是群体性事件发生、应对、处置的重要一环。政府传播行为是信息传播与公共管理的结合，也是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扩展，政府传播能力的提升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点之一。本文将以环境群体性事件为例，分析如何提升政府传播能力，促进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为了下面讨论的方便，本文首先对环境群体性事件进行类型化的界定。环境群体性事件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因群体认为受环境污染而利益受损，在维权过程中其诉求没有得到有效及时回应，其合法权益和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产生的集体行动，在集体行动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矛盾激化、情绪发泄从而危害公共安全和扰乱社会秩序的情形，这种环境群体性事件可以称之为维权泄愤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以浙江东阳环境群体性事件为代表。另一类环境群体性事件是指居民或周边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不利后果，而采取的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此类环境群体性事件可以称之为邻避冲突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以一系列PX事件为代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既有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博弈的结构性根源，又有社会转型期利益冲突的社会根源，妥善预防和处置环境群体性事件是对政府应对能力、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一、政府传播策略中的效果期待与控制
个人抑或组织的行为都是具有明确的目的性的，趋利避害是符合其理性的当然选择，他们是否愿意采取某种行动，取决于他们对具体目标的理解以及对目标实现可能性的认识。[1]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输出者和责任者同样期望他们所决定的公共政策伴有经济和社会效益，取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并能够进行控制。
不管是维权泄愤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还是邻避冲突型环境群体性事件，都存在三个利益主体：政府、污染设施或具有污染威胁的设施的业主、公众，公众既包括“利益相关者”，也包括为数众多的“无直接利益相关者”。[2]由于地方的经济发展既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直接相关，又和地方领导人的升迁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在“增长压倒一切”的发展模式中，地方政府关注的首要问题往往是地方的经济发展，而对环境问题则重视不够，甚至往往忽视环境问题，而弱势群体则承受了因环境恶化带来的损失，却无法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政府与受损利益相关者之间在认知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政府需要提高财税收入，地方领导需要提高政绩，再加上其本身的强势管理者角色，对受损利益群体的补偿往往不到位，有些甚至要求受损利益群体独自承担损失。
在邻避冲突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政府鼓励兴建的可能是公益性项目，如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填埋场或焚烧设施，其目的本来是改善环境质量，在其传播策略中，也总是突出项目所带来的公共利益的提升，强调项目能够带来良好的生活生产环境，提升环境质量，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却忽视了项目中的少数人——被征地拆迁者、选址周边群众的利益。政府对这些群体主要采取劝说、安抚等办法，鼓励其为公共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了节省项目费用的开支或是提高工作效率，往往会压低给村民的征地拆迁补偿款，或是不注重做好公众参与工作，在没有与项目受损人群做好协商的情况下就盲目的赶进度，为日后社会冲突的产生埋下伏笔。[3]
目前，地方政府在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传播时，常采用的媒体策略主要有三种：控制、管理与合作。“控制”就是由于政府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传统新闻媒体对政府的依附，媒体面对环境群体性事件“失声”、“失语”；“管理”指的是政府从自身利益和立场出发，允许媒体有针对性地发布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与此同时，也部分满足受众的需求；“合作”其实也包含着控制与管理，只是这种控制与管理不是通过行政层面的权力施压来进行，而是通过有利于自己的信息资源提供和议程设置以及限定事件的解释框架来达到目的。[4]
二、政府传播中传受者的互动
根据传受者心理互动理论，在传播活动中，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存在着不断进行的以媒介符号为中介的心理互动，媒介符号中的信息就是心理互动的内容，心理互动的不断外化就构成了传播过程。
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对于环境风险的交流是关键的一环，特别是对邻避冲突型环境群体性事件，政府部门往往认为如果他们能有办法更清楚地向群众解释科学数据，人们就能够接受那些科学家称之为最小化的风险。然而，事实是仅仅向公众更清晰地阐释那些数字并不能让公众冷静下来。 政府部门的决策制定者们尤其对公众对环境健康风险的反应感到迷惑和无奈。比如说，有时候政府预测某一风险可能造成100万人中的1个人患癌症死亡，这时在听证会上就会激起群众的愤怒。但人们仍然会在会议间歇吸烟，或开车回家路上不系安全带——这些作法所带来的风险都比听证会上讨论的问题所带来的风险大得多。当政府部门的科学家指出这些矛盾时，群众往往变得更为生气。[5]
不可否认的是，公众的恐惧心理经常与政府的估测没有太大联系。政府一般集中精力收集关于危险评估、监测和风险预警等方面的数据，而公众在科学数据以外还要考虑很多其他因素。若忽视影响公众想法的因素，称这些想法缺乏理性，并贬低这些想法，肯定会使社区成员和政府代表间的敌意升级，最终将阻碍在听证会上成功获得解决方案。
在环境风险交流的过程中，不友善的交流经常会让政府和社区成员都感到无奈。双方如果不停地争论“谁在什么时候对谁说了什么”这种问题，而不集中精力讨论如何解决环境健康的实质问题，只能让所有人感到厌倦。作为回应，有些政府部门认为与公众最好的交流就是根本不交流。但是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只有良好的互动才能帮助双方找到好的解决方案。
三、基于传播能力的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我国各级政府在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传播活动中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暴露出政府传播对受众的心理需求与心理认知的忽视，没有理性地预估受众的心理期待和正确看待传受者之间的情感、认知互动。各级政府应该从传者、受者以及传受者心理互动等方面综合考虑，提高传播应对的质量，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从而提升政府环境治理能力。
1.建立新型环境安全观。在全社会环境安全需求不断增强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必须有能力不断改善环境质量，治理环境污染，以回应环境安全需求。针对公众对环境安全的需求，政府除了应切实转变发展思路、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履行政府环境责任外，也需通过建立新型环境安全观以提高传播应对策略。在环境决策和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应对中，政府往往是同意和采取专家的立场去评价环境风险，而社会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风险的认知与容许方法在专家与一般群众之间是不同的。[6]专家是用损失期望值法表现出来的一元尺度来评价、管理风险的，而非专业者的评价尺度则要复杂得多。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差异更多的是来自价值判断的不同，而非仅仅是对事实的不同理解。非专业者作判断时重视的因素包括：风险的选择性、控制性、公正性等等，一般情况下众所周知的风险、自我选择的风险、个人能够掌控的风险、看起来比较公正的风险更易被非专业的一般群众所接受。[7]
根据上述分析，“环境安全”不过是“环境可容许的风险”，环境风险管理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设定容许的环境风险水平，以及由谁承担风险。所以，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和对邻避设施进行选址时，特别是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應对中必须加入有别于专家的一般群众的风险认知和判断，要在理解群众的风险认知的基础上解释环境风险，政府部门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公众的想法，而不是责怪他们缺乏对风险的理解力。
2.建立利益共享的补偿机制。对于环境群体性事件，特别是维权泄愤性环境群体型事件而言，既需要通过完善法律救济机制来保障环境利益受损群体的权益，但更不可忽视的是利益受损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是否畅通，其利益表达的机会也就是其话语权的体现，[4]而“在有话语的地方就有权力，权力是话语运作的无所不在的支配力量，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权力总是通过话语去运作”。[8]政府应当支持大众传媒为弱势的利益受损群体提供相应的信息空间和话语空间，让他们的利益得到顺畅表达，让他们的情绪得到及时宣泄，从而避免群体通过极端的形式、手段来表达与发泄。
在邻避冲突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政府或业主企业补偿力度与社区居民期望之间往往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其中既有政府财政能力和企业资金的不足、缺乏技术标准和法律法规支持等客观因素，也有计算居民损失上的不科学的主观因素。[9]因此，在解决邻避冲突型环境群体性事件时，需要采用全成本投资概算，其中应包含污染防治成本、社会稳定成本以及各种补偿成本等负效应成本。另外，还可以采取各种灵活的补偿方式，如给予费用减免和增加就业机会等。
3.推进透明型、回应型政府建设。2013年9月18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强调，要采取配套措施，加强相关制度和平台建设，让政府政策透明，让权力运行透明，让群众看得到、听得懂、信得过；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把人民群众的期待融入政府的决策和工作之中，努力增强提升政府公信力、社会凝聚力的软实力。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应对的过程中，政府应当践行透明型政府、回应型政府的要求，在解释风险时，应该考虑到公众想要知道什么风险信息，以及想要以什么方式知道。如果政府不向公众公布信息，人们就可能自己胡乱猜想，认为政府不公布信息是因为真相太骇人，流言就可能滋生，特别是在新媒体发达的今天，政府不及时发布信息会使得新媒体有机会充分发挥其强大的情感动员和情绪感染作用。至于什么时候公布信息，在大多数时候政府可以视具体情况而定，通常拖得越久，人们的警觉度就会越高，越容易导致风险交流中的敌对。政府可以考虑推迟听证会召开的日期或是增开几次听证会，如果认为所得出的数据确实存在严重的质量控制或采样方法上的错误，不要公布数据，但应诚实地告诉群众具体情况以及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可靠的结果。[5]
4.构建新型环境治理模式。面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各种变化，现行的单一政府管理模式，因其所固有的在主体构成上的要素缺陷必然导致包括权力结构、行为结构等在内的结构性缺陷，将最终导致正当性得不到公众的普遍承认。[10]因此，应建立有效参与的共同治理模式，从立场正当性和做法正当性的角度构建政府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策略。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应对中，立场正当性的建构主要是政府应该意识到，在同一个问题上，不同的公众个体所受到的影响是不同的，政府应该公平公正地对待这些受影响的利益群体。具体到邻避设施的规划、选址、环评、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充分尊重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做到信息公开、补偿机制和公众参与的法治化，逐步实现从“公众参与”到“共同决策”的转变。在做法正当性的建构方面，应该意识到虽然对风险的解释需要技巧，但政府对公众参与的态度才是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决定因素，政府需要通过良好的互动赢得公众的信任。政府部门应该意识到公众意见的重要性，因为公众的担忧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信息。要赢得群众的信任就应在决策制定过程早期使他们参与其中，给他们机会检查政府的程序，向他们提供准确真实的信息而不是混淆的信息，做力所能及的承诺，兑现所做的承诺，倾听各利益方的想法以赢得信任。
参考文献：
[1]冯静. 基于需求层次理论和期望理论的比较分析及其启示 [J].决策与信息，2012，（11）.
[2]郭星华. “无直接利益冲突”：社会矛盾新形态——“无直接利益相关者”新解 [J].人民论坛，2009，（16）.
[3]张向和.垃圾处理场的邻避效应及其社会冲突解决机制的研究[D]. 2010：74.
[4]曾庆香，李蔚.群体性事件：信息传播与政府应对[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204-212.
[5]周珂.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实例与解析[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
[6]社会心理学与风险[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310-313.
[7]黑川哲志.环境行政的法理与方法[M]. 肖军，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79-80.
[8]王一川.语言乌托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227.
[9]汤汇浩.邻避效应_公益性项目的补偿机制与公民参与[J].中国行政管理，2011，（7）.
[10]李雪梅.基于多中心理论的环境治理模式研究 [D].2010：15.
【责任编辑：孙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