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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玖莹先生(1898—1996)人称玖公,湖南长沙金井人,台湾学者。幼承家训,性耽文史,治学之余,尤爱书法,以旧学根底和书法受知于同乡长辈、清光绪进士、翰林院编修谭延闿(组庵)先生,任组庵先生秘书。其时谭先后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主席及行政院长,一时谭公文移书札多出先生之手。1924年1月,列宁去世,孙中山先生致祭之电文,即由玖公受命属草。自民国以来直至今日,书家学颜体者多矣,成就尚少人能出组庵先生之右者。玖公以长日受组庵先生甄陶濡染,笔意尤近谭公。世侄朱正诗云:“书翰称谭后”,所云既指书法,尤指其旧学学养,时人以为知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刚刚出版的《一脉文心——书画中的陈乐民》,不同寻常地向国人介绍了一位故世不久、并非专业的书画家陈乐民先生。乐民先生是地地道道的读书人——原为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欧洲研究所前所长,资深学者。他的字和画都属于中国传统的文人字和文人画,生前都仅仅是给自己和朋友看的业余寄情和少量忧时之作,此书中还包括了他对艺文的部分见解和评论。乐民先生以为中国历来的大书法家,无一不是大学者,写字是读书人的本份,都属于传统文化,不是“表演艺术”。没有学问而单练书法,那只能是“工匠”。解放前毛笔字整齐熟练的人不在少数,但学者的文人字与“师爷字”、“账房先生字”,雅俗之别、根底之厚薄,过眼即知。
乐民先生十分赞赏玖莹老先生的诗和书法,他写道,看《朱玖莹书法诗词选集》,“每次开卷均如入宝山,满目珠玉,尤其是八、九十高龄的作品,更见风骨,篆书、颜体炉火纯青。世间学颜者众,得其形易,得其神髄者,难乎其难。老先生行草酣畅中见刚劲,颜中含王。我特别欣赏老先生《学书浅说》一文……书法当涵书卷气,否则便俗,而学书最忌一‘俗’字,所谓宁为稚气,勿有市气,市井庸俗之气万不可犯。如何医?《学书浅说》中说‘唯有自多读书’”。他们二人都极其讲究诗、书、画三者相通的神韵。乐民先生还说:“报上常讲京派、海派如何、如何,不知湖湘文脉之厚重和意趣,别有特色,从朱老先生诗书中便可看出,此难言喻也。”玖公在《学书浅说》中批评台湾当时社会风气不大正常,其影响竟及于书法,有人名为书家,却不知书法家必先是地道的读书人,更不知书卷气为何意,动辄标举“创造”;乐民先生同样认为:“现在电视常邀一些‘书家’做书法‘表演’,书者在纸上‘横扫’,如蟹之横行,此盖这些年某些书家的流毒,且有‘发展’耳!写字已如耍杂技了。”对于书画的认识,朱、陈二先生可称忘年的神交了。
1996年朱玖莹老先生应湖南省政府之邀返乡访问,同时也携回了历年珍藏的书画精品。如谭延闿所书米芾《蒸徒帖》四屏,清彭玉麟大幅梅花中堂和汉《景君铭》全幅拓片等。
组庵先生所书米芾《蒸徒帖》(见本期《书屋》封二)乃玖公1972年在台湾市肆以重金购得。米芾与苏东坡、黄庭坚、蔡襄并称北宋四大书家,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和地方官员。米芾为武将世家,《蒸徒帖》是米芾训练新军之后,写给同僚(上司)的一封信。信中报告了他提前三日完成了训练民众的任务,素质赶得上禁卫军,如果自己率领这十二万人,可在贺兰山勒石纪功。
祖庵先生书此四屏时,显然是凭自己记忆信笔而书,而非“临帖”,文字与台湾故宫博物馆所藏原帖稍有不同,还误“烝”为“蒸”,但内容则一。
祖庵先生所书此帖四屏全文如下:
芾启:蒸徒(众多的步兵,或受过训练的民众——笔者,下同)如禁旅,严肃过州郡,两人行(二人为一列),寂无声,功皆三日先就(提前三日完成了训练任务),张提佥、吕大曹(二官员)皆以为诸邑功第一。得此十二万夫,自将可勒贺兰,不妄。
芾顿首再拜提举使君阁下
玖公购得后,十分高兴地于壬子年(1972年)端午节题跋于下:
此四纸先生居广州高第街时所书,下笔极不经意,搁笔颇有自得之色。事隔四十年(按:应为四十余年——笔者)记忆犹新,再入吾目,无殊侍侧时也,故以重价购之
壬子端午节玖莹谨记(钤章)
说起此四屏,尚有一轶事。长沙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前副主任、湖南大学前校友会会长黄曾甫先生(1911—2001),与玖莹先生乃长沙金井同乡、旧友。曾甫老先生去世前约一年,我带着组庵先生《烝徒帖》四屏照片到医院去拜候他,闲谈中我拿出四屏的第一页照片,曾甫先生刚掠一眼就说:“这是组庵先生书作的精品,难得了。我看,这应该是北伐前在广州写的。”我立即翻出第四屏玖公题跋给他看,诧异地请教他何以知道是在广州所作。黄老说,谭茶陵(谭公是湖南茶陵人,故称——本文作者)在广州风华正茂,定都南京后,建国伊始,公务繁忙,又是美食家,吃得太好,身体已大不如前。这四幅字味厚神藏、遒劲有力、酣畅淋漓,虽为四屏,气势一以贯之,到南京后,已难有这种笔力了。玖莹先生说他“下笔极不经意,搁笔颇有自得之色”是其来有自的。这段轶事真乃文人方懂文人字,非“书匠”所知,良有已也。
玖公说,写这幅字时,他为谭公磨墨扶纸,对谭公作书神态“事隔四十年记忆犹新,再入吾目,无殊侍侧时也”,对此四纸喜爱之情,跃然笔端。这不仅是对书体风格情有独钟,更是对青年时追随谭公那段时日的怀念与追思。
彭玉麟(1816—1890),字雪琴,湖南衡阳人,清末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人称雪帅。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湘军水师创建者,中国近代海军最重要奠基人之一。彭玉麟工于诗画,尤以画梅名世,他笔下的梅花“老干繁枝,鳞鳞万玉,其劲挺处似童钰(清布衣画家,以画梅闻名)”,被称为“兵家梅花”,与郑板桥的墨竹并称为清代画坛的“两绝”。“沙际春烟湿未消,落梅风急送轻桡。江边有客寻诗去,来到西湖第六桥。疏影寒香浸碧漪,醉拈玉管绕花吹。祇今无限相思意,遥寄孤山雪一枝。”这是彭玉麟在这幅画作《墨梅》上所题的诗句。彭少年时曾与戚女梅姑有白首之约,后父母将女另字他人,彭山盟永记,终身以梅寄托情怀,宛然又一个陆游、唐琬的沈园悲剧。这种“错,错,错;莫,莫,莫”(陆游《钗头凤》)的追忆,与画中古朴沧桑、暗香疏影的梅花,一同映照着彭公的侠骨柔肠。诗以感兴,画以寄情,彭玉麟终此生自称“伤心人另有怀抱”、“一生心事付梅花”,曾以诗言志:“生平最薄封侯愿,愿与梅花过一生。”
玖公收存的此幅墨梅(见本期《书屋》封三)是彭玉麟为数不多的大幅画作,于己巳年春(1869年,彭五十三岁)作于西湖第一楼。为水墨纸本,长二百零七厘米,宽一百零五点五厘米,保存完好。画中梅花老干虬枝,古拙苍劲,繁花满树,铮铮向上,生机盎然。画采用斜线构图,交错有致,虚实相生,笔法则沉着老到,刚柔相济,笔笔皆情愫,为寓爱融情的艺术佳作。经专家鉴定,彭的此幅梅作,乃彭公之精品,目前已发现的存世之作,尚少出其右者。2008年10月,央视《寻宝》栏目选定衡阳民间国宝为彭玉麟的一幅墨梅图,认为:“一,虽然彭玉麟不是一流画家,但他是一流人物,尤其是他奠定了近代中国海军的基础,这点尤为重要;二,他人品高尚,为官清廉,忠于感情,在历代武将当中也是不多见的;三,他所画梅花,千花万蕊,铁干琼枝,充满着侠骨柔情,多奇骨而无病态,精神向上,在众多画家中另具一格。”的确,我们读彭玉麟的画与诗,读到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与“绝世不教尘俗染,玉壸一片蕴天真”相统一的人生信仰依托。
宋《景君碑》全称为《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景君乃北海任城人(今山东济宁),曾任东汉元城令、益州太守、北海相,殁于东汉顺帝汉安二年(公元143年),门下及同僚慕其德,于汉安三年树碑。碑为隶书,碑石纵二百八十八厘米,横一百零五点六厘米,碑文十七行,每行三十三字,上部篆额“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两行,共十二字。碑文部分纵一百五十三厘米,横七十五厘米,碑阴(碑的背面)有五十四人题名,民国时期此碑存华山,现存山东济宁。
梁启超先生丁巳(1917年)十二月就其所收藏的明拓《景君铭》题跋有云:“隶书始于东京,极盛于桓、灵……《景君铭》立于汉安三年,全碑阳阴垂及千字,可谓隶石不祧之初祖也已。其书势犹合篆意,抑又可见祖之所自出也。兹拓‘残’字完好,‘市’字尚见左上半,审为明本无疑。吾家藏此碑三册,皆称善本,此其最焉!”梁任公这一拓本,2006年6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印行,为剪裱本,“残”字在十九页第二行;“市”字在二十四页第一行。
可见,梁任公当时并不知有另一更早的拓本存世。
《景君碑》之所以在研究中国文字发展史和古碑帖史上如此重要。正如梁任公所说,是中国由篆书进为隶书不久后,这一重要阶段最完整的碑。此前的汉碑还是“篆之蜕而未化者也”,东汉桓、灵之前的汉顺帝(126—142年)时,才有了垂及千字的这幅《景君碑》,所以任公说此碑乃“隶石不祧之祖也”,又说:“其书势犹合篆意,抑又可见祖之所自出也”。
民国十三年(甲子,公元1924年)梁任公已逝。国民党元老、收藏家李烈钧先生(又名协和,字侠如,号侠黄,武宁人,曾任民国时江西省主席,能文善诗,尤工书法,碑帖收藏家)于羊城市肆中收得宋拓《景君铭》全碑碑阳(正面——笔者)之未剪裱本。此时正值北伐前,国民党一些有旧学根底的元老和收藏家云集广州,从民国十三年春至秋,包括李烈钧、谢无量、谭延闿、蒋尊簋、胡汉民、杨庶堪、汪兆铭等七人均有题跋,他们对李烈钧先生收藏的拓本“景君铭”作了考证,许多人以为此乃宋拓本,远早于梁任公所收藏的明代拓本。
李烈钧题云:“甲子岁复于羊城市肆中获此。”方药雨(即方若,有名的文物鉴赏家)所著《校碑随笔》云:“旧拓景君碑阳第八行‘残伪易心’之‘残’字上未损(指未剪裱拓碑的第八行倒数第四字),至乾隆以后损为钱形矣。尤旧者‘商人空市’之‘市’字,尚见上左半(市字在未剪裱拓碑的第十一行倒数第十三字)。此本‘残’字既未损,‘市’字更完好,药雨犹未见之……其系宋拓无疑矣。”他对宋拓是十分肯定的。
谭延闿(平生见本文首页)题跋云:“碑帖重宋拓,非特字画精神完美,即其擅蜡纸墨亦非后人所能及也……昔沈韵初得景君铭,‘市’字已损,当时皆以为宋拓,况此本之完好者乎?”蒋尊簋(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任广东总督)题跋:“宋拓汉碑不多见,精本更难,景君碑继隶书之盛,笔划雄宕,……然未闻有‘市’字未缺本……此为海内孤本无疑矣。”杨庶堪(前清秀才,学者,民国时广东省长,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则从历史考究和艺术考究上提出了看法:“其‘市’字完好,以为绝世,盖自宋以还,斯字久已残剥无余,独得此奇……纸质墨光皆精妙,世不恒见……”胡汉民(前清举人,国民党中常会主席,立法院长)、汪精卫(国民党副总裁、行政院长,抗日战争中投靠日本)等亦均有题跋。
值得重视的是谢无量(1884—1964)的题跋。谢无量原名蒙,后易名沉,字大澄,号希范。近代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文物鉴赏家。曾任孙中山先生大本营秘书长,建国后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代先驱。谢无量的题跋云:“此本‘残’字‘市’字均完好,而神采奕奕,与近拓判若霄壤。曩疑景君碑字殊不工,今睹此本,于方整中寓奇恣之趣,又在蔡中郎、梁鹄以外别树一帜,所以读碑贵得旧拓……洵可宝也。”
此碑由李烈钧先生珍藏多年,嗣后流向不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玖公在台湾市肆中购得此拓本。
这些在广州参与题跋研究的人,都是当时国民党最高层次的精英,1924年国民党正高举着国民革命大旗;从题跋研究可见,这些精英在戎马倥偬中,还有着闲情来考证《景君碑》,可见他们都有相当高的传统文化的根底。抚今追昔,值得记下来。
在传承传统文化的方面,玖公晚年致力于发扬其书法精髓,在台湾书法教育中,他是执颜真卿书道传统的第一人,1988年曾获台方最高“书法教育特别贡献奖”,媒体均称之为国宝级大师,门生桃李满天下。2009年,在朱玖莹先生书法纪念展开幕茶会上,台南苏友泉教授说:“玖公人品高且高徒众多,他透过书法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并在书道中体悟,做人应该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台南市也将朱玖莹先生的故居重新整理好开放,让大众有幸参观一代文人的故居和书作,追忆其人以及书道诗书特有的境界。
玖公工诗词,于右任老先生的遗诗中有“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之句,玖公作挽于髯公联云:“染翰寄情时,坠石奔云,浩荡一生犹此境;遗言藏骨处,高山大月,魂魄千秋恋故乡。”被誉为论于、挽于绝唱之一。朱老多年寓居台湾,却无日无时不眷恋家乡,曾集古诗写下“身老时危思会面,风萧雨晦梦连天”的对联和“人老书犹未,家远梦难安”的诗句寄托乡情。晚年极为冷静地回顾了一百年来自己的经历和作为,写下了一副自挽联:“投笔无言,死成空手去;盖棺自负,生为报国来。”玖公秉性谦抑,不论在他的诗文或言谈中,很少有自负的。但他却以与生俱来的报国之心自负,总希望为国家的富强和同胞的福祉贡献一点力量,这种爱国情怀,是真正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的。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文化大革命”了。若干年前玖公第一次回乡,与老友政务院前参事、省文史馆馆长陈云章老先生相聚时,玖公脱口而出,说他是“地覆天翻人去也”;云章公应声回答:“风平浪静客归来”。当年玖公离开得匆忙,一些珍贵文物未能带走,如胡林翼先生一生二百来本装订好了的奏折和书信底稿(胡本人起草或修改的);明版《王安石诗集》,此诗集本属清朝大学者袁枚,袁一次自武汉赴南京,在舟中对诗集中许多诗作了眉批,等等,均在文革以“革命”的名义被抄。云章公则举家文物书籍几乎全部被抄,多数不知下落。像玖公这样一代人当时选择离开,未可厚非。但走的人何曾料到还将祸延历史和古人,怎么会连胡林翼信札和《王安石诗集》也留不住?个人得失事小,历史浮沉事大。“人世几回伤往事”,两公聚首,只能相对无言。今日两公均已作古,固然陆游曾有诗云:“身后是非谁管得”,但还是令人又不禁想起了大江、大海——1949,去焉,留焉,谁能说得清?可为长叹息者也!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刚刚出版的《一脉文心——书画中的陈乐民》,不同寻常地向国人介绍了一位故世不久、并非专业的书画家陈乐民先生。乐民先生是地地道道的读书人——原为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欧洲研究所前所长,资深学者。他的字和画都属于中国传统的文人字和文人画,生前都仅仅是给自己和朋友看的业余寄情和少量忧时之作,此书中还包括了他对艺文的部分见解和评论。乐民先生以为中国历来的大书法家,无一不是大学者,写字是读书人的本份,都属于传统文化,不是“表演艺术”。没有学问而单练书法,那只能是“工匠”。解放前毛笔字整齐熟练的人不在少数,但学者的文人字与“师爷字”、“账房先生字”,雅俗之别、根底之厚薄,过眼即知。
乐民先生十分赞赏玖莹老先生的诗和书法,他写道,看《朱玖莹书法诗词选集》,“每次开卷均如入宝山,满目珠玉,尤其是八、九十高龄的作品,更见风骨,篆书、颜体炉火纯青。世间学颜者众,得其形易,得其神髄者,难乎其难。老先生行草酣畅中见刚劲,颜中含王。我特别欣赏老先生《学书浅说》一文……书法当涵书卷气,否则便俗,而学书最忌一‘俗’字,所谓宁为稚气,勿有市气,市井庸俗之气万不可犯。如何医?《学书浅说》中说‘唯有自多读书’”。他们二人都极其讲究诗、书、画三者相通的神韵。乐民先生还说:“报上常讲京派、海派如何、如何,不知湖湘文脉之厚重和意趣,别有特色,从朱老先生诗书中便可看出,此难言喻也。”玖公在《学书浅说》中批评台湾当时社会风气不大正常,其影响竟及于书法,有人名为书家,却不知书法家必先是地道的读书人,更不知书卷气为何意,动辄标举“创造”;乐民先生同样认为:“现在电视常邀一些‘书家’做书法‘表演’,书者在纸上‘横扫’,如蟹之横行,此盖这些年某些书家的流毒,且有‘发展’耳!写字已如耍杂技了。”对于书画的认识,朱、陈二先生可称忘年的神交了。
1996年朱玖莹老先生应湖南省政府之邀返乡访问,同时也携回了历年珍藏的书画精品。如谭延闿所书米芾《蒸徒帖》四屏,清彭玉麟大幅梅花中堂和汉《景君铭》全幅拓片等。
组庵先生所书米芾《蒸徒帖》(见本期《书屋》封二)乃玖公1972年在台湾市肆以重金购得。米芾与苏东坡、黄庭坚、蔡襄并称北宋四大书家,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和地方官员。米芾为武将世家,《蒸徒帖》是米芾训练新军之后,写给同僚(上司)的一封信。信中报告了他提前三日完成了训练民众的任务,素质赶得上禁卫军,如果自己率领这十二万人,可在贺兰山勒石纪功。
祖庵先生书此四屏时,显然是凭自己记忆信笔而书,而非“临帖”,文字与台湾故宫博物馆所藏原帖稍有不同,还误“烝”为“蒸”,但内容则一。
祖庵先生所书此帖四屏全文如下:
芾启:蒸徒(众多的步兵,或受过训练的民众——笔者,下同)如禁旅,严肃过州郡,两人行(二人为一列),寂无声,功皆三日先就(提前三日完成了训练任务),张提佥、吕大曹(二官员)皆以为诸邑功第一。得此十二万夫,自将可勒贺兰,不妄。
芾顿首再拜提举使君阁下
玖公购得后,十分高兴地于壬子年(1972年)端午节题跋于下:
此四纸先生居广州高第街时所书,下笔极不经意,搁笔颇有自得之色。事隔四十年(按:应为四十余年——笔者)记忆犹新,再入吾目,无殊侍侧时也,故以重价购之
壬子端午节玖莹谨记(钤章)
说起此四屏,尚有一轶事。长沙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前副主任、湖南大学前校友会会长黄曾甫先生(1911—2001),与玖莹先生乃长沙金井同乡、旧友。曾甫老先生去世前约一年,我带着组庵先生《烝徒帖》四屏照片到医院去拜候他,闲谈中我拿出四屏的第一页照片,曾甫先生刚掠一眼就说:“这是组庵先生书作的精品,难得了。我看,这应该是北伐前在广州写的。”我立即翻出第四屏玖公题跋给他看,诧异地请教他何以知道是在广州所作。黄老说,谭茶陵(谭公是湖南茶陵人,故称——本文作者)在广州风华正茂,定都南京后,建国伊始,公务繁忙,又是美食家,吃得太好,身体已大不如前。这四幅字味厚神藏、遒劲有力、酣畅淋漓,虽为四屏,气势一以贯之,到南京后,已难有这种笔力了。玖莹先生说他“下笔极不经意,搁笔颇有自得之色”是其来有自的。这段轶事真乃文人方懂文人字,非“书匠”所知,良有已也。
玖公说,写这幅字时,他为谭公磨墨扶纸,对谭公作书神态“事隔四十年记忆犹新,再入吾目,无殊侍侧时也”,对此四纸喜爱之情,跃然笔端。这不仅是对书体风格情有独钟,更是对青年时追随谭公那段时日的怀念与追思。
彭玉麟(1816—1890),字雪琴,湖南衡阳人,清末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人称雪帅。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湘军水师创建者,中国近代海军最重要奠基人之一。彭玉麟工于诗画,尤以画梅名世,他笔下的梅花“老干繁枝,鳞鳞万玉,其劲挺处似童钰(清布衣画家,以画梅闻名)”,被称为“兵家梅花”,与郑板桥的墨竹并称为清代画坛的“两绝”。“沙际春烟湿未消,落梅风急送轻桡。江边有客寻诗去,来到西湖第六桥。疏影寒香浸碧漪,醉拈玉管绕花吹。祇今无限相思意,遥寄孤山雪一枝。”这是彭玉麟在这幅画作《墨梅》上所题的诗句。彭少年时曾与戚女梅姑有白首之约,后父母将女另字他人,彭山盟永记,终身以梅寄托情怀,宛然又一个陆游、唐琬的沈园悲剧。这种“错,错,错;莫,莫,莫”(陆游《钗头凤》)的追忆,与画中古朴沧桑、暗香疏影的梅花,一同映照着彭公的侠骨柔肠。诗以感兴,画以寄情,彭玉麟终此生自称“伤心人另有怀抱”、“一生心事付梅花”,曾以诗言志:“生平最薄封侯愿,愿与梅花过一生。”
玖公收存的此幅墨梅(见本期《书屋》封三)是彭玉麟为数不多的大幅画作,于己巳年春(1869年,彭五十三岁)作于西湖第一楼。为水墨纸本,长二百零七厘米,宽一百零五点五厘米,保存完好。画中梅花老干虬枝,古拙苍劲,繁花满树,铮铮向上,生机盎然。画采用斜线构图,交错有致,虚实相生,笔法则沉着老到,刚柔相济,笔笔皆情愫,为寓爱融情的艺术佳作。经专家鉴定,彭的此幅梅作,乃彭公之精品,目前已发现的存世之作,尚少出其右者。2008年10月,央视《寻宝》栏目选定衡阳民间国宝为彭玉麟的一幅墨梅图,认为:“一,虽然彭玉麟不是一流画家,但他是一流人物,尤其是他奠定了近代中国海军的基础,这点尤为重要;二,他人品高尚,为官清廉,忠于感情,在历代武将当中也是不多见的;三,他所画梅花,千花万蕊,铁干琼枝,充满着侠骨柔情,多奇骨而无病态,精神向上,在众多画家中另具一格。”的确,我们读彭玉麟的画与诗,读到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与“绝世不教尘俗染,玉壸一片蕴天真”相统一的人生信仰依托。
宋《景君碑》全称为《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景君乃北海任城人(今山东济宁),曾任东汉元城令、益州太守、北海相,殁于东汉顺帝汉安二年(公元143年),门下及同僚慕其德,于汉安三年树碑。碑为隶书,碑石纵二百八十八厘米,横一百零五点六厘米,碑文十七行,每行三十三字,上部篆额“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两行,共十二字。碑文部分纵一百五十三厘米,横七十五厘米,碑阴(碑的背面)有五十四人题名,民国时期此碑存华山,现存山东济宁。
梁启超先生丁巳(1917年)十二月就其所收藏的明拓《景君铭》题跋有云:“隶书始于东京,极盛于桓、灵……《景君铭》立于汉安三年,全碑阳阴垂及千字,可谓隶石不祧之初祖也已。其书势犹合篆意,抑又可见祖之所自出也。兹拓‘残’字完好,‘市’字尚见左上半,审为明本无疑。吾家藏此碑三册,皆称善本,此其最焉!”梁任公这一拓本,2006年6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印行,为剪裱本,“残”字在十九页第二行;“市”字在二十四页第一行。
可见,梁任公当时并不知有另一更早的拓本存世。
《景君碑》之所以在研究中国文字发展史和古碑帖史上如此重要。正如梁任公所说,是中国由篆书进为隶书不久后,这一重要阶段最完整的碑。此前的汉碑还是“篆之蜕而未化者也”,东汉桓、灵之前的汉顺帝(126—142年)时,才有了垂及千字的这幅《景君碑》,所以任公说此碑乃“隶石不祧之祖也”,又说:“其书势犹合篆意,抑又可见祖之所自出也”。
民国十三年(甲子,公元1924年)梁任公已逝。国民党元老、收藏家李烈钧先生(又名协和,字侠如,号侠黄,武宁人,曾任民国时江西省主席,能文善诗,尤工书法,碑帖收藏家)于羊城市肆中收得宋拓《景君铭》全碑碑阳(正面——笔者)之未剪裱本。此时正值北伐前,国民党一些有旧学根底的元老和收藏家云集广州,从民国十三年春至秋,包括李烈钧、谢无量、谭延闿、蒋尊簋、胡汉民、杨庶堪、汪兆铭等七人均有题跋,他们对李烈钧先生收藏的拓本“景君铭”作了考证,许多人以为此乃宋拓本,远早于梁任公所收藏的明代拓本。
李烈钧题云:“甲子岁复于羊城市肆中获此。”方药雨(即方若,有名的文物鉴赏家)所著《校碑随笔》云:“旧拓景君碑阳第八行‘残伪易心’之‘残’字上未损(指未剪裱拓碑的第八行倒数第四字),至乾隆以后损为钱形矣。尤旧者‘商人空市’之‘市’字,尚见上左半(市字在未剪裱拓碑的第十一行倒数第十三字)。此本‘残’字既未损,‘市’字更完好,药雨犹未见之……其系宋拓无疑矣。”他对宋拓是十分肯定的。
谭延闿(平生见本文首页)题跋云:“碑帖重宋拓,非特字画精神完美,即其擅蜡纸墨亦非后人所能及也……昔沈韵初得景君铭,‘市’字已损,当时皆以为宋拓,况此本之完好者乎?”蒋尊簋(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任广东总督)题跋:“宋拓汉碑不多见,精本更难,景君碑继隶书之盛,笔划雄宕,……然未闻有‘市’字未缺本……此为海内孤本无疑矣。”杨庶堪(前清秀才,学者,民国时广东省长,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则从历史考究和艺术考究上提出了看法:“其‘市’字完好,以为绝世,盖自宋以还,斯字久已残剥无余,独得此奇……纸质墨光皆精妙,世不恒见……”胡汉民(前清举人,国民党中常会主席,立法院长)、汪精卫(国民党副总裁、行政院长,抗日战争中投靠日本)等亦均有题跋。
值得重视的是谢无量(1884—1964)的题跋。谢无量原名蒙,后易名沉,字大澄,号希范。近代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文物鉴赏家。曾任孙中山先生大本营秘书长,建国后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代先驱。谢无量的题跋云:“此本‘残’字‘市’字均完好,而神采奕奕,与近拓判若霄壤。曩疑景君碑字殊不工,今睹此本,于方整中寓奇恣之趣,又在蔡中郎、梁鹄以外别树一帜,所以读碑贵得旧拓……洵可宝也。”
此碑由李烈钧先生珍藏多年,嗣后流向不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玖公在台湾市肆中购得此拓本。
这些在广州参与题跋研究的人,都是当时国民党最高层次的精英,1924年国民党正高举着国民革命大旗;从题跋研究可见,这些精英在戎马倥偬中,还有着闲情来考证《景君碑》,可见他们都有相当高的传统文化的根底。抚今追昔,值得记下来。
在传承传统文化的方面,玖公晚年致力于发扬其书法精髓,在台湾书法教育中,他是执颜真卿书道传统的第一人,1988年曾获台方最高“书法教育特别贡献奖”,媒体均称之为国宝级大师,门生桃李满天下。2009年,在朱玖莹先生书法纪念展开幕茶会上,台南苏友泉教授说:“玖公人品高且高徒众多,他透过书法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并在书道中体悟,做人应该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台南市也将朱玖莹先生的故居重新整理好开放,让大众有幸参观一代文人的故居和书作,追忆其人以及书道诗书特有的境界。
玖公工诗词,于右任老先生的遗诗中有“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之句,玖公作挽于髯公联云:“染翰寄情时,坠石奔云,浩荡一生犹此境;遗言藏骨处,高山大月,魂魄千秋恋故乡。”被誉为论于、挽于绝唱之一。朱老多年寓居台湾,却无日无时不眷恋家乡,曾集古诗写下“身老时危思会面,风萧雨晦梦连天”的对联和“人老书犹未,家远梦难安”的诗句寄托乡情。晚年极为冷静地回顾了一百年来自己的经历和作为,写下了一副自挽联:“投笔无言,死成空手去;盖棺自负,生为报国来。”玖公秉性谦抑,不论在他的诗文或言谈中,很少有自负的。但他却以与生俱来的报国之心自负,总希望为国家的富强和同胞的福祉贡献一点力量,这种爱国情怀,是真正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的。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文化大革命”了。若干年前玖公第一次回乡,与老友政务院前参事、省文史馆馆长陈云章老先生相聚时,玖公脱口而出,说他是“地覆天翻人去也”;云章公应声回答:“风平浪静客归来”。当年玖公离开得匆忙,一些珍贵文物未能带走,如胡林翼先生一生二百来本装订好了的奏折和书信底稿(胡本人起草或修改的);明版《王安石诗集》,此诗集本属清朝大学者袁枚,袁一次自武汉赴南京,在舟中对诗集中许多诗作了眉批,等等,均在文革以“革命”的名义被抄。云章公则举家文物书籍几乎全部被抄,多数不知下落。像玖公这样一代人当时选择离开,未可厚非。但走的人何曾料到还将祸延历史和古人,怎么会连胡林翼信札和《王安石诗集》也留不住?个人得失事小,历史浮沉事大。“人世几回伤往事”,两公聚首,只能相对无言。今日两公均已作古,固然陆游曾有诗云:“身后是非谁管得”,但还是令人又不禁想起了大江、大海——1949,去焉,留焉,谁能说得清?可为长叹息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