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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游学十余年，从初出茅庐的二十小伙到瑞典国家话剧院的专业演员，赵立新完成了对戏剧这门艺术由浅至深的认识和体验。然而，专业上的炉火纯青并不是全部，海外求学的生涯让赵立新从内至外，无论对于艺术、人生都获得更扎实的吸收和释放，他说，感谢这数十载的岁月，直到现今，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终不会丢弃。
不一样的蒋介石
蒋介石，一个全中国人民并不陌生的名字，如同众多响当当的政治人物，近几年被频频搬上荧幕。这其中，在他四十五岁之后的人生被多次演绎，而三十到四十岁之间的岁月，鲜有表现。此次《开天辟地》中，便有了这样一个机会，让更多人去了解、去认识处于这个时期的他，包括与宋美龄之间“神仙眷侣”的感情经历也被彻头彻尾的讲述一番。
能得到这个机会，赵立新称自己甚是幸运。没有之前要比较的版本，可以使出浑身解数演绎这段历史。但恐怕也是把双刃剑，要表现出带有年龄跨度的历史人物，方方面面的细致研究也少不得。为此，赵立新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这包括深入“蒋公”故里奉化。
“以往影视作品中，蒋介石最著名的一句脏话就是‘娘西皮’，然而当我到了奉化溪口， 当地老人告诉我，蒋介石从来不骂这三个字，而且根本不说脏字。那时候有很多父母思想封建，不让孩子读书，蒋介石顶多说一句‘混账，我来掏钱！’因为蒋介石提倡教育兴国，希望孩子们有好的环境。”在这次采风中，赵立新真切体会到蒋介石作为一名政治家，所拥有的兴国思想与涵养，“对于家乡的才子们，他会想尽办法打通渠道重用，并且兴办小学和中学。拍戏的时候，我会把这些感觉带进去。尽量还原一个真实的他。”
作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蒋介石身上当然会有许多面。然而由于身份的关系，人们恰恰将他于政治领域的故事烂熟于心，忽略了蒋介石在学识及文化方面的追求和造诣。鉴于此，赵立新特意找来蒋介石的部分文章作品，细细品，记于心，体会在社会动荡年代，文学艺术带给政治世界的一丝平静和慰籍。“我读了‘蒋公’所写的《哭母文》。写的真的好极了，就好像课本上范例的优秀古文。当时我感叹，人才，真的是在每一方面都显现出他强大的能力，之乎者也已经炉火纯青的地步，包括《省亲日记》，让人有种很震撼的感觉。”
赵立新说，这次《开天辟地》描写蒋介石的角度之新颖是难得的。往常作品中，对于蒋介石的解读大多停留在其在政治方面的思想和动作，而《开天辟地》将他刻画得更加人性化更加富有情感，包括与宋美龄之间的爱情佳话，也做了一定的描写。“之前蒋介石其实对宋庆龄，有过在情感上的暗示，但被宋庆龄婉拒了。宋庆龄曾经这样对蒋介石说：‘该谈的都谈完了，没有谈的就是不该谈的了。’当时剧本上对蒋介石被逐客后的反应提示是愤怒的，但在表现上我稍稍进行了改动，垂头丧气变为哈哈大笑，‘这把不行，咱们再来。’之后，他见宋美龄年轻漂亮，也是宋氏家族的女人，便又心生爱慕。这一刻咱们把蒋介石当成平凡的男人，就是要追上喜欢的女人，就这么简单。”
若要问导演胡玫对他的“小做改动”持什么看法，赵立新一笑，“我们俩的感觉基本相似，几乎没有发生过意见向左的时候。胡玫很尊重演员，她会给演员空间发挥自己的感觉。”
赵立新更透露，此次《开天辟地》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比往常同类题材剧有所突破，比如蒋介石与前妻陈洁如的戏，都有不少大胆的桥段，“此前对这样的表现方式也有过怀疑。卿卿我我，腻腻歪歪的会不会对一个领袖人物的塑造太碎、小器。过后一想，导演是有道理的，领袖也是人，这样刻画会将人物表现得更加真实。”
苏联求学影响一生
八十年代末，第五代导演展露锋芒。
1988年，中苏文化交流恢复的第二年，赵立新所在的中央戏剧学院，每个专业要推选一名尖子生送去苏联留学。能够亲临现实主义美学的圣地，在那时候对很多人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所有人都“削尖了脑袋”准备试上一试。经过层层选拔，结合专业成绩、语言考核等综合能力，赵立新最终代表导演系赴苏，他坦言，那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这其中有一个小插曲，我父亲在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之前被全军选拔120名到旅顺集训，准备代表军队到苏联学习交流。等到俄语强化训练等工作都准备就绪后，两国关系破裂，最终未能成行。这件事影响了我父亲一生，是心里的一个结，一直没有打开。”得知赵立新被公派苏联，父亲十分高兴。可以说，此次，赵立新是带着父亲的赴苏情结和期盼踏上的那片土地。
“到了苏联，到了异国他乡，接触的完全是陌生的文化。当我接触到传统现实主义鼻祖的这片土地，自己对艺术的感觉，慢慢多少会受到影响和渲染。那个时候，对苏联的现实主义美学戏剧观是顶礼膜拜的。在苏联的岁月，欣赏到了众多大师的作品，令我开阔视野，吸收了更多文化方面的养分，促使自己树立更大的目标，更大的野心，励志自己以后也要拍这样的作品。”
苏联之后，赵立新于90年代前往瑞典，任瑞典国家剧院国际艺术团“Shikasta”演员、导演。归国后，又任中央戏剧学院电影导演系、表演系、电视艺术系教师。问他，游走于众多身份之间，这其中有了哪些获得，赵立新笑说， 于现在的自己，更希望所有人把他当成纯粹的演员看待。如若继续当教师，尽管在艺术理论上会不断进步，但在实践上永远缺失一块。并且，假如总停留在一个水平上，盲目满足，也很难有所提升。
于是，赵立新踏实地做起了演员，近些年也开始频频饰演具有年代质感的政治人物。比如《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辛亥革命》中的“杨度”，《建党伟业》中的“杨明斋”等等。这是一种巧合吗？还是制片方看中他身上带有的某种气场？赵立新自己认为，这几个角色其实是有共同点的：在这些人身上，多少带有些许文雅的气息。“我们曾经看过的，孙道临老师饰演的‘李侠’，他塑造出来的完全是一个知识型的人物。另外像杨明斋、杨度，都是比较知性，并不是特别简单的人。在性格上，温和不火爆。”
赵立新说，他喜欢自己塑造的人物。“但其实这类角色也并不好演，区别于现代戏的一点是，那时候人的行为作态、言谈举止和如今不一样。包括手势、眼神没那么轻佻，相比现在会规矩更多。古装戏的时候，你的步子，你对服装的感觉，与身上饰物的关系，目光、行为、谈话都要时刻注意。这些是一定要学的，不然观众会觉得不对，并且一眼就能指正过来。”
在经历了十余年的海外求学生涯，赵立新说这是一个对其成长起决定意义的阶段，“我的导师——曼苏洛夫，对我的鼓励和教导，对我今后的表演甚至是为人师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相信，人一生的世界观、价值观是在二十岁左右形成的。这个年龄段，正是在疯狂吸收世界给予他的养分。我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吸收了苏联的价值观、世界观。形成以后，尽管之后到了瑞典，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接收了表现主义、自然主义以及更多欧美的风格和流派，但当初的观念基本没有改变。以至于到今天，对我去判断一个作品、去学习一个作品，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生活需要慢慢玩味，现在城市群体生活速度普遍过快，没有给自己喘过气回头看看的机会。于是一个个坎坷和伤口就在匆匆之间被甩到脑后，等我们再想总结所谓的经验教训，已经走的太远了。在一个躁动的时代里保持良好及平静的心态是至关重要的——“在瑞典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瑞典人是最不爱攀比的一个民族，你家住多大房子开多大车与我无关，不会以收入的高低来判断人格的轻重。他们的心态格外平和，尊严不容小觑。这些东西说出来特别容易，但要在意识里扎根是很难的。可一旦真正做到了就会感受到它带给你内心真正的的平静。”
不一样的蒋介石
蒋介石，一个全中国人民并不陌生的名字，如同众多响当当的政治人物，近几年被频频搬上荧幕。这其中，在他四十五岁之后的人生被多次演绎，而三十到四十岁之间的岁月，鲜有表现。此次《开天辟地》中，便有了这样一个机会，让更多人去了解、去认识处于这个时期的他，包括与宋美龄之间“神仙眷侣”的感情经历也被彻头彻尾的讲述一番。
能得到这个机会，赵立新称自己甚是幸运。没有之前要比较的版本，可以使出浑身解数演绎这段历史。但恐怕也是把双刃剑，要表现出带有年龄跨度的历史人物，方方面面的细致研究也少不得。为此，赵立新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这包括深入“蒋公”故里奉化。
“以往影视作品中，蒋介石最著名的一句脏话就是‘娘西皮’，然而当我到了奉化溪口， 当地老人告诉我，蒋介石从来不骂这三个字，而且根本不说脏字。那时候有很多父母思想封建，不让孩子读书，蒋介石顶多说一句‘混账，我来掏钱！’因为蒋介石提倡教育兴国，希望孩子们有好的环境。”在这次采风中，赵立新真切体会到蒋介石作为一名政治家，所拥有的兴国思想与涵养，“对于家乡的才子们，他会想尽办法打通渠道重用，并且兴办小学和中学。拍戏的时候，我会把这些感觉带进去。尽量还原一个真实的他。”
作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蒋介石身上当然会有许多面。然而由于身份的关系，人们恰恰将他于政治领域的故事烂熟于心，忽略了蒋介石在学识及文化方面的追求和造诣。鉴于此，赵立新特意找来蒋介石的部分文章作品，细细品，记于心，体会在社会动荡年代，文学艺术带给政治世界的一丝平静和慰籍。“我读了‘蒋公’所写的《哭母文》。写的真的好极了，就好像课本上范例的优秀古文。当时我感叹，人才，真的是在每一方面都显现出他强大的能力，之乎者也已经炉火纯青的地步，包括《省亲日记》，让人有种很震撼的感觉。”
赵立新说，这次《开天辟地》描写蒋介石的角度之新颖是难得的。往常作品中，对于蒋介石的解读大多停留在其在政治方面的思想和动作，而《开天辟地》将他刻画得更加人性化更加富有情感，包括与宋美龄之间的爱情佳话，也做了一定的描写。“之前蒋介石其实对宋庆龄，有过在情感上的暗示，但被宋庆龄婉拒了。宋庆龄曾经这样对蒋介石说：‘该谈的都谈完了，没有谈的就是不该谈的了。’当时剧本上对蒋介石被逐客后的反应提示是愤怒的，但在表现上我稍稍进行了改动，垂头丧气变为哈哈大笑，‘这把不行，咱们再来。’之后，他见宋美龄年轻漂亮，也是宋氏家族的女人，便又心生爱慕。这一刻咱们把蒋介石当成平凡的男人，就是要追上喜欢的女人，就这么简单。”
若要问导演胡玫对他的“小做改动”持什么看法，赵立新一笑，“我们俩的感觉基本相似，几乎没有发生过意见向左的时候。胡玫很尊重演员，她会给演员空间发挥自己的感觉。”
赵立新更透露，此次《开天辟地》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比往常同类题材剧有所突破，比如蒋介石与前妻陈洁如的戏，都有不少大胆的桥段，“此前对这样的表现方式也有过怀疑。卿卿我我，腻腻歪歪的会不会对一个领袖人物的塑造太碎、小器。过后一想，导演是有道理的，领袖也是人，这样刻画会将人物表现得更加真实。”
苏联求学影响一生
八十年代末，第五代导演展露锋芒。
1988年，中苏文化交流恢复的第二年，赵立新所在的中央戏剧学院，每个专业要推选一名尖子生送去苏联留学。能够亲临现实主义美学的圣地，在那时候对很多人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所有人都“削尖了脑袋”准备试上一试。经过层层选拔，结合专业成绩、语言考核等综合能力，赵立新最终代表导演系赴苏，他坦言，那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这其中有一个小插曲，我父亲在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之前被全军选拔120名到旅顺集训，准备代表军队到苏联学习交流。等到俄语强化训练等工作都准备就绪后，两国关系破裂，最终未能成行。这件事影响了我父亲一生，是心里的一个结，一直没有打开。”得知赵立新被公派苏联，父亲十分高兴。可以说，此次，赵立新是带着父亲的赴苏情结和期盼踏上的那片土地。
“到了苏联，到了异国他乡，接触的完全是陌生的文化。当我接触到传统现实主义鼻祖的这片土地，自己对艺术的感觉，慢慢多少会受到影响和渲染。那个时候，对苏联的现实主义美学戏剧观是顶礼膜拜的。在苏联的岁月，欣赏到了众多大师的作品，令我开阔视野，吸收了更多文化方面的养分，促使自己树立更大的目标，更大的野心，励志自己以后也要拍这样的作品。”
苏联之后，赵立新于90年代前往瑞典，任瑞典国家剧院国际艺术团“Shikasta”演员、导演。归国后，又任中央戏剧学院电影导演系、表演系、电视艺术系教师。问他，游走于众多身份之间，这其中有了哪些获得，赵立新笑说， 于现在的自己，更希望所有人把他当成纯粹的演员看待。如若继续当教师，尽管在艺术理论上会不断进步，但在实践上永远缺失一块。并且，假如总停留在一个水平上，盲目满足，也很难有所提升。
于是，赵立新踏实地做起了演员，近些年也开始频频饰演具有年代质感的政治人物。比如《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辛亥革命》中的“杨度”，《建党伟业》中的“杨明斋”等等。这是一种巧合吗？还是制片方看中他身上带有的某种气场？赵立新自己认为，这几个角色其实是有共同点的：在这些人身上，多少带有些许文雅的气息。“我们曾经看过的，孙道临老师饰演的‘李侠’，他塑造出来的完全是一个知识型的人物。另外像杨明斋、杨度，都是比较知性，并不是特别简单的人。在性格上，温和不火爆。”
赵立新说，他喜欢自己塑造的人物。“但其实这类角色也并不好演，区别于现代戏的一点是，那时候人的行为作态、言谈举止和如今不一样。包括手势、眼神没那么轻佻，相比现在会规矩更多。古装戏的时候，你的步子，你对服装的感觉，与身上饰物的关系，目光、行为、谈话都要时刻注意。这些是一定要学的，不然观众会觉得不对，并且一眼就能指正过来。”
在经历了十余年的海外求学生涯，赵立新说这是一个对其成长起决定意义的阶段，“我的导师——曼苏洛夫，对我的鼓励和教导，对我今后的表演甚至是为人师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相信，人一生的世界观、价值观是在二十岁左右形成的。这个年龄段，正是在疯狂吸收世界给予他的养分。我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吸收了苏联的价值观、世界观。形成以后，尽管之后到了瑞典，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接收了表现主义、自然主义以及更多欧美的风格和流派，但当初的观念基本没有改变。以至于到今天，对我去判断一个作品、去学习一个作品，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生活需要慢慢玩味，现在城市群体生活速度普遍过快，没有给自己喘过气回头看看的机会。于是一个个坎坷和伤口就在匆匆之间被甩到脑后，等我们再想总结所谓的经验教训，已经走的太远了。在一个躁动的时代里保持良好及平静的心态是至关重要的——“在瑞典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瑞典人是最不爱攀比的一个民族，你家住多大房子开多大车与我无关，不会以收入的高低来判断人格的轻重。他们的心态格外平和，尊严不容小觑。这些东西说出来特别容易，但要在意识里扎根是很难的。可一旦真正做到了就会感受到它带给你内心真正的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