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3年抗击“非典”场景仍记忆犹新,夺取这场战斗的胜利主要靠我们这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人民军队,尤其是军队的医护人员。《回望小汤山》就是为我们展现当时的情形。张雁灵将军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所经历的故事,虽事过境迁,今天读来还是激动人心。
这年春天发生的故事触目惊心,让人无法忘怀。用作者张雁灵将军的话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春天”,即便是疫情过去后的岁月里,他仍不无感触地说:“就这样,在2003年的春天我们与‘非典’不期而遇。因为‘非典’,人们走进了一个充满恐惧威胁的春天。因为‘非典’,北京走进了一个白色口罩必戴的春天。因为‘非典’,我们走进了一个想也不曾想到的地方——小汤山。”
当“非典”悄然潜入北京时,张将军正在国防大学学习,他正准备着《公共卫生安全与国家安全战略》的论文。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奔赴前线,率领近万名共和国精英去和一个看不见的敌人进行一场殊死战斗。当总后勤部向他宣布,“中央军委将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对你们的信任。总后勤部党委对你们有三点要求:降低病死率,提高治愈率,确保零感染……”好在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是一个医疗战线的行家高手,在得知“非典”已经潜入京城后,他就利用休息时间开车亲自到解放军总医院、解放军302医院、佑安医院、北京人民医院等九家医院进行了实地观察。事后,很多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可他却说:“我那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行为有多么危险。但正是这样的冒险行为,让我在随之而来的挑战面前比别人多了许多直观的印象。”而这一点使他更坚信自己的判断:“和平时期的社会公共卫生安全,与国家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紧密相关。”
其实作为一个多年从事医疗工作的专业领域的精英,张将军不可能不知道这项任务的危险程度,面对一种未知的疾病,这种疾病没有流行病特点,没有实验室检查方法,没有良好的预防措施,没有有效地治疗手段,一个个问号横亘在这个神秘的病魔之前,而他却是要带领我们的国防卫生力量去一点点、一步步地解开它神秘的面纱,战胜这肆虐的病魔。如同所有的遭遇战一样,这次决定之突然也是颇具戏剧性的。在2003年的4月29日,张将军从十七时三十分接到通知到走进小汤山,用了短短的两个半小时像做梦一样完成了交接工作、接受命令、首长谈话、报到上任的全过程。
“零感染率?打赢一场既看不见敌人又极其残酷的战争,我方却不能有任何伤亡,目标何其艰巨!这可能吗?”这是张将军的自白,这是一个即将奔赴前线的指挥员的内心的真实想法。此时,他做出了自己一生中最艰难的抉择,他准备好如果在没有完成任务的情况下自己的请求处分的报告。这个过程他自己用了十分钟,这是他一生中最漫长的十分钟。这个请求处分报告与其说是请求对自己的处分,还不如说是一个军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告白,它浸透着一个军人、一个共产党员对祖国对事业的忠诚,浸透着他对人民深深地爱,浸透着一个军人的高尚职业情操。
这份请求处分的报告,原文如下:“尊敬的总后勤部党委、首长:……作为解放军小汤山医院的主要负责人,我如果没有完成好总后勤部党委和首长交付的任务,我恳请组织上给予我最严厉的处分……”
这就是一个当代军人的对祖国、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也是破釜沉舟之举。
截止4月29日收治的二千七百零五名患者中,确诊病例就有一千三百四十七人,疑似病例就有一千三百五十八人,六十六人因“非典”不治而亡这样的事实,张雁灵这个即将上任的小汤山医院的院长,他的压力当然不是平常人所能感受到的。
最早的一位“非典”患者是在2003年1月2日被发现的,其特征是持续高热,干咳,X透视显示阴影占据整个肺部,使用各种抗生素无效。这种病的全称为“严重性呼吸道综合征”,将其英文单词的词首排列后简称“SARS”,其病源在广东一带开始形成。“非典”病毒具有传染性和快速致死性,是典型的瘟疫。可在它施虐之初,人们对它却几乎一无所知,而其存活时间之长、感染速度之快又是惊人的。更可怕的是被传染的病人中,医务工作者竟占了百分之十八点一,医院竟然都成了感染“非典”的重灾区,更遑论对医学及防护知之甚少的老百姓了。
正如张将军所说:“SARS病毒的无忌肆虐,造成一种可怕的景象,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人类活动,它就可能光顾。SARS病毒具有传染性和快速致死性,是典型的瘟疫,可我们对它却一无所知。此前认为,SARS病毒离开人体后只能存活几小时。但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公布了令人不安的最新研究成果:与大多数呼吸道病毒不同,SARS病毒在无生命体上的存活时间长达二十四小时。这就使得患者接触过的物体表面都成为可怕的传染源,医护人员可能在不经意的情况下被传染。”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景象:同事、同学、亲戚、朋友能不走动的就不走动;聚餐、度假、购物、节庆、婚礼能取消就取消,不能取消的就往后拖;会议、出差、洽谈、商贸往来一律停止。于是,街道空了、商场空了、地铁公交空了、饭店酒楼空了……
北京的“非典”肆虐的形势惊动了决策层。鉴于整个北京的医疗战线都已经被“非典”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中央决定打破原来的隶属关系和界限,成立了北京防治“非典”领导小组,由当时的市委书记刘淇任组长、代市长王岐山、总后勤部副部长王谦、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任副组长。
为了能够及时地把这个被撕开的口子缝合上,改变目前这种被动的局面。“新建一所临时传染病医院,成为当时北京市别无选择的选择”,于是,“天时地利,军、地双方一拍即合,新建的传染病医院就选址在小汤山”,这就是所谓“非常之时,遇非常之事,用非常之策”,“打造小汤山这艘急航的‘诺亚方舟’,就是要彻底扭转北京防治‘非典’被动挨打的局面”。
“非典”肆虐之初,中央军委就对此非常重视,各级领导相继以各种形式对非典的防治提出意见。4月20日,中央军委又批准成立了以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为组长的“全军防治非典型性肺炎领导小组”。4月26日,“总后勤部已正式以文件形式下发‘通知’对小汤山的军事行政和后勤保障作出具体明确:医院在军队内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小汤山医院,隶属总后勤部直接领导,同时接受北京市政府领导。‘通知’还对医院交通、通讯经费、后勤供给等相关保障进行了具体明确的分工”。
小汤山医院就这样诞生了。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过去后,“有专家曾断言,如果没有小汤山医院,北京至少要增加二千至三千名非典患者,至少还要再死两百人以上”。
当时,全军各大单位相继收到军委命令,要求所有被抽调人员分三批分别在指定时间内到达小汤山。其中,首批人员于4月27日二十四时以前必须到达小汤山,总人数一千二百人。同时任命了原白求恩医学院院长张雁灵为小汤山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任命原解放军309医院副政委徐达穗为小汤山医院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组成总数十人的小汤山医院领导班子。
“一个天方夜谭般的奇迹就这样被创造出来。”而在世界的建筑史上,要建造一个国家级的传染病医院最快也得八至十个月,就如同总理温家宝所言:“小汤山医院的迅速建成,充分反映了党和政府防治非典的决心和意志,表明了我们的综合国力和应急能力。”从基建到器材,从现场人员的调度指挥到每一个环节的质量监督;从物资的调运到专业人员的恪尽职守,在小汤山医院的建设过程中都受到真正的检验。
最感人肺腑的是对首批一千二百名医护人员的抽调场景。全军将士“闻令而动,各大军区、军兵种和武警部队的主要领导亲自动员部署,一道道命令火速传向全军各医院、院校……”请战书报名信来自四面八方,英勇的白衣战士要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同“非典”血战到底。这些人有的推迟了婚期;有的告别了正在患病的父母;有的离开了新婚的妻子或丈夫;有的撇开了嗷嗷待哺的孩子。他(她)们来至全国各地,他们是白衣战士的精英和骄傲,他们知道“是军人,就意味着服从命令;是军人,就意味着必须付出”。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5月5日,在为第二军医大学赴京医疗队送行的人群中,在沪休假的NBA球星姚明也来到了现场,他面对即将奔赴战场的白衣战士的朴实无华的语言,让人们铭记至今:“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而在送行的人群中当属张将军的妻子最为尴尬。因为在过去的五十几个小时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的行踪,也只是从电视里才知道自己的丈夫被任命为小汤山医院的院长。“电话不接!信息不回!你想瞒到什么时候?你非要把我们急死才好啊!”这是他的妻子在火车站见到丈夫时的真情表白。他后来感叹道:“再多的理解和支持也终究代替不了亲人心底的那份担心。短短的五分钟,看着她带着满腹的担忧离去,我知道,和所有小汤山医护人员的亲人一样,我的家人也开始了漫长的等候。”
在小汤山医院抗“非典”一线汇集的是全军一千三百八十三名精英,其专业涵盖了传染、呼吸、放射、麻醉、实验、护理等三十多个学科的专业人员。其中博士后、博士五十一人,硕士一百六十六人,副教授以上职称一百一十人,加上中级职称以上的达到百分之七十。医疗队中最为耀眼的是四所军医大学,他们选派的医生中博士、硕士占百分之九十。面对眼前这支联合军,院领导班子当然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现在的疏忽,将来就可能是灾难!”
在计划第一批到小汤山治疗的一百五十六名患者中只勉强来了一百三十四名。他们有的根本就不想来,有的来了也死活不肯下车。他们很疑惑:“这是医院吗?”“这是正规治疗吗?”“你们能治好我们的病吗?”“为什么把我们弄到荒郊野外?”“这是不是‘死亡集中营’?他们疑惑:是不是拿我们做‘731’实验?”疑惑充斥在患者之间,正是“非典”带来的恐怖,而这些白衣战士只能也只能用自己的真诚、用自己精湛的医术来感化来打动这些患者。
其实何止是患者,就连我们的白衣战士对“非典”的恐惧也是如此,但他们知道自己没有退路。
在小汤山医院组建之初,就曾有外电预言:北京政府建了这么大一所野战医院的决策或许是错误的,极有可能是军人成批地倒在小汤山。“外电这么说也并非没有根据。因为空气检测表明,由于有大量‘非典’患者聚集,此地的细菌密度是正常环境的几十倍。而在走廊的检测表明,每平方米的细菌数竟高达五千七百七十五个,是国家标准的十倍以上。面对这种特殊情况,医院制订了三章二十四节约八千字的小册子,所有医护人员人手一册。这个小册子,被媒体称为小汤山‘军规’,并要求层层签订‘责任状’。”
无菌的观念是医疗工作中最基本的观念,也是最重要的观念。其实我们从张将军的一系列举措中可以看出,他对抗击“非典”的这一行动的认识非常清晰,从这项工作是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这一清晰客观的认识其实正是最后成功的关键所在。
鉴于“当时对‘非典’存在病源不清,传播途径不清,诊断方法不清,防御措施不清的”的“四不清”实际情况,作为医学专家,有几个科主任感到压力大,不愿签,还有的在“军令状”上提出保留意见或附加条件。可是古语说:“慈不掌兵”,作为小汤山医院的一号首长和第一责任人的张将军只得硬起心肠:不签好办,叫他们来找我。我来告诉他们,不敢立“军令状”就退回原单位,让那个单位换一个敢立“军令状”的人来!
这就是战场,这就是战场上的军人。
小汤山成了北京乃至中国抗击“非典”的前沿阵地。在短短的二十天里这里收治了四批次六百八十名患者,是当时全世界“非典”患者总数的十分之一,是全国的七分之一,患者中年龄最大的七十九岁,最小的只有十三岁。外电就此评论说:“小汤山医院就是中国的SARS病毒库,说不定哪天就会突然爆炸。”而医院党委当时的对策只能是“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别无他策”。在具体措施上就是“要争取少使用激素,要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对患者实施救治”。
这时,针对“非典”的治疗手段还很有限,仅限于大量的糖皮质技术的治疗,因为是病毒性质的传染病,所以变异性很高,个体特异性很强,更多的治疗需要结合临床的具体情况而采取具体的应对措施,可以说,治疗“非典”的过程真的是瞬息万变,难度也就可想而知。
在与“非典”对决的过程中接诊是前哨战,污染区是阵地战,在重症监护区(ICU)是攻坚战,“整场战役全是和看不见的敌人的遭遇战”,而争夺的这个“无名高地”就是患者的生命。“双方都势在必得”,因为“重症监护室高度浓缩了救治重症‘非典’患者的各个过程和全部危险,每一次抢救都像一次用生命与死神过招的惊险片段”。可是不管小汤山医院的白衣战士多么努力和认真,而“非典”还是可怕地对患者的生命进行着吞噬。那年的5月10日在小汤山医院,“非典”当着这些战士的面,还是夺走了一位老人的性命。该做的都做了,该用的药和设备都用了,可是最终没能挽回患者的生命。“那一刻,我站在死者身旁,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我的泪,不只是为死者送行,还是为我的战友感动,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这些年医患关系一直是形同水火。而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我们许许多多的医护人员用自己的血和泪甚至生命,在很大程度上为广大医务人员正了名。人们将白衣战士叫做“非常英雄”。因为在全部的“非典”患者中,医务人员就有九百六十九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八点一。
在抗击“非典”的一线,战斗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总结出自己的“SARS”:即S:Sacrifice(牺牲)——甘愿牺牲小我回报首都人民;A:Appreciation(欣赏)——欣赏别人为我所做的一切,相互宽容;R:Reflection(反思)——反思人生的价值,思考白衣战士的职责;S:Support(支持)——医护人员和患者互相支持,共渡难关。这样的“SARS”:代表的就不是可怕的病毒,而是人与人之间那种血脉相连的真情和友爱。这个“SARS”成为小汤山医务人员和患者的共同准则,是医患共同战胜“非典”的盟约。
小汤山医院一建成,就立即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有谣言说:“北京建了一个‘非典’集中营把‘非典’患者像犯人一样交由解放军看管起来。”有谣言还说:“小汤山医院拒绝接受媒体采访,是因为那里是与世隔绝的‘病人监狱’。”这种谣言甚至影响了北京的超市,原来市民们对小汤山的蔬菜青睐有加,可是自从小汤山医院建成之后,“小汤山的蔬菜就风光不再”。更有甚者就连医护人员的理发这样简单的问题,也成了大问题,不管你给多少钱就是没人来。最后还得张将军向自己的老单位求助,从石家庄火速调人来到小汤山,才解决了医护人员的“头顶大事”。
鉴于如此局面,上级决定在2003年5月7日下午,在小汤山医院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其中包括来自美、英、法、俄、日、新西兰等三十多个国家和港、澳、台的记者。事实胜于雄辩,看到了真实情况的中外记者,及时地公正报道小汤山医院许多不为人知的实际情况。小汤山医院用自己的真实状况和真凭实据,全面扭转了对小汤山的传言和误解。同时也“扩大了正面影响,树立了军队的良好形象”。
2003年的5月13日对多数人而言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可对当年战斗在小汤山医院的白衣战士来说,则是今生今世难以忘怀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小汤山医院送走了第一批康复的患者,这是抗击“非典”的胜利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几年过后,张将军调任第二军医大学任校长。回想起在小汤山的日日夜夜,他充满深情地写道:“小汤山医院就像春运时增开的一趟临时列车,‘非典’患者是乘客,一千三百八十三名医护人员是列车员,而我只是临时列车长,我们有责把每一名乘客安全送到目的地。这趟临时列车之所以又快又稳,离不开列车下铺设的两条铁轨:一条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北京市委英明决策;另一条是严谨的科学治疗和严肃的科学态度。而医院的建设者,后勤人员和全国各界群众的支持,就是支撑小汤山医院高速前行的厚重基石。”
小汤山医院的光荣历史,表面看仅仅五十一天。可是这不平凡的五十一天,却是可以载入共和国光荣史册的五十一天!就像张将军在本书“后记”中引用总后某首长对他说的那样:“能经历那样一场大灾难,能经受那样严峻的生死考验,不仅仅是个人经历,更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真实地记录历史,并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也是为了更好地记住教训,警示未来。”
(张雁灵:《回望小汤山》,人民军医出版社2008年版)
这年春天发生的故事触目惊心,让人无法忘怀。用作者张雁灵将军的话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春天”,即便是疫情过去后的岁月里,他仍不无感触地说:“就这样,在2003年的春天我们与‘非典’不期而遇。因为‘非典’,人们走进了一个充满恐惧威胁的春天。因为‘非典’,北京走进了一个白色口罩必戴的春天。因为‘非典’,我们走进了一个想也不曾想到的地方——小汤山。”
当“非典”悄然潜入北京时,张将军正在国防大学学习,他正准备着《公共卫生安全与国家安全战略》的论文。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奔赴前线,率领近万名共和国精英去和一个看不见的敌人进行一场殊死战斗。当总后勤部向他宣布,“中央军委将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对你们的信任。总后勤部党委对你们有三点要求:降低病死率,提高治愈率,确保零感染……”好在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是一个医疗战线的行家高手,在得知“非典”已经潜入京城后,他就利用休息时间开车亲自到解放军总医院、解放军302医院、佑安医院、北京人民医院等九家医院进行了实地观察。事后,很多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可他却说:“我那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行为有多么危险。但正是这样的冒险行为,让我在随之而来的挑战面前比别人多了许多直观的印象。”而这一点使他更坚信自己的判断:“和平时期的社会公共卫生安全,与国家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紧密相关。”
其实作为一个多年从事医疗工作的专业领域的精英,张将军不可能不知道这项任务的危险程度,面对一种未知的疾病,这种疾病没有流行病特点,没有实验室检查方法,没有良好的预防措施,没有有效地治疗手段,一个个问号横亘在这个神秘的病魔之前,而他却是要带领我们的国防卫生力量去一点点、一步步地解开它神秘的面纱,战胜这肆虐的病魔。如同所有的遭遇战一样,这次决定之突然也是颇具戏剧性的。在2003年的4月29日,张将军从十七时三十分接到通知到走进小汤山,用了短短的两个半小时像做梦一样完成了交接工作、接受命令、首长谈话、报到上任的全过程。
“零感染率?打赢一场既看不见敌人又极其残酷的战争,我方却不能有任何伤亡,目标何其艰巨!这可能吗?”这是张将军的自白,这是一个即将奔赴前线的指挥员的内心的真实想法。此时,他做出了自己一生中最艰难的抉择,他准备好如果在没有完成任务的情况下自己的请求处分的报告。这个过程他自己用了十分钟,这是他一生中最漫长的十分钟。这个请求处分报告与其说是请求对自己的处分,还不如说是一个军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告白,它浸透着一个军人、一个共产党员对祖国对事业的忠诚,浸透着他对人民深深地爱,浸透着一个军人的高尚职业情操。
这份请求处分的报告,原文如下:“尊敬的总后勤部党委、首长:……作为解放军小汤山医院的主要负责人,我如果没有完成好总后勤部党委和首长交付的任务,我恳请组织上给予我最严厉的处分……”
这就是一个当代军人的对祖国、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也是破釜沉舟之举。
截止4月29日收治的二千七百零五名患者中,确诊病例就有一千三百四十七人,疑似病例就有一千三百五十八人,六十六人因“非典”不治而亡这样的事实,张雁灵这个即将上任的小汤山医院的院长,他的压力当然不是平常人所能感受到的。
最早的一位“非典”患者是在2003年1月2日被发现的,其特征是持续高热,干咳,X透视显示阴影占据整个肺部,使用各种抗生素无效。这种病的全称为“严重性呼吸道综合征”,将其英文单词的词首排列后简称“SARS”,其病源在广东一带开始形成。“非典”病毒具有传染性和快速致死性,是典型的瘟疫。可在它施虐之初,人们对它却几乎一无所知,而其存活时间之长、感染速度之快又是惊人的。更可怕的是被传染的病人中,医务工作者竟占了百分之十八点一,医院竟然都成了感染“非典”的重灾区,更遑论对医学及防护知之甚少的老百姓了。
正如张将军所说:“SARS病毒的无忌肆虐,造成一种可怕的景象,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人类活动,它就可能光顾。SARS病毒具有传染性和快速致死性,是典型的瘟疫,可我们对它却一无所知。此前认为,SARS病毒离开人体后只能存活几小时。但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公布了令人不安的最新研究成果:与大多数呼吸道病毒不同,SARS病毒在无生命体上的存活时间长达二十四小时。这就使得患者接触过的物体表面都成为可怕的传染源,医护人员可能在不经意的情况下被传染。”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景象:同事、同学、亲戚、朋友能不走动的就不走动;聚餐、度假、购物、节庆、婚礼能取消就取消,不能取消的就往后拖;会议、出差、洽谈、商贸往来一律停止。于是,街道空了、商场空了、地铁公交空了、饭店酒楼空了……
北京的“非典”肆虐的形势惊动了决策层。鉴于整个北京的医疗战线都已经被“非典”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中央决定打破原来的隶属关系和界限,成立了北京防治“非典”领导小组,由当时的市委书记刘淇任组长、代市长王岐山、总后勤部副部长王谦、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任副组长。
为了能够及时地把这个被撕开的口子缝合上,改变目前这种被动的局面。“新建一所临时传染病医院,成为当时北京市别无选择的选择”,于是,“天时地利,军、地双方一拍即合,新建的传染病医院就选址在小汤山”,这就是所谓“非常之时,遇非常之事,用非常之策”,“打造小汤山这艘急航的‘诺亚方舟’,就是要彻底扭转北京防治‘非典’被动挨打的局面”。
“非典”肆虐之初,中央军委就对此非常重视,各级领导相继以各种形式对非典的防治提出意见。4月20日,中央军委又批准成立了以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为组长的“全军防治非典型性肺炎领导小组”。4月26日,“总后勤部已正式以文件形式下发‘通知’对小汤山的军事行政和后勤保障作出具体明确:医院在军队内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小汤山医院,隶属总后勤部直接领导,同时接受北京市政府领导。‘通知’还对医院交通、通讯经费、后勤供给等相关保障进行了具体明确的分工”。
小汤山医院就这样诞生了。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过去后,“有专家曾断言,如果没有小汤山医院,北京至少要增加二千至三千名非典患者,至少还要再死两百人以上”。
当时,全军各大单位相继收到军委命令,要求所有被抽调人员分三批分别在指定时间内到达小汤山。其中,首批人员于4月27日二十四时以前必须到达小汤山,总人数一千二百人。同时任命了原白求恩医学院院长张雁灵为小汤山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任命原解放军309医院副政委徐达穗为小汤山医院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组成总数十人的小汤山医院领导班子。
“一个天方夜谭般的奇迹就这样被创造出来。”而在世界的建筑史上,要建造一个国家级的传染病医院最快也得八至十个月,就如同总理温家宝所言:“小汤山医院的迅速建成,充分反映了党和政府防治非典的决心和意志,表明了我们的综合国力和应急能力。”从基建到器材,从现场人员的调度指挥到每一个环节的质量监督;从物资的调运到专业人员的恪尽职守,在小汤山医院的建设过程中都受到真正的检验。
最感人肺腑的是对首批一千二百名医护人员的抽调场景。全军将士“闻令而动,各大军区、军兵种和武警部队的主要领导亲自动员部署,一道道命令火速传向全军各医院、院校……”请战书报名信来自四面八方,英勇的白衣战士要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同“非典”血战到底。这些人有的推迟了婚期;有的告别了正在患病的父母;有的离开了新婚的妻子或丈夫;有的撇开了嗷嗷待哺的孩子。他(她)们来至全国各地,他们是白衣战士的精英和骄傲,他们知道“是军人,就意味着服从命令;是军人,就意味着必须付出”。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5月5日,在为第二军医大学赴京医疗队送行的人群中,在沪休假的NBA球星姚明也来到了现场,他面对即将奔赴战场的白衣战士的朴实无华的语言,让人们铭记至今:“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而在送行的人群中当属张将军的妻子最为尴尬。因为在过去的五十几个小时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的行踪,也只是从电视里才知道自己的丈夫被任命为小汤山医院的院长。“电话不接!信息不回!你想瞒到什么时候?你非要把我们急死才好啊!”这是他的妻子在火车站见到丈夫时的真情表白。他后来感叹道:“再多的理解和支持也终究代替不了亲人心底的那份担心。短短的五分钟,看着她带着满腹的担忧离去,我知道,和所有小汤山医护人员的亲人一样,我的家人也开始了漫长的等候。”
在小汤山医院抗“非典”一线汇集的是全军一千三百八十三名精英,其专业涵盖了传染、呼吸、放射、麻醉、实验、护理等三十多个学科的专业人员。其中博士后、博士五十一人,硕士一百六十六人,副教授以上职称一百一十人,加上中级职称以上的达到百分之七十。医疗队中最为耀眼的是四所军医大学,他们选派的医生中博士、硕士占百分之九十。面对眼前这支联合军,院领导班子当然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现在的疏忽,将来就可能是灾难!”
在计划第一批到小汤山治疗的一百五十六名患者中只勉强来了一百三十四名。他们有的根本就不想来,有的来了也死活不肯下车。他们很疑惑:“这是医院吗?”“这是正规治疗吗?”“你们能治好我们的病吗?”“为什么把我们弄到荒郊野外?”“这是不是‘死亡集中营’?他们疑惑:是不是拿我们做‘731’实验?”疑惑充斥在患者之间,正是“非典”带来的恐怖,而这些白衣战士只能也只能用自己的真诚、用自己精湛的医术来感化来打动这些患者。
其实何止是患者,就连我们的白衣战士对“非典”的恐惧也是如此,但他们知道自己没有退路。
在小汤山医院组建之初,就曾有外电预言:北京政府建了这么大一所野战医院的决策或许是错误的,极有可能是军人成批地倒在小汤山。“外电这么说也并非没有根据。因为空气检测表明,由于有大量‘非典’患者聚集,此地的细菌密度是正常环境的几十倍。而在走廊的检测表明,每平方米的细菌数竟高达五千七百七十五个,是国家标准的十倍以上。面对这种特殊情况,医院制订了三章二十四节约八千字的小册子,所有医护人员人手一册。这个小册子,被媒体称为小汤山‘军规’,并要求层层签订‘责任状’。”
无菌的观念是医疗工作中最基本的观念,也是最重要的观念。其实我们从张将军的一系列举措中可以看出,他对抗击“非典”的这一行动的认识非常清晰,从这项工作是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这一清晰客观的认识其实正是最后成功的关键所在。
鉴于“当时对‘非典’存在病源不清,传播途径不清,诊断方法不清,防御措施不清的”的“四不清”实际情况,作为医学专家,有几个科主任感到压力大,不愿签,还有的在“军令状”上提出保留意见或附加条件。可是古语说:“慈不掌兵”,作为小汤山医院的一号首长和第一责任人的张将军只得硬起心肠:不签好办,叫他们来找我。我来告诉他们,不敢立“军令状”就退回原单位,让那个单位换一个敢立“军令状”的人来!
这就是战场,这就是战场上的军人。
小汤山成了北京乃至中国抗击“非典”的前沿阵地。在短短的二十天里这里收治了四批次六百八十名患者,是当时全世界“非典”患者总数的十分之一,是全国的七分之一,患者中年龄最大的七十九岁,最小的只有十三岁。外电就此评论说:“小汤山医院就是中国的SARS病毒库,说不定哪天就会突然爆炸。”而医院党委当时的对策只能是“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别无他策”。在具体措施上就是“要争取少使用激素,要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对患者实施救治”。
这时,针对“非典”的治疗手段还很有限,仅限于大量的糖皮质技术的治疗,因为是病毒性质的传染病,所以变异性很高,个体特异性很强,更多的治疗需要结合临床的具体情况而采取具体的应对措施,可以说,治疗“非典”的过程真的是瞬息万变,难度也就可想而知。
在与“非典”对决的过程中接诊是前哨战,污染区是阵地战,在重症监护区(ICU)是攻坚战,“整场战役全是和看不见的敌人的遭遇战”,而争夺的这个“无名高地”就是患者的生命。“双方都势在必得”,因为“重症监护室高度浓缩了救治重症‘非典’患者的各个过程和全部危险,每一次抢救都像一次用生命与死神过招的惊险片段”。可是不管小汤山医院的白衣战士多么努力和认真,而“非典”还是可怕地对患者的生命进行着吞噬。那年的5月10日在小汤山医院,“非典”当着这些战士的面,还是夺走了一位老人的性命。该做的都做了,该用的药和设备都用了,可是最终没能挽回患者的生命。“那一刻,我站在死者身旁,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我的泪,不只是为死者送行,还是为我的战友感动,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这些年医患关系一直是形同水火。而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我们许许多多的医护人员用自己的血和泪甚至生命,在很大程度上为广大医务人员正了名。人们将白衣战士叫做“非常英雄”。因为在全部的“非典”患者中,医务人员就有九百六十九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八点一。
在抗击“非典”的一线,战斗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总结出自己的“SARS”:即S:Sacrifice(牺牲)——甘愿牺牲小我回报首都人民;A:Appreciation(欣赏)——欣赏别人为我所做的一切,相互宽容;R:Reflection(反思)——反思人生的价值,思考白衣战士的职责;S:Support(支持)——医护人员和患者互相支持,共渡难关。这样的“SARS”:代表的就不是可怕的病毒,而是人与人之间那种血脉相连的真情和友爱。这个“SARS”成为小汤山医务人员和患者的共同准则,是医患共同战胜“非典”的盟约。
小汤山医院一建成,就立即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有谣言说:“北京建了一个‘非典’集中营把‘非典’患者像犯人一样交由解放军看管起来。”有谣言还说:“小汤山医院拒绝接受媒体采访,是因为那里是与世隔绝的‘病人监狱’。”这种谣言甚至影响了北京的超市,原来市民们对小汤山的蔬菜青睐有加,可是自从小汤山医院建成之后,“小汤山的蔬菜就风光不再”。更有甚者就连医护人员的理发这样简单的问题,也成了大问题,不管你给多少钱就是没人来。最后还得张将军向自己的老单位求助,从石家庄火速调人来到小汤山,才解决了医护人员的“头顶大事”。
鉴于如此局面,上级决定在2003年5月7日下午,在小汤山医院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其中包括来自美、英、法、俄、日、新西兰等三十多个国家和港、澳、台的记者。事实胜于雄辩,看到了真实情况的中外记者,及时地公正报道小汤山医院许多不为人知的实际情况。小汤山医院用自己的真实状况和真凭实据,全面扭转了对小汤山的传言和误解。同时也“扩大了正面影响,树立了军队的良好形象”。
2003年的5月13日对多数人而言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可对当年战斗在小汤山医院的白衣战士来说,则是今生今世难以忘怀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小汤山医院送走了第一批康复的患者,这是抗击“非典”的胜利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几年过后,张将军调任第二军医大学任校长。回想起在小汤山的日日夜夜,他充满深情地写道:“小汤山医院就像春运时增开的一趟临时列车,‘非典’患者是乘客,一千三百八十三名医护人员是列车员,而我只是临时列车长,我们有责把每一名乘客安全送到目的地。这趟临时列车之所以又快又稳,离不开列车下铺设的两条铁轨:一条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北京市委英明决策;另一条是严谨的科学治疗和严肃的科学态度。而医院的建设者,后勤人员和全国各界群众的支持,就是支撑小汤山医院高速前行的厚重基石。”
小汤山医院的光荣历史,表面看仅仅五十一天。可是这不平凡的五十一天,却是可以载入共和国光荣史册的五十一天!就像张将军在本书“后记”中引用总后某首长对他说的那样:“能经历那样一场大灾难,能经受那样严峻的生死考验,不仅仅是个人经历,更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真实地记录历史,并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也是为了更好地记住教训,警示未来。”
(张雁灵:《回望小汤山》,人民军医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