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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枫先生从理论上否定文字改革的总方针
文字改革的总方针是“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文字改革委员会就是根据这个总方针成立的,而且是按照这个总方针进行工作的。
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首要任务就是组织一些专家根据普通话的语音系统使用拉丁字母制定出一个拼音化的文字方案,取名为《汉语拼音方案》。
因为这个拼音文字方案是根据普通话的语音系统设计的,所以使用这个文字方案的中国人必须要说普通话,而汉族是讲多种方言的,因此,要使用已经设计好的拼音文字方案就必须统一语言,于是文字改革工作的另一项任务就是推广普通话。而统一语言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不能马上使用拼音文字,只能先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暂时还得使用汉字,于是文字改革工作的第三项任务就是简化汉字,也就是说,简化汉字是不得已而为之。
上述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和简化汉字等三项任务就是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文字改革的总方针所进行的文字改革工作。
今天文字改革委员会虽改名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但工作性质并没有改变,在继续做文字改革工作。从事文字改革工作的人不仅没有否定他们所做的文字改革工作,而且还把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目的是用法律的手段来肯定和保护他们继续做文字改革的工作。
为什么他们不否定他们所做的文字改革工作呢?为什么他们还在继续他们的文字改革工作呢?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文字改革的总方针没有错,只是时机不成熟,目前还不到使用拼音文字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把汉字判了死刑,但不立即执行,是想缓期执行。
也就是说,关于文字改革的认识问题和理论问题并没有解决,文字改革的总方针到底对不对?到底汉字要不要改革?汉字要不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是一个摆在学术界面前必须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
江枫先生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明确指出:
拼形表意: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235页,华文出版社,2009)
也就是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是“拼形表意”,而汉字本来就是“拼形表意”的,是符合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是没有必要改革的。这样,江枫先生就否定了文字改革的总方针。
江枫先生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反对文字改革,而且从理论上来论证中国的文字改革是错误的。
二、江枫先生是如何从理论上否定文字改革的总方针的?
首先他发现“拼音文字”的提法有问题。“拼音文字”的提法是来自西方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于是他认真研读了被称之为西方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原著。他发现索绪尔的文字观是不对的。索绪尔的文字观是把文字分为“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两类,认为西方文字是表音文字,汉字是表意文字。
江先生通过考察中国汉字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证实:汉字是表意文字,这点索绪尔没错,而且汉字是“拼形表意”,如“明”字是由“日”和“月”拼合而成的,“男”字是由“田”和“力”拼合而成的。但索绪尔认为西方文字是“表音文字”,这就不对了,江先生通过考察西方文字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发现:字母,确是音标,但是拼写成文字,便占有空间,呈现视觉形象。由字母拼写成的文字,便借此书写形象视而可见的作用传递信息。(237页)
也就是说,拼写西方文字的字母A、B、C、D等也是有形的,也是视觉符号,而字母不等于音素,音素是听觉的,是看不见的,是无形的,是人通过分析语音得到的。从语言的角度说,把音素和音素相拼称为拼音是可以的,但从文字的角度说,如英文“book”一词的字母和字母相拼就不是拼音,而是拼形了。于是江先生发现了世界上一切文字的共性——“拼形表意”,所以他坚定地指出: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绝不是拼音化,而是拼形化!(258页)
江先生认为世界上的文字,共性是“拼形表意”,个性是各种文字的“拼形表意”方式不同。也就是说,文字的区别只是人类创造字形的方式不同,所以江先生的结论是:各国文字,殊途同归。(238页)
也就是说,是文字就是“拼形”的,根本就不存在“拼音文字”,不存在所谓的“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样就从语言文字理论上否定了文字改革的总方针。
文字改革的总方针是错误的,那么根据这一总方针所做的文字改革工作也必然是错误的,因此,当前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不是继续文字改革的工作,而是要“拨乱反正”,使中国的语言文字恢复成正常合理的状态。一个国家和人一样,犯错误是难免的,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错误,不改正错误。
三、江枫先生提出的“拼形表意”文字观的学术价值
我认为江枫先生的“拼形表意”文字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我们都知道什么是语言,什么是文字,语言和文字是什么关系,这是语言文字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核心是语言和文字关系的问题,而语言和文字关系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怎么看待文字的问题,或者说是如何看待文字的形、音、义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以索绪尔为代表,他们认为西方文字是“表音文字”,而语言是声音的,所以他们认为“文字表现语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他们认为语言和文字是表现和被表现的关系,是记录和被记录的关系,也就是说,文字的字形表现字音,而字音(语音)才表示意义。如图:
而江枫先生的文字观认为一切文字都是“拼形表意”,也就是说,被拼写出的字形不是表音,而是表意的,字形和字音(语音)只是建立了联系,所以见字形能读出字音,但文字仅仅读出字音是不行的,重要的是要知道字形表示的意义,其实不读出字音(默读)或者不能读出字音(聋哑人),只要知道字形表达的意思,也是可以看懂文章的,如图:
西方的文字观认为“文字表现语言”,取消和抹杀了语言和文字的界限,所以把文字也当成了语言,因此,他们不区分语言和文字,是把语言和文字看成是一体的。而江枫先生的文字观是区分语言和文字的,是把语言和文字看成是有联系的,但不是一体的,而是相对独立的,是具有本质区别的,一个是听觉的,以音表意,一个是视觉的,以形表意。根据“拼形表意”文字观,文字就不是表现语言的,不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而是表达意义的,是用于书写文章的视觉符号,也就是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使用人体的不同器官来表达思想的方式,语言是用口和耳,文字是用眼和手。
江枫先生的“拼形表意”文字观实际上是颠覆了西方传统的文字观,颠覆了普通语言学的基础理论,他的文字观不仅仅是一种学术观点,而是学科基础理论的创新。
也就是说,我们国家之所以多年执行一个错误的文字改革总方针而不察,问题虽然出在政府,但根子在学术界,因为中国的语言学界接受了西方的“文字表现语言”的理论,按照西方的文字观,自然是只有把汉字改成西方的所谓的“表音文字”才是合乎理论的。今天看来,当年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成员为什么多是一些著名的语言学家也就不奇怪了。目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之所以坚持文字改革的总方针,不彻底给汉字“平反”,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学科——语言学和一个庞大的学者群体在理论上是支持文字改革的,就连一些反对文字改革的教授在大学课堂上还是大讲“文字是表现语言的”,“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所以要使学术界在基础理论上完成语言文字观的转向是不容易的。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要在语言文字工作方面完成“拨乱反正”是任重而道远。
另外,文字和文字理论问题是一个与国家的教育和文化联系最直接和最紧密的问题,动文字就是动教育,动文化,因为大量的中国古代典籍和传统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知识都是用文字记载的,是靠文字教学传承的,按照“文字表现语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理论,古文成了“古代语言”,学习古文就成了学古人说话。而今人谁还跟古人或死人说话呀!于是就取消和反对学习古文。这是多么荒唐的逻辑!我们想一想,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等圣人的书,哪一本不是用文字写的?哪一个不是古文?这些人类的文化遗产能不继承吗?能不学习和阅读吗?怎么能把文字和语言混为一谈呢?怎么能把学习文字当成学习语言呢?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推翻“文字表现语言”的文字观对于继承整个人类的文化遗产,对于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是具有世界意义的。
四、我们应该向江枫先生学习什么?
我认为主要应该学习江枫先生的治学态度。
江枫先生之所以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是因为他有一种正确的治学态度,而他的治学态度有两点最为突出:
第一,学习西学,但不迷信西学。
自上个世纪初西学东渐以来,一般是讲“西学为用”,也就是强调如何用“西学”,而不是怀疑“西学”,所以中国学人多数是迷信“西学”的,更为可笑的是,有些专家甚至迷信到把“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视为是不能怀疑的公理。而江枫先生则不然,他也学习“西学”,学习从西方引进的语言学,但他不迷信“西学”,不迷信语言学,而是对语言学采取怀疑批判的态度。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而且是难能可贵的。因为真理是相对的,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都不是绝对正确的,人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何况是文字之学,因为我们的先人对自己的文字早就有精深的研究。从西方引进的语言学是西方人根据他们所观察到的语言文字现象和所占有的语言文字材料,运用他们的方法得出的结论,这些理论是否能解释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字现象应该进行检验,如果不能解释,那就要修改或创新理论,而不是用西方的理论来改造中国的语言文字现象。中国所发生的文字改革运动,从学术层面分析实际上就是在用西方的语言学理论来改造中国的语言文字现象,是使西方错误的语言文字理论中国化,从而导致了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和文化教育上的失误,对此,中国语言学界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故中国学术界要完成语言文字观的转向要从破除“迷信”开始。
第二,学习权威,但不迷信权威。
学习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从学习这一学科的权威所写的著作开始的,所以一般人是迷信权威的,迷信权威所提出的理论和观点。但江枫先生不是这样,他知道权威确实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权威的著作是需要学习的,但不要迷信权威所得出的结论,因为权威也有局限性,也有可能犯错误。所以江枫先生也学习中外权威们所写的著作,但他不迷信权威,而是敢于对权威,哪怕是世界级的权威所阐述的错误观点提出质疑。我认为今天中国具有这种治学态度的学者是不多见的。
我相信如果中国多一些像江枫先生这样的学者,中国的未来是大有希望的,中国必将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
文字改革的总方针是“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文字改革委员会就是根据这个总方针成立的,而且是按照这个总方针进行工作的。
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首要任务就是组织一些专家根据普通话的语音系统使用拉丁字母制定出一个拼音化的文字方案,取名为《汉语拼音方案》。
因为这个拼音文字方案是根据普通话的语音系统设计的,所以使用这个文字方案的中国人必须要说普通话,而汉族是讲多种方言的,因此,要使用已经设计好的拼音文字方案就必须统一语言,于是文字改革工作的另一项任务就是推广普通话。而统一语言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不能马上使用拼音文字,只能先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暂时还得使用汉字,于是文字改革工作的第三项任务就是简化汉字,也就是说,简化汉字是不得已而为之。
上述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和简化汉字等三项任务就是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文字改革的总方针所进行的文字改革工作。
今天文字改革委员会虽改名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但工作性质并没有改变,在继续做文字改革工作。从事文字改革工作的人不仅没有否定他们所做的文字改革工作,而且还把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目的是用法律的手段来肯定和保护他们继续做文字改革的工作。
为什么他们不否定他们所做的文字改革工作呢?为什么他们还在继续他们的文字改革工作呢?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文字改革的总方针没有错,只是时机不成熟,目前还不到使用拼音文字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把汉字判了死刑,但不立即执行,是想缓期执行。
也就是说,关于文字改革的认识问题和理论问题并没有解决,文字改革的总方针到底对不对?到底汉字要不要改革?汉字要不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是一个摆在学术界面前必须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
江枫先生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明确指出:
拼形表意: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235页,华文出版社,2009)
也就是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是“拼形表意”,而汉字本来就是“拼形表意”的,是符合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是没有必要改革的。这样,江枫先生就否定了文字改革的总方针。
江枫先生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反对文字改革,而且从理论上来论证中国的文字改革是错误的。
二、江枫先生是如何从理论上否定文字改革的总方针的?
首先他发现“拼音文字”的提法有问题。“拼音文字”的提法是来自西方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于是他认真研读了被称之为西方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原著。他发现索绪尔的文字观是不对的。索绪尔的文字观是把文字分为“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两类,认为西方文字是表音文字,汉字是表意文字。
江先生通过考察中国汉字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证实:汉字是表意文字,这点索绪尔没错,而且汉字是“拼形表意”,如“明”字是由“日”和“月”拼合而成的,“男”字是由“田”和“力”拼合而成的。但索绪尔认为西方文字是“表音文字”,这就不对了,江先生通过考察西方文字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发现:字母,确是音标,但是拼写成文字,便占有空间,呈现视觉形象。由字母拼写成的文字,便借此书写形象视而可见的作用传递信息。(237页)
也就是说,拼写西方文字的字母A、B、C、D等也是有形的,也是视觉符号,而字母不等于音素,音素是听觉的,是看不见的,是无形的,是人通过分析语音得到的。从语言的角度说,把音素和音素相拼称为拼音是可以的,但从文字的角度说,如英文“book”一词的字母和字母相拼就不是拼音,而是拼形了。于是江先生发现了世界上一切文字的共性——“拼形表意”,所以他坚定地指出: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绝不是拼音化,而是拼形化!(258页)
江先生认为世界上的文字,共性是“拼形表意”,个性是各种文字的“拼形表意”方式不同。也就是说,文字的区别只是人类创造字形的方式不同,所以江先生的结论是:各国文字,殊途同归。(238页)
也就是说,是文字就是“拼形”的,根本就不存在“拼音文字”,不存在所谓的“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样就从语言文字理论上否定了文字改革的总方针。
文字改革的总方针是错误的,那么根据这一总方针所做的文字改革工作也必然是错误的,因此,当前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不是继续文字改革的工作,而是要“拨乱反正”,使中国的语言文字恢复成正常合理的状态。一个国家和人一样,犯错误是难免的,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错误,不改正错误。
三、江枫先生提出的“拼形表意”文字观的学术价值
我认为江枫先生的“拼形表意”文字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我们都知道什么是语言,什么是文字,语言和文字是什么关系,这是语言文字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核心是语言和文字关系的问题,而语言和文字关系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怎么看待文字的问题,或者说是如何看待文字的形、音、义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以索绪尔为代表,他们认为西方文字是“表音文字”,而语言是声音的,所以他们认为“文字表现语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他们认为语言和文字是表现和被表现的关系,是记录和被记录的关系,也就是说,文字的字形表现字音,而字音(语音)才表示意义。如图:
而江枫先生的文字观认为一切文字都是“拼形表意”,也就是说,被拼写出的字形不是表音,而是表意的,字形和字音(语音)只是建立了联系,所以见字形能读出字音,但文字仅仅读出字音是不行的,重要的是要知道字形表示的意义,其实不读出字音(默读)或者不能读出字音(聋哑人),只要知道字形表达的意思,也是可以看懂文章的,如图:
西方的文字观认为“文字表现语言”,取消和抹杀了语言和文字的界限,所以把文字也当成了语言,因此,他们不区分语言和文字,是把语言和文字看成是一体的。而江枫先生的文字观是区分语言和文字的,是把语言和文字看成是有联系的,但不是一体的,而是相对独立的,是具有本质区别的,一个是听觉的,以音表意,一个是视觉的,以形表意。根据“拼形表意”文字观,文字就不是表现语言的,不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而是表达意义的,是用于书写文章的视觉符号,也就是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使用人体的不同器官来表达思想的方式,语言是用口和耳,文字是用眼和手。
江枫先生的“拼形表意”文字观实际上是颠覆了西方传统的文字观,颠覆了普通语言学的基础理论,他的文字观不仅仅是一种学术观点,而是学科基础理论的创新。
也就是说,我们国家之所以多年执行一个错误的文字改革总方针而不察,问题虽然出在政府,但根子在学术界,因为中国的语言学界接受了西方的“文字表现语言”的理论,按照西方的文字观,自然是只有把汉字改成西方的所谓的“表音文字”才是合乎理论的。今天看来,当年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成员为什么多是一些著名的语言学家也就不奇怪了。目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之所以坚持文字改革的总方针,不彻底给汉字“平反”,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学科——语言学和一个庞大的学者群体在理论上是支持文字改革的,就连一些反对文字改革的教授在大学课堂上还是大讲“文字是表现语言的”,“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所以要使学术界在基础理论上完成语言文字观的转向是不容易的。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要在语言文字工作方面完成“拨乱反正”是任重而道远。
另外,文字和文字理论问题是一个与国家的教育和文化联系最直接和最紧密的问题,动文字就是动教育,动文化,因为大量的中国古代典籍和传统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知识都是用文字记载的,是靠文字教学传承的,按照“文字表现语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理论,古文成了“古代语言”,学习古文就成了学古人说话。而今人谁还跟古人或死人说话呀!于是就取消和反对学习古文。这是多么荒唐的逻辑!我们想一想,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等圣人的书,哪一本不是用文字写的?哪一个不是古文?这些人类的文化遗产能不继承吗?能不学习和阅读吗?怎么能把文字和语言混为一谈呢?怎么能把学习文字当成学习语言呢?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推翻“文字表现语言”的文字观对于继承整个人类的文化遗产,对于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是具有世界意义的。
四、我们应该向江枫先生学习什么?
我认为主要应该学习江枫先生的治学态度。
江枫先生之所以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是因为他有一种正确的治学态度,而他的治学态度有两点最为突出:
第一,学习西学,但不迷信西学。
自上个世纪初西学东渐以来,一般是讲“西学为用”,也就是强调如何用“西学”,而不是怀疑“西学”,所以中国学人多数是迷信“西学”的,更为可笑的是,有些专家甚至迷信到把“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视为是不能怀疑的公理。而江枫先生则不然,他也学习“西学”,学习从西方引进的语言学,但他不迷信“西学”,不迷信语言学,而是对语言学采取怀疑批判的态度。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而且是难能可贵的。因为真理是相对的,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都不是绝对正确的,人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何况是文字之学,因为我们的先人对自己的文字早就有精深的研究。从西方引进的语言学是西方人根据他们所观察到的语言文字现象和所占有的语言文字材料,运用他们的方法得出的结论,这些理论是否能解释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字现象应该进行检验,如果不能解释,那就要修改或创新理论,而不是用西方的理论来改造中国的语言文字现象。中国所发生的文字改革运动,从学术层面分析实际上就是在用西方的语言学理论来改造中国的语言文字现象,是使西方错误的语言文字理论中国化,从而导致了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和文化教育上的失误,对此,中国语言学界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故中国学术界要完成语言文字观的转向要从破除“迷信”开始。
第二,学习权威,但不迷信权威。
学习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从学习这一学科的权威所写的著作开始的,所以一般人是迷信权威的,迷信权威所提出的理论和观点。但江枫先生不是这样,他知道权威确实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权威的著作是需要学习的,但不要迷信权威所得出的结论,因为权威也有局限性,也有可能犯错误。所以江枫先生也学习中外权威们所写的著作,但他不迷信权威,而是敢于对权威,哪怕是世界级的权威所阐述的错误观点提出质疑。我认为今天中国具有这种治学态度的学者是不多见的。
我相信如果中国多一些像江枫先生这样的学者,中国的未来是大有希望的,中国必将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