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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朱文颖的小说《戴女士与蓝》以三个主要的极具象征意味的消费场所作为文学文本叙述的支点，为读者精心构筑了一个独特的叙事空间，展示了在商业化时代背景下的人们为消费欲望所扭曲异化的梦境，从而深刻揭示了当代社会消费异化对人性的损害与扭曲，并暗示了某种人类摆脱异化宿命的谶语、重获生命尊严，回归人性真情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消费场所 人性 异化 心灵 回归
引言
70年代的美女作家朱文颖在创作《高跟鞋》与《水姻缘》之后，华丽地转身，为读者贡献了她的另一部作品——《戴女士与蓝》。这篇小说中，用全新的文学创作理念与原则，通过海洋馆、红房子、游泳池三个具有高度象征意味的消费场所淋漓尽致地演绎了一个为消费欲望所扭曲异化的梦境，敢于直面和质询人类社会历史内在的生存悖论。整部小说没有彻底的女性化，也没有彻底张扬女性的欲望，而是围绕着作者精心布置的梦境，深刻揭示了当代社会消费异化对人性的损害与扭曲，并暗示了某种人类摆脱异化宿命的谶语、重获生命尊严，回归人性真情的心路历程。
一、人性的遮蔽与泯灭
《戴女士与蓝》这篇小说在空间架构和小说模式上，基本承袭了现代文学巨匠——鲁迅所开创的离开——回归——再离开的现代小说模式。作品通过主人公“我”与戴女士在风靡一时的赴日淘金大潮中的某些特殊经历和真实的心灵体验，描绘了一个自我消费同时也消费自我的现代版童话，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消费观念逐渐侵蚀进而彻底占领现代人心灵的残酷过程。小说在一系列充满隐喻与象征意味的消费场所之间不断地展开，最终完成了“离乡——归乡——永远失去精神故乡”这一文学主导精神。
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了一个从日本打工多年回国的男子，在面对无忧无虑的女友时，不断回忆起在日本的生活，以及在日本与诸多女性交往的故事。小说以现在的上海和日本两条线索作为展开的二元结构，大量描绘了关于“我”在日本的种种奇特或屈辱的生存经历。小说中的“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出国大潮中靠借了一笔款子到达日本，企图实现人生的瑰丽梦想，但残酷的现实使“我”只能在异国他乡靠干最低级的苦力谋生。先是打捞海洋馆里鱼类留下的粪便，随后扮演起死去的鲸鱼。“我”的故事中包含着两个女人的故事，一个是在超市里打工与“我”同居的女子，另一个是在海洋馆里与“我”一起扮演鲸鱼“星期五”的女人。故事的落点在那个与“我”天天在海洋馆里扮演鲸鱼的女人，始终未能除去面具见面。多年后，“我”“荣归故里”，在上海邂逅戴女士，“我”认定这个已经成为健美教练的戴女士就是当年在日本与“我”一起扮演鲸鱼“星期五”的那个女人。但戴女士根本不愿意承认过去的经历，我也无法断定。“我”陷入精神的困境，离开了现在的女友陈喜儿，结果陈喜儿自杀身亡。
作者绝不是单纯地为我们叙述琐碎的故事，她展示的是力透纸背的主题意蕴：人性在现代物质社会中被扭曲异化。作者依托其笔下建构的两个消费场所，明晰地表现这个主题。
故事中展示最鲜明的是两个不同国别的消费场所，即日本的海洋馆、中国上海的红房子。作品高度浓缩了消费社会的基本框架，同时也为人物心灵的逐步异化提供了有力的阵地。小说中，消费社会异化特征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在那个全称叫做“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的地方。这个原本打着普及科学知识、唤起人类对海洋生物热爱招牌的所谓“博物馆”，实际上是一个“商业气相当重”的经营机构，是一个通过满足人类种种猎奇式心理来赢取高额利润的消费场所。它所提供的消费品就是来自于热带或者极地海域的稀奇古怪的海洋动物。这种提供人工炮制的所谓亲近自然的情感交流，对于消费者本身就是一种欺骗和嘲弄，是消费行为的一种异化。而那些“蛙人”则是为了维持这种虚假消费体验而服务于动物的人，是整体消费过程中的一个附属品，也完全地被异化了。然而，这种异化还远未结束。当一次意外事故发生之后，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海洋馆不再提供真正的极地白鲸，商家巧妙地运用“人”这个载体来演示某些海洋动物，他们聘请了两个活生生的中国“蛙人”来充当替代品，通过扮演白鲸的肢体动作来满足那种猎奇式心理体验。人，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他人赚取高额利润的工具，是一个异化的过程;同时，人，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一小部分的付出所得的酬劳，本身就是一种消费自己的过程。于是，人直接成为了消费品，甚至人的心理、人的语言乃至尊严都被赋予了特定的消费价值进入了市场。正是在这个海洋馆里，“我” 失去了作为人的身份与自我意识，进而失去了爱与被爱的能力。外部社会对“我”的一系列命名，从“蛙人一号”到“辛巴”再到“鱼”，则从另一个层面喻示着“我”这个远赴重洋寻求美好人生梦想的中国人被逐渐异化为任人消费的商品的全过程。“我”的自尊与当初的华美理想完全被毁灭在物质诱惑和获取之下。这是作为现代社会人的一种深重的悲哀，也是现代消费社会中人类追求物质利益导致人性被遮蔽与泯灭的一个必然性的结局。
作者另辟蹊径，想要探究出人生的意味与对生活的某种思考，甚至是别具匠心地采用一个男人的视角，用男性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来讲述故事：一个从日本打工多年回国的男子，在面对无忧无虑的女友时，不断回忆起在日本的生活，在日本与女性交往的故事。小说更是通过回忆的视点，讲述“我”和另外一个女人穿上鱼皮，通过一套特殊的装备，成为了极地馆里新的“辛巴”和“星期五”。自始至终，“我”都没看到过“星期五”的脸，“我”只知道，她来自中国，可能也是上海人……“我”和从未谋过面的“星期五”每周都要在大海洋馆的冷水中重复地说出“我爱你”、“你爱我”之类的话。他们穿着巨大的仿鲸鱼皮，肉体也被厚厚的屏障隔开了，始终不能见到真面目，人心更不能沟通。每个人都成为自己内心的不忠者：幽蓝水族馆里的空虚寂寞、突然而至的雷阵雨和哭声、中年男人的心绞痛和他被年轻女孩子加重了的生命恐惧感，它们组成了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作者精确地为读者构建了一座当代的无梁宫殿：一群我们能从身边辨识出的人来到这里，纷纷上演了精彩绝伦的宴会上的小把戏，夹杂着不绝于耳的盥洗间的呕吐声，这里的每个人心里都有层层的秘密和隐忧，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把它们说出来，作者把他们安放在这里的唯一目的，仅仅是让他们都成为自己内心的不忠者。作者试图通过“我”在工作之余的好奇想要了解对方来追问人类荒谬的存在，人如何地隔膜，如何地不敢面对自己曾经的历史。这也使得小说的主题颇有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韵味。尤其是小说中围绕着日本的海洋馆、上海的红房子这两个主要的消费场所展开，集中表现了人的麻木、冷漠，甚或残酷。“物欲是人的第一性”这一西方哲学精神，深刻地体现了在商业经济“物质第一性”的冲击下，人被扭曲物化，在艰难的生存困境中，人性遭到残酷的戕害，被彻底遮蔽与泯灭了。 二、回归人性真情的“一池春水”
作者在精心构筑这两个居于核心地位的消费情境的时候，也在想方设法对其进行解构，借以削弱人性荒漠的宿命色彩，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人类摆脱异化宿命的谶语、重获生命尊严，回归人性真情，实现人物自我救赎的心路历程。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品中异化情境的描述远比卡夫卡《变形记》中格里高利所经历的更为可怕，因为她笔下的人物不仅在接受被消费命运的同时变形成为“鱼”，而且还在接受消费他人的共谋中被“食人鱼”彻底“消费”，直至变形成为一副没有灵魂、没有自我的“骨架”。但作者没有仅仅停留于此，而是力图探讨物质与精神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是否有一条坦途，即“究竟要走过多远，物质才能抵达精神的边缘。或者换句话讲，精神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得到它赖以生存的基础。”她在文本中还额外设置了“游泳池”这个第三重空间，来表达这种深层次的探索。作品中人性真情的回归也正是通过这条渠道得以舒展的。
作品中，“我”所使用的一系列原为鲁迅等大家笔下带有特定意识形态所指的称谓：“杨白劳”、“黄世仁”、“祥林嫂”、“鲁四老爷”，说明“我”并没有完全彻底地丧失对这个消费世界的物化本质的认识。对此，作者精心设计了第三重隐喻象征性的场所——游泳池。与海洋馆相比，游泳池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不再以任何方式被别人消费，同时不再去消费别人。在这里，戴女士和“我”得以脱下“鱼”的外衣，获得了一个真实的人的身份，尊严与自我从被异化的现实中剥离出来。这里所提供给别人的不再是一种虚拟空幻的快感，而是身体的健美和旺盛的生命力，一种在人性之爱的包围下传递出来的真实的生命体验。这里的水不再起到隔离消费者与被消费者的作用，不再是蓝得令人恐惧的工业合成物，而是人们可以平等共享的一种资源，同时更是让“我”可以哭泣进而摆脱梦境、自我实现，回归人性真情的“一池春水”。作品人物终于在沉沦泯灭人性之后获得某种形式的自我超越与救赎。在如潮的炫耀私人体验、堆砌情欲幻觉的文本制作大潮中，作者以独到的眼光和非凡的勇气，揭示出了当人们的内心被消费主义幽灵所异化，同时又为其所同化的时候，笼罩在人性之上的那种沉重黑暗，以及在暗色中顽强跳动着的那缕光明，显得尤为珍贵。
结语
这部小说不仅仅展示了一个小说家的自觉与敏感，同时也真实地再现了当代社会消费异化对人性的损害与扭曲，并暗示了某种人类摆脱异化宿命的谶语、重获生命尊严，回归人性真情的心路历程的可能性。 语
参考文献
[1]朱文颖 .戴女士与蓝[M].作家出版社，2004：4.
[2]蔡雪芹.消费异化与伦理失衡[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3（1）.
[3]罗良清.异化”理论的文学化表达[M].哈尔滨学院出版，2002.
[4]周宝红.作别女性主义的大胆书写[M].高教出版社，2006.
关键词：消费场所 人性 异化 心灵 回归
引言
70年代的美女作家朱文颖在创作《高跟鞋》与《水姻缘》之后，华丽地转身，为读者贡献了她的另一部作品——《戴女士与蓝》。这篇小说中，用全新的文学创作理念与原则，通过海洋馆、红房子、游泳池三个具有高度象征意味的消费场所淋漓尽致地演绎了一个为消费欲望所扭曲异化的梦境，敢于直面和质询人类社会历史内在的生存悖论。整部小说没有彻底的女性化，也没有彻底张扬女性的欲望，而是围绕着作者精心布置的梦境，深刻揭示了当代社会消费异化对人性的损害与扭曲，并暗示了某种人类摆脱异化宿命的谶语、重获生命尊严，回归人性真情的心路历程。
一、人性的遮蔽与泯灭
《戴女士与蓝》这篇小说在空间架构和小说模式上，基本承袭了现代文学巨匠——鲁迅所开创的离开——回归——再离开的现代小说模式。作品通过主人公“我”与戴女士在风靡一时的赴日淘金大潮中的某些特殊经历和真实的心灵体验，描绘了一个自我消费同时也消费自我的现代版童话，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消费观念逐渐侵蚀进而彻底占领现代人心灵的残酷过程。小说在一系列充满隐喻与象征意味的消费场所之间不断地展开，最终完成了“离乡——归乡——永远失去精神故乡”这一文学主导精神。
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了一个从日本打工多年回国的男子，在面对无忧无虑的女友时，不断回忆起在日本的生活，以及在日本与诸多女性交往的故事。小说以现在的上海和日本两条线索作为展开的二元结构，大量描绘了关于“我”在日本的种种奇特或屈辱的生存经历。小说中的“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出国大潮中靠借了一笔款子到达日本，企图实现人生的瑰丽梦想，但残酷的现实使“我”只能在异国他乡靠干最低级的苦力谋生。先是打捞海洋馆里鱼类留下的粪便，随后扮演起死去的鲸鱼。“我”的故事中包含着两个女人的故事，一个是在超市里打工与“我”同居的女子，另一个是在海洋馆里与“我”一起扮演鲸鱼“星期五”的女人。故事的落点在那个与“我”天天在海洋馆里扮演鲸鱼的女人，始终未能除去面具见面。多年后，“我”“荣归故里”，在上海邂逅戴女士，“我”认定这个已经成为健美教练的戴女士就是当年在日本与“我”一起扮演鲸鱼“星期五”的那个女人。但戴女士根本不愿意承认过去的经历，我也无法断定。“我”陷入精神的困境，离开了现在的女友陈喜儿，结果陈喜儿自杀身亡。
作者绝不是单纯地为我们叙述琐碎的故事，她展示的是力透纸背的主题意蕴：人性在现代物质社会中被扭曲异化。作者依托其笔下建构的两个消费场所，明晰地表现这个主题。
故事中展示最鲜明的是两个不同国别的消费场所，即日本的海洋馆、中国上海的红房子。作品高度浓缩了消费社会的基本框架，同时也为人物心灵的逐步异化提供了有力的阵地。小说中，消费社会异化特征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在那个全称叫做“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的地方。这个原本打着普及科学知识、唤起人类对海洋生物热爱招牌的所谓“博物馆”，实际上是一个“商业气相当重”的经营机构，是一个通过满足人类种种猎奇式心理来赢取高额利润的消费场所。它所提供的消费品就是来自于热带或者极地海域的稀奇古怪的海洋动物。这种提供人工炮制的所谓亲近自然的情感交流，对于消费者本身就是一种欺骗和嘲弄，是消费行为的一种异化。而那些“蛙人”则是为了维持这种虚假消费体验而服务于动物的人，是整体消费过程中的一个附属品，也完全地被异化了。然而，这种异化还远未结束。当一次意外事故发生之后，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海洋馆不再提供真正的极地白鲸，商家巧妙地运用“人”这个载体来演示某些海洋动物，他们聘请了两个活生生的中国“蛙人”来充当替代品，通过扮演白鲸的肢体动作来满足那种猎奇式心理体验。人，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他人赚取高额利润的工具，是一个异化的过程;同时，人，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一小部分的付出所得的酬劳，本身就是一种消费自己的过程。于是，人直接成为了消费品，甚至人的心理、人的语言乃至尊严都被赋予了特定的消费价值进入了市场。正是在这个海洋馆里，“我” 失去了作为人的身份与自我意识，进而失去了爱与被爱的能力。外部社会对“我”的一系列命名，从“蛙人一号”到“辛巴”再到“鱼”，则从另一个层面喻示着“我”这个远赴重洋寻求美好人生梦想的中国人被逐渐异化为任人消费的商品的全过程。“我”的自尊与当初的华美理想完全被毁灭在物质诱惑和获取之下。这是作为现代社会人的一种深重的悲哀，也是现代消费社会中人类追求物质利益导致人性被遮蔽与泯灭的一个必然性的结局。
作者另辟蹊径，想要探究出人生的意味与对生活的某种思考，甚至是别具匠心地采用一个男人的视角，用男性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来讲述故事：一个从日本打工多年回国的男子，在面对无忧无虑的女友时，不断回忆起在日本的生活，在日本与女性交往的故事。小说更是通过回忆的视点，讲述“我”和另外一个女人穿上鱼皮，通过一套特殊的装备，成为了极地馆里新的“辛巴”和“星期五”。自始至终，“我”都没看到过“星期五”的脸，“我”只知道，她来自中国，可能也是上海人……“我”和从未谋过面的“星期五”每周都要在大海洋馆的冷水中重复地说出“我爱你”、“你爱我”之类的话。他们穿着巨大的仿鲸鱼皮，肉体也被厚厚的屏障隔开了，始终不能见到真面目，人心更不能沟通。每个人都成为自己内心的不忠者：幽蓝水族馆里的空虚寂寞、突然而至的雷阵雨和哭声、中年男人的心绞痛和他被年轻女孩子加重了的生命恐惧感，它们组成了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作者精确地为读者构建了一座当代的无梁宫殿：一群我们能从身边辨识出的人来到这里，纷纷上演了精彩绝伦的宴会上的小把戏，夹杂着不绝于耳的盥洗间的呕吐声，这里的每个人心里都有层层的秘密和隐忧，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把它们说出来，作者把他们安放在这里的唯一目的，仅仅是让他们都成为自己内心的不忠者。作者试图通过“我”在工作之余的好奇想要了解对方来追问人类荒谬的存在，人如何地隔膜，如何地不敢面对自己曾经的历史。这也使得小说的主题颇有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韵味。尤其是小说中围绕着日本的海洋馆、上海的红房子这两个主要的消费场所展开，集中表现了人的麻木、冷漠，甚或残酷。“物欲是人的第一性”这一西方哲学精神，深刻地体现了在商业经济“物质第一性”的冲击下，人被扭曲物化，在艰难的生存困境中，人性遭到残酷的戕害，被彻底遮蔽与泯灭了。 二、回归人性真情的“一池春水”
作者在精心构筑这两个居于核心地位的消费情境的时候，也在想方设法对其进行解构，借以削弱人性荒漠的宿命色彩，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人类摆脱异化宿命的谶语、重获生命尊严，回归人性真情，实现人物自我救赎的心路历程。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品中异化情境的描述远比卡夫卡《变形记》中格里高利所经历的更为可怕，因为她笔下的人物不仅在接受被消费命运的同时变形成为“鱼”，而且还在接受消费他人的共谋中被“食人鱼”彻底“消费”，直至变形成为一副没有灵魂、没有自我的“骨架”。但作者没有仅仅停留于此，而是力图探讨物质与精神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是否有一条坦途，即“究竟要走过多远，物质才能抵达精神的边缘。或者换句话讲，精神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得到它赖以生存的基础。”她在文本中还额外设置了“游泳池”这个第三重空间，来表达这种深层次的探索。作品中人性真情的回归也正是通过这条渠道得以舒展的。
作品中，“我”所使用的一系列原为鲁迅等大家笔下带有特定意识形态所指的称谓：“杨白劳”、“黄世仁”、“祥林嫂”、“鲁四老爷”，说明“我”并没有完全彻底地丧失对这个消费世界的物化本质的认识。对此，作者精心设计了第三重隐喻象征性的场所——游泳池。与海洋馆相比，游泳池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不再以任何方式被别人消费，同时不再去消费别人。在这里，戴女士和“我”得以脱下“鱼”的外衣，获得了一个真实的人的身份，尊严与自我从被异化的现实中剥离出来。这里所提供给别人的不再是一种虚拟空幻的快感，而是身体的健美和旺盛的生命力，一种在人性之爱的包围下传递出来的真实的生命体验。这里的水不再起到隔离消费者与被消费者的作用，不再是蓝得令人恐惧的工业合成物，而是人们可以平等共享的一种资源，同时更是让“我”可以哭泣进而摆脱梦境、自我实现，回归人性真情的“一池春水”。作品人物终于在沉沦泯灭人性之后获得某种形式的自我超越与救赎。在如潮的炫耀私人体验、堆砌情欲幻觉的文本制作大潮中，作者以独到的眼光和非凡的勇气，揭示出了当人们的内心被消费主义幽灵所异化，同时又为其所同化的时候，笼罩在人性之上的那种沉重黑暗，以及在暗色中顽强跳动着的那缕光明，显得尤为珍贵。
结语
这部小说不仅仅展示了一个小说家的自觉与敏感，同时也真实地再现了当代社会消费异化对人性的损害与扭曲，并暗示了某种人类摆脱异化宿命的谶语、重获生命尊严，回归人性真情的心路历程的可能性。 语
参考文献
[1]朱文颖 .戴女士与蓝[M].作家出版社，2004：4.
[2]蔡雪芹.消费异化与伦理失衡[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3（1）.
[3]罗良清.异化”理论的文学化表达[M].哈尔滨学院出版，2002.
[4]周宝红.作别女性主义的大胆书写[M].高教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