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1933年，端木蕻良的处女作《科尔沁旗草原》出世，一部史诗性的巨作在文坛上掀起热浪。继而在1942年，端木蕻良又写他热恋回忆作品《初吻》。这两篇都不约而同勾勒出了男权话语下失语的女性。如《科尔沁旗草原》中二十三婶、《初吻》中灵姨。不管是作为上层贵妇还是宠妇情人，在作者男性视角下，尽管给予了她们同情却都未逃脱出失语女性的悲剧。
关键词：端木蕻良，男权话语，失语的女性，二十三婶，灵姨
作者简介：游芳（1989-），女，土家族，湖北人，中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7-0-01
在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中，描摹了处于男权话语下的一个个悲情女子。尤为突出一个角色便是二十三婶。未嫁前“从小就锁在家里，低着头绣花做活。”长大嫁了夫“穷的呢，是一头马，福的呢，是一朵花，看着人家的眼皮动嘴唇。”处于以男权话语下的她，永远是腼腆地驯服地绝不想在别人身上取得什么，她觉着她是要在妨碍着别人的利益了，她就羞怯了，自叹了。她觉得作了一桩极大的罪恶，她连忙善良地躲开，让别人在她的身上任意的取偿。她决无希望，对于一切以不真实来作动机而投向她身上来的，她都无视，讴歌她也好，唾弃她也好，她都无欢喜，也无憎恶。她只有一个希望，她只希望能有一个真能体贴她的人，能够用真心来看视她，来抚爱她，只要是真心，她便准备把自己一切都虔诚的大胆的贡献在他的面前，她也不求他的回报，她只知道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一个人能够用真心来对她了，她就满足了。
然在那个腐朽封建文化中，悲剧女又岂止一两个。《初吻》中灵姨，又一个被男权主义压抑“香消玉殒”的女性。她同二十三婶一样，为男权话语体制下的失语女存在。在压抑中苟延残喘活着，渴望被爱。文中借灵姨对“我”的倾诉之口。勾勒了她作为“父亲”情妇卑微地活着。从一开始“金屋藏娇”到“重重的马棒”，这美好梦注定破碎。她，除了轻声依附说“你爹爹用马鞭子打了我”，到淡淡地说“因为他又喜欢了别人”。别无所为。而“抗拒”一词自始至终都未在她脑海里闪现过。一生作为“父亲”这一男性人物的附属品、施虐对象而寄居存在。以“父亲”为代表的男性中心社会，摧毁吞噬了圣洁的她。直至“香消玉殒”灵姨也没有自己的言语、声音去同“父亲”“讨说法”。
在长期以男权为中心论的文化熏陶下，端木蕻良笔下的女性对男性只有依附心理，言听计从，唯唯诺诺。习惯在男性羽翼下寻力量庇护，面对男权话语强势压迫，逆来顺受，曲意迎合。这“麻木”、“顺从”背后便是腐朽社会体制，文化侵染。这种体制，这种侵染也都在男权话语的潜移默化中构建。故“悲剧”成了唯一结局。在封建时代，女性在国政大事上被剥夺了发言权；在文化建构上也无法有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或是要求。前者是在男权制社会动用国家机器强行剥夺女性的话语权；后者则用渗透了男权意识的文化观念让女性将“失语”内化为自身的品质，将“沉默无语”奉为“美德”大加颂扬。[1]二十三婶、灵姨两位女性人物都可视为渗透了男权意识文化观念上的“失语”典型。她们被迫沉默，或用委婉、曲折的方法来表达思想。即使能用言语来表达自己思想，这种言语也早已浸透了男权意识，其词汇和语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对现实的理解、领悟。著名女性文学批评家苏珊˙格巴也认为，在传统文化中男性作家在创作中是主体，而女性作为他的被动的创造物——一种缺乏自主能力的次等客体，常常被加以相互矛盾的含义，却从来没有意义。而这种传统的目的则是把女性从文化创造中驱逐出去，从而把她异化成文化之内的人工制品。[2]试着把端木《科尔沁旗草原》、《初吻》放到传统文学史的建构体系来看，男性作家端木确是“讲述者”，或说成是女性形象的“塑造者”，然他笔下的“二十三婶”和“灵姨”则是“被讲述者”和“被塑造者”。那么这两位女性形象是否就可看作完全出于端木自身的幻想呢？众所周知，男性视角的存在是与男权制的存在息息相关的，而在男权制的社会，女性又基本上按照男子所制定的標准来确定或是根据男子的需求而诞生的。它所制定的诸多妇女的行为规范，基本的出发点也在于强化男性中心的社会制度，将女子的地位置于男子之下，并利用政治的手段和文化的熏陶将其内化为妇女本身的意愿，致使无数女子在不知不觉中按照传统“妇道”和“妇德”的标准来塑造自己。[3]
总言之，传统男性意识使得作家习惯从男性视角来看待女性，不仅按照男性的心理需求和审美趣味来塑造女性形象，[4]如二十三婶、灵姨都是如此“高尚得可敬可爱”。作者虽对其悲剧结局给予了同情、爱怜但也并未对她们骨子里这种“依附于男性心理”嗤之以鼻。反之强调了她们性情温婉的“可敬”、“可爱”。然这些“可敬、可爱”使得她们生活中的不幸更顺理成章了。这样，男权话语下失语女性既有了悲剧典型性又有了鞭策的视域性。
注释：
[1]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2]苏珊·格巴：《“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3]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第13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4]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第16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端木蕻良，男权话语，失语的女性，二十三婶，灵姨
作者简介：游芳（1989-），女，土家族，湖北人，中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7-0-01
在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中，描摹了处于男权话语下的一个个悲情女子。尤为突出一个角色便是二十三婶。未嫁前“从小就锁在家里，低着头绣花做活。”长大嫁了夫“穷的呢，是一头马，福的呢，是一朵花，看着人家的眼皮动嘴唇。”处于以男权话语下的她，永远是腼腆地驯服地绝不想在别人身上取得什么，她觉着她是要在妨碍着别人的利益了，她就羞怯了，自叹了。她觉得作了一桩极大的罪恶，她连忙善良地躲开，让别人在她的身上任意的取偿。她决无希望，对于一切以不真实来作动机而投向她身上来的，她都无视，讴歌她也好，唾弃她也好，她都无欢喜，也无憎恶。她只有一个希望，她只希望能有一个真能体贴她的人，能够用真心来看视她，来抚爱她，只要是真心，她便准备把自己一切都虔诚的大胆的贡献在他的面前，她也不求他的回报，她只知道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一个人能够用真心来对她了，她就满足了。
然在那个腐朽封建文化中，悲剧女又岂止一两个。《初吻》中灵姨，又一个被男权主义压抑“香消玉殒”的女性。她同二十三婶一样，为男权话语体制下的失语女存在。在压抑中苟延残喘活着，渴望被爱。文中借灵姨对“我”的倾诉之口。勾勒了她作为“父亲”情妇卑微地活着。从一开始“金屋藏娇”到“重重的马棒”，这美好梦注定破碎。她，除了轻声依附说“你爹爹用马鞭子打了我”，到淡淡地说“因为他又喜欢了别人”。别无所为。而“抗拒”一词自始至终都未在她脑海里闪现过。一生作为“父亲”这一男性人物的附属品、施虐对象而寄居存在。以“父亲”为代表的男性中心社会，摧毁吞噬了圣洁的她。直至“香消玉殒”灵姨也没有自己的言语、声音去同“父亲”“讨说法”。
在长期以男权为中心论的文化熏陶下，端木蕻良笔下的女性对男性只有依附心理，言听计从，唯唯诺诺。习惯在男性羽翼下寻力量庇护，面对男权话语强势压迫，逆来顺受，曲意迎合。这“麻木”、“顺从”背后便是腐朽社会体制，文化侵染。这种体制，这种侵染也都在男权话语的潜移默化中构建。故“悲剧”成了唯一结局。在封建时代，女性在国政大事上被剥夺了发言权；在文化建构上也无法有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或是要求。前者是在男权制社会动用国家机器强行剥夺女性的话语权；后者则用渗透了男权意识的文化观念让女性将“失语”内化为自身的品质，将“沉默无语”奉为“美德”大加颂扬。[1]二十三婶、灵姨两位女性人物都可视为渗透了男权意识文化观念上的“失语”典型。她们被迫沉默，或用委婉、曲折的方法来表达思想。即使能用言语来表达自己思想，这种言语也早已浸透了男权意识，其词汇和语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对现实的理解、领悟。著名女性文学批评家苏珊˙格巴也认为，在传统文化中男性作家在创作中是主体，而女性作为他的被动的创造物——一种缺乏自主能力的次等客体，常常被加以相互矛盾的含义，却从来没有意义。而这种传统的目的则是把女性从文化创造中驱逐出去，从而把她异化成文化之内的人工制品。[2]试着把端木《科尔沁旗草原》、《初吻》放到传统文学史的建构体系来看，男性作家端木确是“讲述者”，或说成是女性形象的“塑造者”，然他笔下的“二十三婶”和“灵姨”则是“被讲述者”和“被塑造者”。那么这两位女性形象是否就可看作完全出于端木自身的幻想呢？众所周知，男性视角的存在是与男权制的存在息息相关的，而在男权制的社会，女性又基本上按照男子所制定的標准来确定或是根据男子的需求而诞生的。它所制定的诸多妇女的行为规范，基本的出发点也在于强化男性中心的社会制度，将女子的地位置于男子之下，并利用政治的手段和文化的熏陶将其内化为妇女本身的意愿，致使无数女子在不知不觉中按照传统“妇道”和“妇德”的标准来塑造自己。[3]
总言之，传统男性意识使得作家习惯从男性视角来看待女性，不仅按照男性的心理需求和审美趣味来塑造女性形象，[4]如二十三婶、灵姨都是如此“高尚得可敬可爱”。作者虽对其悲剧结局给予了同情、爱怜但也并未对她们骨子里这种“依附于男性心理”嗤之以鼻。反之强调了她们性情温婉的“可敬”、“可爱”。然这些“可敬、可爱”使得她们生活中的不幸更顺理成章了。这样，男权话语下失语女性既有了悲剧典型性又有了鞭策的视域性。
注释：
[1]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2]苏珊·格巴：《“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3]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第13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4]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第16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