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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泰晤士报》刊文预计，到1950年时，伦敦将被9呎厚—约合2.74米—的马粪全部覆盖。
纽约也好不到哪儿去。“纽约市没有煤气、自来水或者下水道体系。”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在1877年的一份报告中描述此前的城市北扩，“清理化粪池时就需要用桶盛装粪便，穿过房屋然后运到街道上；房屋里的垃圾和脏水通常倾倒到门前的街道上，被猪当街吞吃，在当时街道上常常任由猪群乱跑吞吃垃圾。”
19世纪中叶，美国大城市的人均寿命远不如乡下。污浊的空气，潜伏的瘟疫，紧张的人际关系，以及猖獗的犯罪活动，时刻威胁着城市的居民。奥姆斯特德看到了这些危险，认为如果不加控制，它们将“使得文明的前景非常暗淡”。他将这种城市弊病归因为人工设施的过度堆积。“在大城市中，一个人的眼睛如果只看到大量人造事物，或那些人工环境下的自然事物，不可能不产生有害的影响。它首先会影响一个人的精神或神经系统，最终将影响到人的整个身体健康。”他写道，“大城市弊病最容易给人带来的是紧张不安、过度忧虑、急躁易怒和多愁善感，而几乎公认的是，令人舒适的乡村风景将产生相反的效果。”
他试图将乡村风景引入城市。1858年，奥姆斯特德与合伙人沃克斯在纽约中央公园的扩建设计赛中胜出。此项工程历15年施工，至1873年终告完成。7年后，在向波士顿城市公园管理委员会作报告时，奥姆斯特德不无得意地指出：“经常有人说，中央公园使纽约变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市。”
公园为曼哈顿带来了清洁的空气，开阔的视野，愉悦的风景，供人散步、野餐，甚至疗养。不仅如此，它还为纽约带来了可见的经济收益。仅4年时间，便有3000万人次入园。有了中央公园，不仅纽约的富人不必再逃离这座城市，到欧洲去度假，外州甚至外国的富人也受吸引，从此定居纽约。
更重要的是，公园在文明教化上所起的作用是巨大而有效的。奥姆斯特德说：“没有哪个曾近距离观察过纽约中央公园游客行为的人，会怀疑中央公园可以对纽约市最不幸的、最不守法的阶层产生显著影响，这种影响使他们与其他人群协调，并变得文雅高尚——这种影响有利于形成文明礼貌、自我约束、自我克制。”
奥姆斯特德是19世纪最有影响的景观设计师之一，被公认为美国景观设计之父。他将公园视为“所有可能的形式中最有价值的公共场所”，由他主持或联合设计、修造的城市公园，除曼哈顿的中央公园外，还包括布鲁克林的展望公园、蒙特利尔的皇家山公园，以及更为复杂和精细的大波士顿都市公园系统——别称“翡翠项链”。
景观设计的核心要义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具体实施起来，又往往体现出人与社会的关系。奥姆斯特德以城市公园系统谋求社会风貌的改变，而这一文明化的过程也是民主精神的体现。
汉语中的“公园”大约由日语舶来，但“公”字的意义相同。
中国旧有皇家苑囿或私人园林，没有公园。近代的公园最早出现于租界，而后才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城市，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公园不仅是休闲娱乐、教化民众的场所——园内常有各式展览、表演和讲座——它本身也是民主文明的窗口，随着民主精神的传播而发展。辛亥革命之后，皇家苑囿也成为公园，对所有阶层开放，再不因贫富或官阶取人。
今天的公园却在衰败。伴随着中国城市的辐射式急剧扩张，公共空间不仅越来越少，而且被围墙圈入了一个个封闭式的住宅小区，退回到旧日的私家园林。一方面是对公共性的回避，另一方面是对公共空间的掠夺。这成了中国城市特有的现象。不久前媒体广泛报道的北京“楼顶别墅”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中产阶级的“私园”既将穷人阻隔在外，互相之间也少有往来。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显然是缺少文明教化的。他们冷漠、自私，眼界狭窄，缺少公德，软弱却又自以为是，而且安全感不足。
奥姆斯特德于1903年去世，《美国城市的文明化》由他生前的部分工作报告和书信组成，系身后成书，SB·萨顿编选，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于1971年。可惜的是，中译本并未提及萨顿女士的工作。
奥姆斯特德认识到了城市长远规划的重要性。“对一个已经实施的蹩脚规划的调整是不可行的，”他说，“现在，我们明白了这种情况，所以无论在哪里，一定要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尽量防止在城市建设方面犯错误。然而奇怪的是，在美国有超过一百个大城市正在形成，却根本没人关心如何去避免劣质的规划。”
这番话几乎是正确的。我们今天的城市弊病似乎出在没有长远规划和朝令夕改之上。但已故的加拿大记者简·雅各布斯（1916?2006）将矛头指向了埃比尼泽·霍华德的“花园城市”构想与勒·柯布西耶的“辐射之城”，他们对规划的强调不比任何人差。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雅各布斯指责这些“非中心主义者”们唯以摧毁城市系统为己任，“把目标锁定破旧的老城”，一心建立新的城市秩序，搞旧城改造，整体搬迁，把某一区域完全清空，通过建立地标式建筑，开展城市美化运动。殊不知这样做的后果是切断了人脉，铲除了社区，最终杀死了城市。
雅各布斯就此质问：“为什么有的城市花园赏心悦目，而有的则是藏污纳垢之地和死亡陷阱；为什么有的贫民区永远是贫民区？”她痛心地看到：“人行道不知道起自何方，伸向何处，也不见有漫步的人。快车道则抽取了城市的精华，大大地损伤了城市的元气。这不是城市的改建，这是对城市的洗劫。”
奥姆斯特德的成功只是局部的、个别的成功。事实上，在他死后不久，非中心主义者们便主导了汽车时代的建设，由此产生了大量丑陋的美国城市。它们本来不该成为、却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榜样。
雅各布斯与奥姆斯特德是两个时代的人，他们的观念常常出现有趣的错位。对于公园，雅各布斯便另有见解。“一般来说，街区公园或公园样的空敞地被认为是给予城市贫困人口的恩惠。”她说，“让我们把这个想法颠倒一下，把城市的公园视为是一些‘贫困的地方’，需要生气与欣赏的恩惠。这种看法与现实更加相符，因为事实是人们赋予了公园用途并且使其成功地发挥了作用——或反之：拒绝使用，公园由此被废弃或不能发挥作用。”
较之建筑的破旧，对城市更致命的威胁有可能是雅各布斯所说的“单一、僵化和粗俗”。面对老城时，大部分规划者往往和暴君无异，他们总是追求秩序、美观和地标式的建筑，为此不顾城市需要的复杂性，牺牲掉街区生活的多样性，在市中心、郊区和半郊区制造出一个个没有活力的孤岛，同时幻想用不断增多、不断加宽的道路来保持联通。后果我们已经看到了：对秩序的向往反而带来了混乱，对整齐和美观的追求则造就了千篇一律的城市图景，丑陋而令人压抑。
没有包容性和多样化，也就没有城市的文明化。
（作者为《中华读书报》编辑）
美国景观设计之父，纽约中央公园、斯坦福校园和国会大厦广场等著名景观设计者F.L.奥姆斯特德对人居环境与城市文明的思考。
《美国城市的文明化》
[美]FL·奥姆斯特德 著
王思思等 译
译林出版社 2013-04
《谁收藏了圆明园》
刘阳 著
金城出版社 2013-10
海内外第一部圆明园流散文物图录。
《预见未来——思考力时代与全球五大浪潮》
王伯达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08
贸易壁垒兴起、1%与99%的对立、人才争夺战、科技交替下的大崩坏，以及小个体时代的来临，将会是未来全世界最重要的五大浪潮。
《底线——默多克与<泰晤士报>之争背后的新闻自由》
[美]哈罗德·埃文斯 著
黄轩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3-9
本书作者回顾了这桩报业史上极富争议的并购案，真实呈现了巨变时刻的媒介业态。审查限制、劳资纠纷、技术换代带来了外部压力；更深远的问题，正埋藏在新闻观念本身的嬗变中。
《叛逆者：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
[美]撒迪厄斯 ·拉赛尔 著
杜然 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3-09
这是一部历史学家宁愿忘记的历史，它深入到美国社会的底层，讲的是那些“坏”美国人的故事，并展现出他们是如何塑造美国社会，创造新的愉悦，以及如何拓展自由。
纽约也好不到哪儿去。“纽约市没有煤气、自来水或者下水道体系。”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在1877年的一份报告中描述此前的城市北扩，“清理化粪池时就需要用桶盛装粪便，穿过房屋然后运到街道上；房屋里的垃圾和脏水通常倾倒到门前的街道上，被猪当街吞吃，在当时街道上常常任由猪群乱跑吞吃垃圾。”
19世纪中叶，美国大城市的人均寿命远不如乡下。污浊的空气，潜伏的瘟疫，紧张的人际关系，以及猖獗的犯罪活动，时刻威胁着城市的居民。奥姆斯特德看到了这些危险，认为如果不加控制，它们将“使得文明的前景非常暗淡”。他将这种城市弊病归因为人工设施的过度堆积。“在大城市中，一个人的眼睛如果只看到大量人造事物，或那些人工环境下的自然事物，不可能不产生有害的影响。它首先会影响一个人的精神或神经系统，最终将影响到人的整个身体健康。”他写道，“大城市弊病最容易给人带来的是紧张不安、过度忧虑、急躁易怒和多愁善感，而几乎公认的是，令人舒适的乡村风景将产生相反的效果。”
他试图将乡村风景引入城市。1858年，奥姆斯特德与合伙人沃克斯在纽约中央公园的扩建设计赛中胜出。此项工程历15年施工，至1873年终告完成。7年后，在向波士顿城市公园管理委员会作报告时，奥姆斯特德不无得意地指出：“经常有人说，中央公园使纽约变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市。”
公园为曼哈顿带来了清洁的空气，开阔的视野，愉悦的风景，供人散步、野餐，甚至疗养。不仅如此，它还为纽约带来了可见的经济收益。仅4年时间，便有3000万人次入园。有了中央公园，不仅纽约的富人不必再逃离这座城市，到欧洲去度假，外州甚至外国的富人也受吸引，从此定居纽约。
更重要的是，公园在文明教化上所起的作用是巨大而有效的。奥姆斯特德说：“没有哪个曾近距离观察过纽约中央公园游客行为的人，会怀疑中央公园可以对纽约市最不幸的、最不守法的阶层产生显著影响，这种影响使他们与其他人群协调，并变得文雅高尚——这种影响有利于形成文明礼貌、自我约束、自我克制。”
奥姆斯特德是19世纪最有影响的景观设计师之一，被公认为美国景观设计之父。他将公园视为“所有可能的形式中最有价值的公共场所”，由他主持或联合设计、修造的城市公园，除曼哈顿的中央公园外，还包括布鲁克林的展望公园、蒙特利尔的皇家山公园，以及更为复杂和精细的大波士顿都市公园系统——别称“翡翠项链”。
景观设计的核心要义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具体实施起来，又往往体现出人与社会的关系。奥姆斯特德以城市公园系统谋求社会风貌的改变，而这一文明化的过程也是民主精神的体现。
汉语中的“公园”大约由日语舶来，但“公”字的意义相同。
中国旧有皇家苑囿或私人园林，没有公园。近代的公园最早出现于租界，而后才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城市，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公园不仅是休闲娱乐、教化民众的场所——园内常有各式展览、表演和讲座——它本身也是民主文明的窗口，随着民主精神的传播而发展。辛亥革命之后，皇家苑囿也成为公园，对所有阶层开放，再不因贫富或官阶取人。
今天的公园却在衰败。伴随着中国城市的辐射式急剧扩张，公共空间不仅越来越少，而且被围墙圈入了一个个封闭式的住宅小区，退回到旧日的私家园林。一方面是对公共性的回避，另一方面是对公共空间的掠夺。这成了中国城市特有的现象。不久前媒体广泛报道的北京“楼顶别墅”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中产阶级的“私园”既将穷人阻隔在外，互相之间也少有往来。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显然是缺少文明教化的。他们冷漠、自私，眼界狭窄，缺少公德，软弱却又自以为是，而且安全感不足。
奥姆斯特德于1903年去世，《美国城市的文明化》由他生前的部分工作报告和书信组成，系身后成书，SB·萨顿编选，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于1971年。可惜的是，中译本并未提及萨顿女士的工作。
奥姆斯特德认识到了城市长远规划的重要性。“对一个已经实施的蹩脚规划的调整是不可行的，”他说，“现在，我们明白了这种情况，所以无论在哪里，一定要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尽量防止在城市建设方面犯错误。然而奇怪的是，在美国有超过一百个大城市正在形成，却根本没人关心如何去避免劣质的规划。”
这番话几乎是正确的。我们今天的城市弊病似乎出在没有长远规划和朝令夕改之上。但已故的加拿大记者简·雅各布斯（1916?2006）将矛头指向了埃比尼泽·霍华德的“花园城市”构想与勒·柯布西耶的“辐射之城”，他们对规划的强调不比任何人差。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雅各布斯指责这些“非中心主义者”们唯以摧毁城市系统为己任，“把目标锁定破旧的老城”，一心建立新的城市秩序，搞旧城改造，整体搬迁，把某一区域完全清空，通过建立地标式建筑，开展城市美化运动。殊不知这样做的后果是切断了人脉，铲除了社区，最终杀死了城市。
雅各布斯就此质问：“为什么有的城市花园赏心悦目，而有的则是藏污纳垢之地和死亡陷阱；为什么有的贫民区永远是贫民区？”她痛心地看到：“人行道不知道起自何方，伸向何处，也不见有漫步的人。快车道则抽取了城市的精华，大大地损伤了城市的元气。这不是城市的改建，这是对城市的洗劫。”
奥姆斯特德的成功只是局部的、个别的成功。事实上，在他死后不久，非中心主义者们便主导了汽车时代的建设，由此产生了大量丑陋的美国城市。它们本来不该成为、却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榜样。
雅各布斯与奥姆斯特德是两个时代的人，他们的观念常常出现有趣的错位。对于公园，雅各布斯便另有见解。“一般来说，街区公园或公园样的空敞地被认为是给予城市贫困人口的恩惠。”她说，“让我们把这个想法颠倒一下，把城市的公园视为是一些‘贫困的地方’，需要生气与欣赏的恩惠。这种看法与现实更加相符，因为事实是人们赋予了公园用途并且使其成功地发挥了作用——或反之：拒绝使用，公园由此被废弃或不能发挥作用。”
较之建筑的破旧，对城市更致命的威胁有可能是雅各布斯所说的“单一、僵化和粗俗”。面对老城时，大部分规划者往往和暴君无异，他们总是追求秩序、美观和地标式的建筑，为此不顾城市需要的复杂性，牺牲掉街区生活的多样性，在市中心、郊区和半郊区制造出一个个没有活力的孤岛，同时幻想用不断增多、不断加宽的道路来保持联通。后果我们已经看到了：对秩序的向往反而带来了混乱，对整齐和美观的追求则造就了千篇一律的城市图景，丑陋而令人压抑。
没有包容性和多样化，也就没有城市的文明化。
（作者为《中华读书报》编辑）
美国景观设计之父，纽约中央公园、斯坦福校园和国会大厦广场等著名景观设计者F.L.奥姆斯特德对人居环境与城市文明的思考。
《美国城市的文明化》
[美]FL·奥姆斯特德 著
王思思等 译
译林出版社 2013-04
《谁收藏了圆明园》
刘阳 著
金城出版社 2013-10
海内外第一部圆明园流散文物图录。
《预见未来——思考力时代与全球五大浪潮》
王伯达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08
贸易壁垒兴起、1%与99%的对立、人才争夺战、科技交替下的大崩坏，以及小个体时代的来临，将会是未来全世界最重要的五大浪潮。
《底线——默多克与<泰晤士报>之争背后的新闻自由》
[美]哈罗德·埃文斯 著
黄轩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3-9
本书作者回顾了这桩报业史上极富争议的并购案，真实呈现了巨变时刻的媒介业态。审查限制、劳资纠纷、技术换代带来了外部压力；更深远的问题，正埋藏在新闻观念本身的嬗变中。
《叛逆者：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
[美]撒迪厄斯 ·拉赛尔 著
杜然 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3-09
这是一部历史学家宁愿忘记的历史，它深入到美国社会的底层，讲的是那些“坏”美国人的故事，并展现出他们是如何塑造美国社会，创造新的愉悦，以及如何拓展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