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寓香港贫病两年 传奇生涯至此终结

　　著名女作家萧红（1911—1942），其人其事其作品早已為人们所熟知。她的传奇一生，更因五年前影片《黄金时代》的热映，再度为人们所关注。如今，各类萧红文集、全集、选集早已层出不穷，走进了更多读者的视野。
　　不难发现，在萧红传奇却又短暂的一生中，其在香港期间的生平事迹及其作品尤其引人注目。无论是通过影片《黄金时代》的转述与传播，方才急欲觅读这一时期萧红作品的普通读者，还是长期从事萧红研究，一直致力于发掘、发现与进一步完善这一时期萧红生平及其作品的专家学者，无不对萧红在香港期间的生平及其作品予以相当的重视与瞩目。
　　须知，萧红年仅三十一岁的生命历程中，仅有两年在香港度过。在此，不妨先约略回顾一下这一段十分短暂却又十分传奇的历程：
　　1940年1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从重庆同抵香港，先寄居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诺士佛台，1941年初又迁至位于乐道八号的小屋。在这里她写下最成功的长篇回忆小说《呼兰河传》，以及《马伯乐》和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如《小城三月》等。7月入住玛丽医院，11月底出院。1941年12月8日，日军从深圳开始进攻香港;同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而从12月7日起直至1942年1月22日去世，萧红因病及避难前后辗转十处，其中在港岛跑马地养和医院期间被误诊为气管瘤而动手术，术后身体状况更加虚弱不堪。1942年1月22日11时，萧红死在日军控制的临时医务站（由圣士提反女校匆忙改建）里，年仅三十一岁。
　　那么，在这样一段颠沛流离、艰苦异常的人生尾声之中，萧红在香港的生活细节究竟如何呢？除了端木、骆宾基等当事人的忆述之外，还有没有第三者视角下的更为客观、细致的忆述？萧红在香港期间，与当地文学界、文艺界人士有何交往与事迹？诸如此类的种种疑问，对于普通读者与一般研究者而言，仅仅通过研读萧红全集、选集或一些常见的纪念性质的文章，是无法充分解答的。

住四楼七号，爱生吃番茄 常邀人观影，自制柠檬茶

　　幸运的是，笔者近日寻获一份1945年12月27日在上海印行的《时事新报》，该报第四版刊有作者署名为“马协衷”的《我忆萧红》一文，恰恰正是忆述萧红在香港的往事点滴的一篇文章，至为难得。笔者不揣陋简，酌加整理，转录原文如下：
　　我忆萧红
　　马协衷
　　我认识萧红，是在香港的一个寒风劲烈、孤菊傲霜的时候，现在又到了东篱傲菊又凋残的时节，我不禁回忆她在香岛起居时的片段生活，拉杂写来，以实本报。
　　萧红籍隶东北沈阳，在“一·二八”战事爆发之初，她便由桂林而入蜀中，与端木蕻良先生一同担任复旦大学教授;与已故孙寒冰氏以文字之交时相切磋，友谊很笃。在民国廿九年间的冬天，她因为重庆水土不服，胃疾发作，想换一换环境，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才决定乘机到港。
　　在一个灯阑人静的黄昏，她果然安抵了香港。当由寒冰招待，下榻于九龙乐道八号三楼大时代书局，那时寒冰先生担任大时代书局总编辑，便聘请萧红为该局特约撰述，我认识萧红，这是第一次。
　　她身材长长的，头上梳个大鼓式云鬟，身着奶黄色的大衣，一副音容笑貌，使人一望便知她是东北人了。她说得一口流利的国语，曾在香港妇女协会开会的席上演说过一次，真是庄谐并致，滔滔不绝。她除为大时代书局担任撰述外，复应《星岛日报》总经理胡好之聘担任写作长篇小说。
　　她港居生活是极度简略而朴素，她初与我们是同在局中共餐，继因感觉不大便利，因此在我们书局编辑所的贴邻寻找房屋。结果，竟为她找到了一家七号的门牌，是四楼，这地方立刻便成了她的偃息之所，从此她便自炊自给。每当晨曦微露，我时常看见她手持一筐，缓步街头选购蔬菜。她唯一的上饭菜便是番加（番茄）牛肉汤，红烧海盆鱼，有时竟生食番加（番茄）二三枚而不厌。她常对人说：“这种果物，富有维他命，是我唯一心爱之品。”
　　她在文思缭乱之间，时偕端木蕻良流览影片，香港九龙油麻地一带大华、平安两影戏院，时有她的踪迹。我记得某日平安影戏院开映《乱世佳人》一片，她首先前往参观，深觉该片颇有寓意，并深致赞扬。有一次笔者和二弟马寅霖承女士邀约到她的新屋去参观，虽然一间房屋布置得非常简略，而窗明几净，回顾四壁，毫无人间半点尘，真是“屋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东、西两面有床，堂中置一圆桌，旁设四椅;台上有花瓶一座，蓄以黄花一撮，芬芳馥郁，诚令人有积虑顿消的感觉。
　　我刚坐定下去，女士便唤仆人敬我香茗一杯，并说：“马先生，你恐怕没有饮过这一种茶吧？”原来是在沸水中掺以白糖，并加柠檬数片，真甜津而适口。女士说：“这是我生平唯一爱好的饮品。”
　　谁知一别数年，噩耗传来，悉女士于三四年前，因肺疾而病逝香岛，卜葬于某花园中。清夜梦回，偶一想及前尘，怎禁得悲感交集？她流浪了一辈子，不能目睹祖国胜利的光荣飘舞于大地，这遗憾，我想她是即在九泉之下，也不会消灭的吧？
　　上述千余字的忆述，为曾在香港大时代书局与萧红共事过的马协衷所撰，自然具有相当宝贵的史料价值。在马氏的忆述中，萧红在香港的生活状况，远不是后世读者所想象的那样糟糕与狼狈。萧红在香港的生活仍然是富于情趣与活力的，且经济条件恐怕也并不十分窘迫，至少居所中尚雇有仆人。

马协衷曾在上海涉足文教界 胡风曾言萧红“不够坚强”

　　为探明马协衷其人真实身份，笔者多方查证，方才从多种旧报刊中逐步了解了其人其事迹。首先，还是从上海《时事新报》中寻得线索，马氏之名曾数见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该报报道中，往往冠以“海上名作家”、“海上名流”、“新闻界人士”之类名衔，又有报道称其为“南洋模范中学教员”，足见其当年在上海文教界还是较为活跃的。
　　最为重要的是，还搜寻到一份刊发于1933年7月的“丹徒马协衷君书扇”的广告，这不啻为一份马氏生平简历了。广告中称：“丹徒镇江马协衷君，别署天恨我生，年少英俊，服务海上报界有年，自一·二八后，得契友之召，旋厕身于教育。公退之余，除仍为各报撰稿外，尤雅好临池，书法工整挺秀，直追钟、王，非仅我新闻界同人所欣慕，有求其墨宝者亦踵相接焉。”于此可知，马氏乃江苏镇江人，别号“天恨我生”，确实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即活跃于上海文教、新闻界，且雅好书法，有一定知名度。 　　此外，1923年《妇女旬刊》第一百二十八期之上，刊发有马氏诗作《性》，为笔者所见马氏作品发表最早者。结合前述1933年广告中称“年少英俊”云云，估测马氏生年可能为1905年前后。又见1946年上海《海光》杂志第三十三期之上，曾刊发马氏所作《镇江善堂新联语》一文，以及1946年4月《时事新报》上也曾刊发马氏所作《闲话镇江肴蹄》、《镇江滴醋谭》两篇文章，因这三篇文章均涉及镇江风物，加之此后再未见有马氏文章发表，似可据此揣测，马氏或于1946年之后即返归镇江，其后再未在上海各界活动了。至于马氏后来的行踪，及其确切的生卒年，一切都还只能存而待考了。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马氏所作《我忆萧红》刊发一个月之后，《时事新报》于1946年1月30日这一天刊发了一条《纪念萧红》的新闻简讯。报道中称，萧红逝世四周年之际，中苏文化协会于1月29日举办了一个纪念会。此次会议上，聂绀弩发出了“萧红是天下第一美人”的激赏之词，可胡风却发表了“萧红不够坚强”的不同意见。至于究竟怎么“不够坚强”，报道中没有明确提及，只是说现场“引起好多作家的反驳”。看来，当时会场上对萧红的評价还是有一定争论的。

疑似萧红漫画，曾刊香港《立报》

　　萧红的文字风格极具画面感，有极强的绘画般的写实感——在这一论点上，无论普通读者还是研究者基本都能达成共识。就此引申出来，谈及萧红早年学习绘画及其画作研究的论文也有不少。
　　据考，萧红从家乡呼兰县出逃，到哈尔滨这样一个具有异国情调色彩的大都市，为其人生开启了另一扇大门，尤其是在进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以后，除了学业和阅读文学书籍，最令她感兴趣的要算绘画了。闲暇之余她就会画上几笔。她的美术教师高仰山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对学生们要求非常严格。在老师的倡导下，萧红与同学们组成了绘画小组，老师带领他们去公园、郊外写生。
　　通过对绘画知识理论的学习和大量的练笔，萧红在众多的学生当中脱颖而出，表现出她的绘画天赋，她的毕业作品《劳动人民的恩物》还参加了校展，受到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老师夸奖萧红的绘画作品构思独特，具有鲜明的正义感与现实色彩。萧红在这期间对绘画的学习和实践，极可能就为她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艺术思维的基础。
　　在此后的人生履历中，萧红还曾经决定入当时的北平艺专学习绘画，后因返回哈尔滨而未果。1932年她在哈尔滨正过着饥饿、失业的生活，为了赞助当时举办的一个水灾助赈的画展，她应邀画了两件作品参加展览。这两幅粉笔画，画的都是静物，一幅是一只破棕鞋，另一幅是一个杠子头（即硬面火烧）。两幅静物画侧面地反映了她那时穷困简单的生活环境。
　　1935年，她的中篇小说《生死场》由鲁迅协助编入“奴隶丛书”在上海出版，而她自己设计了该书封面。《生死场》的封面简练醒目，中间斜线，直如利斧劈开，上半部似为东北三省之版图，“生死场”三字即印其上，寓示着山河破碎，正遭受着日寇宰割。如果一定要对萧红的绘画风格作某种阶段性划分，以《生死场》封面设计的1935年为界，在此之前的萧红画风是构图与寓意都很直白的写实主义风格。这一风格，可能要直到她流寓香港时才略微有所变化。
　　目前已获知的萧红在香港的绘画创作不多，比较典型的是萧红生前出版的最后一篇中篇小说《马伯乐》的封面，这是她亲自设计的。因为书中主角是一个出身优越而动摇、自卑的知识分子，封面也与这一主角形象相呼应，以右下角一个骑马的绅士型的人物图案做装饰，别有风味。在香港期间，她还为端木蕻良等主编的《时代文学》制作过封面画。除此之外，萧红在香港的两年时光里，饱受精神上的摧折与肉体上的病痛，似乎也并没有充分的精力与空间去从事更多的绘画创作了。
　　然而，历史往往还会有出人意料的“脚注”。笔者新近发现，香港《立报》上曾刊载有三幅漫画，从署名、漫画内容与风格来看都疑似萧红作品。当时还身在内地、亲历前沿抗战的萧红，可能已有画作投至香港发表了。
　　1938年6月7日、8日，香港《立报》刊出三幅署名为“吟吟”的漫画作品。因为萧红曾用笔名“悄吟”，“吟吟”之名可能与之有关;此外，三幅漫画均反映了抗战军政与民生的急迫问题，也有可能与此刻身在武汉、处于抗战最前线的萧红有关联。
　　从萧红的生活轨迹来考察，1937—1938年间，应当是其最能感受国难时艰，最能从宏观角度转向左翼文艺思路的两年。因闻鲁迅先生噩耗，她于1937年1月从日本东京回到上海，其间曾至北京短暂逗留，但“七七事变”很快爆发，“八一三”抗战也旋即展开。为避战火，她与萧军于当年9月至武汉。1938年，寄居在西安“西北战地服务团”时，虽几经犹豫与彷徨，她还是与同居了六年的萧军分手，5月与端木蕻良在武汉结婚;当年9月为避战火，又辗转至重庆。
　　这两年时间里，萧红在上海、北京、武汉、西安、重庆各地辗转流徙，历经着抗战以来的各大主战场，战争的残酷与民生的惨淡尽收眼底。而新近发现的这三幅“战时”漫画，所描绘的图景与蕴含的作者立场，与萧红上述经历是完全吻合的。
　　发表于1938年6月7日香港《立报》的两幅漫画，一幅被印制在头版的“左报眼”位置，一幅被印制在《花果山》副刊的版面上。同一期报纸安置同一作者的两幅漫画发表，在《立报》办报历史上并不多见。依照惯例，《立报》在头版版头的“报眼”处，长期以漫画 新闻图片（或重大新闻述要）的方式来处理，但能在“报眼”处刊发的漫画多属业界名家。如上海《立报》时期，头版的“左报眼”位置的漫画，长期执笔者是鲁少飞;香港《立报》时期，开办之初头版的“左报眼”位置的漫画，长期执笔者是陈烟桥。而报纸其他版面的漫画作者，程抱一、叶浅予、曹涵美等名家也常露面;可以说，要在《立报》上发表漫画是有相当难度的，并不是普通投稿者可以企及的一件事。
　　这幅“报眼”漫画，名为《“□□□”的精神何在？》。画面描绘了一架印有青天白日徽记的飞机，机上飞行员正向一个降落伞中的日军飞行员挥手致意。显然，漫画名称打空格处的三个字应为“国民党”。这幅漫画实际上是讽刺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军事上的消极心态。而同期另一幅漫画，题为《血债！》，则更直截了当地体现了战区人民的苦痛。画面表现一位中年男子在空袭后的断垣残壁间，手捧幼子尸骸，失声痛哭的情景。 　　1938年6月8日，香港《立报》“花果山”版面，再次出现也是最后一次出现署名“吟吟”的漫画。这幅名为《□□□□□》，题目被全部“打空格”处理的漫画，其画面内容更具讽刺意味，颇耐人寻味。画面中央站立着一位抗战士兵，他两手向外摊开作无奈忧虑状;在其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分别画着列队而出的士兵;空空如也、结着蛛网的军费银库;多只拳头;戴着种种面具、瞪眼咬牙的政客。这幅漫画，应当体现着当时抗战的国内困局，主要是指党派合作与资源调度的困局。
　　回溯历史，可以看到，三幅署名“吟吟”的漫画在香港悄然面世之际，萧红还身处武汉前线。“武汉保卫战”的惨烈，她亲历亲睹，绘制三幅这样的漫画，当是有感而发。结合到她的文字风格以及先前的画作特征来看，“吟吟”极可能就是“悄吟”。此刻的萧红，已不再是孤身独坐于旅馆，在小纸片上随意勾画花纹的“悄吟”，而是要让更多民众知道抗战时局，已经颇有左翼文艺倾向的“吟吟”了。
　　此刻，虽然她的生命历程已近尾声，可这三幅漫画，不单单是让人们看到了一位流浪女作家的苦难及其对苦难的别样表达，还让世人仿佛真切地听到了她那人生与文学的杳杳尾声，虽是音量低微的“悄吟”，卻也有着一丝最有分量的激愤与苍凉。

浅水湾中萧红墓，萧萧落红几人知

　　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于香港，遗体在香港跑马地日本火葬场火化。1月25日，端木蕻良等将萧红的部分骨灰埋葬在浅水湾的荒滩上，墓前立有一个木牌，上书“萧红之墓”四个大字。
　　萧红死后不久，一度有过不少文化界、文艺界名人赴浅水湾谒墓追思。其中，“雨巷诗人”戴望舒也曾于1942年几经周折寻得墓地，其作《萧红墓畔口占》最为后世读者所乐道，诗云：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1944年9月10日，戴望舒在其主编的《华侨日报》副刊《文艺周刊》上发表了这首口占诗。
　　抗战胜利之后，浅水湾不再是军事禁区，祭扫萧红墓不再需要“偷放”祭品，可又因国内战局初显，世局依然险恶，前去祭扫者也日渐寥落。不过，著名剧作家夏衍曾于1946年亲访萧红墓地，为世人留下了一篇描述萧红墓地实景的《访萧红墓》。这篇文章，曾刊发于1946年12月26日的广州《前锋报》上，署名“朱如”。内容如下：
　　访萧红墓
　　朱如
　　（香港通讯）前天去访问萧红的墓。
　　打电话给K，他是光复后最早到香港来的，他曾和戴望舒去扫过墓，所以他知道这位身世凄凉的作家埋骨的地方。在汽车里，K一直怀疑这墓是不是还会存在：
　　“我们去的时候，那一带已经是一片荆棘，上月有人说，这一带已经整理过了，那就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把它整理掉了。”
　　还有余威的秋阳晒得我有点头晕，我没有谈话。
　　从黄泥涌峡道转了一个急湾，浅水湾已经在望了，海水依旧平得像一面镜子，沙滩上还有人在喝茶，闲眺，开留声机。丽都俱乐部除出屋顶上的英文名字被改成日本字体的“东亚”二字之外，一点也没有毁伤，依旧是耀眼的彩色遮阳，依旧是白衣服的西崽，依旧是“热狗”和冰咖啡。铁丝网拆除之后，似乎比战前更没有战争的气味了。我们在丽都门口下车，K依旧是一路怀疑，几次三番说可能已经被英国人拆掉，可是很快地他就喊了：“在这里，在这里，没有动。”
　　萧红的遗骨埋在从丽都的大门边正北行约一百七十步的地方，西向面海，算得上是风景绝佳之地。没有隆起的坟堆，在一丛开着花的野草中间，露出一块半尺阔的木板，排开有刺的草，才看出“萧红之墓”这四个大字：看笔迹就知这是端木写的。木牌后面有一棵我叫不出名字的大树，很奇怪这棵树的躯干是对分为二的。以墓为中心，有一圈直径一丈多的矮墙，其实，这不能说是墙而只是高不及尺的“石围”而已;从墓西望，前面是一棵婆娑的大果树，两三棵棕榈和凤尾树，再前面就是一片沙滩和点缀着帆影和小岛的大海了。
　　我们很感谢英国人整理海滩的时候没有毁坏掉这个坟墓，整个浅水湾现在找不出另一个坟墓，萧红能够有这么一个埋骨之地倒似乎是一种异数了。很明白，管理海滩的人不铲平这个坟，外围的石围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一位仗义的日本人拿出钱来修的。这个人是东京《朝日新闻》社的香港特派员小掠广，他认识望舒也认识端木，除他之外，参加这善举和在战争中着意保存了这墓地的，还有《读卖新闻》社的记者和他的夫人。
　　我们采集了一些花，结成一个花圈，挂在端木手书的木板上，站在墓前，望着平静的海，我们都有些羡慕萧红的平静了，受难，吃苦，呼号，倒下来，就这么永远地安息了。要是她今天还知道她的故乡在胜利之后还要打仗，她的祖国在和平之后还不能得到民主，那么她也许就不能平静地睡在这异乡的地下了吧。
　　我们带着黯淡的心回到香港，天黑了，依旧是灯光烛火，依旧是鼓乐喧天，抬头北望，我们仿佛听到了大炮和轰炸的声音。
　　上述这篇“千字文”，还在上海《新民晚报》刊发了出来（1946年10月22日），文章内容大致相同，只不过在上海刊发时直接署名为“夏衍”。
　　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夏衍在上海发表此文时直接署名“夏衍”，而在广州发表时却要署笔名“朱如”呢？原来，夏衍曾于1946年9月10日乘奉天轮由上海到香港，在周恩来领导下在南京、香港等地进行各种“有政治目的”的工作，直到1949年5月才返北京。正是在这一期间曾到浅水湾访萧红墓。可能也是出于工作保密需要，1946年12月在邻近香港的广州《前锋报》上发表《访萧红墓》时化名“朱如”;而在上海《新民晚报》上发表时，则仍以“夏衍”名义发表，给人以本人尚在上海的印象。事实上，夏衍在香港逗留期间，不止一次亲访萧红墓地。1948年初，还曾与陶金、秦威、吴祖光、吴家骧等再次瞻访萧红墓地，在墓前还有合影。近十年之后，因浅水湾原丽都宾馆地带兴建工程，在各界人士倡议之下，决定将萧红墓内迁至广州银河公墓。1957年8月3日，香港文艺界六十余人在九龙红磡永别亭举行了庄重的送别会。亭子内墙壁中央悬挂着萧红遗像，下面放着一个浅赭色的骨灰木盒。周围并绕鲜花，遗像两旁挂着挽联：“人赏奇文，证才气纵横，亦遭天妒;魂归乐土，看山河壮丽，待与君同。”送别仪式后，车队护送灵车到尖沙咀火车站，由叶灵凤、曹聚仁、阮朗等六人乘火车护送骨灰到深圳，当天下午运抵广州。8月15日下午，萧红骨灰安放在了广州郊区的银河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