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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们可能并不全都清楚雪莱,但大多知道这样一句话——“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便是江枫所译雪莱《西风颂》中的诗句。上世纪80年代初,自从《雪莱诗选》出版,当年便再版而风靡全国,以及不久,《狄金森诗选》又把一个陌生女诗人陌生样式的新诗介绍给中国读者,人们便记住了江枫这个名字。
今年已80高龄的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江枫,可以说是当代文化生活中有点独特的一个重要现象。他学识渊博,思想开阔,成就卓著,影响巨大,是一个历经风雨而巍然挺立的智者。
对于一个以八秩高龄之身而经常骑“电驴子”会见朋友或是请朋友到生意清淡的“比格”餐厅吃比萨自助餐的老人而言,我们要进入他的内心世界,肯定不需有什么过渡。见到了江枫,你很快会明白,这是一座山峰,巍峨、挺拔、刚直,爆发力与蓄积量绝非我们预先的想象,而且,你也会意识到,他还是个辽远开阔的平川。与他交往,不存在年龄的障碍、言语的阻隔,更没有不同出身的面纱,诗人率直而热情澎湃的性格,小区街坊般的平易、家常与亲善,不能不让你对他倾心而谈。他的那些翻译作品,由于追求对于原作的形神皆似,往往都能完美呈现诗人、作家的神采,他的论文、演讲,把自己的心掏给读者和听众。我敢讲,与他交往你会深受感染,与他交谈你乐而忘返。
60年前,在新中国已经露出黎明曙色的时候,意气风发的江枫正在清华大学沐浴于学术星辰播撒的光照中,曹靖华讲的俄文、盛澄华讲的法文、周珏良讲的浪漫主义诗人、金岳霖讲的逻辑学…… 都能使他陶醉,但他胸中激荡的青春血液却让他做出了另样的选择。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受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感召,文学青年江枫毅然从清华西校门走出去,投笔从戎,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四野一个师的一名记者,真正“投入了火热的斗争”,参加了解放华中南的战役。
回顾往事,自称劳动者的江枫,为自己诚实而勤恳地劳动了六十年而自豪,他说:“我作为军人和退伍转业军人,在国内、在国外,作为个人、作为代表,我忠诚于我的国家和生我养我的民族。”他还说,“我分享过一个复兴民族的欢乐,也分享过一个不成熟新国家不应有的苦难”,但是在这个使他忙而忘忧的时代,极少听到他提那些“说来话长”的苦难。
“文革”劫后余生的江枫,积极投入文学解放和新诗歌理想的重建活动,他为成批年轻诗人的崭露头角由衷高兴,当风雨来袭时,诗人为他们的成长表现出少有的古道热肠。他深信,文学要能有健康兴旺的发展,必须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理想。他常在诗歌界的集会上宣扬,诗歌创作,像惠特曼所言,应该自由而多样。
作为翻译家,江枫主张,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的艺术创造成果,在翻译时,相对于“说什么”,“怎样说”更为重要。他提出的“形似而后神似”的理论与实践,更是受到了广泛赞誉。为坚持自己的主张,江枫敢于挑战国内外名人和权威,坚持真理,始终如一,这同样也为文化界的后生晚辈树立了榜样。
1995年,江枫老师得到翻译界的最高奖赏——成为彩虹翻译终身成就奖外译中唯一得主。其实,对他翻译道路意义的评价,远非这个奖所能表达。作为我国一位有追求、有成就的翻译家,他走上翻译之路,既非率性而为,也不是创作外的补充,而是出于承担文化传承使命的高度自觉。
在上世纪80年代,面对优秀诗人涌现的现实,已经有些诗名的江枫陷入认真的思考。他认为,写诗就应该写有影响的诗,“如果这个世界,并不因为我写而多了一行,也不因为我不写而少了一行,为什么还要写,还不如趁着有口气,留下些能够留传得久远些的东西”,于是,他的“业余劳动便流向了稿约多起来的译诗。”
从此,他的翻译一发而不可收,和一批同道一起,形成了新时期文化交流中的重要现象,尤其他和其他翻译家们以共同的译诗劳绩,催生了一个如卞之琳所说“译诗的成年”。
江枫主译的英国伟大诗人《雪莱全集》,使国人有机会用汉语看到雪莱其人其诗的全貌,他翻译的《美国现代诗钞》,以各具本来特色的译文介绍了众多美国诗人,他力求形神皆似原作的《狄金森译诗选》,堪称当今权威版本。不仅在诗歌翻译方面,在散文翻译上,江枫也显示了很深的造诣,他所译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既是有高度翻译水准的美文,也是史学研究考证之成果。江枫通过靠得住的史实研究断言——对新中国建立贡献最大的外国朋友,是史沫特莱,而不是别的任何人。他翻译的温源宁的人物素描《不够知己》,传神、幽默、儒雅,为我多年阅读经验中之少见佳作,如果要领略汉语的优雅、纯净、深邃,我以为,这个译本绝对不可错过。
江枫老师坚持翻译以忠实为第一要务,文学翻译应该既忠实于原作内容,更忠实于原作之艺术形式,以再现原作的神韵,他认为,“形似而后神似”是文学翻译唯一正确道路。他说:“对于诗和几乎是诗的散文,必须紧扣原文,尽可能不增不减,有所增必有所减;必须读懂了再译,不懂就译,必出天书!”这是《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一书关于翻译问题的核心观点之一。在翻译理论建设上,江枫坚决反对生吞活剥、盲目推销外来理论,而主张在继承传统和借鉴异说、新说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
智者,一定是文化担当的执著坚守者,在关乎民族文化发展前途的语言文字问题上,江枫坚决捍卫中华文化传统,根据中国和一些有代表性外国的历史和现实文字事实,他论证了“文字是与语言密切相关但又自成体系的书写符号系统”,而不是所谓“记录语言的符号”。他打通中西文化壁垒,根据各国文字发展的轨迹和趋势,做出了“拼形表意,为世界各国文字发展共同方向”的重要论断。希望他这种植根于严肃探索的创新之论,有助于我国的语文教学和改革摆脱不适当的僵化理论羁绊,走上更加符合汉语汉字特色的道路,获得应有的健康发展。
也许,一个人有一个方面的成就便足以自豪了,江枫老师的领域有多个;也许,为文化尽一份心就可以了,但江枫老师执著坚持他的多头努力,直到今天,而不觉老之已至。让我们衷心祝福他吧!
(作者为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
今年已80高龄的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江枫,可以说是当代文化生活中有点独特的一个重要现象。他学识渊博,思想开阔,成就卓著,影响巨大,是一个历经风雨而巍然挺立的智者。
对于一个以八秩高龄之身而经常骑“电驴子”会见朋友或是请朋友到生意清淡的“比格”餐厅吃比萨自助餐的老人而言,我们要进入他的内心世界,肯定不需有什么过渡。见到了江枫,你很快会明白,这是一座山峰,巍峨、挺拔、刚直,爆发力与蓄积量绝非我们预先的想象,而且,你也会意识到,他还是个辽远开阔的平川。与他交往,不存在年龄的障碍、言语的阻隔,更没有不同出身的面纱,诗人率直而热情澎湃的性格,小区街坊般的平易、家常与亲善,不能不让你对他倾心而谈。他的那些翻译作品,由于追求对于原作的形神皆似,往往都能完美呈现诗人、作家的神采,他的论文、演讲,把自己的心掏给读者和听众。我敢讲,与他交往你会深受感染,与他交谈你乐而忘返。
60年前,在新中国已经露出黎明曙色的时候,意气风发的江枫正在清华大学沐浴于学术星辰播撒的光照中,曹靖华讲的俄文、盛澄华讲的法文、周珏良讲的浪漫主义诗人、金岳霖讲的逻辑学…… 都能使他陶醉,但他胸中激荡的青春血液却让他做出了另样的选择。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受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感召,文学青年江枫毅然从清华西校门走出去,投笔从戎,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四野一个师的一名记者,真正“投入了火热的斗争”,参加了解放华中南的战役。
回顾往事,自称劳动者的江枫,为自己诚实而勤恳地劳动了六十年而自豪,他说:“我作为军人和退伍转业军人,在国内、在国外,作为个人、作为代表,我忠诚于我的国家和生我养我的民族。”他还说,“我分享过一个复兴民族的欢乐,也分享过一个不成熟新国家不应有的苦难”,但是在这个使他忙而忘忧的时代,极少听到他提那些“说来话长”的苦难。
“文革”劫后余生的江枫,积极投入文学解放和新诗歌理想的重建活动,他为成批年轻诗人的崭露头角由衷高兴,当风雨来袭时,诗人为他们的成长表现出少有的古道热肠。他深信,文学要能有健康兴旺的发展,必须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理想。他常在诗歌界的集会上宣扬,诗歌创作,像惠特曼所言,应该自由而多样。
作为翻译家,江枫主张,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的艺术创造成果,在翻译时,相对于“说什么”,“怎样说”更为重要。他提出的“形似而后神似”的理论与实践,更是受到了广泛赞誉。为坚持自己的主张,江枫敢于挑战国内外名人和权威,坚持真理,始终如一,这同样也为文化界的后生晚辈树立了榜样。
1995年,江枫老师得到翻译界的最高奖赏——成为彩虹翻译终身成就奖外译中唯一得主。其实,对他翻译道路意义的评价,远非这个奖所能表达。作为我国一位有追求、有成就的翻译家,他走上翻译之路,既非率性而为,也不是创作外的补充,而是出于承担文化传承使命的高度自觉。
在上世纪80年代,面对优秀诗人涌现的现实,已经有些诗名的江枫陷入认真的思考。他认为,写诗就应该写有影响的诗,“如果这个世界,并不因为我写而多了一行,也不因为我不写而少了一行,为什么还要写,还不如趁着有口气,留下些能够留传得久远些的东西”,于是,他的“业余劳动便流向了稿约多起来的译诗。”
从此,他的翻译一发而不可收,和一批同道一起,形成了新时期文化交流中的重要现象,尤其他和其他翻译家们以共同的译诗劳绩,催生了一个如卞之琳所说“译诗的成年”。
江枫主译的英国伟大诗人《雪莱全集》,使国人有机会用汉语看到雪莱其人其诗的全貌,他翻译的《美国现代诗钞》,以各具本来特色的译文介绍了众多美国诗人,他力求形神皆似原作的《狄金森译诗选》,堪称当今权威版本。不仅在诗歌翻译方面,在散文翻译上,江枫也显示了很深的造诣,他所译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既是有高度翻译水准的美文,也是史学研究考证之成果。江枫通过靠得住的史实研究断言——对新中国建立贡献最大的外国朋友,是史沫特莱,而不是别的任何人。他翻译的温源宁的人物素描《不够知己》,传神、幽默、儒雅,为我多年阅读经验中之少见佳作,如果要领略汉语的优雅、纯净、深邃,我以为,这个译本绝对不可错过。
江枫老师坚持翻译以忠实为第一要务,文学翻译应该既忠实于原作内容,更忠实于原作之艺术形式,以再现原作的神韵,他认为,“形似而后神似”是文学翻译唯一正确道路。他说:“对于诗和几乎是诗的散文,必须紧扣原文,尽可能不增不减,有所增必有所减;必须读懂了再译,不懂就译,必出天书!”这是《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一书关于翻译问题的核心观点之一。在翻译理论建设上,江枫坚决反对生吞活剥、盲目推销外来理论,而主张在继承传统和借鉴异说、新说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
智者,一定是文化担当的执著坚守者,在关乎民族文化发展前途的语言文字问题上,江枫坚决捍卫中华文化传统,根据中国和一些有代表性外国的历史和现实文字事实,他论证了“文字是与语言密切相关但又自成体系的书写符号系统”,而不是所谓“记录语言的符号”。他打通中西文化壁垒,根据各国文字发展的轨迹和趋势,做出了“拼形表意,为世界各国文字发展共同方向”的重要论断。希望他这种植根于严肃探索的创新之论,有助于我国的语文教学和改革摆脱不适当的僵化理论羁绊,走上更加符合汉语汉字特色的道路,获得应有的健康发展。
也许,一个人有一个方面的成就便足以自豪了,江枫老师的领域有多个;也许,为文化尽一份心就可以了,但江枫老师执著坚持他的多头努力,直到今天,而不觉老之已至。让我们衷心祝福他吧!
(作者为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