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在甘肃省人民银行工作，因参加“甘肃省委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担任一个生产大队工作组组长。我们去的甘肃庆阳县是陕甘宁老区，很有点名气，刘巧儿的原型封芝琴就生活在那里。
　　一进村，就有人找上门来问什么时候换队干部，什么时候开批判会，我告诉他们，待我熟悉熟悉情况再说。经过近一个月的了解，我发现这个队的干部小毛病有，但总体还是好的。我就召开干部会，给总跟在我屁股后头要交权的队干部吃定心丸，最后郑重宣布：队干部基本上是好的，不需要调整，你们要安心尽职工作。今年生产搞好了，社员有吃有花，我高兴。生产搞不好，我不高兴事小，反正我回到兰州，工资、粮票照发，关键是你们和社员要一起饿肚子，哪头轻、哪头重，你们掂量着办吧！
　　这头稳定了，“后院”起火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很委婉地对我说，你那里的情况上来得不多。到公社汇报工作，别的工作组都是进驻前该队如何如何坏，进驻后立马“旧貌换新颜”，我只汇报基本情况。人家都说有阶级斗争新动向，我在的队，“阶级敌人”也就只有一个富农老太太，半身不遂，走路都不利索，在家看孙子，很少出门。公社问我为什么不开她的批判会，我说没抓住她的“现行”，看不出她“还在走”的趋势。他们也奈何不得我，我是“省上”来的，对公社而言来头不小，但我确实感到了压力。
　　播种小麦时，县革委会主任要求一声令下齐动手，不能早也不能迟。我问了几个六七十岁的老汉，他们说咱这里不比塬上，下种可以晚一个节气（15天）。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公社所在地已有凉意，我所在的队还很热。心里有了底，召开干部会，交代政策，下种时间按过去的经验办。那一年，其他队里小麦种早了的，都长疯了，要“镇压”（即用石磙子碾麦苗），不然秋天拔了节，来年不会有收成。
　　“四人帮”倒台了，公社领导来视察，看到我这里虽然情况“上去”得不多，但生产搞得很好，粮食单产、总产都高于邻队，群众精神面貌好。公社领导要我总结怎么和“四人帮”对着干的，我和他们已混熟了，就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要说对着干是有的，是和你们县革委会、公社革委会的土政策、瞎指挥对着干。”
　　工作结束回兰州前，我问生产队长有什么问题，他说群众对他不满两件事，一是让一个富农成分的社员为队里买化肥，二是给富农分子老太太口粮，是阶级路线问题。我就让他召开社员大会，我跟社员解释：现在化肥这么紧张，谁有本事能买到化肥，我就派谁去，买不到化肥明年庄稼怎么种？某社员过去在供销社工作，是我派他去的，和你们队长无关，再说买化肥不是当老爷而是当孙子的辛苦活儿；给富农分子口粮是我决定的，和你们队长无关，口粮也不是白给她，由她的子女交钱买。我当过兵，知道不虐待俘虏，她一个老病人，能饿死她吗？这两件事是我定的，没有错。你们如果有意见，可以向省委、省革委会反映。
　　直到我上世纪80年代初离开兰州，也没听说有人告我的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