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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专有项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得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成为翻译研究的一大难题。本文以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为理论指导，对《鲁迅小说选》杨宪益译本中中国文化专有项的翻译进行了详细分析，试图为中国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提供一些参照，以达到促进中国文化传播及增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目的。
关键词：中国文化专有项 目的论 翻译策略 鲁迅小说选
一、引言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由于各国文化在传统习俗、宗教信仰、审美情操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各国语言中包含着大量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独特文化内涵的表达方式，即文化专有项。文化差异是造成文化专有项翻译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也是文化的交流。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如何将大量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化专有项翻译成适当的英语，对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二、目的论简述
以人类行动理论、现代交际理论、接受美学、语篇语用学为理论来源，历经赖斯、弗米尔、曼塔莉和诺德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最具影响的翻译学派，而翻译目的论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核心理论，因此功能派翻译理论常被称为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
弗米尔把翻译界定为一种有目的的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它既涉及语言又涉及文化的转换。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遵循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其中目的原则是首要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都从属于目的原则，即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译者应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选择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以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
诺德将译文按其交际功能分为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文献型翻译是对源文作者和源语文本读者间在源语文化中的交际所作的“文献记录”，源语文化特色在译文中保持不变，翻译方式无需根据目的语境作出调整。工具型翻译的目的是在译语文化中实现新的交际功能，即译文要在译语文化里的一次新的交际行动中充当独立的信息传递工具，译文根据自身目的对源文作出调整。这两种翻译模式更为全面，更为包容，更为开放，为译者提供了更为实用的翻译策略指导。[1]
三、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翻译思想
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作翻译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离骚》等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及巴金、鲁迅等现当代文学大家的作品，同时也将许多西方优秀文学作品译介到中国。1982年，杨宪益发起并主持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空白的“熊猫丛书”系列，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对外沟通的窗口。杨氏夫妇的译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中国的翻译事业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2]
从杨氏夫妇的翻译实践不难看出，他们的翻译目的就是将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译介到西方，向西方传输中国文化，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弘扬中国文化，加强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
杨宪益曾在《略谈我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与体会》中提到，翻译的标准就是“信、达、雅”，“信”和“达”则是缺一不可，对原作的内容不许增减。由此可见，杨宪益坚持“忠实”是翻译的第一要义，翻译的时候不能做过多的解释，以忠实的翻译“信”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文明的精神。[3]
基于以上的翻译目的和翻译原则，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在翻译中国文化专有项时，采用了文献型翻译为主，工具型翻译为辅的翻译策略。
四、《鲁迅小说选》中文化专有项的英译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的作品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其中包含了大量中国文化专有项，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鲁迅小说选》中收录了《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杨宪益夫妇的译本堪称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为达到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的目的，杨氏夫妇在翻译《鲁迅小说选》中的文化专有项时，主要采用了文献型翻译的方法，如音译、直译、解释，从形式和内容上保留了中国文化特色，做到形神兼备，同时用意译和替代等工具型翻译方法作为必要的补充，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一）文献型翻译
1.音译
音译指用目的语中与源语内容发音接近的表达方式来翻译，能完整地保留源语的语音形式，通常用于人名、地名、专有名词、专业技术术语等的翻译。随着越来越频繁和深入的跨文化交流，许多音译词已经被人们所接受，极大地丰富了各民族的语言。
2.直译
直译指译者在翻译时不仅保留源文的内容和神韵，并且尽可能地保留源文的形式和风格，做到传神达意，形神合一，这是翻译文化专有项的一种常用方法，可以丰富语言的多样性，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杨氏夫妇在翻译《鲁迅小说选》时大量采用了直译的方法。
3.解释
由于“文化缺省”的存在，有时单独的音译或直译可能会造成外国读者的误解，若在其后加注释，既能体现不同语言的文化差异，让外国读者欣赏到原汁原味的异域文化以增长见闻，同时可以弥补文化空缺，帮助外国读者更好地理解文化专有项所包含的独特文化内涵以促进文化交流。
（二）工具型翻译
1.意译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死板的逐字翻译可能会导致“中国式英语”。为避免这种情况，可采用意译，即在忠实于源文意义的前提下，译者不再拘泥于源文的形式结构，以简洁的翻译使外国读者更容易理解源文的内涵。 如：丁举人 Mr. Ding， the provincial-grade scholar， 子曰诗云 the Confucian classics，中状元 come first in the official examinations。[4]
2.替代
考虑到译文的可接受性，可以用英语中一些与中国文化专有项具有相似文化意义的表达方式来替代，这样的翻译很容易被外国读者理解和接受。如：四文铜钱 four coppers， 六斤五两 six pounds five ounces， 六尺多长 over six feet long。[4]
五、不足
作者认为，杨氏夫妇的翻译也存在一些瑕疵。有些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没有表达出其隐含的文化意义，对于那些缺乏相应背景知识的外国读者来说，就会造成理解困难，甚至误解。如“清明”一词，即使是威廉·莱尔也把它翻译成了“Clear-and-Bright Festival”，很明显，他误解了清明节的天气状况和其所包含的文化意义，更不用说其他普通的外国读者。而杨宪益可能出于对译文流畅性的考虑，仅仅把“清明”音译为the Qing Ming Festival，应在其后加上注释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
另一个例子是杨宪益把“豆腐西施”意译为“Beancurd Beauty”，不熟悉中国历史的外国读者就很难理解西施和beauty 之间的关系，若加上注释可以最大限度地弥补文化空缺。
六、结语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递。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译者在翻译文化专有项时，很难在目的语中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方式。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为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指导。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根据翻译行为的目的与意图，灵活选择翻译策略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在翻译《鲁迅小说选》中的文化专有项时，采用文献型翻译为主，工具型翻译为辅的翻译策略，既保留了中国文化特色，又考虑到了译文的可接受性，实现了他们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优秀文化遗产，传播中国文化，弘扬中华文明的目的。语
参考文献
[1]卞建华.传承与超越：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2]付智茜，杨小刚.对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思想的描述性研究[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128）：153-155.
[3]任生名.杨宪益的文学翻译思想散记[J].中国翻译，1993（4）：33-35.
[4]Lu Xun. SELECTED STORIES OF LU XUN （Yang Xianyi
关键词：中国文化专有项 目的论 翻译策略 鲁迅小说选
一、引言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由于各国文化在传统习俗、宗教信仰、审美情操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各国语言中包含着大量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独特文化内涵的表达方式，即文化专有项。文化差异是造成文化专有项翻译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也是文化的交流。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如何将大量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化专有项翻译成适当的英语，对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二、目的论简述
以人类行动理论、现代交际理论、接受美学、语篇语用学为理论来源，历经赖斯、弗米尔、曼塔莉和诺德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最具影响的翻译学派，而翻译目的论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核心理论，因此功能派翻译理论常被称为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
弗米尔把翻译界定为一种有目的的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它既涉及语言又涉及文化的转换。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遵循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其中目的原则是首要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都从属于目的原则，即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译者应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选择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以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
诺德将译文按其交际功能分为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文献型翻译是对源文作者和源语文本读者间在源语文化中的交际所作的“文献记录”，源语文化特色在译文中保持不变，翻译方式无需根据目的语境作出调整。工具型翻译的目的是在译语文化中实现新的交际功能，即译文要在译语文化里的一次新的交际行动中充当独立的信息传递工具，译文根据自身目的对源文作出调整。这两种翻译模式更为全面，更为包容，更为开放，为译者提供了更为实用的翻译策略指导。[1]
三、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翻译思想
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作翻译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离骚》等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及巴金、鲁迅等现当代文学大家的作品，同时也将许多西方优秀文学作品译介到中国。1982年，杨宪益发起并主持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空白的“熊猫丛书”系列，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对外沟通的窗口。杨氏夫妇的译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中国的翻译事业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2]
从杨氏夫妇的翻译实践不难看出，他们的翻译目的就是将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译介到西方，向西方传输中国文化，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弘扬中国文化，加强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
杨宪益曾在《略谈我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与体会》中提到，翻译的标准就是“信、达、雅”，“信”和“达”则是缺一不可，对原作的内容不许增减。由此可见，杨宪益坚持“忠实”是翻译的第一要义，翻译的时候不能做过多的解释，以忠实的翻译“信”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文明的精神。[3]
基于以上的翻译目的和翻译原则，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在翻译中国文化专有项时，采用了文献型翻译为主，工具型翻译为辅的翻译策略。
四、《鲁迅小说选》中文化专有项的英译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的作品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其中包含了大量中国文化专有项，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鲁迅小说选》中收录了《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杨宪益夫妇的译本堪称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为达到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的目的，杨氏夫妇在翻译《鲁迅小说选》中的文化专有项时，主要采用了文献型翻译的方法，如音译、直译、解释，从形式和内容上保留了中国文化特色，做到形神兼备，同时用意译和替代等工具型翻译方法作为必要的补充，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一）文献型翻译
1.音译
音译指用目的语中与源语内容发音接近的表达方式来翻译，能完整地保留源语的语音形式，通常用于人名、地名、专有名词、专业技术术语等的翻译。随着越来越频繁和深入的跨文化交流，许多音译词已经被人们所接受，极大地丰富了各民族的语言。
2.直译
直译指译者在翻译时不仅保留源文的内容和神韵，并且尽可能地保留源文的形式和风格，做到传神达意，形神合一，这是翻译文化专有项的一种常用方法，可以丰富语言的多样性，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杨氏夫妇在翻译《鲁迅小说选》时大量采用了直译的方法。
3.解释
由于“文化缺省”的存在，有时单独的音译或直译可能会造成外国读者的误解，若在其后加注释，既能体现不同语言的文化差异，让外国读者欣赏到原汁原味的异域文化以增长见闻，同时可以弥补文化空缺，帮助外国读者更好地理解文化专有项所包含的独特文化内涵以促进文化交流。
（二）工具型翻译
1.意译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死板的逐字翻译可能会导致“中国式英语”。为避免这种情况，可采用意译，即在忠实于源文意义的前提下，译者不再拘泥于源文的形式结构，以简洁的翻译使外国读者更容易理解源文的内涵。 如：丁举人 Mr. Ding， the provincial-grade scholar， 子曰诗云 the Confucian classics，中状元 come first in the official examinations。[4]
2.替代
考虑到译文的可接受性，可以用英语中一些与中国文化专有项具有相似文化意义的表达方式来替代，这样的翻译很容易被外国读者理解和接受。如：四文铜钱 four coppers， 六斤五两 six pounds five ounces， 六尺多长 over six feet long。[4]
五、不足
作者认为，杨氏夫妇的翻译也存在一些瑕疵。有些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没有表达出其隐含的文化意义，对于那些缺乏相应背景知识的外国读者来说，就会造成理解困难，甚至误解。如“清明”一词，即使是威廉·莱尔也把它翻译成了“Clear-and-Bright Festival”，很明显，他误解了清明节的天气状况和其所包含的文化意义，更不用说其他普通的外国读者。而杨宪益可能出于对译文流畅性的考虑，仅仅把“清明”音译为the Qing Ming Festival，应在其后加上注释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
另一个例子是杨宪益把“豆腐西施”意译为“Beancurd Beauty”，不熟悉中国历史的外国读者就很难理解西施和beauty 之间的关系，若加上注释可以最大限度地弥补文化空缺。
六、结语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递。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译者在翻译文化专有项时，很难在目的语中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方式。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为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指导。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根据翻译行为的目的与意图，灵活选择翻译策略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在翻译《鲁迅小说选》中的文化专有项时，采用文献型翻译为主，工具型翻译为辅的翻译策略，既保留了中国文化特色，又考虑到了译文的可接受性，实现了他们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优秀文化遗产，传播中国文化，弘扬中华文明的目的。语
参考文献
[1]卞建华.传承与超越：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2]付智茜，杨小刚.对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思想的描述性研究[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128）：153-155.
[3]任生名.杨宪益的文学翻译思想散记[J].中国翻译，1993（4）：33-35.
[4]Lu Xun. SELECTED STORIES OF LU XUN （Yang Xian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