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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祯是在退休前的最后一天接受了我的专访。
那是1999年的夏天，作为招商银行的首任行长，66岁退下来的王世祯，对于当时规模与影响力都还远不如今天的招商银行表达出了足够的信心。而我听得真切，也只是半信半疑。结果到今天，王行长的预言一一应验。在一些领域它甚至表现得比历史、资产规模和网点都比它厚实得多的国有银行更为出色。它也因此被一些国际媒体看成是中国最有创新精神和最健康、最受尊敬的银行。
1987年4月8日，由蛇口工业区财务公司扩充而成的招商银行在招北十栋蛇口工业区财务公司原址挂牌成立。在这个平凡得不起眼的办公楼里，日后还走出了另一家中国巨型企业平安保险。很多媒体报道过招商银行开张第一天时候的窘迫情况——成立之初，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招商局集团作为独家出资人。深圳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的袁庚兼任招商银行董事长，袁庚的副手、蛇口工业区副总经理的王世祯兼任首任行长。注册资本金仅有1亿元。一共只有36个职员，平均年龄24.3岁，大家挤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办公。行长王世祯的办公室只有6平方米，他在办公桌坐着，别人只能站着跟他说话。
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开张之前一天的4月7日，招商银行的第一次董事会上发生的事情更加具有历史意义。在这次董事会上，王世祯就说，既然任命我当行长了，我就提出要求，那就是银行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他跟我复述过当时的情形——我对袁庚说，袁董，你是改革开放的先锋，你提出所有权和经营权要分开，作为董事长，你们不能干预我们银行的经营，到时候招商局如果想到银行随便拿钱，那是不行的。袁庚就说，你作为行长就决定银行的经营，董事会就负责决定大的方针政策。日常经营业务就完全实行行长负责制，严格按照公司模式运作。这样一种“董事会领导下的行长负责制”，现在来看早已平淡无奇，可在当时却是大有争议的，甚至冒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好在那时候蛇口工业区以敢闯出名，有袁庚压阵，这事情也就这么拍板定了，还真是这么实施了。
成立之初，招商银行由招商局独家出资创办，在体制上是作为招商局集团全资附属的地区性商业银行。尽管如此，招商银行仍按国际惯例组成了董事会，明确董事会是招商银行最高权力机构，凡重大问题应由董事会讨论决策，并实行严格意义上的董事会领导下的行长负责制。由董事会聘任的行长对银行的经营活动行使充分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并对董事会负责，保障银行资本的增值和银行的发展，不断提升银行的市场价值，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摆脱了各种行政干预。随后，招商银行又成立了监事会，负责确保银行经营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王世祯生于1933年，籍贯江苏，195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制造系，是教授级工程师，早年就在中国远洋局涉外买船造船，又在德国、罗马尼亚和香港工作多年，不仅了解国外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而且善于从客户的角度即市场的角度去思考经营。由时任蛇口工业区副总经理的他来专职出任这个小银行的行长，确实是“被迫的”。
招商局1986年6月上报材料申请办银行，获得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的支持。仅仅两个月后，央行就批复成立招商银行。有了“准生证”，谁来当行长？在当时的金融体系之内，还是铁板一块，官本位意味浓郁，谁愿意到一个注册资本金只有1个亿的小地方的小银行当行长。四处求贤不得，筹备期限眼看要到期，袁庚用激将法“激”动了身边的副手王世祯来当行长。
除两权分开之外，招商银行也是全面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求平衡、自我发展“五自”权责的商业银行。王世祯当时认为，不能按国内四大专有银行那样，我们一定要办出特色。招商银行在人事和工资管理上也充分体现创新特色，实行“六能机制”——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上至行长、下至一般员工，全员聘用。1987年9月，一位主持日常工作的副行长因为一笔1000万元贷款的审查失当被降职为部门经理。这些在今天看上去已经不再有冲击力的措施，在20多年前的银行系统可是相当震撼的。
1987年底，初办银行的王世祯踌躇满志，要有更大的平台，提出了扩股增资的想法，将招商银行由企业独资兴办的银行改变成股份制的商业银行。经过两年准备，1989年招商银行首次扩股增资，实收资本金从人民币1亿元增加到4亿元，股东由一家增加到7家，新吸纳了当时的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交通部广州海运局、广东省公路管理局、山东省交通厅物资工业公司、中国海洋石油南海东部公司这6家股东，招商局的股份由100%锐减为45%—现在招商银行行徽中的7条平行射线就代表这7家股东。经过扩股增资，招商银行成为中国第一家真正由企业法人持股的商业银行。至此，招商银行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招商银行在发展过程中，总部搬迁了多次。第一次搬到蛇口工业区大厦，这是招商银行第二代总部。那时候的蛇口工业区大厦，已经是蛇口最好的写字楼，能够迁入这里，意味着招商银行成为那时候蛇口工业区的一线明星企业了。后来招行增资扩股，成为股份制银行，为了做更大的生意，董事会决定将总部从蛇口搬迁到深圳市区，这个决定得到了人民银行和深圳市政府的支持。因为那时候招行的服务特色已经有了知名度。1992年，招行正式走出蛇口，搬迁到深圳市区，当时实力有限，他们没有选择热闹的罗湖区，与其他国际同行直接面对面，而是搬到了还是电子加工厂为主的华强北的深纺工业大厦，那是招商银行第三个总部，后来深纺大厦不够用了，就搬迁到深南路上的新闻大厦。
经过1989年和1994年两次增资扩股，招行从招商局独资的银行演变为标准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并逐步摆脱地区性银行的限制，尤其是比较领先的服务，也形成了在客户之中的口碑。只是当时，招行与其他内地大银行很不一样，在深圳迟迟没有建自己的大楼。很多人问，你怎么不在深圳造楼啊，当时市领导包括以发言猛烈著称的市长厉有为也直接问过王世祯，你们是不是想走，总部走去北京或者去上海？其实，招行在深圳不造楼，不是三心二意，而是因为当时没有那个实力。招行总部这个大楼，也是到了王世祯快要离任的时候，1997年，有了一定的家底才开始建的，到2002年才搬迁过来。
在退休前最后一天上班的时候，王世祯对我说，招商银行是不会离开深圳的。为什么呢？因为深圳对招商银行来说，政策上是宽松的，政府从来没有给招行下过一笔款的任务，他们可以介绍项目，但从来没有下过指令性的贷款。搬到北京可以靠近中央，搬到上海可以进入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但我担心搬去之后，到时候婆婆太多，很麻烦。在深圳这个地方，“婆婆”不是不管你，但总是对你这么信任，政策很宽松，我们办银行就是需要这样宽松的环境。很多年之后，在第二任行长马蔚华的掌舵期间，公司上市壮大，涉足海外收购，其中虽然与其他城市传出“绯闻”，常常有人提及招行搬迁之说，但是到2013年这个时候，总部还是始终在深圳，这可能与王世祯提及的感受大有关系。
有关王世祯打造招行，有个很典型的细节。1987年2月，招行在开业前夕招兵买马，引入一批新员工。当时招聘考试的作文题目，是时至今日大众已经有点麻木的口号——《顾客就是上帝》。
顾客就是上帝，这个如今各个行业人人耳熟能详的道理，在1980年代末期的蛇口乃至全国，虽然让那时候的银行业界人士觉得不可思议，但却是相当富有破坏性的“创新”。在招行还未来得及迎接第一位顾客的时候，就为初入招行的员工出了这样一个题目，“服务”的理念成为这家企业的基因，这也是日后招行能够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吧。
（作者为财经作家）
那是1999年的夏天，作为招商银行的首任行长，66岁退下来的王世祯，对于当时规模与影响力都还远不如今天的招商银行表达出了足够的信心。而我听得真切，也只是半信半疑。结果到今天，王行长的预言一一应验。在一些领域它甚至表现得比历史、资产规模和网点都比它厚实得多的国有银行更为出色。它也因此被一些国际媒体看成是中国最有创新精神和最健康、最受尊敬的银行。
1987年4月8日，由蛇口工业区财务公司扩充而成的招商银行在招北十栋蛇口工业区财务公司原址挂牌成立。在这个平凡得不起眼的办公楼里，日后还走出了另一家中国巨型企业平安保险。很多媒体报道过招商银行开张第一天时候的窘迫情况——成立之初，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招商局集团作为独家出资人。深圳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的袁庚兼任招商银行董事长，袁庚的副手、蛇口工业区副总经理的王世祯兼任首任行长。注册资本金仅有1亿元。一共只有36个职员，平均年龄24.3岁，大家挤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办公。行长王世祯的办公室只有6平方米，他在办公桌坐着，别人只能站着跟他说话。
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开张之前一天的4月7日，招商银行的第一次董事会上发生的事情更加具有历史意义。在这次董事会上，王世祯就说，既然任命我当行长了，我就提出要求，那就是银行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他跟我复述过当时的情形——我对袁庚说，袁董，你是改革开放的先锋，你提出所有权和经营权要分开，作为董事长，你们不能干预我们银行的经营，到时候招商局如果想到银行随便拿钱，那是不行的。袁庚就说，你作为行长就决定银行的经营，董事会就负责决定大的方针政策。日常经营业务就完全实行行长负责制，严格按照公司模式运作。这样一种“董事会领导下的行长负责制”，现在来看早已平淡无奇，可在当时却是大有争议的，甚至冒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好在那时候蛇口工业区以敢闯出名，有袁庚压阵，这事情也就这么拍板定了，还真是这么实施了。
成立之初，招商银行由招商局独家出资创办，在体制上是作为招商局集团全资附属的地区性商业银行。尽管如此，招商银行仍按国际惯例组成了董事会，明确董事会是招商银行最高权力机构，凡重大问题应由董事会讨论决策，并实行严格意义上的董事会领导下的行长负责制。由董事会聘任的行长对银行的经营活动行使充分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并对董事会负责，保障银行资本的增值和银行的发展，不断提升银行的市场价值，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摆脱了各种行政干预。随后，招商银行又成立了监事会，负责确保银行经营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王世祯生于1933年，籍贯江苏，195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制造系，是教授级工程师，早年就在中国远洋局涉外买船造船，又在德国、罗马尼亚和香港工作多年，不仅了解国外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而且善于从客户的角度即市场的角度去思考经营。由时任蛇口工业区副总经理的他来专职出任这个小银行的行长，确实是“被迫的”。
招商局1986年6月上报材料申请办银行，获得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的支持。仅仅两个月后，央行就批复成立招商银行。有了“准生证”，谁来当行长？在当时的金融体系之内，还是铁板一块，官本位意味浓郁，谁愿意到一个注册资本金只有1个亿的小地方的小银行当行长。四处求贤不得，筹备期限眼看要到期，袁庚用激将法“激”动了身边的副手王世祯来当行长。
除两权分开之外，招商银行也是全面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求平衡、自我发展“五自”权责的商业银行。王世祯当时认为，不能按国内四大专有银行那样，我们一定要办出特色。招商银行在人事和工资管理上也充分体现创新特色，实行“六能机制”——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上至行长、下至一般员工，全员聘用。1987年9月，一位主持日常工作的副行长因为一笔1000万元贷款的审查失当被降职为部门经理。这些在今天看上去已经不再有冲击力的措施，在20多年前的银行系统可是相当震撼的。
1987年底，初办银行的王世祯踌躇满志，要有更大的平台，提出了扩股增资的想法，将招商银行由企业独资兴办的银行改变成股份制的商业银行。经过两年准备，1989年招商银行首次扩股增资，实收资本金从人民币1亿元增加到4亿元，股东由一家增加到7家，新吸纳了当时的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交通部广州海运局、广东省公路管理局、山东省交通厅物资工业公司、中国海洋石油南海东部公司这6家股东，招商局的股份由100%锐减为45%—现在招商银行行徽中的7条平行射线就代表这7家股东。经过扩股增资，招商银行成为中国第一家真正由企业法人持股的商业银行。至此，招商银行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招商银行在发展过程中，总部搬迁了多次。第一次搬到蛇口工业区大厦，这是招商银行第二代总部。那时候的蛇口工业区大厦，已经是蛇口最好的写字楼，能够迁入这里，意味着招商银行成为那时候蛇口工业区的一线明星企业了。后来招行增资扩股，成为股份制银行，为了做更大的生意，董事会决定将总部从蛇口搬迁到深圳市区，这个决定得到了人民银行和深圳市政府的支持。因为那时候招行的服务特色已经有了知名度。1992年，招行正式走出蛇口，搬迁到深圳市区，当时实力有限，他们没有选择热闹的罗湖区，与其他国际同行直接面对面，而是搬到了还是电子加工厂为主的华强北的深纺工业大厦，那是招商银行第三个总部，后来深纺大厦不够用了，就搬迁到深南路上的新闻大厦。
经过1989年和1994年两次增资扩股，招行从招商局独资的银行演变为标准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并逐步摆脱地区性银行的限制，尤其是比较领先的服务，也形成了在客户之中的口碑。只是当时，招行与其他内地大银行很不一样，在深圳迟迟没有建自己的大楼。很多人问，你怎么不在深圳造楼啊，当时市领导包括以发言猛烈著称的市长厉有为也直接问过王世祯，你们是不是想走，总部走去北京或者去上海？其实，招行在深圳不造楼，不是三心二意，而是因为当时没有那个实力。招行总部这个大楼，也是到了王世祯快要离任的时候，1997年，有了一定的家底才开始建的，到2002年才搬迁过来。
在退休前最后一天上班的时候，王世祯对我说，招商银行是不会离开深圳的。为什么呢？因为深圳对招商银行来说，政策上是宽松的，政府从来没有给招行下过一笔款的任务，他们可以介绍项目，但从来没有下过指令性的贷款。搬到北京可以靠近中央，搬到上海可以进入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但我担心搬去之后，到时候婆婆太多，很麻烦。在深圳这个地方，“婆婆”不是不管你，但总是对你这么信任，政策很宽松，我们办银行就是需要这样宽松的环境。很多年之后，在第二任行长马蔚华的掌舵期间，公司上市壮大，涉足海外收购，其中虽然与其他城市传出“绯闻”，常常有人提及招行搬迁之说，但是到2013年这个时候，总部还是始终在深圳，这可能与王世祯提及的感受大有关系。
有关王世祯打造招行，有个很典型的细节。1987年2月，招行在开业前夕招兵买马，引入一批新员工。当时招聘考试的作文题目，是时至今日大众已经有点麻木的口号——《顾客就是上帝》。
顾客就是上帝，这个如今各个行业人人耳熟能详的道理，在1980年代末期的蛇口乃至全国，虽然让那时候的银行业界人士觉得不可思议，但却是相当富有破坏性的“创新”。在招行还未来得及迎接第一位顾客的时候，就为初入招行的员工出了这样一个题目，“服务”的理念成为这家企业的基因，这也是日后招行能够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吧。
（作者为财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