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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的小说中，看客形象众多，层次繁杂，并且往往以群落的形式显现，是国民众生相的缩影。
鲁迅对这些看客的描写可谓绘声绘色、入木三分，仅从外貌描写中就可窥见愚弱的国民性：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老头的外貌不正是那“奴才相”的写照吗？那满身横肉的康大叔和贪财的红眼睛阿义不正是帮凶和走狗的样子吗？至于那些西城马路上像蚂蚁和像鸭子似的围观的看客群体，其愚弱更可想而知，其麻木与无聊更显而易见。鲁迅小说通过看客形象对国民性的揭示和批判，与其杂文可以说相得益彰，鲁迅站在社会的高度，着眼于生活中的各色人，并窥见其相通的病态，所以他笔下的看客群体不仅具有生活的真实性和概括性，而且使作者的批判更具广泛性和深刻性。当然，鲁迅并没有停留在浅层的对人物外貌的勾勒及其行为揭露上，而是从深层的、人的内在灵魂的角度来描绘、挖掘病态的社会根源。
一、不同类型的看客形象
1.正在觉醒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祝福》中的“我”是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鲁迅对这个人物形象是持谴责和批判态度的。五四运动至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鲁迅对中国革命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他曾说过：“也只好从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我”憎恶鲁四老爷，同情祥林嫂，但对祥林嫂提出的“灵魂”的问题，却只能含糊其辞，反映了“我”的软弱和无能。“我”是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的见证人，“我”与“祥林嫂”是两个独立的世界。在小说的结尾，祥林嫂走向死亡，“我”的主观世界通过对客观世界的参悟、关照完成了一次认知和体验。作品中的“我”对祥林嫂命运的思考，其实反映了作者对深受神权、族权和夫权多重压迫的劳动妇女的共同命运的思考。虽然“我”饱含对吃人的封建礼教的愤懑，但对现实社会的丑恶却无可奈何，听之任之，这个形象寄托了魯迅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劝谕的意图。
2.甘做统治阶级的忠实走狗和爪牙者
《药》中的康大叔、红眼睛的阿义等人身上有鲜明的奴性和凶兽，他们残暴、贪婪、自私，自觉维护封建思想。像康大叔，一生以杀人为职业，我们从其恶狠狠的语言描写中，如“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怕什么？怎的不拿”，不难看出其凶兽相;从其与华老栓熟练的交易动作中，如“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把抓过洋钱，捏了捏，转身去了”，会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凶残的杀人者贪婪凶狠的本性，这个人的双手不知沾了多少鲜血，不然何以有如此熟练的动作！不仅如此，他还极力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如他对华老栓宣扬迷信思想：“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对众人宣扬顺民忠君的思想：“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并对出卖革命志士的夏三爷倍加赞赏和佩服，而其赞赏和佩服的内容也不过是肮脏龌龊的自私自利。故此，鲁迅在其作品中对这一类的看客给予深入骨髓的揭露和鞭挞，力图使广大民众能够清醒认识统治阶级残酷吃人的本质，不要成为其帮凶和走狗。
3.间接地成为统治阶级帮凶的看客
如《祝福》中的柳妈，作为下层劳动妇女，她本身就是受地主阶级压迫的受害者，但更不幸的是她又是压迫她的封建阶级统治思想的维护者和传播者。她对祥林嫂的逼婚不是同情而是取笑，对祥林嫂的遭遇不是安慰而是威吓，告诉祥林嫂死后要被锯成两半，传播迷信思想的同时造成祥林嫂的极大内心恐惧，而捐门槛的不见效更使祥林嫂精神崩溃，以致死不瞑目。柳妈的残忍并非源于她对祥林嫂的压迫，而恰恰源于对祥林嫂的关心，而这种关心也恰恰是愚弱的国民作茧自缚的悲剧性的表现。
4.“病死多少并不以为不幸”的麻木无知的看客
这一类看客也是最早让鲁迅改变初衷弃医从文的诱因，在其作品中，多次描写了此类形象：既有鲜明的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老头等，也有闲散无聊且不具姓名的中年人、青年人，还有一群无邪且无知的儿童;既有愚昧、迷信、麻木的华大妈、吴妈，也有像蚂蚁似的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的围观杀头的人群，还有西城的一条马路上无聊至极的人们。
再如，《明天》中的看客和单四嫂子其实都是不幸的人，但是他们对单四嫂子相当冷漠，几乎没有感情上的任何触动，完全忽略单四嫂子的痛苦，因而也就完全没有精神上的关照和劝慰，下葬完毕，吃罢饭，他们又回到家去过他们的生活去了;更有甚者，还有蓝皮阿五之流竟然乘人之危，在单四嫂子最艰难时候借帮忙之名来趁机轻薄。这正是鲁迅对国民性认识的深刻之处，当时中国的民众是相当愚昧、麻木、可怜又可恨的。
《药》里的许多茶客及围观革命者夏瑜杀头的人，非常准确地表达了这一层认识：革命者的行为是要解救这些人的，但反过来被他们看成疯子。这就是鲁迅对那个时期的社会现状的深刻剖析和认识，这也是他感到特别悲哀和痛心的地方。鲁迅早就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他们对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的漠不关心，又是那么的愚昧、麻木不仁，为了看热闹不惜起个大早，围观喝彩，甚至连那稚气未脱的儿童也成了麻木大众中的一员。鲁迅也正是从这些看客的灵魂深处着笔，来写他们的劣根性，显示出一种奇特的、带有民族历史特点的国民性，达到“引起疗救的注意”的目的。
二、看客形象体现出的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和“立人”的主张
鲁迅所处的那个时代，国家内忧外患，政治腐朽，民众愚昧，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没有彻底完成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的伟大任务;广大的民众迟钝、麻木、冷漠。鲁迅用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笔触，揭露了病态社会中国人的劣根性，众多看客形象组成了一幅国民众生相。
鲁迅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问题，他以笔为刀，解剖中国人的灵魂，对民族精神的消极方面给予了彻底的暴露和批判，如创作《阿Q正传》用意即在“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鲁迅作品中的看客，实际上也是改造国民性的文学实践。鲁迅一直都在思考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最缺乏的是什么，社会的病根何在。他希望民众能够警醒，不再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往往注目于最普遍、最常见的生活现象，对于国民性中缺少对生命的尊重，少同情、多隔膜的黑暗面，是深恶痛绝的。在他看来，麻木的人们隔岸观火，玩味、欣赏别人的苦难，是如同看戏，而只会看戏、做戏的民族是可悲的。这也是鲁迅批判国民性时反复关注的问题。鲁迅在揭露落后的国民性的同时，总是那样深沉地思考我们民族的处境和命运。鲁迅认为我们民族的衰败首先是精神的衰败，是以为早在几百代祖先那儿种下昏乱的劣根，因此挖掘劣根、促成人的精神解放，是实现民族解放的要义。
三、借由看客揭示的社会悲剧
鲁迅在小说中用几近残忍的笔触，白描看客的灵魂，从而揭示了深刻的社会悲剧。
看客身上体现了人性毁灭的悲哀，体现了民族的历史悲剧，也体现了特定时代的悲哀。 “小说以群众作为描写中心，但他描写的群众不是某个人物，而是一群人;作者关注的不是他们的命运，而是他们的言行所体现的社会精神状态。”作者正是通过对这众多类型的看客的塑造，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特定时代民族的悲哀;也正是为了我们的民族不再如此悲哀，鲁迅先生才奋笔疾书，极力鞭挞看客形象群体但却让人们更真切地体会到民族精神和人性濒于毁灭的可怕，体会到国家的危机，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鲁迅先生才会弃医从文，揭露病态社会的丑态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对这些看客的描写可谓绘声绘色、入木三分，仅从外貌描写中就可窥见愚弱的国民性：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老头的外貌不正是那“奴才相”的写照吗？那满身横肉的康大叔和贪财的红眼睛阿义不正是帮凶和走狗的样子吗？至于那些西城马路上像蚂蚁和像鸭子似的围观的看客群体，其愚弱更可想而知，其麻木与无聊更显而易见。鲁迅小说通过看客形象对国民性的揭示和批判，与其杂文可以说相得益彰，鲁迅站在社会的高度，着眼于生活中的各色人，并窥见其相通的病态，所以他笔下的看客群体不仅具有生活的真实性和概括性，而且使作者的批判更具广泛性和深刻性。当然，鲁迅并没有停留在浅层的对人物外貌的勾勒及其行为揭露上，而是从深层的、人的内在灵魂的角度来描绘、挖掘病态的社会根源。
一、不同类型的看客形象
1.正在觉醒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祝福》中的“我”是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鲁迅对这个人物形象是持谴责和批判态度的。五四运动至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鲁迅对中国革命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他曾说过：“也只好从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我”憎恶鲁四老爷，同情祥林嫂，但对祥林嫂提出的“灵魂”的问题，却只能含糊其辞，反映了“我”的软弱和无能。“我”是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的见证人，“我”与“祥林嫂”是两个独立的世界。在小说的结尾，祥林嫂走向死亡，“我”的主观世界通过对客观世界的参悟、关照完成了一次认知和体验。作品中的“我”对祥林嫂命运的思考，其实反映了作者对深受神权、族权和夫权多重压迫的劳动妇女的共同命运的思考。虽然“我”饱含对吃人的封建礼教的愤懑，但对现实社会的丑恶却无可奈何，听之任之，这个形象寄托了魯迅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劝谕的意图。
2.甘做统治阶级的忠实走狗和爪牙者
《药》中的康大叔、红眼睛的阿义等人身上有鲜明的奴性和凶兽，他们残暴、贪婪、自私，自觉维护封建思想。像康大叔，一生以杀人为职业，我们从其恶狠狠的语言描写中，如“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怕什么？怎的不拿”，不难看出其凶兽相;从其与华老栓熟练的交易动作中，如“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把抓过洋钱，捏了捏，转身去了”，会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凶残的杀人者贪婪凶狠的本性，这个人的双手不知沾了多少鲜血，不然何以有如此熟练的动作！不仅如此，他还极力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如他对华老栓宣扬迷信思想：“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对众人宣扬顺民忠君的思想：“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并对出卖革命志士的夏三爷倍加赞赏和佩服，而其赞赏和佩服的内容也不过是肮脏龌龊的自私自利。故此，鲁迅在其作品中对这一类的看客给予深入骨髓的揭露和鞭挞，力图使广大民众能够清醒认识统治阶级残酷吃人的本质，不要成为其帮凶和走狗。
3.间接地成为统治阶级帮凶的看客
如《祝福》中的柳妈，作为下层劳动妇女，她本身就是受地主阶级压迫的受害者，但更不幸的是她又是压迫她的封建阶级统治思想的维护者和传播者。她对祥林嫂的逼婚不是同情而是取笑，对祥林嫂的遭遇不是安慰而是威吓，告诉祥林嫂死后要被锯成两半，传播迷信思想的同时造成祥林嫂的极大内心恐惧，而捐门槛的不见效更使祥林嫂精神崩溃，以致死不瞑目。柳妈的残忍并非源于她对祥林嫂的压迫，而恰恰源于对祥林嫂的关心，而这种关心也恰恰是愚弱的国民作茧自缚的悲剧性的表现。
4.“病死多少并不以为不幸”的麻木无知的看客
这一类看客也是最早让鲁迅改变初衷弃医从文的诱因，在其作品中，多次描写了此类形象：既有鲜明的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老头等，也有闲散无聊且不具姓名的中年人、青年人，还有一群无邪且无知的儿童;既有愚昧、迷信、麻木的华大妈、吴妈，也有像蚂蚁似的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的围观杀头的人群，还有西城的一条马路上无聊至极的人们。
再如，《明天》中的看客和单四嫂子其实都是不幸的人，但是他们对单四嫂子相当冷漠，几乎没有感情上的任何触动，完全忽略单四嫂子的痛苦，因而也就完全没有精神上的关照和劝慰，下葬完毕，吃罢饭，他们又回到家去过他们的生活去了;更有甚者，还有蓝皮阿五之流竟然乘人之危，在单四嫂子最艰难时候借帮忙之名来趁机轻薄。这正是鲁迅对国民性认识的深刻之处，当时中国的民众是相当愚昧、麻木、可怜又可恨的。
《药》里的许多茶客及围观革命者夏瑜杀头的人，非常准确地表达了这一层认识：革命者的行为是要解救这些人的，但反过来被他们看成疯子。这就是鲁迅对那个时期的社会现状的深刻剖析和认识，这也是他感到特别悲哀和痛心的地方。鲁迅早就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他们对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的漠不关心，又是那么的愚昧、麻木不仁，为了看热闹不惜起个大早，围观喝彩，甚至连那稚气未脱的儿童也成了麻木大众中的一员。鲁迅也正是从这些看客的灵魂深处着笔，来写他们的劣根性，显示出一种奇特的、带有民族历史特点的国民性，达到“引起疗救的注意”的目的。
二、看客形象体现出的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和“立人”的主张
鲁迅所处的那个时代，国家内忧外患，政治腐朽，民众愚昧，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没有彻底完成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的伟大任务;广大的民众迟钝、麻木、冷漠。鲁迅用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笔触，揭露了病态社会中国人的劣根性，众多看客形象组成了一幅国民众生相。
鲁迅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问题，他以笔为刀，解剖中国人的灵魂，对民族精神的消极方面给予了彻底的暴露和批判，如创作《阿Q正传》用意即在“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鲁迅作品中的看客，实际上也是改造国民性的文学实践。鲁迅一直都在思考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最缺乏的是什么，社会的病根何在。他希望民众能够警醒，不再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往往注目于最普遍、最常见的生活现象，对于国民性中缺少对生命的尊重，少同情、多隔膜的黑暗面，是深恶痛绝的。在他看来，麻木的人们隔岸观火，玩味、欣赏别人的苦难，是如同看戏，而只会看戏、做戏的民族是可悲的。这也是鲁迅批判国民性时反复关注的问题。鲁迅在揭露落后的国民性的同时，总是那样深沉地思考我们民族的处境和命运。鲁迅认为我们民族的衰败首先是精神的衰败，是以为早在几百代祖先那儿种下昏乱的劣根，因此挖掘劣根、促成人的精神解放，是实现民族解放的要义。
三、借由看客揭示的社会悲剧
鲁迅在小说中用几近残忍的笔触，白描看客的灵魂，从而揭示了深刻的社会悲剧。
看客身上体现了人性毁灭的悲哀，体现了民族的历史悲剧，也体现了特定时代的悲哀。 “小说以群众作为描写中心，但他描写的群众不是某个人物，而是一群人;作者关注的不是他们的命运，而是他们的言行所体现的社会精神状态。”作者正是通过对这众多类型的看客的塑造，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特定时代民族的悲哀;也正是为了我们的民族不再如此悲哀，鲁迅先生才奋笔疾书，极力鞭挞看客形象群体但却让人们更真切地体会到民族精神和人性濒于毁灭的可怕，体会到国家的危机，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鲁迅先生才会弃医从文，揭露病态社会的丑态以引起疗救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