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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0月28日，我随湖南平江县（被喻为“将军县”，今属岳阳市）第三批知青下放到献钟公社五星大队。
在知青到达献钟公社之前，各生产队的队长早就聚集在那儿了，他们都打起了这样的小算盘：等知青们一到，就选两三个女知青回去。理由很简单，一是农村娃打单身的多，想为他们找个有文化的知青媳妇；二是知青到农村来“扎根”，男的一“扎根”就动不了，而女的总是要出嫁的，将来不至增添队上的负担。
知青分配到队的热闹有点像现今的人才市场。那些田多、劳力少的生产队，才高兴接纳牛高马大的男知青。于是我和同学顾光平被靠近公路的黄金生产队选中，在那儿插队落户。
三教九流的师傅
“双抢”季节，我和顾光平分别跟人学做农活。我的师傅周柏却忙中偷闲传授给我一些三教九流之类的东西。40多岁的周柏，四方国字脸，为人豪爽，广结善缘，邻里之间有纠结总是请他“摆平”，外号“百事通”。我每次回家带来的副食品总是先“孝敬”这位师傅，而他家来了客人也常叫我去陪。
有一篇咒语，我现在还记得前面两句：“和合先师和合神，和合先师下凡尘……”说是端一碗茶，用两只手指对着茶划几划，哼念咒语，吃了茶的漂亮妹子就会跟你走，你想要她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叫和合水。如果吵架闹离婚的男女双方喝下这碗水，就立刻和顺，如胶似膝地粘在一起。但是，师傅有意徒弟无心，加之又没有投师帖及3块3角的师傅钱，我是不是得到这个本事还是一个未知数，我也从没试过。
周柏曾在解放前做过肩担生意（靠着一根扁担一双脚挑运货物做买卖）。最先，他从湖北挑棉花或花纱回来，然后贩给献钟的铺家，以此养家糊口。这种生意有一个绝活叫做货。所谓做货就是将茴粉想法混在棉花或纱中，目的是货物出手时增加重量。周柏在这一方面是行家里手，声名远播。
他还贩过木炭，从辜家洞挑一担木炭出来，晚上，用一大脚盆水将盛炭的篾箩（竹篾编制的箩筐）浸在水里，使水由下往上浸湿上面的木炭，露出水面的木炭撒一些白粉，木炭便让人看起来有一种刚出窑的干燥感觉，敲起来也有些脆响，如此，每担木炭“吃”了水，至少要比实际的重量多出30斤。
贩药材周柏也很有一手。那时当归很俏，价格高，而药材是统一调拨的，贩运药材叫投机倒把，药材要没收，人也要坐牢。有一次，他身穿解放军军服，提着几个大皮箱，在火车上、汽车上蒙混过关。下了火车、汽车，有几个民兵见他有点可疑，随便问他一个小地名又答不上来，结果再查他的箱子，发现里面装满了药材，真是小河沟中翻了船，人也险些坐牢。
后来，他贩过布票、粮票，将布票、粮票放在手电筒内，赚来的钱塞在破油纸伞的竹柄内。凡此种种，我都不感兴趣，只是他教我打谷的本事倒十分适用。
那时还没有打谷机，收割时一把一把的稻谷被举起来，用力将它们在箱桶内打一下，再往前一送，轻轻一抖。送的目的是将谷粒送到箱桶的后部，抖的目的是将脱落的谷粒抖下来，以免下一个动作——提起禾把往后甩时将谷甩出去。检验这项农活的学习成效时，师傅打一把油纸伞，站在我后面，在伞下听不到谷粒像雨点落下的声音才算出师。
至于犁田的“高级”农活，在我们队里是垄断技术，只有几个年过花甲的老农才有资格做。当地有句口头禅：“要想功夫轻，只有跟牛行。”农村青年都摊不上，我们知青则更不敢妄想了。队上牛少农活紧，有时三人背一张犁、四人背一张耙，我当然在其中，后面掌犁的周柏乐得还直叫唤：“喂，照沟走！”把牛鞭子甩得介天响……
一张伸冤的记工单
1970年，许多根正苗红的知青伙伴被岳阳纸厂等单位招走，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弟仍然留在农村，感到茫然、沮丧。
其实，在农民中也有些人是很有远见的。我们生产队政治指导员、老队长吴国宾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私下里想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儿嫁给我。我问他：“你图什么？”他的回答出人意料：“我就图你那一肚子书，书总有一天是要做用的。”我哑然失笑，说：“书有什么好处，现在我玩泥巴团，一锄打不烂，再打第二锄，书又不能打烂泥巴团。”虽然后来我和老队长的女儿无缘结成夫妻，但他的“书总要做用的”这句话，让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青年看到一丝光亮。
因一次帮林业展览馆画画，我的手艺被一个老漆匠看中——要我帮他画画，并承诺半年就把漆匠手艺传授给我。那时漆匠兴画四季画，春天是牡丹蝴蝶，夏天是白鹤穿莲，秋天是公鸡戏菊，冬天是喜鹊闹梅。老漆匠看好我的就是花鸟、山水、人物。于是，我跟他去做漆工吃百家饭去了。我们每天早出晚归，走公路要经过献钟中学、梅花年、横塘、五星，谁料出了一件大事。
这一年冬天，在献钟中学所在地梅花年发现了一个毛主席的瓷像章，上面写着反动标语。那是天大的事！
公安局派了三个人，一个姓石的，还有两个高大汉子。他们天天背着枪晃来晃去，从五星、五角到献钟一路排查，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来到我们生产队，列举了嫌疑对象：一是早晚经过梅花年的人。这一点和我做漆工的路线是吻合的；二是文化在完小毕业到中学之间。我高中毕业，这也吻合；三是对社会现状不满。我出身地主之家，也吻合。箭箭射南方，条条符合我！于是，他们找我谈话旁敲侧击。我心中无鬼天地宽，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那几个公安实在找不出证据，只好转移到别处去了。
我的知青好友高立，英俊潇洒，是个美男子，因其父亲是国民党中校军医，在生产队是个抬不起头的边缘人物。由于他是个大力士，后来被抽调到大队水利专业队，经常早出晚归。公安局工作组又把他列为重点排查对象，怀疑他的另一个理由是他哥哥在县瓷厂工作。工作组将手枪往桌上重重一拍，老实巴交的高立被吓唬得眼泪双流。
听到消息后，水利专业队队长“地雷公”吴利生一脚踢开房门，冲进来“啪”的一声将一张记工单拍在桌子上，说：“你们用不着吓这个老实伢崽，你看记工单上天天记满了，晚上我们在一起打骨牌戴帽子，谁有空跑到梅花年去干这种事！”雷公几声打散一天云。
一张记工单为高立伸了冤！
(责任编辑/亚 闻)
(电子邮箱：2003xyw@163.com)
在知青到达献钟公社之前，各生产队的队长早就聚集在那儿了，他们都打起了这样的小算盘：等知青们一到，就选两三个女知青回去。理由很简单，一是农村娃打单身的多，想为他们找个有文化的知青媳妇；二是知青到农村来“扎根”，男的一“扎根”就动不了，而女的总是要出嫁的，将来不至增添队上的负担。
知青分配到队的热闹有点像现今的人才市场。那些田多、劳力少的生产队，才高兴接纳牛高马大的男知青。于是我和同学顾光平被靠近公路的黄金生产队选中，在那儿插队落户。
三教九流的师傅
“双抢”季节，我和顾光平分别跟人学做农活。我的师傅周柏却忙中偷闲传授给我一些三教九流之类的东西。40多岁的周柏，四方国字脸，为人豪爽，广结善缘，邻里之间有纠结总是请他“摆平”，外号“百事通”。我每次回家带来的副食品总是先“孝敬”这位师傅，而他家来了客人也常叫我去陪。
有一篇咒语，我现在还记得前面两句：“和合先师和合神，和合先师下凡尘……”说是端一碗茶，用两只手指对着茶划几划，哼念咒语，吃了茶的漂亮妹子就会跟你走，你想要她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叫和合水。如果吵架闹离婚的男女双方喝下这碗水，就立刻和顺，如胶似膝地粘在一起。但是，师傅有意徒弟无心，加之又没有投师帖及3块3角的师傅钱，我是不是得到这个本事还是一个未知数，我也从没试过。
周柏曾在解放前做过肩担生意（靠着一根扁担一双脚挑运货物做买卖）。最先，他从湖北挑棉花或花纱回来，然后贩给献钟的铺家，以此养家糊口。这种生意有一个绝活叫做货。所谓做货就是将茴粉想法混在棉花或纱中，目的是货物出手时增加重量。周柏在这一方面是行家里手，声名远播。
他还贩过木炭，从辜家洞挑一担木炭出来，晚上，用一大脚盆水将盛炭的篾箩（竹篾编制的箩筐）浸在水里，使水由下往上浸湿上面的木炭，露出水面的木炭撒一些白粉，木炭便让人看起来有一种刚出窑的干燥感觉，敲起来也有些脆响，如此，每担木炭“吃”了水，至少要比实际的重量多出30斤。
贩药材周柏也很有一手。那时当归很俏，价格高，而药材是统一调拨的，贩运药材叫投机倒把，药材要没收，人也要坐牢。有一次，他身穿解放军军服，提着几个大皮箱，在火车上、汽车上蒙混过关。下了火车、汽车，有几个民兵见他有点可疑，随便问他一个小地名又答不上来，结果再查他的箱子，发现里面装满了药材，真是小河沟中翻了船，人也险些坐牢。
后来，他贩过布票、粮票，将布票、粮票放在手电筒内，赚来的钱塞在破油纸伞的竹柄内。凡此种种，我都不感兴趣，只是他教我打谷的本事倒十分适用。
那时还没有打谷机，收割时一把一把的稻谷被举起来，用力将它们在箱桶内打一下，再往前一送，轻轻一抖。送的目的是将谷粒送到箱桶的后部，抖的目的是将脱落的谷粒抖下来，以免下一个动作——提起禾把往后甩时将谷甩出去。检验这项农活的学习成效时，师傅打一把油纸伞，站在我后面，在伞下听不到谷粒像雨点落下的声音才算出师。
至于犁田的“高级”农活，在我们队里是垄断技术，只有几个年过花甲的老农才有资格做。当地有句口头禅：“要想功夫轻，只有跟牛行。”农村青年都摊不上，我们知青则更不敢妄想了。队上牛少农活紧，有时三人背一张犁、四人背一张耙，我当然在其中，后面掌犁的周柏乐得还直叫唤：“喂，照沟走！”把牛鞭子甩得介天响……
一张伸冤的记工单
1970年，许多根正苗红的知青伙伴被岳阳纸厂等单位招走，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弟仍然留在农村，感到茫然、沮丧。
其实，在农民中也有些人是很有远见的。我们生产队政治指导员、老队长吴国宾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私下里想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儿嫁给我。我问他：“你图什么？”他的回答出人意料：“我就图你那一肚子书，书总有一天是要做用的。”我哑然失笑，说：“书有什么好处，现在我玩泥巴团，一锄打不烂，再打第二锄，书又不能打烂泥巴团。”虽然后来我和老队长的女儿无缘结成夫妻，但他的“书总要做用的”这句话，让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青年看到一丝光亮。
因一次帮林业展览馆画画，我的手艺被一个老漆匠看中——要我帮他画画，并承诺半年就把漆匠手艺传授给我。那时漆匠兴画四季画，春天是牡丹蝴蝶，夏天是白鹤穿莲，秋天是公鸡戏菊，冬天是喜鹊闹梅。老漆匠看好我的就是花鸟、山水、人物。于是，我跟他去做漆工吃百家饭去了。我们每天早出晚归，走公路要经过献钟中学、梅花年、横塘、五星，谁料出了一件大事。
这一年冬天，在献钟中学所在地梅花年发现了一个毛主席的瓷像章，上面写着反动标语。那是天大的事！
公安局派了三个人，一个姓石的，还有两个高大汉子。他们天天背着枪晃来晃去，从五星、五角到献钟一路排查，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来到我们生产队，列举了嫌疑对象：一是早晚经过梅花年的人。这一点和我做漆工的路线是吻合的；二是文化在完小毕业到中学之间。我高中毕业，这也吻合；三是对社会现状不满。我出身地主之家，也吻合。箭箭射南方，条条符合我！于是，他们找我谈话旁敲侧击。我心中无鬼天地宽，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那几个公安实在找不出证据，只好转移到别处去了。
我的知青好友高立，英俊潇洒，是个美男子，因其父亲是国民党中校军医，在生产队是个抬不起头的边缘人物。由于他是个大力士，后来被抽调到大队水利专业队，经常早出晚归。公安局工作组又把他列为重点排查对象，怀疑他的另一个理由是他哥哥在县瓷厂工作。工作组将手枪往桌上重重一拍，老实巴交的高立被吓唬得眼泪双流。
听到消息后，水利专业队队长“地雷公”吴利生一脚踢开房门，冲进来“啪”的一声将一张记工单拍在桌子上，说：“你们用不着吓这个老实伢崽，你看记工单上天天记满了，晚上我们在一起打骨牌戴帽子，谁有空跑到梅花年去干这种事！”雷公几声打散一天云。
一张记工单为高立伸了冤！
(责任编辑/亚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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