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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枫先生的论文《拼形表意——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下简称“江文”[1])包含许多创见,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就自己稍微有所涉猎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和专业文字为江先生的大作提供些许佐证材料。并以此短文祝江先生80大寿。
一、前言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和“记录语言是文字唯一存在的理由”,这两句话是索绪尔针对拼音文字说的,本来明确除外了表意的汉字。但长期以来,却被我国部分语言学家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作公理,当作圣旨,当作论说汉字落后的根据,当作是把持反对意见者打成伪科学的法宝。“拼音化——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这一论断也和索绪尔的上述言论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之后,不少语言学家醒悟到西方语言文字理论未必适用于中国的汉语、汉字;不少语文学家开始基于汉语、汉字的丰富、独特事实进行新的探索。可惜的是,至今中国语文学界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没有正常展开,某一些执掌话语权的人实际上还在坚持汉字拉丁化,压制、限制不同意见。江先生以自己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学者作风和大无畏的勇士气概写出这篇大作。首先,他追根溯源地点破索绪尔的话原本仅仅是针对拼音文字的。这一点,虽然有人早些时候已经指出过,但作为翻译大家的江先生,把索绪尔相关言论上下文完整、准确地译介出来(见“江文”一),对于中国广大关心汉字、汉语而又无法阅读索绪尔原著的人,还是莫大的好处。“江文”三指出的事实重要而又十分耐人寻味:几种中国当代权威辞书都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两个英文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倒都没有采信索绪尔这种说法。自然,“江文”最具新意、最重要的还是四、五和结语。他论证了文题所概括的“拼形表意——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指出“汉字是形源表意文字;西方拼音文字是音源表意文字”。这部分材料是翔实的,论说是充分的。
二、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的一些情况
1.传统文字的拉丁化风雨。上世纪50年代,随着汉语拼音化浪潮,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同样也经历了一次改革风雨。有传统文字的民族,如蒙、藏、维、哈、朝,都使用拼音文字,也曾经考虑过拉丁化问题。文字改革专家通常认为:拼音文字改换字母并不是文字性质的根本改变,是比较容易进行的。但中国的实际情况似乎并不如此。先看藏文,藏文虽然是拼音文字,字母只有34个(辅音30,元音4),但拼写形式却不像英文那样的线性,而是双向的。一个音节的书面表达,其高度和宽度都不等长[2]p80。这使得藏文拉丁化不那么简单。朝鲜文(谚文)虽然也是拼音的,但历史上其音节一直也是拼组成方块形。这也和英文的线性拼写相距甚远。似乎只有蒙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与拉丁拼音的英文相似处多些。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确实实现了短暂的拉丁化,都有大约20年的拉丁化新文字试行、推行的时期;80年代中期又恢复为阿拉伯字母的老文字。这被一位著名语文学家称为是新中国文字改革中两次重大失败中的一个(另一个失败是“二简”的被否定)。此期间内蒙自治区领导和语文学家抵制了拉丁化,保持了传统蒙古文的连续使用。我曾经认真请教过几位蒙古语文专家。他们告知:蒙古语言有四大方言区,内蒙有个四区协作的语文机构。传统蒙古文也具有各方言区通用的特点。由于长期使用,蒙古文中许多词、词根,对于使用者已经具有见形知意的特点,阅读起来比较轻松。蒙古文的书写一般以词根为单位,相当于词根词。这种词根词一般有独立的意义,在词典中往往被列为主词条,书写时用空格与前后分开。这种连写的词根称作“字”[2]p70。新拉丁化蒙文,将会与外蒙古的斯拉夫蒙古文一样,仿效英文的分词连写。蒙古学者和民众不愿意把老蒙文改换为这样的新蒙文。说到这里,我想引“江文”五中的两段话。一段又是江先生从索绪尔的原著里“发掘”出来的:对于常用的和熟悉的词,其书写形象就获得了表意价值。另外一段是江先生自己的概括:“前缀、后缀、词干,或者是词首、词尾、词根就是拼音文字经过长时间使用形成的文化积淀,结晶出来的表意词形,也是拼音文字演变成形意字符的明显表征”。我想,蒙文的这个事实当可作为江枫先生的拼形表意的佐证吧。这里的情况在拼音文字里是极为个别的特例吗?其实英文这种最著名的拼音文字,许多人在阅读时,也并非都默读后才知道意义。江先生已经发现索绪尔本人是肯定这一事实的。
2.创制拉丁化新文字。没有流通较广传统文字的民族则提出创制拉丁化新文字问题。上世纪50年代起,新中国曾积极为这些民族设计、推行拉丁化新文字。据统计,被正式颁布推行的就有17种之多。这些文字制定,有着很程序化的方法:语言调查,确定其音系,找出全部声母、韵母,用拉丁字母或字母组合表示每个声母、韵母,规定分词连写和标点符号。这是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成熟的”新文字设计法。许多这样的新文字,已经有了大约40—50年的历史。按照早期汉字拼音化改革家王照所说:用拼音文字的儿童,“解语之年,既是能文之年”,又按照鲁迅先生所说“只要认识28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与低能者外,就都能写得出,看得懂了”。实际情况如何呢?少数民族地区,似乎完全没有因为拉丁化新文字的使用而促成文化迅速、广泛发展的局面,远没有获得拼音改革先哲们所期待那样巨大好处。在许多民族地区学汉文的小学更受欢迎。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包括推行拉丁新文字的干部,也更愿意把孩子送到汉语小学读书。在1991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给国务院的请示里,明确提出:新文字“效果不好,多数群众不欢迎的,应该尊重群众意愿,不要勉强试行”,“提倡没有文字或没有通用文字的民族选择一种现有适用的文字”,不再普遍去设计、推行拉丁化新文字。[3]p36
3.汉字式少数民族文字。中国的少数民族,特别是那些后来设计推行拉丁化新文字的民族,许多都曾经流行过汉字式的民族文字。文献[5,6]有详细的综述。周有光先生给出18种汉字式文字或由汉字演变出的文字。其中除日文、朝鲜谚文和喃字外,都是中国少数民族使用的[5]。陈其光先生的汉字系文字[6],含表意字17种(含日、韩、越3种),表音字9种[4]p37。许多产生于唐代,已经有千年的历史。唐宋两朝是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对其他民族和周边国家影响巨大。他们首先借用汉语书面语,然后借用汉字书写自己的语言,产生了一批用汉字书写的非汉语文献。为了弥补借用汉字的不足,在汉字的影响下创造了书写母语的本民族文字。这就出现了汉字文字的支系,形成了汉字文化圈。中国少数民族的这种汉字系文字基本都没有获得通用的、主导地位。但在新中国成立时,民间仍有应用。
4.被忽略了的可能途径。在上世纪50年代起的拉丁化浪潮期间,为少数民族创制拉丁化新文字也是浪潮的一部分。因为当时汉字自身已经前途难料、命运难保,拉丁化就成了当时的唯一选择。当创建和使用中大量未能预见的问题不断困扰的时候,就促使人们进行新的思考。蒙古族语言学家清格尔泰先生(曾任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人大常委会委员),就曾以多种方式提倡“汉字+字母”式的民族文字。它很类似日文。由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多数与汉语属于同一语系、语族,语言都缺少形态变化,语素都大多是单音节的,这使得“汉字+字母”式的民族文字极可能比日文更好、更有效、更便捷。中国许多少数民族是与汉族、其他民族大杂居,自己小聚居的;许多少数民族方言差异大。这种“汉字+字母”式的民族文字有利于解决方言差异,有利于紧密作为国家通用语的汉语与民族语的关系,学习民族语的同时就学会了最常用的一两千汉字,更能有效减轻学生的语言负担。许多学者指出,这种类型文字不仅历史上长期存在过,现今仍能看到它的某种雏形。根据[7 ,8]报道,广西有一种用壮语直接朗读汉字书报的方法,用在向群众读汉字文件,甚至中小学教学课堂上。广西有的私塾先生,教授汉文版四书五经,但自己并不大会说汉语[9]。这表明:像在日本那里用日语教授、学习汉字版中国古典文献的事,在中国民族地区也并不罕见。汉字的超语言应用,在古今中外都有丰富的事实依据,但这却没有被承认。长期以来,汉字的超语言使用这种现象,这种方法没有受到承认,没有受到重视,没有得到支持。“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和“记录语言是文字唯一存在的理由”,就是两片遮挡了某些语言学家双眼的、小小的但“颇有魔力”的树叶。
三、关于专业文字的一般概述
1.关于专业文字。计算机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的进展,提示我们从更广的范围考虑文字的分类。通常语言学家所特别关注的是与各个民族语言关联的那种文字,如英文、汉文、日文等。在信息技术界称此类为自然语言文字。我把下列的称为专业文字:国际音标系统,乐谱(简谱、五线谱),棋牌谱,化学公式,数学公式,程序框图,程序语法图,电子线路图,等等。
2.关于文字的形成和习得。自然语言、文字的形成,就社会整体而言,是人类漫长社会中“自然形成”、“约定俗成”的。就个体来说,自然语言最初是从母亲那里“不知不觉地”学到的,而后通过普通教育提高;自然语言的文字也主要通过普通教育提高。
而专业文字,就整个社会来说,是在专业技术发展中形成的。其语言符号元素、结构规则,比自然语言留有更多的个别人物、专家发明创造的痕迹。在许多方面,专业语言都带有人工语言的特点。就个体来说,专业语言是通过专业教育习得的。
3.语言文字的民族性、地域性或国际性、专业性。自然语言文字有很强的民族性,不同的民族一般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民族文字通常总与某民族语言关联。自然语言还有很强的地域性,方言差异就是一种地域差异。专业文字很少民族性、地域性,而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国际性。一种专业文字,在专业内是国际通用的,不分地域和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一种专业文字的初期阶段,可能在不同民族有不同形式(如记数法、乐谱),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交流,合理的、科学的、方便高效的总是很快扩大自己的领地,实现国际的统一。
4.文字的声音属性。自然语言,就现今世界上主要语种来说,都有口语形式和书面形式。专业文字的形、义属性是普遍具有的,声音属性则有不同情况。一般说来:专业文字与语音无关,或顶多是弱相关。数学公式可划入和语音弱相关的一类。棋牌谱、化学公式、程序框图、程序语法图、线路图则可以划入与语声无关的一类。它很难用口头语言描述。对这类专业文字,说有声语言是第一性,书面表示是第二性,绝对荒谬。而乐谱的声音属性是重要的、本质的,但这种声音可以是和自然语言语音无关的(无歌词的声乐、器乐),也可以是和自然语言语声迭加的(配了歌词的声乐、器乐)。
5.文字的字形属性。自然语言文字的字形,尽管有种种差别,但都可区分出相对独立的个别字符字形。而平面版式,都可由线性字符串经过简单的分行、分段、分页、分栏等操作获得。版面表现上主要是单向成行性和整版的大体均一性。专业文字的平面表示,也有种种不同形态,但基本上都不是线性的,基本上都不只是单向成行性,整版表现有明显不均一性。不同局部间差异性较大。这是专业文字难于与线性的语音完全协调、一致的根本原因。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
[1]见《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235—259页,华文出版社,2009
[2]戴庆厦、许寿椿主编《中国各民族文字与电脑信息处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
[3]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法规汇编(1949—1995)
[4]许寿椿主编《文字比较研究散论—电脑时代的新观察》,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
[5]周有光《汉字文化圈的文字演变》,《见民族语文》1989年第1期,或[2]8—27页
[6]陈其光《汉字系文字》,《文字比较研究散论—电脑时代的新观察》26—38页
[7]班绍《汉字在壮语中的一种特殊读法》,《民族语文》1981年第2期
[8]张公瑾《文化环境与民族语文建设》,《民族语文》1991年第6期
[9]谢建猷《广西陆西村壮族私塾所读汉字音》,《民族语文》1991年第1期
[10]尹斌庸、苏培成《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华语教学出版社,1994
一、前言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和“记录语言是文字唯一存在的理由”,这两句话是索绪尔针对拼音文字说的,本来明确除外了表意的汉字。但长期以来,却被我国部分语言学家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作公理,当作圣旨,当作论说汉字落后的根据,当作是把持反对意见者打成伪科学的法宝。“拼音化——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这一论断也和索绪尔的上述言论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之后,不少语言学家醒悟到西方语言文字理论未必适用于中国的汉语、汉字;不少语文学家开始基于汉语、汉字的丰富、独特事实进行新的探索。可惜的是,至今中国语文学界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没有正常展开,某一些执掌话语权的人实际上还在坚持汉字拉丁化,压制、限制不同意见。江先生以自己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学者作风和大无畏的勇士气概写出这篇大作。首先,他追根溯源地点破索绪尔的话原本仅仅是针对拼音文字的。这一点,虽然有人早些时候已经指出过,但作为翻译大家的江先生,把索绪尔相关言论上下文完整、准确地译介出来(见“江文”一),对于中国广大关心汉字、汉语而又无法阅读索绪尔原著的人,还是莫大的好处。“江文”三指出的事实重要而又十分耐人寻味:几种中国当代权威辞书都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两个英文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倒都没有采信索绪尔这种说法。自然,“江文”最具新意、最重要的还是四、五和结语。他论证了文题所概括的“拼形表意——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指出“汉字是形源表意文字;西方拼音文字是音源表意文字”。这部分材料是翔实的,论说是充分的。
二、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的一些情况
1.传统文字的拉丁化风雨。上世纪50年代,随着汉语拼音化浪潮,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同样也经历了一次改革风雨。有传统文字的民族,如蒙、藏、维、哈、朝,都使用拼音文字,也曾经考虑过拉丁化问题。文字改革专家通常认为:拼音文字改换字母并不是文字性质的根本改变,是比较容易进行的。但中国的实际情况似乎并不如此。先看藏文,藏文虽然是拼音文字,字母只有34个(辅音30,元音4),但拼写形式却不像英文那样的线性,而是双向的。一个音节的书面表达,其高度和宽度都不等长[2]p80。这使得藏文拉丁化不那么简单。朝鲜文(谚文)虽然也是拼音的,但历史上其音节一直也是拼组成方块形。这也和英文的线性拼写相距甚远。似乎只有蒙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与拉丁拼音的英文相似处多些。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确实实现了短暂的拉丁化,都有大约20年的拉丁化新文字试行、推行的时期;80年代中期又恢复为阿拉伯字母的老文字。这被一位著名语文学家称为是新中国文字改革中两次重大失败中的一个(另一个失败是“二简”的被否定)。此期间内蒙自治区领导和语文学家抵制了拉丁化,保持了传统蒙古文的连续使用。我曾经认真请教过几位蒙古语文专家。他们告知:蒙古语言有四大方言区,内蒙有个四区协作的语文机构。传统蒙古文也具有各方言区通用的特点。由于长期使用,蒙古文中许多词、词根,对于使用者已经具有见形知意的特点,阅读起来比较轻松。蒙古文的书写一般以词根为单位,相当于词根词。这种词根词一般有独立的意义,在词典中往往被列为主词条,书写时用空格与前后分开。这种连写的词根称作“字”[2]p70。新拉丁化蒙文,将会与外蒙古的斯拉夫蒙古文一样,仿效英文的分词连写。蒙古学者和民众不愿意把老蒙文改换为这样的新蒙文。说到这里,我想引“江文”五中的两段话。一段又是江先生从索绪尔的原著里“发掘”出来的:对于常用的和熟悉的词,其书写形象就获得了表意价值。另外一段是江先生自己的概括:“前缀、后缀、词干,或者是词首、词尾、词根就是拼音文字经过长时间使用形成的文化积淀,结晶出来的表意词形,也是拼音文字演变成形意字符的明显表征”。我想,蒙文的这个事实当可作为江枫先生的拼形表意的佐证吧。这里的情况在拼音文字里是极为个别的特例吗?其实英文这种最著名的拼音文字,许多人在阅读时,也并非都默读后才知道意义。江先生已经发现索绪尔本人是肯定这一事实的。
2.创制拉丁化新文字。没有流通较广传统文字的民族则提出创制拉丁化新文字问题。上世纪50年代起,新中国曾积极为这些民族设计、推行拉丁化新文字。据统计,被正式颁布推行的就有17种之多。这些文字制定,有着很程序化的方法:语言调查,确定其音系,找出全部声母、韵母,用拉丁字母或字母组合表示每个声母、韵母,规定分词连写和标点符号。这是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成熟的”新文字设计法。许多这样的新文字,已经有了大约40—50年的历史。按照早期汉字拼音化改革家王照所说:用拼音文字的儿童,“解语之年,既是能文之年”,又按照鲁迅先生所说“只要认识28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与低能者外,就都能写得出,看得懂了”。实际情况如何呢?少数民族地区,似乎完全没有因为拉丁化新文字的使用而促成文化迅速、广泛发展的局面,远没有获得拼音改革先哲们所期待那样巨大好处。在许多民族地区学汉文的小学更受欢迎。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包括推行拉丁新文字的干部,也更愿意把孩子送到汉语小学读书。在1991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给国务院的请示里,明确提出:新文字“效果不好,多数群众不欢迎的,应该尊重群众意愿,不要勉强试行”,“提倡没有文字或没有通用文字的民族选择一种现有适用的文字”,不再普遍去设计、推行拉丁化新文字。[3]p36
3.汉字式少数民族文字。中国的少数民族,特别是那些后来设计推行拉丁化新文字的民族,许多都曾经流行过汉字式的民族文字。文献[5,6]有详细的综述。周有光先生给出18种汉字式文字或由汉字演变出的文字。其中除日文、朝鲜谚文和喃字外,都是中国少数民族使用的[5]。陈其光先生的汉字系文字[6],含表意字17种(含日、韩、越3种),表音字9种[4]p37。许多产生于唐代,已经有千年的历史。唐宋两朝是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对其他民族和周边国家影响巨大。他们首先借用汉语书面语,然后借用汉字书写自己的语言,产生了一批用汉字书写的非汉语文献。为了弥补借用汉字的不足,在汉字的影响下创造了书写母语的本民族文字。这就出现了汉字文字的支系,形成了汉字文化圈。中国少数民族的这种汉字系文字基本都没有获得通用的、主导地位。但在新中国成立时,民间仍有应用。
4.被忽略了的可能途径。在上世纪50年代起的拉丁化浪潮期间,为少数民族创制拉丁化新文字也是浪潮的一部分。因为当时汉字自身已经前途难料、命运难保,拉丁化就成了当时的唯一选择。当创建和使用中大量未能预见的问题不断困扰的时候,就促使人们进行新的思考。蒙古族语言学家清格尔泰先生(曾任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人大常委会委员),就曾以多种方式提倡“汉字+字母”式的民族文字。它很类似日文。由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多数与汉语属于同一语系、语族,语言都缺少形态变化,语素都大多是单音节的,这使得“汉字+字母”式的民族文字极可能比日文更好、更有效、更便捷。中国许多少数民族是与汉族、其他民族大杂居,自己小聚居的;许多少数民族方言差异大。这种“汉字+字母”式的民族文字有利于解决方言差异,有利于紧密作为国家通用语的汉语与民族语的关系,学习民族语的同时就学会了最常用的一两千汉字,更能有效减轻学生的语言负担。许多学者指出,这种类型文字不仅历史上长期存在过,现今仍能看到它的某种雏形。根据[7 ,8]报道,广西有一种用壮语直接朗读汉字书报的方法,用在向群众读汉字文件,甚至中小学教学课堂上。广西有的私塾先生,教授汉文版四书五经,但自己并不大会说汉语[9]。这表明:像在日本那里用日语教授、学习汉字版中国古典文献的事,在中国民族地区也并不罕见。汉字的超语言应用,在古今中外都有丰富的事实依据,但这却没有被承认。长期以来,汉字的超语言使用这种现象,这种方法没有受到承认,没有受到重视,没有得到支持。“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和“记录语言是文字唯一存在的理由”,就是两片遮挡了某些语言学家双眼的、小小的但“颇有魔力”的树叶。
三、关于专业文字的一般概述
1.关于专业文字。计算机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的进展,提示我们从更广的范围考虑文字的分类。通常语言学家所特别关注的是与各个民族语言关联的那种文字,如英文、汉文、日文等。在信息技术界称此类为自然语言文字。我把下列的称为专业文字:国际音标系统,乐谱(简谱、五线谱),棋牌谱,化学公式,数学公式,程序框图,程序语法图,电子线路图,等等。
2.关于文字的形成和习得。自然语言、文字的形成,就社会整体而言,是人类漫长社会中“自然形成”、“约定俗成”的。就个体来说,自然语言最初是从母亲那里“不知不觉地”学到的,而后通过普通教育提高;自然语言的文字也主要通过普通教育提高。
而专业文字,就整个社会来说,是在专业技术发展中形成的。其语言符号元素、结构规则,比自然语言留有更多的个别人物、专家发明创造的痕迹。在许多方面,专业语言都带有人工语言的特点。就个体来说,专业语言是通过专业教育习得的。
3.语言文字的民族性、地域性或国际性、专业性。自然语言文字有很强的民族性,不同的民族一般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民族文字通常总与某民族语言关联。自然语言还有很强的地域性,方言差异就是一种地域差异。专业文字很少民族性、地域性,而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国际性。一种专业文字,在专业内是国际通用的,不分地域和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一种专业文字的初期阶段,可能在不同民族有不同形式(如记数法、乐谱),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交流,合理的、科学的、方便高效的总是很快扩大自己的领地,实现国际的统一。
4.文字的声音属性。自然语言,就现今世界上主要语种来说,都有口语形式和书面形式。专业文字的形、义属性是普遍具有的,声音属性则有不同情况。一般说来:专业文字与语音无关,或顶多是弱相关。数学公式可划入和语音弱相关的一类。棋牌谱、化学公式、程序框图、程序语法图、线路图则可以划入与语声无关的一类。它很难用口头语言描述。对这类专业文字,说有声语言是第一性,书面表示是第二性,绝对荒谬。而乐谱的声音属性是重要的、本质的,但这种声音可以是和自然语言语音无关的(无歌词的声乐、器乐),也可以是和自然语言语声迭加的(配了歌词的声乐、器乐)。
5.文字的字形属性。自然语言文字的字形,尽管有种种差别,但都可区分出相对独立的个别字符字形。而平面版式,都可由线性字符串经过简单的分行、分段、分页、分栏等操作获得。版面表现上主要是单向成行性和整版的大体均一性。专业文字的平面表示,也有种种不同形态,但基本上都不是线性的,基本上都不只是单向成行性,整版表现有明显不均一性。不同局部间差异性较大。这是专业文字难于与线性的语音完全协调、一致的根本原因。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
[1]见《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235—259页,华文出版社,2009
[2]戴庆厦、许寿椿主编《中国各民族文字与电脑信息处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
[3]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法规汇编(1949—1995)
[4]许寿椿主编《文字比较研究散论—电脑时代的新观察》,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
[5]周有光《汉字文化圈的文字演变》,《见民族语文》1989年第1期,或[2]8—27页
[6]陈其光《汉字系文字》,《文字比较研究散论—电脑时代的新观察》26—38页
[7]班绍《汉字在壮语中的一种特殊读法》,《民族语文》1981年第2期
[8]张公瑾《文化环境与民族语文建设》,《民族语文》1991年第6期
[9]谢建猷《广西陆西村壮族私塾所读汉字音》,《民族语文》1991年第1期
[10]尹斌庸、苏培成《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华语教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