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重》（北京出版社2020年1月第一版）的作者马靖云女士是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离休前曾在文学研究所工作过三十二年，先后协助过郑振铎和何其芳两任所长，对文学所的人与事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该书收录了她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发表的近三十篇回忆性文字，记述了文学研究所十余位学者作家的往事。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原属北京大学，名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两年后归属中国科学院，改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为郑振铎，何其芳任副所长;1958年郑振铎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后，何其芳继任所长。那些年，正是我痴迷于文学的年代，对郑、何二位所长特别敬仰，读过他们许多著作，如今读到回忆和记述他们往事的文字，自然感到分外亲切。
　　早在上中学时，我就开始阅读、学习一些文学理论、文学史方面的著述，中国文学史方面我选读的就是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之所以选这一套，首先是出于仰慕郑先生的大名，同时也感觉这套书所用的史料多而细，是最好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当时，学界就有“以论带史”还是“以史带论”之争，我是倾向后者的，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我看来正是“以史带论”的典范。但当时毕竟太年轻，所学实在肤浅;如今读到《文人相重》里对郑先生的回忆，才认识到这部文学史的价值远不止此。书中除了马靖云的回忆文章外，还附录了郑先生遇难前的一份“检讨”，这份“检讨”后来以《最后一次讲话》刊载于《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二期。郑先生检讨自己的“封建文人的文学批评观点”，可这些观点如今看来，有不少都是郑先生的洞见，是对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比如，“强调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认为送子观音是受圣母的影响”，“说释迦牟尼的脸是希腊人的脸”，还“特别强调印度的影响，说变文是一切近代文学的祖先”，“认为印度受希腊影响，中国受印度影响，结果还是中国受希腊影响”，等等。这些观点无疑很有见地，很值得文学批评界重视与思考。再比如，郑先生检讨自己“喜欢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可比较研究不过是“运用比较方法，对不同民族的文学现象进行综合分析，探讨彼此的相互影响及其与时代、社会、文化间的关系”，仅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研究方法呀！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不就是从比较文学开始的吗？鲁迅先生的《摩羅诗力说》就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作。郑振铎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写就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使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不仅是很自然很合理的事情，也是他对十九世纪起滥觞于欧洲的“比较文学”的成功借鉴。
　　文学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长是何其芳，《文人相重》里回忆和记述他的文字多达十二篇，书名《文人相重》用的正是其中一篇的标题。此篇记述的是何其芳与俞平伯两人之间的师生兼同事之谊。中国历来有“文人相轻”一说，可马靖云从何其芳身上看到的却是“文人相重”的一面。这一面或许比较稀缺，却十分难得而且尤为重要。何其芳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他就读期间还去中文系听过俞平伯的诗词欣赏课，二人从那时起就“结下师生之谊”。1954年由“两个小人物”发难，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俞平伯及其《红楼梦研究》的猛烈批判，从那时起，到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拔白旗”（这里顺便提一句，敝人当时虽系中学生，也有幸被班里当作“白旗”狠狠地“拔”过）、1959年的“反右倾”，俞平伯都无一例外地充当重点的批判对象。而每次运动“无一不涉及何其芳对俞平伯的种种‘包庇’”，其中“反复被提到的就是，被批判的俞平伯为什么仍然被评为一级研究员和被推荐为人大代表这一‘错误’”，待到“文化大革命”中，“这些‘错误’就升级为‘罪行’了”。郑振铎遇难时，年仅六十岁;何其芳病故时，也只有六十五岁。1987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为纪念何其芳逝世十周年，编选了一本怀念文集《衷心感谢他》（马靖云编）。年老体弱且早已“谢绝宾客”的俞平伯先生，却“慨然允诺”为文集写了一篇《纪念何其芳先生》，并收录两首旧作——吟诵他俩半生情谊的七绝，作为文章的结尾：“晚岁耽吟怜‘锦瑟’，推敲陈迹怕重论。”
　　近代以降，研究“红学”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我最看好的是何其芳的《论〈红楼梦〉》。此文最早刊载于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集刊”，后又与何先生的其他四篇古代文学论著一起，以《论〈红楼梦〉》为书名结集出版。这篇内容厚重、分析精辟的长篇论文，堪称《红楼梦》研究的扛鼎之作;不仅让那些自以为“政治正确”的评论相形见绌，还不指名地称赞了俞平伯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何其芳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在那个年代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几十年后，刘锡诚撰文称何其芳为“反‘主流论’的中坚”，颇为中肯。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1958—1959年间他对“‘大跃进’民歌”的批评——我对何先生的崇敬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文人相重》中虽未提及，但我感觉不妨赘言几句。1958年曾掀起一股全民写民歌的高潮，甚至提出“村村都要有自己的李白”。周扬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报告，之后又与郭沫若共同署名，编选了《红旗歌谣》一书（共收新民歌二百六十首）。就在整个文艺界乃至全民头脑发热的时候，何其芳却表现出出奇的冷静与清醒，他亲自到河南、陕西等地农村，采访、考察民歌创作的实际情况，披露了一些造假、浮夸的真相。他写了一篇《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发表在文学期刊《处女地》上，没想到引起许多的责难和批评。于是他又撰写了两篇长文：《关于诗歌形式的争论》和《再谈诗歌形式问题》，相继发表在《文学评论》1959年的第一期和第二期上，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反驳了各种非难。在他看来，“民歌虽然可能成为新诗的一种重要形式，未必就可以用它来统一新诗的形式，也不一定就会成为支配的形式”，并指出新民歌的具体限制在于：“它的句法和现代口语有矛盾。它基本上是采用了文言的五七言诗的句法，常常以一个字收尾，或者在用两个字的词收尾的时候必须在上面加一个字，这样就和两个字的词最多的现代口语有些矛盾。”
　　《文人相重》一书颇值一读，仅书名提出的命题就很值得我们深思。文人相重的“重”指的是看重，是尊重，而不是吹捧，不是“站台”。“文人相轻”固不可取，“文人相捧”的恶习更须鄙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