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入大学就分手
　　1978年是我人生转折中最重要的一年。
　　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对于我来说，入团、当兵、推荐上学等好事是绝对不敢奢望的；自认为长得一表人才也得不到女孩子的慧眼相看，与爱情无缘。然而，这一切都因高考彻底改变。
　　“文革”结束后的头一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我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监狱警察，却被戴上了“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虽然我初中成绩优秀，但是没能读完。文化知识不够扎实的我匆匆临阵磨枪，暗想一定不能错过这次考试。我信心满满地走进了考场，自我感觉不错。果然，我被初录上了。填完志愿，做完体检，还是没有什么动静，后来，农场负责招生的人悄悄告诉我，我没有被录取的原因主要还是家庭出身不好。
　　尽管“名落孙山”，但是我的谨慎为人和勤奋表现，引起同厂一位娇小漂亮的女车工青睐。她父亲是国家干部，她本人高中毕业且吃“国家粮”（当时农场有国家粮、农场粮、农村粮三种情况），她婉言拒绝不少热烈的求爱者，却鬼使神差地与我这个倒霉的落榜者交上朋友。鉴于我的“异类”身份，此事很快就遭到她的父母、师傅及周围人群的非议，也有人讥讽我“一个初中没毕业的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劝我趁早死了这份心。
　　1978年春节后的一个夜晚，我俩徘徊在芳草萋萋、清波荡漾的小河边，她低垂着头，明亮的眸子里含着泪花，无可奈何地对我说：“这次如果不能考上大学，我们就只好分手了。”面对残酷的最后“通牒”，我仰头对着明月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
　　一波三折终圆梦
　　为了实现上大学的梦想，为了赢得来之不易的爱情，我果断决定不再考中专，要拼一拼考大学，不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此时，农场为了提高升学率，专门组织一次参加高考人员的补习班考试。我因有刚考完中专的知识底子，顺利地考取了，在这个全脱产的补习班里进行突击“恶补”。考前三个月，在农场唯一的一所中学里，我白天在教室里像小学生启蒙似的，跟着语文老师念“a、o、e”学汉语拼音，全神贯注地听操一口浓重安化方言的数学老师讲解“x+y=z”，下课了仍屁股不离课桌埋头刻苦攻读。每天夜晚，我把一只100瓦的大电灯泡扯到床头，躲在粗布蚊帐里（湖区蚊子如麻，嗜血成性），捧着残破的历史地理教科书啃习题，汗流浃背地摇着大蒲扇驱热，实在受不了就打盆凉水冲一下脑袋，常常是人睡着了，东西还拿在手中。
　　时不我待，必须争分夺秒。尽管没有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女车工还是在各种物资都要凭票供应的情况下，伴着浓浓的夜色，悄悄来到我的斗室慰问打气，不是送点白砂糖来滋润我干涩发哑的喉咙，就是带点饼干之类的干粮为我填充饥饿的胃肠。温柔体贴的话语，让人在饱了口福之后，更是感到一种无形的重压。我理解她的良苦用心。
　　现实却给了我不太热情的回报。高考成绩公布，我考了319分，后来查卷复核时，却又被无情地扣去了宝贵的6分（五科成绩：政治80分、语文56分、数学19分、历史79分、地理79分，英语为可选考科目，我没有考）。菩萨保佑，我又被初录上了，体检、填志愿表，喜上眉梢，不亦乐乎。女车工为我高兴，旁人也暂时没有闲话说了。在等候通知的那段时间，我天天跑邮电局，却始终没有盼来朝思暮想的远方来信。被录取的考生欢天喜地上学去了，我耳边的风言风语也渐渐多起来。我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窘境，情绪十分低落。就在我心灰意冷感觉读书、爱情没了指望的时候，高校“挖潜扩招”的决定下来了。湖南省考分在300分以上的都有读书的希望，我又一次获得了重填志愿的良机。
　　新年前夕，我终于盼来了常德师范专科学校中文专业的入学通知书。我那握惯了沉重斧头的手捧着那张小小的、薄薄的纸，心中百感交集，欢快的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我兴冲冲地找到正在机床前加工零件的女车工，无言地把盖着鲜红大印的通知书递到她满是油污的手上……就这样，我终于告别了工厂和工作服，带着甜蜜的爱情和每月33.50元工资（国家政策规定满5年工龄的可带薪读书，上学期间的路费和医药费全部报销且计算连续工龄），在幸运儿们云集的校园里尽情遨游学海，奋力攀登书山。
　　弹指一挥间，三十多年光阴眨眼间就过去了。我和当年给予我珍贵初恋的女车工喜结连理，双双成为肩佩共和国一级警督警衔的人民警察，2009年我还加入了省作家协会，在省城长沙快乐地工作、幸福地生活着。
　　感谢难忘的1978年高考，它不仅让我收获了苦涩而甜蜜的初恋，而且收获了全新而更加充实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