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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科学、区域主义从旧到新，经历了诸多变脸，取得了诸多突破。沃尔特·艾萨德在十几年前指出“区域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门最新学科”，它“采用多重分析与实践研究的综合方式，从地域和空维角度，对社会问题进行仔细、耐心的研究”，并对“区域学”下了多个定义，将区域学用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①区域科学中“区域”的概念，是指包含“地理空间因素的人类活动”②，当然也包括人与社会。区域主义重视空间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它又与历史主义联姻，空间与时间结合起来，可以说，割断历史谈区域是空泛，无视空间谈时间是虚妄。所以说，“‘存在空间’是具有时间向度的人文空间”③，历史流动也是具有空间向度的时间，“所有社会中都存在着某种时空结合，在传统社会里，这种结合非常强烈”④。
当然，在远离传统的现代社会，我们关于“存在”的定位系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空间和时间，定位的维度已经多元化，但直到今天便于我们利用的维度却数量不多，无从应用的多维度是一种纯理论体系，这种纯理论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在人类社会多维度定位系统可以实际应用之前，区域主义和历史主义是我们最为便捷的工具，除了文学作品中的纯虚构小说和戏剧中的荒诞派等艺术领域外，人类的全部文化研究也无不得益于这两个工具，可以说，区域主义和历史主义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最为科学的工具之二。
曾经时髦一时的“全球化”口号现已不再新鲜，我们并不认为“全球化”会真的突如其来，未来世界的不平衡性还将是主流，一体化只是一个真实而又喘息的冲动。在这个“我与你”的世界里，人们不得不相互关联着，马丁·布伯曾说“人生存的基本事实是彼此关联着的人。人无法逃避与他人发生关系。我与你相遇，我和你彼此关联，即使我们的交往是一场相互斗争。即使在彼此的关联中，我已不完全是我，你也不完全是你。但只有在生动的关联中，才能直接认识人所特有的本性”⑤。当然，“地球村”里的“联系”更加密切起来，在这样一个相互联系着的世界里，历史将成为人们唯一的根据，“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我已经变的不再是我，可是你却依然是你”之所以有“你”“我”的不同，在于历史的不同，而不再是区域的差异；在相同的历史根据下，区域的差别也永远都不会消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目前的我们就是处于这么一种情形当中：在联系日益广泛的世界里，历史是人的存在的唯一根据，不再有区域差别的影子；在相同的历史根据下，区域是永远的差别，历史已经成了同义重复，历史不再有任何现实意义。
一、语言及语言规划的区域性
语言具有区域性，语言依存于一定的区域。语言规划具有区域性，语言规划是针对特定的区域进行的。语言规划的区域性与语言的区域性有关。
（一）语言的区域性
方言是一种区域性语言。方言具有区域特征，方言的区域特征是指“在一定区域之内多种方言所共有的语言特征。区域特征可以是语音的，也可以是词汇的、语法的”，“不同方言之间的共同特征有时是类型上相同的特征”。⑥语言的类型特征、地理特征和源流特征虽然可以是相关的，却是不同质的，但是它们可以统一于“区域特征”这一概括：类型特征超乎时空，着眼于结构或功能的类型分析；地理特征是地理上横向扩散而造成的共同特征；源流特征是由于同源关系而形成的发生学上的共同特征⑦。城市语言调查、社区语言调查、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等，也都是在特定的区域内进行的，分别针对不同的城市、城市里的不同社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社会方言也存在于一定的区域之内。
民族共同语是特定民族在居住区域内共同使用的语言，国家通用语是在整个国家行政区内通用的语言。国语、官方语言，也是就特定国家的特定行政区域而言的。人工的世界语，是就整个地球这个大区域来设计的。
历史语言研究中，诸如对近代汉语官话标准音是南京音、洛阳音还是北京音等问题的争论，也是语言的区域性问题。即使不承认近代汉语官话有标准音，也要承认近代汉语官话要有其核心成分，而这些核心成分必定有其语言的核心区域。⑧
每一个词都有其区域性。如果把词看作一个相对自足的实体，“随着语言的历史发展，词的这种自足性也在发展、强化”，词的空间区域性不可忽视。⑨“每一个词都有其时代性和地域性。时代性是指词只在一定的时段内使用，地域性是指词只在一定的地域内通行……论证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都是难度很大的工作，地域性比时代性更难……有的词从古到今一直使用，它们的时代性表现为‘泛时性’。有的词没有地域限制，它们的地域性表现为‘泛空性’。既具有‘泛时性’又具有‘泛空性’的词属于‘泛时空性’词。汉语中有一批‘泛时空性’词，它们属于基本词汇，比如天、人、手、山、牛、东、来、大、一等。如果从一种语言的通史着眼，具有‘泛时空性’的词不会太多，词库中的绝大多数词是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⑩在研究历史词汇时，即使在时间上“错位”的“区域性”都可能有一定的作用，“结合现代方言来研究历史上的常用词变迁，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也是一片有待开辟的广阔天地”{11}，更不用说同一时间断面上的区域性了。如同“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12}一样，我们似乎也可以说：“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区域”。
当然，“对于整个语言系统存在而言，不存在任何可以分割出来的完整的语言区域。而就语言生存状态的自然空间分布来看，语言区域的界线也只是在相对意义上存在。因此，在全部的语言现象中，没有任何一个被划定了的语言区域是孤立的、封闭的或是一成不变的”{13}，语言的区域界线不是真实的自然区域界线。但是，语言的研究却离不开自然的区域，语言的客观存在和语言的主体语言人，都离不开自然的区域。
无论全球化会如何发展，任何语言变体的产生，都可以定位于某个起源区域；不管语言成分如何复杂，总是由不同的区域语言的层积、叠加、消亡、增生、互补、影响而产生的，即使成分再复杂的语言，也只能存在某一些具体的区域之中，无法脱离所有区域之外。语言，具有区域性，这是一个不难理解的命题。
（二）语言规划的区域性
语言规划具有区域性。从大的方面看，语言规划的主体一般是国家或者特定的地区，它们存在于特定的自然区域之中。从小的方面看，一个国家的语言规划，无不表现为对本国内不同的区域的语言的描写、论证、规划和安排，包括对本国内不同的区域的语言关系的协调。
关于语言规划的区域性，具体内容请参看本书《当代中国语言规划研究——侧重于区域学的视角》正文中的相关章节。语言规划具有区域性，这也是一个容易理解的命题。
综上所述，语言规划的区域性与语言的区域性相关联，语言规划的区域性离不开语言的区域性，但是，语言的区域性却不能绝对地规定语言规划的区域性，语言规划的区域性还要考虑到语言之外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等等诸多因素。
语言研究无法脱离社会，更无法脱离社会中的人，语言是社会人的语言，不是“动物”语言，也不是“一个人的”语言，社会人是语言的主体。社会人存在并且不得不存在于特定的空间区域之中。
二、中国的区域政治史
中国的“区域政治”史，在这里也就是指中国的“空间政治”史，它并不是专指中国的古代史，也包括源源不断地接踵而来的未来的“历史”。但是，要谈历史最好还是从古代谈起。
（一）风水宝地
中国的历史“受亚洲大陆气候地理关系的影响”，“中国文化是亚洲地理的产物”，“中国西北、西边及西南的高山和难以通行的遥远广袤的中亚，使它实际上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它的北方是蒙古的沙漠和草原及西伯利亚和东北的近北极地带。部分由于这一原因，中华文明的传统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文明更持久、更具凝聚力，在更长的时间内很少发生变化。”{14}总体而言，历史上的中国基本上是背靠山崖、面临大海，背靠山崖面临大海既是一个迷信方术中的风水宝地的地形，又是一个保守的封闭地形，这种封闭造就了中国的主人主要是土著居民，而不是真正的移民。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多次移民，但是，中国的移民往往是村落的整体搬迁，这种土著的移动对土著的性质影响很小，这也可以从方言岛的存在得以证实，方言岛主要包括“土著方言被移民方言包围而成为方言岛”和“移民及其方言直接造成方言岛”两种情况，{15}我们可以把这种保守的未能充分融合的移民定义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
风水宝地、土著、缺乏移民，促成了传统的根深蒂固，这是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少有的未曾中断过、一直传承着的文明的原因。对于土著来说，历史就是根据，失去记忆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那涉及：世代居住的土地为什么是你的而不是我的？凭什么说是你的而不是我的？只因为有历史，原来是我的，或者说原来不是你的，所以现在是我的，就这么简单。如果失去了记忆，土著们会显出恐慌的神情。而对移民或游牧民来说，就不存在这种冥顽不化的嗜忆症，他们都是流浪汉，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原来并不属于他们，他们也曾经失去过，所以，他们的根据主要不是历史而是现状。自上古三代到晚清残照，除了元朝前期可以铁骑践踏历史外，历代都非常重视修史、正史以资治通鉴，历史使他们感到心里踏实。随着最后一个王朝的离去，我们并没有走得太远，除了高呼“莫害我”被抬上去就不愿下来的总统，甚至还有人想复辟帝制，这也是历史惯性的误导。但是，在明清两代，中国的大海已经变得非常不稳定，中国的传统陆权政治受到了当时世界水平的海权政治的挑战。此后，中国遭遇了更多的外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作用下的风水宝地显得格外的不稳固，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完整的陆权政治才得以重振雄风。
（二）海权强势的余波
近代科学的发展成功地解决了海洋的阻隔，利用了海洋的便利。随着海权政治的到来，几乎所有的政治都集中于海洋，人类产生了强烈的海洋依赖，出现了对海洋的迷信与崇拜。在这种海权政治强势的余波中，中国还是选择了改革开放的英明决策。几千年来的中国，终于彻底破碎了风水宝地里的海洋之窗，通往罗马的条条大道就在海洋的平面上逐一铺开，海洋崇拜使一个风水宝地得以终结。
保守地看，陆地是根基所在，文化的根基在陆地，在沃野千里，不在波涛万丈。波涛里的文化往往也是随波逐流，阴险而诡谲。日本侵华的历史，就是日本企图变海权国家为海陆复合型国家的尝试。土著和传统对中国的政局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大国，稳定就是成绩。然而，这种稳定与“接班”制度有很大的关联，“接班”制度有时会影响政治发展的速度，造成政治发展的缓慢，如何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改革接班制度将是我们新世纪的伟大创举。土著是长老制度的乐土，接班制度是长老制度的延续与变异，这又与自上而下的政治一脉相承。自上而下的政治在各种制度的国家中都普遍存在，自上而下的实质戳穿了公共政策代表了“民众的要求”的神话。{16}中国土著的绝对优势，移民的相对缺少，接班制度是草根与树林排队的自然序列，而每当有来自高层的声音出现“插队”的现象，那将导致序列的重组，原本的土著也会变成“租借地”里的居民。而真正的移民国家，均匀分布的四面八方的来客是形成各自发展的自然力量，“美国梦”就是因此而鼾声如雷的。当然，空间并不能绝对决定政治，“地缘政治的任何发展都应以制度建设为前提”{17}，仅仅依靠区域特征、空间优势、自然禀赋是不够的，现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社会，而不是自然物的社会，所以，现代社会是崇尚制度建设的社会，而绝对不是后现代主义所鼓吹的无秩序社会。
（三）海陆复合系统
随着世界范围内的陆权回归，作为对海洋崇拜的反悔，中国适时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政策。西部大开发政策无疑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策，当然，我们要明确一种政治哲学，那就是要求所有区域趋于相同的发展模式是一种迷失，不一定每一个区域都要发展成为“经济区域”，更不能“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区域经济仅仅是区域功能的一种，区域生态保护、区域地貌观光、区域文化开发等都是区域发展的一些新思路。“中国虽然海陆属性都具备，但本质上，中国的自然特性和历史文化决定了中国主要是一个陆权国家。中国能在几千年中分而不散、弱而不灭，始终是一个统一国家，与中国的大陆属性密切相关”，并且海洋空间不够稳定，“海上力量具有不可持久性，聚集得快，散失也快。靠海权而强大的国家少有支撑三百年以上者。”{18}就地球而言，海洋和陆地是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海陆具有同构性。海陆是一个有机整体，我们不能用机械的二元论来把它们分解开来。随着科技的发展，海洋作为人类的栖息地用于减轻陆地的人口压力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海洋也可以表现出某些稳定性。
风水宝地的空间组合，土著的古老历史，海洋崇拜以及陆权的回归，这就是中国的空间政治史。在当前情况下，空权从属于陆权和海权，太空权是一个富有挑战的新的命题。当然，我们不能为简单化的区域论模式所束缚，“地缘政治学”在“恢复了历史性和情景性”之后，“走出了简单化和决定论的泥沼”{19}，实现了新的转向。
三、群体性的社会心理是经济学的基础
社会系统除了可以与自然系统直接相联系外，经济系统是联系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的重要纽带，经济系统是满足人类需求的中间过程。
以往谈到的社会心理一般分散地指社会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阶级情绪、风俗习惯、热情、理想、思想、观念、意识、习惯、道德、舆论、情趣等，大多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言说的，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政治学领域里的定义”。在普列汉诺夫总结的社会心理中涉及了经济，他说社会心理“一部分由经济直接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决定”{20}，但他并没有深入到经济学的层面。我们这里所谈的社会心理，与以往的这些认识有所不同，“心理学是经济学假定实现异质化突破的科学基础”{21}，我们强调的角度是群体性的社会心理是经济学的基础。
（一）经济心理学
无论是个体心理还是社会群体心理，都直接影响着经济、经济学的发展。恩格斯就曾说“经济学以心理学为前提条件”。我们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人都是无比迷惘的个体，我们没有办法证实哪一个人是佛祖或上帝，是思想剥夺了每一个人拒绝迷惘的权利。在生产力低下人类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能够吃饱穿暖是每一个人活着的全部内容，能够活下去便是活着的唯一依据和全部意义。吃饱穿暖之后，人类有了更多的追求，“活着的意义”也变得浮游不定，迷惘是每一个人的元神，灵魂出壳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了摆脱迷惘造成的痛苦，我们就需要定立各种目标，这些目标消耗了我们大半辈子人生，我们在这种消耗中解除着各自的迷惘。在到达目标的尽头，人们往往会继续迷惘，这种通过设定目标来消除迷惘、目标实现之后开始新的迷惘的现象如同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的巨石，我们可以把这种心理过程理解为是一种心理学的“耗散结构理论”。
经济学中的“效用”“偏好”等都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定义的，个体心理的理性选择就是实现效用最大化，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偏好具有极大的一致性，可以说，个体心理分析是经济学的起点。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提出了各种挑战，“对‘经济人’假设的挑战”，“对经济
学方法论的挑战”，“对经济行为人稳定一致的
偏好的挑战”，“对行为人的简单化理解的挑战”，{22}行为经济学也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人的经济行为进行分析的。可以说，无论行为经济学还是传统经济学都重视心理变量，心理变量一直贯穿在经济活动之中。
（二）社会财富来自群体性的社会心理
在人类生活资料匮乏的时代，一切生活资料都是财富；在有了充裕的生活资料之后，比较一致的群体性偏好就是社会财富；在人类群体性偏好进一步分化之后，人们的偏好变得越来越不一致，文化多样化了“Cultural diversity is a rich for 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23}，于是，财富的概念在泛化，财富也就越来越丰富{24}。但是，群体性社会心理不同于个体心理，仅仅属于一个人的偏好物往往不能算作财富，因为其他人不喜欢。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加强，个体的进一步独立，财富可能会表现出两个相反的变化：一是财富进一步丰富，因为“喜好的总和”在增加，某些收藏家收集一些废品也可以致富的原因就在于此；二是财富在减少，偏好一致性、共同性的减弱，财富将退回到只包括满足人们生存的生活资料中去，因为除了“活下去”外并无更多一致性的偏好。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劳动”创造财富，就在于人类劳动代表着人类偏好的方向，通过劳动把本来不能满足人类需要的事物转换成人类的偏好之物，傻子也不会辛辛苦苦地去创造自己讨厌的东西。
个体的心理机制千差万别，但还是存在许多共性，个体心理在社会人际关系的运作机制作用下形成社会心理，社会心理表现出更为稳定的倾向。
（三）社会心理的区域性
孟德斯鸠曾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地理环境对一个民族的性格、风俗、道德和精神面貌的生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寒冷地区的人自信而勇敢，炎热地区的人敏感且懦弱。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有很大的缺陷，但我们不能由此否定社会心理具有一定的区域性。
社会心理的主体依存于区域空间之中；区域经济学已经相当成熟；社会系统具有区域性，所以，社会心理是有区域性的。经济对象可以包括非物质形态，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均有非理性的成分。人类的物质需求和非物质需求是非常不同的两种欲求，非物质需求与自然系统的联系稍远一些，如安全、爱、归属感等，但这类非物质需求基本上都是一些心理需求。丹尼尔·卡尼曼认为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行为可能会背离偏好一致性和效用最大化原则，人们在现实中并非都是“决策者是理性的自私者”“理性经济人”，但这些非理性往往是理性的短暂游离，完全的非理性的个体无法生存于社会之中，即使在原生态的自然系统之中也难以生存。非理性往往也受区域的局限，非物质、非理性并不是对区域性的否定。
社会心理作为社会意识的初级形式，是最为广泛的社会存在，这种普遍的存在使得它不可能是具有较高水平的思想体系，体系的数量在一定历史时期应该是有限的。社会心理在过去往往与民族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在这里我们突出的是社会心理的区域性，不强调其民族性。许嘉璐先生曾谈到“没有文化的经济无异于空中楼阁”{25}，确切地讲这里的“文化”实际上应该指“社会文化心理”，或者说社会心理，在特定的区域里具有相对稳定的社会心理确实非常重要，这种社会心理是使我们避免堕入空中楼阁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四、文化的归宿
文化是一个异常含混的概念，目前众多的有关文化的定义基本上相当于没有定义，文化的内容似乎无所不包无法界定。当然，我们要承认，并非世界上的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定义，不能定义的事物并不能被排除于科学研究之外（但是，能不能定义往往能够体现出其研究的“科学”进程，并且，我们拒绝哲学史上的“科学主义”的局限）。
下面试图从三个角度来分析文化，希望文化的概念更为清晰，以此证明我们在“向科学进军”（并非调侃的语气，如是说），并让文化无处藏身。
（一）文化的寄存体
通常所说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的是大文化的概念，不包括物质文化的是小文化的概念。小文化包括风俗礼仪、思想观念、哲学宗教等抽象事物，对于这类抽象的小文化，最好的表现方式就是把它们的寄存体展示出来，名墨名画可以展示图片，昆曲京剧可以播放声音。文化如果没有物理存在的寄存体，我们便很难把它具体化。但是，有些文化并不容易找到寄存体，比如说，一支钢笔按照小文化概念它不是文化，而如果有了关于这支笔的传说、神话，甚至绯闻、谣言之后，它就变成了文化，它的寄存体不应该是指笔这个物理存在，而是这些神话传说。越是传说人言人殊，越具有文化的广泛性，广泛性的文化寄存体本身就有问题，试想一个东西可以盛在碗里也可以装在罐里还可以放在网里，那是一样什么东西呢，是空气吗？我们可以继续深入地考察，发现各种人言人殊的神话传说都是语言，语言可以作为文化的寄存体。于是，文化的寄存体我们可以概括为物理存在和语言（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语言侧重于指语义，语义在很多时候是心理存在而不一定是物理存在），物理存在是比语言更为实在的文化寄存体。关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以往大多都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这里的“载体”并不与物理存在对举平列，使“载体”的概念更为模糊，所以，我们更喜欢使用“寄存体”的说法。
（二）文化的发源地、文化的融合器
一旦谈起文明的发祥地，或者发源地，我们往往会不约而同地想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大文明古国。而如果说起文化的发源地，我们既不情愿把文化和文明简单混同，又难以对它们进行严格的定义。即使我们尚不能根据当前的文化的定义给文化一个确定的外延，但我们不妨在文化的定义的基础上对文化和文明予以适当的区分，我们可以定义文明为“针对特定族群的从历史源流角度来分类的特定区域的文化”，文明不但突出了民族性、区域性，更突出其历史传承性。我们谈文化的发源地时，却不必突出历史的传承性，我们可以站在今天的共时平面上来谈文化。
在今天，文化的共时平面上的区域交叉成为文化的一种常态，文化冲突逐步消除的区域就是文化的融合器。随着全球联系的进一步加强，文化发源地、文化冲突地区、文化融合器这三者之间的转换也更加迅速。同时，这三者也与民族性有一些联系，例如近代中国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所以有体与用的区别，主要因为我们民族的主体是土著，因为土著需要记忆，精准的记忆就要区分清楚发源地和融合器。“跨文化的交往与鉴赏并不一定是羞耻和屈辱的。我们确实有能力去欣赏在别处产生的东西，而文化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却会严重削弱生命”{26}，随着文化融合速度的加快，我们纵使是土著，我们也会变成文化的真正的移民，而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文化的融合器里面。
五、认同与流浪
个体认同是个体心理的结果；社会认同、族群认同，实际上就是文化认同。文化的寄存体包括物理存在和语言，人们对物理存在的认同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语言是比物理存在更为犀利的认同工具。流浪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常态。
（一）关于认同
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着认同上的失落与冲突，全球化使认同危机加剧（全球化使整个地球变为一个大的文化的融合器）。发达国家的认同危机更为严重，今天的欧洲或美国人民都希望在多元文化中找回自己早已失落的认同，这实际上就是眼睁睁看着文化的融合器而对文化的发源地的眷恋。眷恋是人类自从脱离母体后一直未能根除的一种特殊情结。
认同从与自我的比较中得以体现，认同是对“我”与“非我”通过比较寻找差异的一种判断。社会比较是社会认同的一个重要历程，从比较中对某些群体评价较高会予以认同，对某些群体评价不高就不予认同。在一个价值取向单元、稳定的社会里，一个自然人能够在成长过程中顺利完成认同历程，而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认同并不那么容易形成。与认同相关，还有大同和混同，大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极高的阶段后人类的无差别认同，混同是在迅速多元化的、稳定状态越来越短暂的社会中的集体无意识。
对语言起源的探索与对人类起源的追寻差不多远，自从有了语言有了人类，语言就是重要的认同工具和认同内容，“言语异声”在古代往往就会被认为“非我族类”，客居远方偶尔听到一种熟悉的乡音就认同为“自己人”来了，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母语富有音乐性而其他的语言简直就是噪音和天籁，可以说“语言作为建构身份的工具”{27}。语言哲学家洪堡特指出“语言可以说是各个民族的精神的外在表现；他们的语言即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精神即他们的语言”，“个人的特点只能通过出身和语言两种方式转为民族的特点。但在一个民族还未通过语言而形成之前，出身本身似乎是不起作用的”{28}，几乎把语言等同于认同。人类学家萨丕尔等人被称为“新洪堡特学派”，以萨丕尔“语言影响人类关于现实世界概念系统的形成”{29}为基础的“语言决定思维”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30}，虽然是非常有争议的语言学理论，它也认为语言是认同的基础。布龙菲尔德反对用非语言因素（特别是心理因素）作为标准，重视以所谓的“物理主义”进行语言形式的分析和归类{31}，虽然承认了语言是有意义的，但他不重视语言意义的研究，这就疏远了语言作为文化寄存体的功能，削弱了语言对认同的实现。现代语言学非常重视语义学，在语言学领域内部也很重视认同研究，这使人们对语言认同的理解更为深入。
语言规划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语言规划这一学科曾经有过众多的定义，笔者在总结这些定义的时候指出“语言规划是基于文化认同的公共政策”{32}，笔者相信这是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一个定义。“Language planning theory has recently attempted to incorporate wider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cerns, and to explode the myth of objectivity in such activities...western conceptions are not automatically valid for the Third World”{33}，语言规划是连接语言学与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桥梁，中国的语言规划应当与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二）关于流浪
“流浪”一词是文学作品中的常客，但它在这里丝毫不具有文学性，更没有浪漫可言，我们不说它是文化的苦旅，也不认为它是世外桃源的执著留守，它只是平凡人生的最为普通的心理轨迹。
如今，许多人从贫困的农村走出来，求学和工作中经历了数个城市较长时间的生活，这样流动的经历多了，他们觉得除了不愿回到原来的小村庄外（因为太贫穷），其他的城市对他们来说都一样，这就是一种流浪，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也逐步习惯了这种流浪。土著对认同很执著，认同对于土著来说显得格外重要，以至于很多人死后还想“落叶归根”，对土著来说“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是一个哲学命题，而是一个日常生活流程。而对移民、游牧民和融合之后的人们来说，认同只不过是“根是唯一的无法选择”，“根啊，是好是坏我都认你，但是我却不一定离不开你”，这是一种相对开放的心理，在众多的选择面前他们可以选择继续流浪。乡村在迷失，现代城市也并不一定能够代表根基，城市人口数量大也会让个体产生人口沙漠的感觉，人与人之间的独立性很强，甚至是连街坊邻里都显得那么浮游，淹没地平线的无差别性的现代化建筑在不同的城市频繁出现和更替，“千城一面”的城市面貌（拥有类似“自由女神”或“天安门”的记忆符号的城市毕竟是少数）造成历史记忆的过期与消失，认同已经变异。游牧民、移民逐渐增多，融合使认同成了一个充满着争议的存在。流浪是一种特殊的认同，流浪不再因认同而痛苦，认同不再因流浪而停滞。根基、流浪、认同，都是当前学术最为前沿的话题。
认同属于人与社会的心理动程，语言依存于人与社会之中，语言对认同影响很大。“For most part, linguistic struc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are isolated domains, which do not bear upon each other”{34}，语言与社会不可能是同构的，但这并不否认语言与社会的紧密联系。我们可以在社会中流浪，也可以在各自的心中流浪，更可以在各自的语言里流浪，当今大多数人能够说母语和几种第二语言，但很难说他的哪一种语言（方言）是地道的，大多数人都不自主地无意识中从一种语言（方言）流浪到另外一种语言（方言）当中。“语言濒危与物种灭绝不能简单比附”，语言的变化和濒危都是正常的社会生态；“语言态度不是与生俱有的，而是在后天的社会交往和言语互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语言态度对语言的发展、消亡，乃至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人们对不同语言的反应就体现出了他们对操该语言的说话人的态度”{35}，人们不再因语言的流浪而神态恐慌，语言的流浪不同于动物的迁徙，人类的流浪已经是当今社会的常态。
简单的结语
语言、政治、经济、文化、认同、流浪，一个个变动着的字眼，特别是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它们都是我们的脉动，正是通过它们我们才能够感知到自己的存在。
中国具有特定的区域特征，中国的政治史受到了这些区域特征的影响，经济是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没有文化的经济宛如空中楼阁，风水宝地、土著、移民、社会心理、文化、语言、认同、流浪等等正是一个完整的具有开放性的系统，我们可以在这个体系中建立起自己的索引。在这种索引的帮助下，我们可以迅速查找到：人与社会具有区域性，政治、经济具有区域性，语言是文化的寄存体之一，文化的发源地是对文化的区域性的追溯，认同和流浪在文化的融合器和文化的发源地的分异中产生，语言具有区域性，语言规划包括对认同和流浪的关注，区域性是语言规划的本质属性。语言规划本质上是区域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语言的区域规划。语言规划是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的工程，我们需要处理好历史根据、区域根基和时间进程的关系，以便稳步地推进语言规划。
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了语言、人和社会的区域性，我们就可以学会进取和舍弃，我们就会多一份坦荡少一份彷徨，我们就能够尽情地畅想自由地飞翔。
注释
①沃尔特·艾萨德《区域学》1—7页，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②杨开忠《区域科学学科地位、体系和前沿》，《地理科学》1999年第4期
③王兴中、刘永刚《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论的进展与“文化转向”以来的流派》，《人文地理》2007年第3期
④约翰·劳维、艾尔德·彼德逊《社会行为地理——综合人文地理学》36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⑤马丁·布伯《对人的问题的展望》，载熊伟编《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185页，商务印书馆，1997
⑥⑦李如龙《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30、31页，商务印书馆，2001
⑧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121—126页，语文出
版社，1992
⑨薄守生《词汇的层次地位和词汇研究散论》，《北
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⑩汪维辉《论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语言研究》
2006年第2期
{11}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2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2}徐通锵《历史语言学》235页，商务印书馆，1996
{13}裴文《语言区域划分的时空观设定》，《语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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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叶自成《中国的和平发展：陆权的回归与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2期
{15}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60—64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16}托马斯·R·戴伊《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150—20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7}{18}叶自成《从大历史观看地缘政治》，《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6期
{19}孙相东《地缘政治学：思想史上的不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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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李明华《作为社会意识的社会心理》，《现代哲
学》2006年第6期
{21}贺京同、那艺、董洁《个体行为动机与行为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年第3期
{22}薛求知、黄佩燕、鲁直、张晓蓉《行为经济学——理论与应用》1—1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23}UNESCO.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 Expressions[EB/OL]. http://portal.unesco.org/culture/en/ev.php
{24}薄守生《关于“语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思考》，《汉字文化》2007年第6期
{25}许嘉璐《没有文化的经济无异于空中楼阁》，《新华文摘》2007年第10期
{26}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24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7}刘永涛《语言、身份建构和美国对外政策话语中的“邪恶论”》，《国际政治国际观察》2005年第5期
{28}威廉·冯·洪堡特《语言与人类精神》3—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9}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108—198页，商务印书馆，2003
{30}本杰明·李·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1—264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31}布龙菲尔德《语言论》1—580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32}薄守生《关于语言规划的定义》，四川省语言学会第14届年会会议交流论文（成都， 2007），待发表
{33}Robert Phillipson.Linguistic Lmperialism[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86.
{34}William Labov.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Social Factor[M].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7.28.
{35}薄守生、董照辉《有关语言生态危机的研究对当前语言政策的影响》，《语言文字应用》2007年第2期
{36}徐大明《语言变异与变化》8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通讯地址：637009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215123苏州大学文学院）
当然，在远离传统的现代社会，我们关于“存在”的定位系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空间和时间，定位的维度已经多元化，但直到今天便于我们利用的维度却数量不多，无从应用的多维度是一种纯理论体系，这种纯理论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在人类社会多维度定位系统可以实际应用之前，区域主义和历史主义是我们最为便捷的工具，除了文学作品中的纯虚构小说和戏剧中的荒诞派等艺术领域外，人类的全部文化研究也无不得益于这两个工具，可以说，区域主义和历史主义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最为科学的工具之二。
曾经时髦一时的“全球化”口号现已不再新鲜，我们并不认为“全球化”会真的突如其来，未来世界的不平衡性还将是主流，一体化只是一个真实而又喘息的冲动。在这个“我与你”的世界里，人们不得不相互关联着，马丁·布伯曾说“人生存的基本事实是彼此关联着的人。人无法逃避与他人发生关系。我与你相遇，我和你彼此关联，即使我们的交往是一场相互斗争。即使在彼此的关联中，我已不完全是我，你也不完全是你。但只有在生动的关联中，才能直接认识人所特有的本性”⑤。当然，“地球村”里的“联系”更加密切起来，在这样一个相互联系着的世界里，历史将成为人们唯一的根据，“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我已经变的不再是我，可是你却依然是你”之所以有“你”“我”的不同，在于历史的不同，而不再是区域的差异；在相同的历史根据下，区域的差别也永远都不会消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目前的我们就是处于这么一种情形当中：在联系日益广泛的世界里，历史是人的存在的唯一根据，不再有区域差别的影子；在相同的历史根据下，区域是永远的差别，历史已经成了同义重复，历史不再有任何现实意义。
一、语言及语言规划的区域性
语言具有区域性，语言依存于一定的区域。语言规划具有区域性，语言规划是针对特定的区域进行的。语言规划的区域性与语言的区域性有关。
（一）语言的区域性
方言是一种区域性语言。方言具有区域特征，方言的区域特征是指“在一定区域之内多种方言所共有的语言特征。区域特征可以是语音的，也可以是词汇的、语法的”，“不同方言之间的共同特征有时是类型上相同的特征”。⑥语言的类型特征、地理特征和源流特征虽然可以是相关的，却是不同质的，但是它们可以统一于“区域特征”这一概括：类型特征超乎时空，着眼于结构或功能的类型分析；地理特征是地理上横向扩散而造成的共同特征；源流特征是由于同源关系而形成的发生学上的共同特征⑦。城市语言调查、社区语言调查、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等，也都是在特定的区域内进行的，分别针对不同的城市、城市里的不同社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社会方言也存在于一定的区域之内。
民族共同语是特定民族在居住区域内共同使用的语言，国家通用语是在整个国家行政区内通用的语言。国语、官方语言，也是就特定国家的特定行政区域而言的。人工的世界语，是就整个地球这个大区域来设计的。
历史语言研究中，诸如对近代汉语官话标准音是南京音、洛阳音还是北京音等问题的争论，也是语言的区域性问题。即使不承认近代汉语官话有标准音，也要承认近代汉语官话要有其核心成分，而这些核心成分必定有其语言的核心区域。⑧
每一个词都有其区域性。如果把词看作一个相对自足的实体，“随着语言的历史发展，词的这种自足性也在发展、强化”，词的空间区域性不可忽视。⑨“每一个词都有其时代性和地域性。时代性是指词只在一定的时段内使用，地域性是指词只在一定的地域内通行……论证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都是难度很大的工作，地域性比时代性更难……有的词从古到今一直使用，它们的时代性表现为‘泛时性’。有的词没有地域限制，它们的地域性表现为‘泛空性’。既具有‘泛时性’又具有‘泛空性’的词属于‘泛时空性’词。汉语中有一批‘泛时空性’词，它们属于基本词汇，比如天、人、手、山、牛、东、来、大、一等。如果从一种语言的通史着眼，具有‘泛时空性’的词不会太多，词库中的绝大多数词是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⑩在研究历史词汇时，即使在时间上“错位”的“区域性”都可能有一定的作用，“结合现代方言来研究历史上的常用词变迁，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也是一片有待开辟的广阔天地”{11}，更不用说同一时间断面上的区域性了。如同“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12}一样，我们似乎也可以说：“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区域”。
当然，“对于整个语言系统存在而言，不存在任何可以分割出来的完整的语言区域。而就语言生存状态的自然空间分布来看，语言区域的界线也只是在相对意义上存在。因此，在全部的语言现象中，没有任何一个被划定了的语言区域是孤立的、封闭的或是一成不变的”{13}，语言的区域界线不是真实的自然区域界线。但是，语言的研究却离不开自然的区域，语言的客观存在和语言的主体语言人，都离不开自然的区域。
无论全球化会如何发展，任何语言变体的产生，都可以定位于某个起源区域；不管语言成分如何复杂，总是由不同的区域语言的层积、叠加、消亡、增生、互补、影响而产生的，即使成分再复杂的语言，也只能存在某一些具体的区域之中，无法脱离所有区域之外。语言，具有区域性，这是一个不难理解的命题。
（二）语言规划的区域性
语言规划具有区域性。从大的方面看，语言规划的主体一般是国家或者特定的地区，它们存在于特定的自然区域之中。从小的方面看，一个国家的语言规划，无不表现为对本国内不同的区域的语言的描写、论证、规划和安排，包括对本国内不同的区域的语言关系的协调。
关于语言规划的区域性，具体内容请参看本书《当代中国语言规划研究——侧重于区域学的视角》正文中的相关章节。语言规划具有区域性，这也是一个容易理解的命题。
综上所述，语言规划的区域性与语言的区域性相关联，语言规划的区域性离不开语言的区域性，但是，语言的区域性却不能绝对地规定语言规划的区域性，语言规划的区域性还要考虑到语言之外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等等诸多因素。
语言研究无法脱离社会，更无法脱离社会中的人，语言是社会人的语言，不是“动物”语言，也不是“一个人的”语言，社会人是语言的主体。社会人存在并且不得不存在于特定的空间区域之中。
二、中国的区域政治史
中国的“区域政治”史，在这里也就是指中国的“空间政治”史，它并不是专指中国的古代史，也包括源源不断地接踵而来的未来的“历史”。但是，要谈历史最好还是从古代谈起。
（一）风水宝地
中国的历史“受亚洲大陆气候地理关系的影响”，“中国文化是亚洲地理的产物”，“中国西北、西边及西南的高山和难以通行的遥远广袤的中亚，使它实际上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它的北方是蒙古的沙漠和草原及西伯利亚和东北的近北极地带。部分由于这一原因，中华文明的传统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文明更持久、更具凝聚力，在更长的时间内很少发生变化。”{14}总体而言，历史上的中国基本上是背靠山崖、面临大海，背靠山崖面临大海既是一个迷信方术中的风水宝地的地形，又是一个保守的封闭地形，这种封闭造就了中国的主人主要是土著居民，而不是真正的移民。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多次移民，但是，中国的移民往往是村落的整体搬迁，这种土著的移动对土著的性质影响很小，这也可以从方言岛的存在得以证实，方言岛主要包括“土著方言被移民方言包围而成为方言岛”和“移民及其方言直接造成方言岛”两种情况，{15}我们可以把这种保守的未能充分融合的移民定义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
风水宝地、土著、缺乏移民，促成了传统的根深蒂固，这是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少有的未曾中断过、一直传承着的文明的原因。对于土著来说，历史就是根据，失去记忆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那涉及：世代居住的土地为什么是你的而不是我的？凭什么说是你的而不是我的？只因为有历史，原来是我的，或者说原来不是你的，所以现在是我的，就这么简单。如果失去了记忆，土著们会显出恐慌的神情。而对移民或游牧民来说，就不存在这种冥顽不化的嗜忆症，他们都是流浪汉，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原来并不属于他们，他们也曾经失去过，所以，他们的根据主要不是历史而是现状。自上古三代到晚清残照，除了元朝前期可以铁骑践踏历史外，历代都非常重视修史、正史以资治通鉴，历史使他们感到心里踏实。随着最后一个王朝的离去，我们并没有走得太远，除了高呼“莫害我”被抬上去就不愿下来的总统，甚至还有人想复辟帝制，这也是历史惯性的误导。但是，在明清两代，中国的大海已经变得非常不稳定，中国的传统陆权政治受到了当时世界水平的海权政治的挑战。此后，中国遭遇了更多的外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作用下的风水宝地显得格外的不稳固，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完整的陆权政治才得以重振雄风。
（二）海权强势的余波
近代科学的发展成功地解决了海洋的阻隔，利用了海洋的便利。随着海权政治的到来，几乎所有的政治都集中于海洋，人类产生了强烈的海洋依赖，出现了对海洋的迷信与崇拜。在这种海权政治强势的余波中，中国还是选择了改革开放的英明决策。几千年来的中国，终于彻底破碎了风水宝地里的海洋之窗，通往罗马的条条大道就在海洋的平面上逐一铺开，海洋崇拜使一个风水宝地得以终结。
保守地看，陆地是根基所在，文化的根基在陆地，在沃野千里，不在波涛万丈。波涛里的文化往往也是随波逐流，阴险而诡谲。日本侵华的历史，就是日本企图变海权国家为海陆复合型国家的尝试。土著和传统对中国的政局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大国，稳定就是成绩。然而，这种稳定与“接班”制度有很大的关联，“接班”制度有时会影响政治发展的速度，造成政治发展的缓慢，如何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改革接班制度将是我们新世纪的伟大创举。土著是长老制度的乐土，接班制度是长老制度的延续与变异，这又与自上而下的政治一脉相承。自上而下的政治在各种制度的国家中都普遍存在，自上而下的实质戳穿了公共政策代表了“民众的要求”的神话。{16}中国土著的绝对优势，移民的相对缺少，接班制度是草根与树林排队的自然序列，而每当有来自高层的声音出现“插队”的现象，那将导致序列的重组，原本的土著也会变成“租借地”里的居民。而真正的移民国家，均匀分布的四面八方的来客是形成各自发展的自然力量，“美国梦”就是因此而鼾声如雷的。当然，空间并不能绝对决定政治，“地缘政治的任何发展都应以制度建设为前提”{17}，仅仅依靠区域特征、空间优势、自然禀赋是不够的，现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社会，而不是自然物的社会，所以，现代社会是崇尚制度建设的社会，而绝对不是后现代主义所鼓吹的无秩序社会。
（三）海陆复合系统
随着世界范围内的陆权回归，作为对海洋崇拜的反悔，中国适时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政策。西部大开发政策无疑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策，当然，我们要明确一种政治哲学，那就是要求所有区域趋于相同的发展模式是一种迷失，不一定每一个区域都要发展成为“经济区域”，更不能“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区域经济仅仅是区域功能的一种，区域生态保护、区域地貌观光、区域文化开发等都是区域发展的一些新思路。“中国虽然海陆属性都具备，但本质上，中国的自然特性和历史文化决定了中国主要是一个陆权国家。中国能在几千年中分而不散、弱而不灭，始终是一个统一国家，与中国的大陆属性密切相关”，并且海洋空间不够稳定，“海上力量具有不可持久性，聚集得快，散失也快。靠海权而强大的国家少有支撑三百年以上者。”{18}就地球而言，海洋和陆地是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海陆具有同构性。海陆是一个有机整体，我们不能用机械的二元论来把它们分解开来。随着科技的发展，海洋作为人类的栖息地用于减轻陆地的人口压力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海洋也可以表现出某些稳定性。
风水宝地的空间组合，土著的古老历史，海洋崇拜以及陆权的回归，这就是中国的空间政治史。在当前情况下，空权从属于陆权和海权，太空权是一个富有挑战的新的命题。当然，我们不能为简单化的区域论模式所束缚，“地缘政治学”在“恢复了历史性和情景性”之后，“走出了简单化和决定论的泥沼”{19}，实现了新的转向。
三、群体性的社会心理是经济学的基础
社会系统除了可以与自然系统直接相联系外，经济系统是联系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的重要纽带，经济系统是满足人类需求的中间过程。
以往谈到的社会心理一般分散地指社会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阶级情绪、风俗习惯、热情、理想、思想、观念、意识、习惯、道德、舆论、情趣等，大多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言说的，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政治学领域里的定义”。在普列汉诺夫总结的社会心理中涉及了经济，他说社会心理“一部分由经济直接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决定”{20}，但他并没有深入到经济学的层面。我们这里所谈的社会心理，与以往的这些认识有所不同，“心理学是经济学假定实现异质化突破的科学基础”{21}，我们强调的角度是群体性的社会心理是经济学的基础。
（一）经济心理学
无论是个体心理还是社会群体心理，都直接影响着经济、经济学的发展。恩格斯就曾说“经济学以心理学为前提条件”。我们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人都是无比迷惘的个体，我们没有办法证实哪一个人是佛祖或上帝，是思想剥夺了每一个人拒绝迷惘的权利。在生产力低下人类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能够吃饱穿暖是每一个人活着的全部内容，能够活下去便是活着的唯一依据和全部意义。吃饱穿暖之后，人类有了更多的追求，“活着的意义”也变得浮游不定，迷惘是每一个人的元神，灵魂出壳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了摆脱迷惘造成的痛苦，我们就需要定立各种目标，这些目标消耗了我们大半辈子人生，我们在这种消耗中解除着各自的迷惘。在到达目标的尽头，人们往往会继续迷惘，这种通过设定目标来消除迷惘、目标实现之后开始新的迷惘的现象如同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的巨石，我们可以把这种心理过程理解为是一种心理学的“耗散结构理论”。
经济学中的“效用”“偏好”等都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定义的，个体心理的理性选择就是实现效用最大化，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偏好具有极大的一致性，可以说，个体心理分析是经济学的起点。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提出了各种挑战，“对‘经济人’假设的挑战”，“对经济
学方法论的挑战”，“对经济行为人稳定一致的
偏好的挑战”，“对行为人的简单化理解的挑战”，{22}行为经济学也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人的经济行为进行分析的。可以说，无论行为经济学还是传统经济学都重视心理变量，心理变量一直贯穿在经济活动之中。
（二）社会财富来自群体性的社会心理
在人类生活资料匮乏的时代，一切生活资料都是财富；在有了充裕的生活资料之后，比较一致的群体性偏好就是社会财富；在人类群体性偏好进一步分化之后，人们的偏好变得越来越不一致，文化多样化了“Cultural diversity is a rich for 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23}，于是，财富的概念在泛化，财富也就越来越丰富{24}。但是，群体性社会心理不同于个体心理，仅仅属于一个人的偏好物往往不能算作财富，因为其他人不喜欢。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加强，个体的进一步独立，财富可能会表现出两个相反的变化：一是财富进一步丰富，因为“喜好的总和”在增加，某些收藏家收集一些废品也可以致富的原因就在于此；二是财富在减少，偏好一致性、共同性的减弱，财富将退回到只包括满足人们生存的生活资料中去，因为除了“活下去”外并无更多一致性的偏好。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劳动”创造财富，就在于人类劳动代表着人类偏好的方向，通过劳动把本来不能满足人类需要的事物转换成人类的偏好之物，傻子也不会辛辛苦苦地去创造自己讨厌的东西。
个体的心理机制千差万别，但还是存在许多共性，个体心理在社会人际关系的运作机制作用下形成社会心理，社会心理表现出更为稳定的倾向。
（三）社会心理的区域性
孟德斯鸠曾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地理环境对一个民族的性格、风俗、道德和精神面貌的生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寒冷地区的人自信而勇敢，炎热地区的人敏感且懦弱。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有很大的缺陷，但我们不能由此否定社会心理具有一定的区域性。
社会心理的主体依存于区域空间之中；区域经济学已经相当成熟；社会系统具有区域性，所以，社会心理是有区域性的。经济对象可以包括非物质形态，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均有非理性的成分。人类的物质需求和非物质需求是非常不同的两种欲求，非物质需求与自然系统的联系稍远一些，如安全、爱、归属感等，但这类非物质需求基本上都是一些心理需求。丹尼尔·卡尼曼认为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行为可能会背离偏好一致性和效用最大化原则，人们在现实中并非都是“决策者是理性的自私者”“理性经济人”，但这些非理性往往是理性的短暂游离，完全的非理性的个体无法生存于社会之中，即使在原生态的自然系统之中也难以生存。非理性往往也受区域的局限，非物质、非理性并不是对区域性的否定。
社会心理作为社会意识的初级形式，是最为广泛的社会存在，这种普遍的存在使得它不可能是具有较高水平的思想体系，体系的数量在一定历史时期应该是有限的。社会心理在过去往往与民族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在这里我们突出的是社会心理的区域性，不强调其民族性。许嘉璐先生曾谈到“没有文化的经济无异于空中楼阁”{25}，确切地讲这里的“文化”实际上应该指“社会文化心理”，或者说社会心理，在特定的区域里具有相对稳定的社会心理确实非常重要，这种社会心理是使我们避免堕入空中楼阁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四、文化的归宿
文化是一个异常含混的概念，目前众多的有关文化的定义基本上相当于没有定义，文化的内容似乎无所不包无法界定。当然，我们要承认，并非世界上的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定义，不能定义的事物并不能被排除于科学研究之外（但是，能不能定义往往能够体现出其研究的“科学”进程，并且，我们拒绝哲学史上的“科学主义”的局限）。
下面试图从三个角度来分析文化，希望文化的概念更为清晰，以此证明我们在“向科学进军”（并非调侃的语气，如是说），并让文化无处藏身。
（一）文化的寄存体
通常所说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的是大文化的概念，不包括物质文化的是小文化的概念。小文化包括风俗礼仪、思想观念、哲学宗教等抽象事物，对于这类抽象的小文化，最好的表现方式就是把它们的寄存体展示出来，名墨名画可以展示图片，昆曲京剧可以播放声音。文化如果没有物理存在的寄存体，我们便很难把它具体化。但是，有些文化并不容易找到寄存体，比如说，一支钢笔按照小文化概念它不是文化，而如果有了关于这支笔的传说、神话，甚至绯闻、谣言之后，它就变成了文化，它的寄存体不应该是指笔这个物理存在，而是这些神话传说。越是传说人言人殊，越具有文化的广泛性，广泛性的文化寄存体本身就有问题，试想一个东西可以盛在碗里也可以装在罐里还可以放在网里，那是一样什么东西呢，是空气吗？我们可以继续深入地考察，发现各种人言人殊的神话传说都是语言，语言可以作为文化的寄存体。于是，文化的寄存体我们可以概括为物理存在和语言（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语言侧重于指语义，语义在很多时候是心理存在而不一定是物理存在），物理存在是比语言更为实在的文化寄存体。关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以往大多都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这里的“载体”并不与物理存在对举平列，使“载体”的概念更为模糊，所以，我们更喜欢使用“寄存体”的说法。
（二）文化的发源地、文化的融合器
一旦谈起文明的发祥地，或者发源地，我们往往会不约而同地想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大文明古国。而如果说起文化的发源地，我们既不情愿把文化和文明简单混同，又难以对它们进行严格的定义。即使我们尚不能根据当前的文化的定义给文化一个确定的外延，但我们不妨在文化的定义的基础上对文化和文明予以适当的区分，我们可以定义文明为“针对特定族群的从历史源流角度来分类的特定区域的文化”，文明不但突出了民族性、区域性，更突出其历史传承性。我们谈文化的发源地时，却不必突出历史的传承性，我们可以站在今天的共时平面上来谈文化。
在今天，文化的共时平面上的区域交叉成为文化的一种常态，文化冲突逐步消除的区域就是文化的融合器。随着全球联系的进一步加强，文化发源地、文化冲突地区、文化融合器这三者之间的转换也更加迅速。同时，这三者也与民族性有一些联系，例如近代中国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所以有体与用的区别，主要因为我们民族的主体是土著，因为土著需要记忆，精准的记忆就要区分清楚发源地和融合器。“跨文化的交往与鉴赏并不一定是羞耻和屈辱的。我们确实有能力去欣赏在别处产生的东西，而文化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却会严重削弱生命”{26}，随着文化融合速度的加快，我们纵使是土著，我们也会变成文化的真正的移民，而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文化的融合器里面。
五、认同与流浪
个体认同是个体心理的结果；社会认同、族群认同，实际上就是文化认同。文化的寄存体包括物理存在和语言，人们对物理存在的认同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语言是比物理存在更为犀利的认同工具。流浪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常态。
（一）关于认同
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着认同上的失落与冲突，全球化使认同危机加剧（全球化使整个地球变为一个大的文化的融合器）。发达国家的认同危机更为严重，今天的欧洲或美国人民都希望在多元文化中找回自己早已失落的认同，这实际上就是眼睁睁看着文化的融合器而对文化的发源地的眷恋。眷恋是人类自从脱离母体后一直未能根除的一种特殊情结。
认同从与自我的比较中得以体现，认同是对“我”与“非我”通过比较寻找差异的一种判断。社会比较是社会认同的一个重要历程，从比较中对某些群体评价较高会予以认同，对某些群体评价不高就不予认同。在一个价值取向单元、稳定的社会里，一个自然人能够在成长过程中顺利完成认同历程，而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认同并不那么容易形成。与认同相关，还有大同和混同，大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极高的阶段后人类的无差别认同，混同是在迅速多元化的、稳定状态越来越短暂的社会中的集体无意识。
对语言起源的探索与对人类起源的追寻差不多远，自从有了语言有了人类，语言就是重要的认同工具和认同内容，“言语异声”在古代往往就会被认为“非我族类”，客居远方偶尔听到一种熟悉的乡音就认同为“自己人”来了，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母语富有音乐性而其他的语言简直就是噪音和天籁，可以说“语言作为建构身份的工具”{27}。语言哲学家洪堡特指出“语言可以说是各个民族的精神的外在表现；他们的语言即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精神即他们的语言”，“个人的特点只能通过出身和语言两种方式转为民族的特点。但在一个民族还未通过语言而形成之前，出身本身似乎是不起作用的”{28}，几乎把语言等同于认同。人类学家萨丕尔等人被称为“新洪堡特学派”，以萨丕尔“语言影响人类关于现实世界概念系统的形成”{29}为基础的“语言决定思维”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30}，虽然是非常有争议的语言学理论，它也认为语言是认同的基础。布龙菲尔德反对用非语言因素（特别是心理因素）作为标准，重视以所谓的“物理主义”进行语言形式的分析和归类{31}，虽然承认了语言是有意义的，但他不重视语言意义的研究，这就疏远了语言作为文化寄存体的功能，削弱了语言对认同的实现。现代语言学非常重视语义学，在语言学领域内部也很重视认同研究，这使人们对语言认同的理解更为深入。
语言规划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语言规划这一学科曾经有过众多的定义，笔者在总结这些定义的时候指出“语言规划是基于文化认同的公共政策”{32}，笔者相信这是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一个定义。“Language planning theory has recently attempted to incorporate wider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cerns, and to explode the myth of objectivity in such activities...western conceptions are not automatically valid for the Third World”{33}，语言规划是连接语言学与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桥梁，中国的语言规划应当与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二）关于流浪
“流浪”一词是文学作品中的常客，但它在这里丝毫不具有文学性，更没有浪漫可言，我们不说它是文化的苦旅，也不认为它是世外桃源的执著留守，它只是平凡人生的最为普通的心理轨迹。
如今，许多人从贫困的农村走出来，求学和工作中经历了数个城市较长时间的生活，这样流动的经历多了，他们觉得除了不愿回到原来的小村庄外（因为太贫穷），其他的城市对他们来说都一样，这就是一种流浪，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也逐步习惯了这种流浪。土著对认同很执著，认同对于土著来说显得格外重要，以至于很多人死后还想“落叶归根”，对土著来说“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是一个哲学命题，而是一个日常生活流程。而对移民、游牧民和融合之后的人们来说，认同只不过是“根是唯一的无法选择”，“根啊，是好是坏我都认你，但是我却不一定离不开你”，这是一种相对开放的心理，在众多的选择面前他们可以选择继续流浪。乡村在迷失，现代城市也并不一定能够代表根基，城市人口数量大也会让个体产生人口沙漠的感觉，人与人之间的独立性很强，甚至是连街坊邻里都显得那么浮游，淹没地平线的无差别性的现代化建筑在不同的城市频繁出现和更替，“千城一面”的城市面貌（拥有类似“自由女神”或“天安门”的记忆符号的城市毕竟是少数）造成历史记忆的过期与消失，认同已经变异。游牧民、移民逐渐增多，融合使认同成了一个充满着争议的存在。流浪是一种特殊的认同，流浪不再因认同而痛苦，认同不再因流浪而停滞。根基、流浪、认同，都是当前学术最为前沿的话题。
认同属于人与社会的心理动程，语言依存于人与社会之中，语言对认同影响很大。“For most part, linguistic struc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are isolated domains, which do not bear upon each other”{34}，语言与社会不可能是同构的，但这并不否认语言与社会的紧密联系。我们可以在社会中流浪，也可以在各自的心中流浪，更可以在各自的语言里流浪，当今大多数人能够说母语和几种第二语言，但很难说他的哪一种语言（方言）是地道的，大多数人都不自主地无意识中从一种语言（方言）流浪到另外一种语言（方言）当中。“语言濒危与物种灭绝不能简单比附”，语言的变化和濒危都是正常的社会生态；“语言态度不是与生俱有的，而是在后天的社会交往和言语互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语言态度对语言的发展、消亡，乃至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人们对不同语言的反应就体现出了他们对操该语言的说话人的态度”{35}，人们不再因语言的流浪而神态恐慌，语言的流浪不同于动物的迁徙，人类的流浪已经是当今社会的常态。
简单的结语
语言、政治、经济、文化、认同、流浪，一个个变动着的字眼，特别是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它们都是我们的脉动，正是通过它们我们才能够感知到自己的存在。
中国具有特定的区域特征，中国的政治史受到了这些区域特征的影响，经济是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没有文化的经济宛如空中楼阁，风水宝地、土著、移民、社会心理、文化、语言、认同、流浪等等正是一个完整的具有开放性的系统，我们可以在这个体系中建立起自己的索引。在这种索引的帮助下，我们可以迅速查找到：人与社会具有区域性，政治、经济具有区域性，语言是文化的寄存体之一，文化的发源地是对文化的区域性的追溯，认同和流浪在文化的融合器和文化的发源地的分异中产生，语言具有区域性，语言规划包括对认同和流浪的关注，区域性是语言规划的本质属性。语言规划本质上是区域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语言的区域规划。语言规划是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的工程，我们需要处理好历史根据、区域根基和时间进程的关系，以便稳步地推进语言规划。
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了语言、人和社会的区域性，我们就可以学会进取和舍弃，我们就会多一份坦荡少一份彷徨，我们就能够尽情地畅想自由地飞翔。
注释
①沃尔特·艾萨德《区域学》1—7页，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②杨开忠《区域科学学科地位、体系和前沿》，《地理科学》1999年第4期
③王兴中、刘永刚《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论的进展与“文化转向”以来的流派》，《人文地理》2007年第3期
④约翰·劳维、艾尔德·彼德逊《社会行为地理——综合人文地理学》36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⑤马丁·布伯《对人的问题的展望》，载熊伟编《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185页，商务印书馆，1997
⑥⑦李如龙《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30、31页，商务印书馆，2001
⑧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121—126页，语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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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薄守生《词汇的层次地位和词汇研究散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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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637009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215123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