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9-0003-04
李帆，男，1961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中国史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委员等。德国海德堡大学、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代表性学术著作有《刘师培与中西学术》《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之研究》《古今中西交汇处的近代学术》等，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中、英、日文论文百余篇。曾为教育部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组成员，现为国家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编者、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主编之一、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主编之一。
王豪：李老师，您好！在最新编纂的国家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中，除了必修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下册外，还有3册选择性必修教材，为什么要设计这3册选择性必修教材？选择性必修教材与《中外历史纲要》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李帆：之所以设置选择性必修课程并编纂相应的教材，首先是基于《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简称《课标》）的要求。为了在义务教育阶段基础上让学生进一步把握中外历史的基本史实，对历史发展的大脉络形成整体认识，高中必修课程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大体延续了义务教育阶段教材的通史体例，但很多专门性的内容，很难在《纲要》1年的教学时间内讲通、讲透，因此《课标》要求从政治、经济、文化3个方面呈现更为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和历史面相，引领学生从多角度认识历史的发展和变迁。其次是希望将此和以往的课程改革衔接起来。上一轮的课程改革时，高中歷史课程基本都是专题性的，其中《历史·必修1》的内容以政治为主，《历史·必修2》以经济、社会为主，《历史·必修3》以思想文化与科学技术为主。这次课程改革既考虑到对以往改革长处的吸收，又适应新时代教育、社会发展的需求，所以设计了这3册选择性必修教材。此外，设计选择性必修教材也能呼应最近几十年来历史学“眼光向下的革命”的趋势，因为选择性必修教材里的不少内容更加贴近基层社会和学生日常生活。
就选择性必修教材和必修教材的关系而言，前者是后者的递进和拓展。设计这3册选择性必修教材是为了在《纲要》基础上扩展历史知识范围和深化历史知识内容，有助于选择这些课程的同学更加深入地了解历史的本质。尽管有此区别，但这3册选择性必修教材在教学目标上与《纲要》是一致的，都是围绕高中历史课程所要求的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核心素养来设计的，为落实核心素养而服务。
王豪：作为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的主编之一，您能谈谈其编纂理念和设计特色吗？
李帆：这一册从编纂上来讲，强调严格依据《课标》的规定，从国家制度入手，来呈现人类政治文明的演变过程。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的一个标志是国家的产生，而国家的统治依赖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各种各样的制度，包括选举、法律、外交、财政，等等，都是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些方面的内容都被纳入《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这一册中来。除了国家制度以外，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社会空间越来越大，如何治理社会也是人类政治发展当中越来越重要的问题，这也是了解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点。总体而言，东西方各国的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都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也有很多深刻的教训，学习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的发展进程，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国家制度和社会治理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这是全球特别是中国政治发展中非常重要的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视在协调国家制度的基础上完善社会治理，所以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来说，了解这些知识也是十分必要的。
教材的设计主要在两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在体例结构上，按照《课标》要求，依据专题设计单元，将《课标》的6个专题设计成6个对应的单元，按照从国家制度到社会治理的逻辑展开。为了顺应这一逻辑结构，对于《课标》的第5、6个专题，在教材中调整了顺序，《课标》中第6个专题“货币与税收”对应的是教材的第5个单元“货币与赋税制度”，《课标》中第5个专题“基层治理与社会保障”对应教材的第6个单元“基层治理与社会保障”。每个单元内，设计有2～4课不等，每一单元之下都是中外历史混编，每一课都围绕一个历史主题按照时序展开内容。虽然《纲要》也强调专题性，但毕竟主要是依据通史体例，按照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这3个模块设计的，更强调历史的时序性，而《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这样的选择性必修教材更强调专题性。
二是在教材内容上，《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吸收了许多有关国家制度和社会治理方面的新理念和新成果。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国家制度一直很受重视，社会治理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但近些年来，社会治理的相关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出现了很多新的研究理念和成果，《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则及时将这些新的理念和成果吸收了进来。当然，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新理念也是教材编纂的一个基本要求，这不算什么创新。
王豪：教师在使用《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进行教学时，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李帆：教师在使用《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进行教学时，首先要对《课标》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才能对每个专题设置的立意、逻辑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可以深入钻研教材，熟悉每一单元、每一课的重点，了解教材内容取舍的考虑，把握好关键内容的表述。例如，第一单元的第三课主要谈的是中国近代以来政治制度的演变。这一课设置的目的是通过了解近代以来共和制取代君主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理解中国政治发展的艰巨性和独特性，树立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坚定为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懈努力的理想。这一课包括三个子目，前两子目“民国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制度探索”与第三子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按时序展开叙述，将共和制取代君主制的历程分近代和现代分别呈现。第一、二子目是在近代的大背景下，按空间不同区分，第一子目叙述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演变;第二子目单列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制度探索，为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打下坚实的基础，揭示其与第三子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的关联。这一课的重点在于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难点在于理解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性。中国从走出帝制到建立共和国，时间很短，进程复杂，共和国在建立过程中也经历了一系列变化，这一曲折过程正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性的体现，认识起来比较困难，需要予以认真把握。由于本课主要围绕共和制在中国确立的曲折过程来展开，与必修课内容的关联度较大，是在《纲要》教学内容基础上的进一步丰富和补充，因此教学时教师要注意学生的已有基础，把重心放到加深理解上述重点、难点上。 另外，由于选择性必修课不是基础课，而是带有探究性质的课程，教师应该要了解学界的前沿信息。还是以第三课为例，在讲民国时期的政治制度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开始就要讲到民初政党政治的发展与失败，这就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宋教仁案的问题。如何理解“宋案”，宋教仁之死以及二次革命与政党政治的失败是怎样的关系？其实学界最近有不少新的探索和思考，教师应该多吸收、参考、借鉴。
王豪：从近代中国的发展进程看，辛亥革命以后，不少知识分子认为只有思想文化的变革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但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中国现代化的具体落实似乎又无从谈起。对这一问题，您的看法如何？
李帆：确实如此，辛亥革命以后，不少知识分子认为思想文化的变革是改变中国的一个根本点，这个观念潮流的形成与近代中国政治改革的不断失败有关。梁启超曾提出近代中国的变革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过程。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康有为、梁启超等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仅仅学习西方的技术，仅仅依靠船坚炮利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而戊戌维新的失败则使梁启超进一步意识到制度的背后是人的因素，尤其是人的观念的变化，才是根本性的，所以在清末就逐渐形成了一股变革文化思想的潮流。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帝制以及此后政治黑暗和军阀混战的局面，更加深了知识分子变革思想文化的信念，这一信念在“五四”前后成了知识界的主流。在我看来，思想文化的变革确实非常重要，但是不能因为近代以来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等一系列制度改革的失败而否认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从本质上来说，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都属于上层建筑，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化和制度存在着一种互动、配合的关系。如果只强调思想文化变革而忽略制度建设，没有设计出一套合理的制度指导和约束人的行为，观念层面的东西是无法落到实处的，只是一座空中楼阁，这样我们也很容易走上中国古代讲求“人治”而忽略“法治”的老路。制度建设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保障力量，这一点在这本选择性必修教材中有突出体现，编纂这本选择性必修教材也正是为了体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王豪：白寿彝先生曾说“政治是历史的脊梁”，但如今的史学研究似乎越来越偏重于社会、经济、文化领域，政治史研究逐渐受到冷落，对于史学发展的这种状况，您怎么看？中学历史教学该怎样处理政治史和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的关系？
李帆：我非常赞同白寿彝先生的观点。“政治是历史的脊梁”这句话可以说是白寿彝先生毕生钻研历史所获得的一种深刻体验。从历史发展，特别是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也确实是如此。过去我们的史学研究，非常重视政治史研究，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局面发生了改变，政治史变得不那么热门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受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由于以往有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机械的使用阶级斗争理论解释政治史问题，给史学研究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使得很多后来的研究者不太愿意关注政治史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经过这么多年的学术发展后，不少学者觉得政治史的研究空间有限，相对而言，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具有更大的发展、创新空间，学术总归是要不断创新的。再则受到西方学术潮流，尤其年鉴学派“眼光向下的革命”等思潮的影响，史学研究更加强调关注底层社会、大众文化方面的内容，而政治史则更多关注上层的问题，所以不太受到重视。当前这种状况正在逐渐改变，因为离开政治史的研究，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的研究，可以说是无本之木。政治和社會、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使得社会、经济、文化史方面的问题无法回避政治史的研究。所以现在很多学者意识到，以往对政治史的一些认识是存在偏见的，应复兴政治史研究，有一些中青年学者提出要研究“新政治史”“新革命史”，实际也有一定反思的意味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相信今后政治史的发展会有一个好的前景。
中学历史教学和学术研究还是存在一定距离的，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特别是通史性历史教材的编写，基本还是以政治史作为主线的，这是历来的一个传统。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逐渐重视从社会生活的实际出发，吸收了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适当地增加了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内容，但政治史方面的内容作为主干，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这次的新教材也是如此，《纲要》最核心的内容其实还是政治史方面的内容，《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是从制度史的角度对政治史相关内容作了深化、延展，另外两册选择性必修教材，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对政治史这一主干的补充。我觉得中学历史教学还是应该坚持以政治史方面的内容为主，在此基础上，把政治史和社会、经济、文化史方面的内容互动协调好，千万不能丢掉政治史这一主干。
王豪：感谢您对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的解读，谢谢您接受采访！
【作者简介】王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湉湉】
李帆，男，1961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中国史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委员等。德国海德堡大学、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代表性学术著作有《刘师培与中西学术》《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之研究》《古今中西交汇处的近代学术》等，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中、英、日文论文百余篇。曾为教育部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组成员，现为国家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编者、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主编之一、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主编之一。
王豪：李老师，您好！在最新编纂的国家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中，除了必修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下册外，还有3册选择性必修教材，为什么要设计这3册选择性必修教材？选择性必修教材与《中外历史纲要》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李帆：之所以设置选择性必修课程并编纂相应的教材，首先是基于《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简称《课标》）的要求。为了在义务教育阶段基础上让学生进一步把握中外历史的基本史实，对历史发展的大脉络形成整体认识，高中必修课程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大体延续了义务教育阶段教材的通史体例，但很多专门性的内容，很难在《纲要》1年的教学时间内讲通、讲透，因此《课标》要求从政治、经济、文化3个方面呈现更为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和历史面相，引领学生从多角度认识历史的发展和变迁。其次是希望将此和以往的课程改革衔接起来。上一轮的课程改革时，高中歷史课程基本都是专题性的，其中《历史·必修1》的内容以政治为主，《历史·必修2》以经济、社会为主，《历史·必修3》以思想文化与科学技术为主。这次课程改革既考虑到对以往改革长处的吸收，又适应新时代教育、社会发展的需求，所以设计了这3册选择性必修教材。此外，设计选择性必修教材也能呼应最近几十年来历史学“眼光向下的革命”的趋势，因为选择性必修教材里的不少内容更加贴近基层社会和学生日常生活。
就选择性必修教材和必修教材的关系而言，前者是后者的递进和拓展。设计这3册选择性必修教材是为了在《纲要》基础上扩展历史知识范围和深化历史知识内容，有助于选择这些课程的同学更加深入地了解历史的本质。尽管有此区别，但这3册选择性必修教材在教学目标上与《纲要》是一致的，都是围绕高中历史课程所要求的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核心素养来设计的，为落实核心素养而服务。
王豪：作为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的主编之一，您能谈谈其编纂理念和设计特色吗？
李帆：这一册从编纂上来讲，强调严格依据《课标》的规定，从国家制度入手，来呈现人类政治文明的演变过程。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的一个标志是国家的产生，而国家的统治依赖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各种各样的制度，包括选举、法律、外交、财政，等等，都是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些方面的内容都被纳入《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这一册中来。除了国家制度以外，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社会空间越来越大，如何治理社会也是人类政治发展当中越来越重要的问题，这也是了解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点。总体而言，东西方各国的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都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也有很多深刻的教训，学习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的发展进程，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国家制度和社会治理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这是全球特别是中国政治发展中非常重要的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视在协调国家制度的基础上完善社会治理，所以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来说，了解这些知识也是十分必要的。
教材的设计主要在两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在体例结构上，按照《课标》要求，依据专题设计单元，将《课标》的6个专题设计成6个对应的单元，按照从国家制度到社会治理的逻辑展开。为了顺应这一逻辑结构，对于《课标》的第5、6个专题，在教材中调整了顺序，《课标》中第6个专题“货币与税收”对应的是教材的第5个单元“货币与赋税制度”，《课标》中第5个专题“基层治理与社会保障”对应教材的第6个单元“基层治理与社会保障”。每个单元内，设计有2～4课不等，每一单元之下都是中外历史混编，每一课都围绕一个历史主题按照时序展开内容。虽然《纲要》也强调专题性，但毕竟主要是依据通史体例，按照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这3个模块设计的，更强调历史的时序性，而《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这样的选择性必修教材更强调专题性。
二是在教材内容上，《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吸收了许多有关国家制度和社会治理方面的新理念和新成果。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国家制度一直很受重视，社会治理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但近些年来，社会治理的相关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出现了很多新的研究理念和成果，《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则及时将这些新的理念和成果吸收了进来。当然，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新理念也是教材编纂的一个基本要求，这不算什么创新。
王豪：教师在使用《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进行教学时，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李帆：教师在使用《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进行教学时，首先要对《课标》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才能对每个专题设置的立意、逻辑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可以深入钻研教材，熟悉每一单元、每一课的重点，了解教材内容取舍的考虑，把握好关键内容的表述。例如，第一单元的第三课主要谈的是中国近代以来政治制度的演变。这一课设置的目的是通过了解近代以来共和制取代君主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理解中国政治发展的艰巨性和独特性，树立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坚定为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懈努力的理想。这一课包括三个子目，前两子目“民国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制度探索”与第三子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按时序展开叙述，将共和制取代君主制的历程分近代和现代分别呈现。第一、二子目是在近代的大背景下，按空间不同区分，第一子目叙述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演变;第二子目单列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制度探索，为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打下坚实的基础，揭示其与第三子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的关联。这一课的重点在于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难点在于理解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性。中国从走出帝制到建立共和国，时间很短，进程复杂，共和国在建立过程中也经历了一系列变化，这一曲折过程正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性的体现，认识起来比较困难，需要予以认真把握。由于本课主要围绕共和制在中国确立的曲折过程来展开，与必修课内容的关联度较大，是在《纲要》教学内容基础上的进一步丰富和补充，因此教学时教师要注意学生的已有基础，把重心放到加深理解上述重点、难点上。 另外，由于选择性必修课不是基础课，而是带有探究性质的课程，教师应该要了解学界的前沿信息。还是以第三课为例，在讲民国时期的政治制度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开始就要讲到民初政党政治的发展与失败，这就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宋教仁案的问题。如何理解“宋案”，宋教仁之死以及二次革命与政党政治的失败是怎样的关系？其实学界最近有不少新的探索和思考，教师应该多吸收、参考、借鉴。
王豪：从近代中国的发展进程看，辛亥革命以后，不少知识分子认为只有思想文化的变革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但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中国现代化的具体落实似乎又无从谈起。对这一问题，您的看法如何？
李帆：确实如此，辛亥革命以后，不少知识分子认为思想文化的变革是改变中国的一个根本点，这个观念潮流的形成与近代中国政治改革的不断失败有关。梁启超曾提出近代中国的变革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过程。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康有为、梁启超等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仅仅学习西方的技术，仅仅依靠船坚炮利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而戊戌维新的失败则使梁启超进一步意识到制度的背后是人的因素，尤其是人的观念的变化，才是根本性的，所以在清末就逐渐形成了一股变革文化思想的潮流。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帝制以及此后政治黑暗和军阀混战的局面，更加深了知识分子变革思想文化的信念，这一信念在“五四”前后成了知识界的主流。在我看来，思想文化的变革确实非常重要，但是不能因为近代以来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等一系列制度改革的失败而否认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从本质上来说，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都属于上层建筑，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化和制度存在着一种互动、配合的关系。如果只强调思想文化变革而忽略制度建设，没有设计出一套合理的制度指导和约束人的行为，观念层面的东西是无法落到实处的，只是一座空中楼阁，这样我们也很容易走上中国古代讲求“人治”而忽略“法治”的老路。制度建设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保障力量，这一点在这本选择性必修教材中有突出体现，编纂这本选择性必修教材也正是为了体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王豪：白寿彝先生曾说“政治是历史的脊梁”，但如今的史学研究似乎越来越偏重于社会、经济、文化领域，政治史研究逐渐受到冷落，对于史学发展的这种状况，您怎么看？中学历史教学该怎样处理政治史和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的关系？
李帆：我非常赞同白寿彝先生的观点。“政治是历史的脊梁”这句话可以说是白寿彝先生毕生钻研历史所获得的一种深刻体验。从历史发展，特别是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也确实是如此。过去我们的史学研究，非常重视政治史研究，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局面发生了改变，政治史变得不那么热门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受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由于以往有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机械的使用阶级斗争理论解释政治史问题，给史学研究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使得很多后来的研究者不太愿意关注政治史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经过这么多年的学术发展后，不少学者觉得政治史的研究空间有限，相对而言，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具有更大的发展、创新空间，学术总归是要不断创新的。再则受到西方学术潮流，尤其年鉴学派“眼光向下的革命”等思潮的影响，史学研究更加强调关注底层社会、大众文化方面的内容，而政治史则更多关注上层的问题，所以不太受到重视。当前这种状况正在逐渐改变，因为离开政治史的研究，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的研究，可以说是无本之木。政治和社會、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使得社会、经济、文化史方面的问题无法回避政治史的研究。所以现在很多学者意识到，以往对政治史的一些认识是存在偏见的，应复兴政治史研究，有一些中青年学者提出要研究“新政治史”“新革命史”，实际也有一定反思的意味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相信今后政治史的发展会有一个好的前景。
中学历史教学和学术研究还是存在一定距离的，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特别是通史性历史教材的编写，基本还是以政治史作为主线的，这是历来的一个传统。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逐渐重视从社会生活的实际出发，吸收了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适当地增加了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内容，但政治史方面的内容作为主干，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这次的新教材也是如此，《纲要》最核心的内容其实还是政治史方面的内容，《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是从制度史的角度对政治史相关内容作了深化、延展，另外两册选择性必修教材，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对政治史这一主干的补充。我觉得中学历史教学还是应该坚持以政治史方面的内容为主，在此基础上，把政治史和社会、经济、文化史方面的内容互动协调好，千万不能丢掉政治史这一主干。
王豪：感谢您对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的解读，谢谢您接受采访！
【作者简介】王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湉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