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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中国大学是特定时代和文明的产物，受到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大学丰富遗产直接或间接的传递和影响。大学仪式作为大学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伴随大学发展变革而来，既与西方大学制度的横向移植密切相关，体现大学理念、职能、使命的内在要求，也可从中国教育文化的历史传统中找到脉络，同时也呈现为社会风尚影响与意识形态干预的结果。
关键词：大学仪式;文化发生;阐释
仪式研究从人类学、政治领域拓展到教育领域，源于对大学本质及当代大学危机的审视。自大学与社会“礼仪阙失”的批评出现以来，“礼仪重建”一时成为中国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1]。从本质而言，大学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其文化属性取决于大学理念与职能。作为一种文化机制，大学仪式与大学制度相伴生，是大学实现组织整合、价值凝聚的重要制度实践与意义框架。理解、认识大学仪式的功能价值，需要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揭示大学仪式的文化发生机制。
一、大学职能使命的内在要求
有形的文化产品和社会建制是无形理念的外在表现，文化与制度离开内在理念，即会成为一副空壳。历来关于“大学是什么”的讨论，皆围绕大学及其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展开。理解“大学是什么”，才能真正理解大学仪式何以可能、何以发生。
大学仪式是大学的文化机制。梅贻琦先生认为：大学有两种，一种是精神，一种是制度。[2]在此意义上，大学仪式正是大学精神在大学制度设计中的一个体现。自大学诞生之日起，大学仪式便伴随大学的产生、发展而不断发展、演变，成为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中世纪大学建立的相对固定的教师、学院、课程、考试、毕业典礼及包括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授予等共同组成的大学教育体系，不仅使欧洲中世纪大学成为一种标准的学术性制度组织，其基本范式也成为近现代乃至当代大学的核心架构。伴随大学职能从传统单一的知识传授，到教学与科研并重，到发展为今天普遍认可的大学三大职能：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大学仪式的内涵、类型、内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以适应社会环境和大学组织内部的变革需要。从欧洲中世纪大学移植、改造行会授杖仪式为大学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到今天全球范围内不同大学形成自己独特的符号体系与象征意义，教育者不断为大学仪式赋予更多的象征符号和象征意义，使大学集象征性、意义性和教育性于一體。纵观高等教育发展史，举凡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或名校，无不以源源不断的知识生产、文化输出，为本国乃至人类社会贡献智慧力量而著称。与知识文化生产相伴生的大学仪式，不仅是象征学术自由独立的符号过程，同时也是彰显大学区别于其他机构的独特意义过程。
大学仪式体现大学价值理念的内在要求。教育的目的并非使人成为工具，而是使人成为目的。从柏拉图到纽曼，教育家们都将教育视为是使人适应公共生活的教化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理智训练、自我控制与心灵自由。学生习得“社会化”的过程，并不主要来自于知识学习，而更多地来自于洋溢着普遍知识的生活氛围。从存在主义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心理体验等本真存在的哲学观点出发，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不是训练，也不是系统教化，而应该是“存在交往”。“训练”会使人成为纯粹的客体，而在系统的教育和教化中，“人便处在相对开放的交往中”，只有在“存在交往”中，“人将自己与他人的命运相连、处于一种身心敞放、相互完全平等的关系中”，学生才能够产生一种内在的求知和成长的动力。因而，在大学这一从校园到社会过渡的“仪式性情境”中，通过仪式的阈限，学生从一系列符号象征和文化事件中标记了自身的身份与认同，习得、感悟并实践、体会大学作为知识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尤其在一些特定而重要的制度性时空[3]——仪式情境中，学生完成人生意义的建构，被塑造成符合大学价值理念的“新人”，大学亦得以在历史故事、文化传统的反复修辞中，重申并不断完成对自身价值的确认。如欧洲中世纪大学中的学生脱角典礼，象征新生摒弃稚嫩赢得尊重。这种对初入学者的惩戒仪式，是现代中国大学军训、入学典礼、训育等系列仪式组合的最初原型。
大学仪式是大学适应组织变革的反应机制。大学不仅需着眼于适应外界环境的发展变化，更应注重对内部组织的整合。大学发展受制于内外两种推动力：外部力量主要来自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影响，内部力量则源自高等教育内部矛盾的对立统一。从外部环境而言，大学发展与人类社会进步紧密相连，大学在内部逻辑和外在压力的对抗中不断演进，一方面既要坚持真理和学术，另一方面“不能回避历史”，必须履行服务社会的公共职责[4]。从内部组织而论，大学不仅是一个知识共同体，还因为共享一套价值、理念而成为精神共同体，其成员基于某种求学或探索知识的共同体验，基于相同文化或学术经历而形成自治、自律的共同体，每个成员身处其中，皆有如同传统乡土社会一般的关系连结，成为一个创造和发展知识、传承和发扬共同价值、理念、精神的场域。由此，仪式这一制度性时空的设计，一方面具有组织整合功能，成为大学成员维护学术权威和知识神圣的共同价值体认与行动，使大学成员产生“我是谁”的集体认同;另一方面为大学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提供了中介，成为大学保持相对独立、抵抗世俗侵袭，维系“象牙塔”这一形象特质的反应机制，不仅完成与外部资源的交流、合作与置换，并以持续的知识、思想、文化资源输出，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当大学作为一个整体应对外部质疑、挑战或危机时，仪式又成为一种面向大学成员的动员机制，成为大学成员区分“我”与“他者”，维护学校声誉、形象的集体选择，同时也为公众提供了反思大学价值、文化与职能的契机。
二、西方大学仪式的移植改造
欧洲在12世纪产生了大学，标志着早期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结束和文化及知识复兴的开始。但早期大学没有专属的教室、会议室、图书馆等建筑物，不得不租借城镇房屋，流动性较强。相较于物质匮乏，大学更为注重各项仪式的设置与践行，以维持一个组织、行会的特征。作为制度固定并传承下来的大学仪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入学典礼。入学典礼（matricul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即点名之意。中世纪大学新生注册是指新生名字开始出现在所在大学的“成员列表”上，注册即意味着开始拥有大学正式成员的身份。在入學仪式上，新生须穿戴黑色学袍与帽子，并由手持手杖的仪仗官（bedel）引领入场，宣誓对大学校长、大学章程的服从，表态忠诚并与大学荣辱与共，从而在入学者与大学创办者之间确立效忠与保护的关系。
毕业答辩与授位仪式。13世纪中期，毕业答辩从常规行为演变为毕业生晋身教师的必不可少的习训仪式，其实质是对就职典礼及教师辩论仪式的模仿，于每年狂欢节和四旬斋期间上演。答辩者在完成全部程序后，穿上学士披风并由校长授予学位准予毕业。毕业后的宴请、舞蹈狂欢和火炬游行也能够为权力当局容忍。博洛尼亚大学早期的学位申请程序已初具轮廓，申请人通过私试（private examination）后，被准许参加公试或答辩（public examination），以获得教师资格。值得注意的是，学士学位（Baccalaureate）最初并非一种学位，而是象征获得者在经过四至七年学习后拥有行会新学徒的身份，标志大学第一阶段学习结束，此后方可继续申请更高学位。作为学者行会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学位制起着决定职业标准和保证学习质量的作用，后来经历较长时间的实践，固定为相应制度与传统——获得学位者须穿着学位服并参加毕业典礼。
作为“横向移植”而非“纵向继承”的现代中国大学，其制度、文化乃至仪式程式皆自西方大学移植、改造而来。古典文献中的“大学”与现代“大学”并非同一概念;“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也与古典文献中的相应称谓完全不同。作为大学制度的一部分，现代中国大学相应的学位授予仪式，包括仪式程式、服饰、符号、动作等亦是移植西方大学并加以符合中国文化特质和审美需求改造的结果：学位袍服脱胎于西方传教士的黑色长袍，需在毕业典礼和重大庆典等重要场合穿着，以色彩区分学位层次;学位帽以书的造型象征知识;流苏象征收获与成熟;垂布由教士袍的头巾演化而来，并通过颜色标识学位的学科归属和授予学校。近年来在中国大学仪式中广泛使用的学术权杖，即源于欧洲中世纪的行业权杖，当行会学徒通过考核时，师傅以权杖轻敲学徒额头宣布该学徒完成学业且拥有独立执业的资格，可以带徒教学。[5]如中山大学权杖于2006年制作完成并正式启用，现已成为该校学位授予仪式的标志。在历届毕业典礼中，学术权杖皆由该校选定的主礼教授端举入场，在场全体成员起立迎接，以示对学术权威和知识神圣的尊重。
三、中国传统礼仪的现代转换
伦理道德是人的存在方式，同时又为人的自身存在提供担保，这种担保通过教育来实现。传统教育首在习礼：“不学礼，无以立”[6]。无论官学、私学，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皆有最为重要的两种仪式：释奠礼、束脩礼，官学则还包括视学礼，以示统治者对教育仪式的重视。其中，释奠礼含释菜礼，二者主要功能和目的基本相同;束脩礼属日常仪式，视学礼则具显明政治等级色彩，规模宏大，礼仪隆重，三种仪式集典礼与制度于一身。
释奠礼与释菜礼。释奠礼是古代中国学校教育中最为盛大而神圣的仪式，所有学校初建落成时均须举行，陈设酒食用以祭奠先师先圣[7]，目的在于教育学生遵循先师先圣教诲，不忘学业、发奋读书。释菜礼又称“舍采”“择菜”，一般于开学时举行，致祭菜蔬于先师牌位，以示敬奉师长、听教从学，其程式、内容与释奠礼大致相同，所不同者在于供奉时不杀牲，所谓“礼之轻者”。现代大学将“释奠礼”“释菜礼”变革、衍生为以节庆为主的方式如教师节纪念、表彰大会等，其设计初衷皆在表达尊师重道之意。2004年以来，国内多名学者反复提议将孔子诞辰日定为教师节[8]，显示教育与文化界融合现代节庆与传统仪式的尝试。我国台湾地区则早于1952年将此设想付诸实施，将传统师道祭祀仪式与世俗节庆相结合，每逢节日不仅举办庆祝表彰活动，还于各处孔庙同时举行祭孔典礼。这种安排不仅丰富了节日的内容，提升了节日的层次感，也体现了文化的传承性。为现代教师节注入传统释奠礼的内容，重申“重道”之奥旨，或可挽救当下一味强调“尊师”而导致的种种偏向和反弹。
束脩礼。“束脩”原为男子年满十五岁“束带修饰”以示成童，并可接受教育。自唐代开始，逐渐有人将“束脩”作为从师之礼，后世衍化出“酬金”“学费”及“薪伴” 等词义，由此演变成一种学校仪式，成为一项固定的制度：学生入州、县学，需缴纳束帛一篚、酒一壶、脯一案，作为入学拜师的见面礼。现代大学则将这一仪式演化为学生集体参与、以高度程式化的仪式来完成入学过程的“开学典礼”。古时成童“束带修饰”的仪式，也逐渐转化为成年仪式、成人宣誓仪式等;学生向老师献“束脩”也代之以献花、献辞等象征性手段进行表达。当然，需要警惕的是，当前不少人将“束脩”简单理解为“献礼”甚至是“献金”，不仅扭曲了“束脩”这一崇师重教礼节的本义，也使这一仪式蒙羞。
视学礼。“视学”指皇帝或皇太子视察学校，早于西周时即已形成。“凡一年之中，养国老有四，皆用天子视学之时。一年之内，视学有四，故养老之法亦有四，皆用视学之明日。”[9]“视学”又称“临雍视学”，以显示天子对尊孔崇儒、崇尚教化的重视。秦汉之后历代帝王皆重视“视学”，不仅以释奠礼作为视学主要内容，还增加讲经、议经等活动。至明代，视学礼达到历代最高规格，每遇皇帝登极，必临幸太学以释奠，劝励师生，彰显崇儒重道、重文兴教之意。现代大学视学者则通常为教育主管领导、政府政要或社会贤达，礼仪设计已融入社交之中，并具有突出的政治与经济功能。视学者藉重大仪式或节庆莅临大学，对大学办学理念、政策、资源提出指示、意见或建议，并通过设计和筹划将大学发展目标上升为中央或地方政府政策目标。如毛泽东1958年视察武汉大学，肯定了该校积极贯彻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采用土洋结合的办法大办工厂、学生实行半工半读的做法，并要求将这种做法进行推广。[10]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江泽民出席该校庆典并发表重要讲话，宣布中国将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11]，随后，教育主管部门制订行动计划，开始实施“985”工程。2018年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前夕，习近平到北大考察，强调要不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12] 日常学习、生活礼仪。古代学校无论官、私，对师生日常行为皆要求严格。如明代国子监监规要求教师需严谨守礼，严守师德：“各堂教官所以表仪诸生，必当恭脩礼节，正其衣冠，率先勤谨，使其有所观瞻，庶几模范后学。”生員在学读书则需明体适用、遵承师训、尊敬学官：“凡遇师长出入，必当端拱立，俟其过，有问即答。毋得倨然傲慢。”日常生活中，生员需谨慎言行，礼仪整肃敬恭：“衣巾务要遵依朝廷制度，不许穿戴常人巾服，与众混淆。”[13]清末废除科举后，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设立，但学堂礼仪仍多沿袭旧制。1903年学部颁布《各学堂管理通则》共13章，包括斋舍规条章、讲室规条章、操场规条章、礼仪规条章、各室规条章、学生禁令章、赏罚规条章等，“不准”“不得”等字眼充斥其间，可见日常管理之严格。[14]现代中国大学则将日常学习、教学、生活礼仪转化为教师、学生的道德行为守则，以规范师生的日常行为，符合学校管理要求。
此外，传统学校仪式或文化元素也在不同程度上被当代大学吸收改造。如书院中的祭祀仪式与讲学、讲会，成为中国传统书院确立道统、学统，扩大学术影响的标志，当今大学中的“学术论坛”与之相似，或延请、聘任校外名师到校作学术报告，或成立学术组织开展交流讨论等，皆旨在彰显学术独立自主、开放交流的大学风格。传统文化元素的复苏也成为对西式大学仪式的一种改造，如近年来围绕学位服这一典型仪式符号改革的呼声不断，或是设计全新的中式学位服加以推广、沿用，如北京大学;或是在现有西式学位服的基础上，点缀传统文化元素或地方文化元素，如西安交通大学和中山大学等。
四、国家意识形态的道德干预
大学的生存仰仗于国家政治，“国家不仅提出公共教育的工具，而且提供公共教育的目的”[15]，其基本义务包括“必须促进个人以一种道德的方式生活”[16]。近现代中国大学与民族国家休戚与共，大学仪式始终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道德干预。
大学仪式成为大学服务民族国家任务的重要途径。近现代中国大学建基于西方模式，建立新大学关系到民族兴衰与国家存亡，大学仪式被赋予凝聚民族国家意识、培育民族国家中兴力量的重任，改造国民性、培养新国民成为民国教育改革的目标，“训育”成为民国时期大学学生管理的基本模式，民国初年颁布的《学校仪式规程令》即试图通过各种仪式来训练学生，对祝贺式、始业式、毕业式、纪念会式等多种仪式及其规程作了详细规定。为纪念先烈人物、重要历史事件，国民政府设置各种纪念月、周、日等，要求须依规定举行集会纪念，并有相应固定礼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要求“战时教育须作平时看”，各大学皆要求学生需升国旗、做早操，并实施军事化管理[17]，以配合抗日救亡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所有大学或改造、或新建，突出教育为政治服务，青年学生群体成为开展国家建设、稳定人心的重要一环。土改、镇反、思想改造以及“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思想运动转化为校园仪式，旨在通过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改造学生和青年思想，同时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获得民众更为广泛的支持，进一步塑造政权的合法性，冀以整合社会。座谈会、展览会、订立爱国公约、“批斗会”“诉苦会”等政治仪式，将政治运动与学生日常学习结合起来，不仅在苦难叙事中完成新旧社会的对比，亦更进一步激发爱国热情和政治参与热情。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大学承担“科教兴国”“教育强国”的历史重任，大学仪式则更多凸显了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振兴民族国家的时代主题，如“援疆援藏”“三支一扶”“志愿参军”“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社会实践出征仪式。
大学仪式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和道德干预的价值规程。民国政府将德育与政治教育合二为一，以训育配合“管（政治建设）、教（文化建设）、养（经济建设）、卫（军事建设）”[18]四项建设的推进。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先是颁布《青年训练大纲》，将国民党党员守则十二条作为青年守则，继之规定将“礼义廉耻”定为大学各校的共同校训，通令各校遵照实施。新生入学时举行仪式，旨在“使新生对国家民族有正确之观念、对三民主义有坚定之信仰”[19]。教育当局还利用论文竞赛、演讲等方式，对学生进行政权合法性及其政策认同的灌输，如1943年教育部举办的三民主义论文竞赛。新中国成立后，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成为高校德育的主旨，典范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众路线相结合，战斗英雄、革命先烈、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成为大学乃至全社会的道德典范，对当时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以及青少年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学雷锋的活动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与此同时，大学注重在纪念日开展革命传统教育，表扬、树立先进典型，并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将青年对国家的责任感与社会实践相联系，突出改造自己、服务祖国等内容。改革开放之后，为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国家教育法规与道德法令要求，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级学校均须举行各种庆祝、纪念活动和必要仪式，引导学生弘扬民族精神，增进爱国情感，提高道德素养。[20]习近平更是强调，“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21]，凸显了“立德树人”这一意识形态建构和道德干预的国家“在场”。
五、时代与社会的适应性变迁
任何时代，大学都不能作为一个封闭系统而独立存在，而应不断与时代及社会互动，从而促进自身对时代与社会的适应乃至超越。大学持续变革、发展的过程，也反映在大学仪式对时代与社会的适应性变迁上。
从时间维度而言，大学仪式生产并递延了大学的历史文化传统，具有“文化时间”的意义。作为特殊的社会记忆，仪式“复活”了历史、道德传统与精神气质，成为社会成员重温记忆，进而共享价值观念、行为规则、对话方式乃至情感表达方式的共同体过程。大学并非一日建成，而是不断生成的“层累”过程，这种生成不仅体现为物料建筑的扩充与营建，更体现在精神文化的反复记忆与复刻中。“名校”是文化意义上的，也是时间意义上的。大学的独特魅力，更多表现为对自身历史、传说、文化的长时段的追溯与确认，仪式被赋予展演群体精神信仰、积淀文化传统、孕育大学精神的“文化时间”的意义。在大学仪式的“时间策略”中，“过去”是对传统的追溯，包括大学自身的历史、传说、文化与故事，尤其是对大学与民族国家、社会乃至人类发展进步的积极互动的仪式修辞，凸显了自身历史与家国命运的互动关系，从而完成对自身文化血脉与精神理念的叙述、追忆、传承、阐释与弘扬，进而“层累”式地建构自身形象;“当下”是对时代声音的回应，征用、移植通俗元素、意识形态话语，使之进入大学仪式的议题设置、程式设计、文本修辞之中，呈现大学与当代意识形态、文化与社会风尚的积极互动。在“当下”记忆、复现“过去”，目的则在于询唤“未来”。由此，仪式营建的“文化时间”成为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目的在于将大学叙事纳入国家叙事的宏大话语中，从而实现与国家战略和教育政策之间的积极、有效互动，完成时代与社会赋予大学的使命。 从空间维度而言，大学仪式表达了大学与世俗社会的张力，具有“空间美学”的意义。作为连接社会和个体的场所，大学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它既依附于社会系统，又保持相对独立。身处社会、国家的巨大张力之中，大学不仅与社会生活接轨，受到社会文化的充分滋养，也无法拒绝社会对大学的角色期待乃至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与渗透，民族传统、国家政治生活、社会文化中的强大话语移植、衍生成为大学的一种制度生活——仪式。文化、人物、事件、传统节日乃至社会风尚的仪式表达，成为大学将自身融入民族国家文化结构现代阐释的最佳路径。在大学仪式的“空间策略”中，一方面，民间礼俗、地方性知识进入大学仪式的场域，新的话语表达及媒介方式介入仪式修辞，参与了大学形象、符号的建构与表达，社会的关注与期许又反过来刺激大学仪式的议题设置与修辞设计。二者有意识的“合谋”，使大学仪式不仅成为大学成员共享的文化空间与文化事件，同时也成为社会公共空间的共享话题和文化景观。另一方面，借助网络技术和新媒介传播方式与路径的更为多元、便捷，大学仪式完成其物理空间在虚拟网络空间的再现，从而获得更为广阔的延展性，生成一种新的仪式空间关系。特别是疫情之后，出于安全健康考虑的“云端”仪式的出现，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物理空间与时间局限，使仪式的物理“在场”更多转向虚拟“在场”，从而拓展了仪式参与的广度与深度。
结语
任何一种文化机制皆不可避免受到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的影响。当代中国大学仪式的文化发生，既与西方大学制度的横向移植密切相关，也可从中国教育文化的历史传统中找到脉络，同时也呈现为社会风尚影响与意识形态干预的结果。值得指出的是，国家、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是对大学先赋特性构成威胁的重要因素。当前，大学对“仪式感”的日渐重视可在一定程度上补“礼仪阙失”之弊，但若为“仪式感”而“仪式”，为迎合潮流、趋势而过分追求“流量”“热度”，矮化、俗化、窄化大学仪式，则不仅忽略了大学仪式本身的文化意义，更遮蔽了大学仪式的真正价值，应当引起警惕。因此，既要坚守大学学术独立的基本立场即追求闲逸的好奇，突出仪式对学术尊严、知识神圣的彰显，超越时代、引领社会积极风尚;也要警惕西方大学仪式中隐藏的意识形态和价值预设，建立立足中国大地、彰显民族特色的仪式制度，使之遵循新时代“立德树人”的教育方针与时代规律，成为推动中国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文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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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志萍）
收稿日期：2020-03-30
作者简介：汤小静，广东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广州/510006）
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一般课题“文化认同视阈下的大学仪式研究”（2020GZYB63），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课题“文化发生学视角下的大学仪式研究”（2020GXJK444），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一般项目“大学仪式的文化发生及功能研究”（GD20CJY22）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大学仪式;文化发生;阐释
仪式研究从人类学、政治领域拓展到教育领域，源于对大学本质及当代大学危机的审视。自大学与社会“礼仪阙失”的批评出现以来，“礼仪重建”一时成为中国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1]。从本质而言，大学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其文化属性取决于大学理念与职能。作为一种文化机制，大学仪式与大学制度相伴生，是大学实现组织整合、价值凝聚的重要制度实践与意义框架。理解、认识大学仪式的功能价值，需要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揭示大学仪式的文化发生机制。
一、大学职能使命的内在要求
有形的文化产品和社会建制是无形理念的外在表现，文化与制度离开内在理念，即会成为一副空壳。历来关于“大学是什么”的讨论，皆围绕大学及其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展开。理解“大学是什么”，才能真正理解大学仪式何以可能、何以发生。
大学仪式是大学的文化机制。梅贻琦先生认为：大学有两种，一种是精神，一种是制度。[2]在此意义上，大学仪式正是大学精神在大学制度设计中的一个体现。自大学诞生之日起，大学仪式便伴随大学的产生、发展而不断发展、演变，成为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中世纪大学建立的相对固定的教师、学院、课程、考试、毕业典礼及包括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授予等共同组成的大学教育体系，不仅使欧洲中世纪大学成为一种标准的学术性制度组织，其基本范式也成为近现代乃至当代大学的核心架构。伴随大学职能从传统单一的知识传授，到教学与科研并重，到发展为今天普遍认可的大学三大职能：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大学仪式的内涵、类型、内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以适应社会环境和大学组织内部的变革需要。从欧洲中世纪大学移植、改造行会授杖仪式为大学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到今天全球范围内不同大学形成自己独特的符号体系与象征意义，教育者不断为大学仪式赋予更多的象征符号和象征意义，使大学集象征性、意义性和教育性于一體。纵观高等教育发展史，举凡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或名校，无不以源源不断的知识生产、文化输出，为本国乃至人类社会贡献智慧力量而著称。与知识文化生产相伴生的大学仪式，不仅是象征学术自由独立的符号过程，同时也是彰显大学区别于其他机构的独特意义过程。
大学仪式体现大学价值理念的内在要求。教育的目的并非使人成为工具，而是使人成为目的。从柏拉图到纽曼，教育家们都将教育视为是使人适应公共生活的教化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理智训练、自我控制与心灵自由。学生习得“社会化”的过程，并不主要来自于知识学习，而更多地来自于洋溢着普遍知识的生活氛围。从存在主义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心理体验等本真存在的哲学观点出发，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不是训练，也不是系统教化，而应该是“存在交往”。“训练”会使人成为纯粹的客体，而在系统的教育和教化中，“人便处在相对开放的交往中”，只有在“存在交往”中，“人将自己与他人的命运相连、处于一种身心敞放、相互完全平等的关系中”，学生才能够产生一种内在的求知和成长的动力。因而，在大学这一从校园到社会过渡的“仪式性情境”中，通过仪式的阈限，学生从一系列符号象征和文化事件中标记了自身的身份与认同，习得、感悟并实践、体会大学作为知识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尤其在一些特定而重要的制度性时空[3]——仪式情境中，学生完成人生意义的建构，被塑造成符合大学价值理念的“新人”，大学亦得以在历史故事、文化传统的反复修辞中，重申并不断完成对自身价值的确认。如欧洲中世纪大学中的学生脱角典礼，象征新生摒弃稚嫩赢得尊重。这种对初入学者的惩戒仪式，是现代中国大学军训、入学典礼、训育等系列仪式组合的最初原型。
大学仪式是大学适应组织变革的反应机制。大学不仅需着眼于适应外界环境的发展变化，更应注重对内部组织的整合。大学发展受制于内外两种推动力：外部力量主要来自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影响，内部力量则源自高等教育内部矛盾的对立统一。从外部环境而言，大学发展与人类社会进步紧密相连，大学在内部逻辑和外在压力的对抗中不断演进，一方面既要坚持真理和学术，另一方面“不能回避历史”，必须履行服务社会的公共职责[4]。从内部组织而论，大学不仅是一个知识共同体，还因为共享一套价值、理念而成为精神共同体，其成员基于某种求学或探索知识的共同体验，基于相同文化或学术经历而形成自治、自律的共同体，每个成员身处其中，皆有如同传统乡土社会一般的关系连结，成为一个创造和发展知识、传承和发扬共同价值、理念、精神的场域。由此，仪式这一制度性时空的设计，一方面具有组织整合功能，成为大学成员维护学术权威和知识神圣的共同价值体认与行动，使大学成员产生“我是谁”的集体认同;另一方面为大学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提供了中介，成为大学保持相对独立、抵抗世俗侵袭，维系“象牙塔”这一形象特质的反应机制，不仅完成与外部资源的交流、合作与置换，并以持续的知识、思想、文化资源输出，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当大学作为一个整体应对外部质疑、挑战或危机时，仪式又成为一种面向大学成员的动员机制，成为大学成员区分“我”与“他者”，维护学校声誉、形象的集体选择，同时也为公众提供了反思大学价值、文化与职能的契机。
二、西方大学仪式的移植改造
欧洲在12世纪产生了大学，标志着早期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结束和文化及知识复兴的开始。但早期大学没有专属的教室、会议室、图书馆等建筑物，不得不租借城镇房屋，流动性较强。相较于物质匮乏，大学更为注重各项仪式的设置与践行，以维持一个组织、行会的特征。作为制度固定并传承下来的大学仪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入学典礼。入学典礼（matricul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即点名之意。中世纪大学新生注册是指新生名字开始出现在所在大学的“成员列表”上，注册即意味着开始拥有大学正式成员的身份。在入學仪式上，新生须穿戴黑色学袍与帽子，并由手持手杖的仪仗官（bedel）引领入场，宣誓对大学校长、大学章程的服从，表态忠诚并与大学荣辱与共，从而在入学者与大学创办者之间确立效忠与保护的关系。
毕业答辩与授位仪式。13世纪中期，毕业答辩从常规行为演变为毕业生晋身教师的必不可少的习训仪式，其实质是对就职典礼及教师辩论仪式的模仿，于每年狂欢节和四旬斋期间上演。答辩者在完成全部程序后，穿上学士披风并由校长授予学位准予毕业。毕业后的宴请、舞蹈狂欢和火炬游行也能够为权力当局容忍。博洛尼亚大学早期的学位申请程序已初具轮廓，申请人通过私试（private examination）后，被准许参加公试或答辩（public examination），以获得教师资格。值得注意的是，学士学位（Baccalaureate）最初并非一种学位，而是象征获得者在经过四至七年学习后拥有行会新学徒的身份，标志大学第一阶段学习结束，此后方可继续申请更高学位。作为学者行会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学位制起着决定职业标准和保证学习质量的作用，后来经历较长时间的实践，固定为相应制度与传统——获得学位者须穿着学位服并参加毕业典礼。
作为“横向移植”而非“纵向继承”的现代中国大学，其制度、文化乃至仪式程式皆自西方大学移植、改造而来。古典文献中的“大学”与现代“大学”并非同一概念;“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也与古典文献中的相应称谓完全不同。作为大学制度的一部分，现代中国大学相应的学位授予仪式，包括仪式程式、服饰、符号、动作等亦是移植西方大学并加以符合中国文化特质和审美需求改造的结果：学位袍服脱胎于西方传教士的黑色长袍，需在毕业典礼和重大庆典等重要场合穿着，以色彩区分学位层次;学位帽以书的造型象征知识;流苏象征收获与成熟;垂布由教士袍的头巾演化而来，并通过颜色标识学位的学科归属和授予学校。近年来在中国大学仪式中广泛使用的学术权杖，即源于欧洲中世纪的行业权杖，当行会学徒通过考核时，师傅以权杖轻敲学徒额头宣布该学徒完成学业且拥有独立执业的资格，可以带徒教学。[5]如中山大学权杖于2006年制作完成并正式启用，现已成为该校学位授予仪式的标志。在历届毕业典礼中，学术权杖皆由该校选定的主礼教授端举入场，在场全体成员起立迎接，以示对学术权威和知识神圣的尊重。
三、中国传统礼仪的现代转换
伦理道德是人的存在方式，同时又为人的自身存在提供担保，这种担保通过教育来实现。传统教育首在习礼：“不学礼，无以立”[6]。无论官学、私学，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皆有最为重要的两种仪式：释奠礼、束脩礼，官学则还包括视学礼，以示统治者对教育仪式的重视。其中，释奠礼含释菜礼，二者主要功能和目的基本相同;束脩礼属日常仪式，视学礼则具显明政治等级色彩，规模宏大，礼仪隆重，三种仪式集典礼与制度于一身。
释奠礼与释菜礼。释奠礼是古代中国学校教育中最为盛大而神圣的仪式，所有学校初建落成时均须举行，陈设酒食用以祭奠先师先圣[7]，目的在于教育学生遵循先师先圣教诲，不忘学业、发奋读书。释菜礼又称“舍采”“择菜”，一般于开学时举行，致祭菜蔬于先师牌位，以示敬奉师长、听教从学，其程式、内容与释奠礼大致相同，所不同者在于供奉时不杀牲，所谓“礼之轻者”。现代大学将“释奠礼”“释菜礼”变革、衍生为以节庆为主的方式如教师节纪念、表彰大会等，其设计初衷皆在表达尊师重道之意。2004年以来，国内多名学者反复提议将孔子诞辰日定为教师节[8]，显示教育与文化界融合现代节庆与传统仪式的尝试。我国台湾地区则早于1952年将此设想付诸实施，将传统师道祭祀仪式与世俗节庆相结合，每逢节日不仅举办庆祝表彰活动，还于各处孔庙同时举行祭孔典礼。这种安排不仅丰富了节日的内容，提升了节日的层次感，也体现了文化的传承性。为现代教师节注入传统释奠礼的内容，重申“重道”之奥旨，或可挽救当下一味强调“尊师”而导致的种种偏向和反弹。
束脩礼。“束脩”原为男子年满十五岁“束带修饰”以示成童，并可接受教育。自唐代开始，逐渐有人将“束脩”作为从师之礼，后世衍化出“酬金”“学费”及“薪伴” 等词义，由此演变成一种学校仪式，成为一项固定的制度：学生入州、县学，需缴纳束帛一篚、酒一壶、脯一案，作为入学拜师的见面礼。现代大学则将这一仪式演化为学生集体参与、以高度程式化的仪式来完成入学过程的“开学典礼”。古时成童“束带修饰”的仪式，也逐渐转化为成年仪式、成人宣誓仪式等;学生向老师献“束脩”也代之以献花、献辞等象征性手段进行表达。当然，需要警惕的是，当前不少人将“束脩”简单理解为“献礼”甚至是“献金”，不仅扭曲了“束脩”这一崇师重教礼节的本义，也使这一仪式蒙羞。
视学礼。“视学”指皇帝或皇太子视察学校，早于西周时即已形成。“凡一年之中，养国老有四，皆用天子视学之时。一年之内，视学有四，故养老之法亦有四，皆用视学之明日。”[9]“视学”又称“临雍视学”，以显示天子对尊孔崇儒、崇尚教化的重视。秦汉之后历代帝王皆重视“视学”，不仅以释奠礼作为视学主要内容，还增加讲经、议经等活动。至明代，视学礼达到历代最高规格，每遇皇帝登极，必临幸太学以释奠，劝励师生，彰显崇儒重道、重文兴教之意。现代大学视学者则通常为教育主管领导、政府政要或社会贤达，礼仪设计已融入社交之中，并具有突出的政治与经济功能。视学者藉重大仪式或节庆莅临大学，对大学办学理念、政策、资源提出指示、意见或建议，并通过设计和筹划将大学发展目标上升为中央或地方政府政策目标。如毛泽东1958年视察武汉大学，肯定了该校积极贯彻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采用土洋结合的办法大办工厂、学生实行半工半读的做法，并要求将这种做法进行推广。[10]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江泽民出席该校庆典并发表重要讲话，宣布中国将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11]，随后，教育主管部门制订行动计划，开始实施“985”工程。2018年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前夕，习近平到北大考察，强调要不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12] 日常学习、生活礼仪。古代学校无论官、私，对师生日常行为皆要求严格。如明代国子监监规要求教师需严谨守礼，严守师德：“各堂教官所以表仪诸生，必当恭脩礼节，正其衣冠，率先勤谨，使其有所观瞻，庶几模范后学。”生員在学读书则需明体适用、遵承师训、尊敬学官：“凡遇师长出入，必当端拱立，俟其过，有问即答。毋得倨然傲慢。”日常生活中，生员需谨慎言行，礼仪整肃敬恭：“衣巾务要遵依朝廷制度，不许穿戴常人巾服，与众混淆。”[13]清末废除科举后，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设立，但学堂礼仪仍多沿袭旧制。1903年学部颁布《各学堂管理通则》共13章，包括斋舍规条章、讲室规条章、操场规条章、礼仪规条章、各室规条章、学生禁令章、赏罚规条章等，“不准”“不得”等字眼充斥其间，可见日常管理之严格。[14]现代中国大学则将日常学习、教学、生活礼仪转化为教师、学生的道德行为守则，以规范师生的日常行为，符合学校管理要求。
此外，传统学校仪式或文化元素也在不同程度上被当代大学吸收改造。如书院中的祭祀仪式与讲学、讲会，成为中国传统书院确立道统、学统，扩大学术影响的标志，当今大学中的“学术论坛”与之相似，或延请、聘任校外名师到校作学术报告，或成立学术组织开展交流讨论等，皆旨在彰显学术独立自主、开放交流的大学风格。传统文化元素的复苏也成为对西式大学仪式的一种改造，如近年来围绕学位服这一典型仪式符号改革的呼声不断，或是设计全新的中式学位服加以推广、沿用，如北京大学;或是在现有西式学位服的基础上，点缀传统文化元素或地方文化元素，如西安交通大学和中山大学等。
四、国家意识形态的道德干预
大学的生存仰仗于国家政治，“国家不仅提出公共教育的工具，而且提供公共教育的目的”[15]，其基本义务包括“必须促进个人以一种道德的方式生活”[16]。近现代中国大学与民族国家休戚与共，大学仪式始终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道德干预。
大学仪式成为大学服务民族国家任务的重要途径。近现代中国大学建基于西方模式，建立新大学关系到民族兴衰与国家存亡，大学仪式被赋予凝聚民族国家意识、培育民族国家中兴力量的重任，改造国民性、培养新国民成为民国教育改革的目标，“训育”成为民国时期大学学生管理的基本模式，民国初年颁布的《学校仪式规程令》即试图通过各种仪式来训练学生，对祝贺式、始业式、毕业式、纪念会式等多种仪式及其规程作了详细规定。为纪念先烈人物、重要历史事件，国民政府设置各种纪念月、周、日等，要求须依规定举行集会纪念，并有相应固定礼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要求“战时教育须作平时看”，各大学皆要求学生需升国旗、做早操，并实施军事化管理[17]，以配合抗日救亡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所有大学或改造、或新建，突出教育为政治服务，青年学生群体成为开展国家建设、稳定人心的重要一环。土改、镇反、思想改造以及“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思想运动转化为校园仪式，旨在通过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改造学生和青年思想，同时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获得民众更为广泛的支持，进一步塑造政权的合法性，冀以整合社会。座谈会、展览会、订立爱国公约、“批斗会”“诉苦会”等政治仪式，将政治运动与学生日常学习结合起来，不仅在苦难叙事中完成新旧社会的对比，亦更进一步激发爱国热情和政治参与热情。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大学承担“科教兴国”“教育强国”的历史重任，大学仪式则更多凸显了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振兴民族国家的时代主题，如“援疆援藏”“三支一扶”“志愿参军”“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社会实践出征仪式。
大学仪式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和道德干预的价值规程。民国政府将德育与政治教育合二为一，以训育配合“管（政治建设）、教（文化建设）、养（经济建设）、卫（军事建设）”[18]四项建设的推进。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先是颁布《青年训练大纲》，将国民党党员守则十二条作为青年守则，继之规定将“礼义廉耻”定为大学各校的共同校训，通令各校遵照实施。新生入学时举行仪式，旨在“使新生对国家民族有正确之观念、对三民主义有坚定之信仰”[19]。教育当局还利用论文竞赛、演讲等方式，对学生进行政权合法性及其政策认同的灌输，如1943年教育部举办的三民主义论文竞赛。新中国成立后，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成为高校德育的主旨，典范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众路线相结合，战斗英雄、革命先烈、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成为大学乃至全社会的道德典范，对当时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以及青少年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学雷锋的活动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与此同时，大学注重在纪念日开展革命传统教育，表扬、树立先进典型，并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将青年对国家的责任感与社会实践相联系，突出改造自己、服务祖国等内容。改革开放之后，为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国家教育法规与道德法令要求，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级学校均须举行各种庆祝、纪念活动和必要仪式，引导学生弘扬民族精神，增进爱国情感，提高道德素养。[20]习近平更是强调，“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21]，凸显了“立德树人”这一意识形态建构和道德干预的国家“在场”。
五、时代与社会的适应性变迁
任何时代，大学都不能作为一个封闭系统而独立存在，而应不断与时代及社会互动，从而促进自身对时代与社会的适应乃至超越。大学持续变革、发展的过程，也反映在大学仪式对时代与社会的适应性变迁上。
从时间维度而言，大学仪式生产并递延了大学的历史文化传统，具有“文化时间”的意义。作为特殊的社会记忆，仪式“复活”了历史、道德传统与精神气质，成为社会成员重温记忆，进而共享价值观念、行为规则、对话方式乃至情感表达方式的共同体过程。大学并非一日建成，而是不断生成的“层累”过程，这种生成不仅体现为物料建筑的扩充与营建，更体现在精神文化的反复记忆与复刻中。“名校”是文化意义上的，也是时间意义上的。大学的独特魅力，更多表现为对自身历史、传说、文化的长时段的追溯与确认，仪式被赋予展演群体精神信仰、积淀文化传统、孕育大学精神的“文化时间”的意义。在大学仪式的“时间策略”中，“过去”是对传统的追溯，包括大学自身的历史、传说、文化与故事，尤其是对大学与民族国家、社会乃至人类发展进步的积极互动的仪式修辞，凸显了自身历史与家国命运的互动关系，从而完成对自身文化血脉与精神理念的叙述、追忆、传承、阐释与弘扬，进而“层累”式地建构自身形象;“当下”是对时代声音的回应，征用、移植通俗元素、意识形态话语，使之进入大学仪式的议题设置、程式设计、文本修辞之中，呈现大学与当代意识形态、文化与社会风尚的积极互动。在“当下”记忆、复现“过去”，目的则在于询唤“未来”。由此，仪式营建的“文化时间”成为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目的在于将大学叙事纳入国家叙事的宏大话语中，从而实现与国家战略和教育政策之间的积极、有效互动，完成时代与社会赋予大学的使命。 从空间维度而言，大学仪式表达了大学与世俗社会的张力，具有“空间美学”的意义。作为连接社会和个体的场所，大学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它既依附于社会系统，又保持相对独立。身处社会、国家的巨大张力之中，大学不仅与社会生活接轨，受到社会文化的充分滋养，也无法拒绝社会对大学的角色期待乃至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与渗透，民族传统、国家政治生活、社会文化中的强大话语移植、衍生成为大学的一种制度生活——仪式。文化、人物、事件、传统节日乃至社会风尚的仪式表达，成为大学将自身融入民族国家文化结构现代阐释的最佳路径。在大学仪式的“空间策略”中，一方面，民间礼俗、地方性知识进入大学仪式的场域，新的话语表达及媒介方式介入仪式修辞，参与了大学形象、符号的建构与表达，社会的关注与期许又反过来刺激大学仪式的议题设置与修辞设计。二者有意识的“合谋”，使大学仪式不仅成为大学成员共享的文化空间与文化事件，同时也成为社会公共空间的共享话题和文化景观。另一方面，借助网络技术和新媒介传播方式与路径的更为多元、便捷，大学仪式完成其物理空间在虚拟网络空间的再现，从而获得更为广阔的延展性，生成一种新的仪式空间关系。特别是疫情之后，出于安全健康考虑的“云端”仪式的出现，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物理空间与时间局限，使仪式的物理“在场”更多转向虚拟“在场”，从而拓展了仪式参与的广度与深度。
结语
任何一种文化机制皆不可避免受到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的影响。当代中国大学仪式的文化发生，既与西方大学制度的横向移植密切相关，也可从中国教育文化的历史传统中找到脉络，同时也呈现为社会风尚影响与意识形态干预的结果。值得指出的是，国家、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是对大学先赋特性构成威胁的重要因素。当前，大学对“仪式感”的日渐重视可在一定程度上补“礼仪阙失”之弊，但若为“仪式感”而“仪式”，为迎合潮流、趋势而过分追求“流量”“热度”，矮化、俗化、窄化大学仪式，则不仅忽略了大学仪式本身的文化意义，更遮蔽了大学仪式的真正价值，应当引起警惕。因此，既要坚守大学学术独立的基本立场即追求闲逸的好奇，突出仪式对学术尊严、知识神圣的彰显，超越时代、引领社会积极风尚;也要警惕西方大学仪式中隐藏的意识形态和价值预设，建立立足中国大地、彰显民族特色的仪式制度，使之遵循新时代“立德树人”的教育方针与时代规律，成为推动中国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文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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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志萍）
收稿日期：2020-03-30
作者简介：汤小静，广东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广州/510006）
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一般课题“文化认同视阈下的大学仪式研究”（2020GZYB63），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课题“文化发生学视角下的大学仪式研究”（2020GXJK444），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一般项目“大学仪式的文化发生及功能研究”（GD20CJY2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