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广东番禺人。1954年生于上海。1982年1月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紫江学者、兼职教授。同时兼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外文学比较和当代文学批评。
　　
　　黄晓燕（以下简称“黄”）：陈老师，您好！今天我受《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的委托来对您作一次访谈。
　　前不久看到由您主编的一本《人文知识读本》（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感觉很有新意。我们就从这本书说起吧。请问，当时是什么原因让您主编了这本素质教育的读本呢？
　　陈思和（以下简称“陈”）：这本书原是新世界出版社筹划的，编写的目的是为青少年解决一些问题，由王光东、严峰组织人写的，大家主要想谈谈“素质教育”。而我写了其中的第三章“如何做人”。其他的章节有“如何读书”、“如何审美”等等，你可以看到这本书主要目的其实是为了让中学生了解一些人文知识，这从它的目录可以看出。我们采取的是一种由浅入深的编写体例，目的就在于让中学生能够循序渐进地读完这本书，从而对他们产生一定的影响。
　　黄：这本书里谈到了您对中学教育的看法，其中主要是谈论中学素质教育的，那么我很想进一步听听您如何看待中学的素质教育？
　　陈：我一直认为素质教育有着非常广泛的含义，不是说人的知识不够就是素质不好。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人格教育，是从“如何做人”这一角度展开的。我认为素质教育就是提高人的素质，做一个好人，一个高素质的人。但这并不完全是归于中学教育的范畴，大家一说起来认为这就是中学教育的事，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素质教育是一种社会教育，是由整个社会环境来共同完成的。中学提出“素质教育”，其实只是社会教育中的一个初步类型的教育阶段。
　　对中学教育而言，我们必须得澄清的一点是：专业知识和素质教育的关系。更多地来讲，素质应该是融到知识的教育中，即我们所说的“读书做人”、“读好书做好人”等等，中学生主要就是通过读书求知，达到对做人的领悟，这实际上是一个人文教育的问题。
　　黄：现在很多中小学校都开设了一些文娱方面的培训课，他们认为这就是对学生进行了素质教育。您是怎么看这个现象的？
　　陈：中学教育的主要部分是给学生讲授知识，引导学生读书，但并不是说素质教育在中学教学中，就是多开一门课。我们应该把素质教育看得更大点，这种教育本身是社会大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阶段单位。它不只是所谓的弹钢琴、学绘画，还包括教他如何讲道德，或者说道德教育。
　　黄：那您认为现在的中学课程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吗？
　　陈：我认为这个问题得这样看，以前的中学课程，包括主科和副科，本来是非常全面的，每一门课传授一门知识，最后一总起来就是一种素质教育。中学生通过这些学习懂事了，懂得了道德文明的含义。而这些被丰富了的头脑，反过来又完善原有的各种专业课。这样一步一步地就培养出了相对优秀的中学生。
　　黄：可不可以这样说，素质教育大家现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它看成了一种形式？
　　陈：我觉得更应该说大家把它看成了一种物体。其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第一个原因就是高考的指挥棒。为了应付高考，学生所有的时间集中在应考部分，与高考无关的课不断被冷落。这就像石头扔在河里，泛起的涟漪，一圈是与高考有关的，如语数外理化生；外一圈是与高考一般关系的，如地理、政治、历史；再外一圈的就是与高考无关的，如文体方面的课。重要的课学生要耗费80%或者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还要请家教辅导。而与高考无关的，所谓不重要的课程就很少时间或者没有时间去顾及了。
　　二是现在对教学本身的要求。其实语文课是最重要的课程，语文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知道人、了解人，最后达到热爱人这一目的。而现在中学语文很多时候变成了一种“背、涂、充”，一切的标准是与高考合不合，一个空“____前进”，标准答案说是“奋勇前进”，学生填上“努力前进”，硬说不正确，这样久了，学生的思考能力必定会下降。因为这样的教育把语文教学中的一种人性化的东西给冲淡了。同时，这样的中学教育带来了至少两个负面影响：一是学生的偏科，造成对学生，对学校原来体系的破坏；二是这种不让学生思考的方法会造成学生思维的懒惰性和教师课堂的霸权地位。
　　三是这种教育是一种脱离现实的教育。我们拿政治课来说，其实政治不是抽象的东西，是我们时时刻刻会碰到的，这里面包含着我们对理想、对真理、对社会是非的辨别。如果不是去引导学生深入社会，去理解它，而是把他们关在政治课的课堂中，这就戕害了学生对政治的热情。这种教师和学生对政治的冷漠，是一种人文精神的缺失，尤其对一个青年人来讲，我们的中学教育不是让他们过早地去改造社会，而是教给他们先学会如何应对社会。学生从不懂到懂，产生大量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老师去正面解答：如“如何面对不良的社会现象”、“如何面对挫折”、“如何面对社会的矛盾”等等问题。
　　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的素质教育，一要做到以人为本；二要合理安排中学课程的设置；三要打破高考的成规。
　　黄：您说要打破高考成规，但目前我们的很多父母都希望小孩子进大学进好大学。高考的效应，特别在所谓的“黑色六月”表现得格外突出，这种教育体制长久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
　　陈：这主要是一个社会体制的问题，在美国，高考并没有这样的引人瞩目。这种高考的教育制度只有亚洲国家存在。主要原因是亚洲国家里的社会悬殊大，而普通人家只有通过读书才可以进入高的阶层。这种追求高学历并不就代表这个人会拥有完美的人格，但它是社会求职的必然途径。有很多父母，在小孩没有大学读的情况下，倾家荡产地把小孩子送到国外。其实，小孩子回来，也同样要面对一个庞大的就业群体，面对将来就业的问题。这种就业的危机迟早有一天会爆发的。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能怪教育，这个社会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不断地延宕。除了上面说的社会发展不均衡外，还有一个社会对读书的看法。
　　黄：您对读课外书有什么看法，或者什么建议呢？
　　陈：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在学术界都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可是，我们在文革期间，都没有受过什么高考教育，读书也没有条件。我们读书靠的是自己的兴趣。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能大方的去读书，大家在一个小圈子里悄悄传播各种各样的书，然后再交流。我们那个时候，一本《简爱》，一本《傲慢与偏见》，一本《琥珀》，一本《飘》，我们经常把书撕成一页一页地传看，现在的小孩很少能这个样子看书的。到一定年龄，读书应该是青少年的一种求知欲所支配的，所以我们觉得这样一种求知欲，学校不应该阻止，不应该把它与高考教育对立起来。
　　与之相关的问题是，教师也不要把学生读课外书与自己的教学对立，应该辅导和鼓励学生去读。读多了，思想就慢慢变得丰富起来，感情也丰富起来。一般来说，语文读得好的学生，思想感情也相对丰富；而且，语文的功能就是让学生正视自己感情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黄：但教师会认为学生没时间。
　　陈：这是不对的。其实是教师没有时间。教师总认为学生没有过多的时间去读课外书，其实很多小孩子如果对这本书感兴趣，一晚上就把书看完了，很多东西读一遍就记住了，他们永远是有时间的，他们的精力是用不完的。我年轻的时候，为了抢时间，一个下午站在窗台前把一本柳青的《创业史》看完了。列宁曾经说过，旧教育是九分无用，一分歪曲。这句话现在想想是很有道理的。你仔细想想，我们有很多课程，真的是这样的。不能把大量的时间都浪费在做题上，所以，我们的教师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不要再逼着学生去填那莫名其妙的空了。
　　黄：看来您还是鼓励学生去读课外书的，那您认为这和素质教育有什么联系呢？
　　陈：你可以让学生去读书，读书读得多了，积累多了，它会解决你高考中的各种困难，因为阅读的程度，关键还是理解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这个联系是很明显的。语文教育的目的是教会学生去了解问题，包括英语，我记得英语最重要的是阅读理解，理解的较好的人，是靠阅读来增长自己的理解力的，读起来不会花大量的时间，而理解是靠大量的阅读来完成的。我们的中学教育，要学会帮助我们的学生培养丰富的感情，不要把一个丰富的人搞得简单化，单一化。
　　黄：面对当前素质教育的误区，那我们的教师是要从知识上进一步去完善自己，更好地承担培养下一代的责任吗？
　　陈：这是当然的。作为理论上来讲，知识分子的岗位非常重要。不过把教师的责任变成考试机器，这不是教师的错，还是我们前面谈到的社会体制问题。对一个真正关心人的教师来讲，专业知识与教学之间的矛盾不是影响教学的问题，
　　黄：我们很想听听您对我们中学语文教师有什么样的希望。
　　陈：语文老师岗位很重要，除了高考以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一个超越高考的目标：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复旦附中的黄玉峰老师的经验可以让大家参考参考。在附中，黄老师就是鼓励学生多读书，而且附中的学生可以到复旦大学图书馆来借书，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想阅读的书籍，很多学生文史哲都读了。他们还编了一个学生杂志，名字就叫《读书做人》，我觉得办得不错，里面的内容很多都是让学生树立人生的信念，这种方法很好，很值得借鉴。
　　
　　黄晓燕，中学语文教师，现居湖北黄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