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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通过更真实、全面的方式考查学生发展潜能，对我国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具有重要启发意义。文章从美国一流大学招生的历史演变，及表现性评价招生的设计理念与实践框架、实施效果出发，对该项招生方式进行系统考察。研究发现，美国一流大学招生制度演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表现性评价招生的设计理念以测量高阶能力为导向，强调知识技能的应用性;实践框架以整体性考查为核心，凸显评价结果的真实性。从实施成效来看，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扭转了过分倚重标准化考试评价的潮流，重塑了美国大学招生以科学选材和维护社会公平为目标的观念。
关键词：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表现性评价招生;招生制度
一、引言
表现性评价（Performance Assessment）是指根据既定规则，对评价对象在真实、复杂任务情境中的过程表现与结果进行评价的方式。所谓“表现”是指借助肢体动作或语言，来展现创作过程和成果，以表达对某一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与主观感受。在教育领域中，表现性评价不仅适用对不同阶段学生的学习效果评价，也广泛应用于教师、课程和学校绩效评价中。大学招生中的表现性评价又被称作“真实性”（Authentic）评价或“新”（New）评价，通常具备3P原则即表现（Performance）、才艺（Portfolio）和成果（Product）。[1]与传统的标准化考试这一评价方式不同，表现性评价招生强调评价情景的真实性和任务的复杂性，在实践中强调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更侧重评价对学习的促进效果。
根据多元智能理论，人类的智能在不同的个体身上的表现程度和形式迥异[2]，因而依据传统智力理论而产生的标准化考试评价方式显然有失偏颇，这会导致大学招生过分重视标准化成绩和选拔结果，忽略学生个性化的发展潜能。表现性评价与传统的标准化考试所采用的间接评价不同，而是注重在既定的评价框架内，通过多样化的方式、真实情境任务直接达成对知识与技能整体测量的目标。
正如琳达·达林-哈蒙德（Linda Darling-Hammond）在对表现性评价招生的评论时所指出的：“一种良好的表现性评价方式是能真实地测量出何种知识和技能被掌握，它要求受测者对真实情境中的问题作出灵活反应。”[3]表现性评价本身是一种可以培养学生将知识应用到复杂问题上的学习工具，它在评价学生综合能力的同时，也有助于学生发展基本的认知技能，学生因此可提升高阶技能，如分析、综合、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和交际沟通能力。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通过更真实、全面的方式考查学生综合素质与发展潜能，由于允许学生运用自身知识技能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因而可更科学地测量学生认知思维、推理技能和知识应用能力。在我国大力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背景下，深入探究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的演变历史、设计理念与实践框架、实施效果，有助于为我国大学招生评价制度改革提供有益参照。
二、潮流逆转：美国一流大学招生从“自主多元”到“表现性”评价的渐变
美国大学招生制度随外部社会环境与内部治理结构变动而渐变，它是美国高等教育制度几百年来不断实践与革新的结果。美国一流大学在招生组织机构逐步规范后，其招生标准也不断微调，其根本驱动力乃是源自大学直接利益相关者中的“盎格鲁-撒克逊”派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以及对社会潮流变动做出的因应策略。
（一）走向规范：从“自主多元”到“标准化”评价的演变历程
在美国的一流大学中，八所“常青藤大学”中有七所始建于殖民地时期，由于当时缺乏统一的高中教育标准，大学招生标准受欧洲古典大学自主办学传统的影响，均由各校自主设定、且没有笔试要求。当时的美国一流大学通常由大学校长或教师直接对学生进行面试，某些年度也由于生源缺乏而并未按标准严格执行，这一时期大抵仿照欧洲古典大学的招生模式。直至美国建国初期，由于办学规模极小、师资短缺，大学所采用的招生方式也十分简单，大抵由本校校长或教师直接对学生面试考查，组织程序不甚规范。建国一个多世纪后，美国大学招生规模迅速扩大，各校为了提高录取决策效率，纷纷对招生组织形式和评价标准进行改革，逐渐引入标准化考试成绩作为参照因素。19世纪初，在哈佛大学首次将数学知识作为招生考试的笔试项目后，美国的一流大学在之后十多年间纷纷仿效，逐渐在招生考试内容中增加了数学、地理、历史等高中科目的笔试考查内容。在这一阶段，其考试内容、考试形式日益多样化，考查方式也逐渐多元化，笔试内容逐步由文科内容转向自然科学内容，但总体而言，录取标准仍是由主要的大学校长自主决定。
受《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的刺激，美国内战后许多小型学院升格为大学，并在全国范围内涌现了一批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使得办学类型逐渐多样化，美国大学对生源质量多样化的需求也随之剧增。1870年，密西根大学模仿德国大学开始与州内的中学建立“认证关系”，实行“证书入学制度”招生改革[4]，即在受密西根大学认证的高中毕业的学生可以免除笔试、直接面试入学。随后，美国其他一流大学也开始效仿这种招生录取模式。然而，“证书入学制度”实行一段时间后，问题随即逐渐显露出来：一方面，中学认为自身的教学受到大学招生的钳制，教学秩序受到很大干扰;另一方面，大学则认为认证中学的证书滥发，而引发招生录取中生源质量下降等问题。1899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首次提议应对中学生进行统一考试，再依据学生成績进行录取，于是在1900年发起成立“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来开发通用的入学标准，1901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组织，举行了美国首次跨州“学业成绩考试”（Achievement Test），以此作为招生录取认可的标准化考试成绩。随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及其他25所一流大学相继加入该委员会，并在招生录取中认可该项标准化考试成绩。[5]
20世纪20年代至二战期间，美国社会涌入大量的犹太族裔，这给美国一流大学招生带来了新的挑战。由于犹太人家庭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因而来自这些家庭的学生通常学术成绩相当优异，使得他们在学术科目通用考试的激烈竞争中持续占据优势地位，对美国社会精英阶层子弟进入一流大学造成了极大压力。受当时反犹主义浪潮的影响，美国一流大学力图希望通过某种智力测验，以证明日耳曼血统的青年比其他种族血统（如阿尔卑斯山人、地中海人和黑人）的青年更优秀。[6]在“反犹主义”社会风潮的推动下， 学术性向测验（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即SAT，后改为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应运而生，并在1926年被美国一流大学用于招生录取。由此观之，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学生是否获得具备认证资格公立高中的毕业文凭，已成为公立大学招生重要的考查标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除要求申请者提供学业成绩外，美国一流大学开始采用标准化入学考试的办法筛选优质生源。 及至美国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的快速发展阶段，社会背景较前期已发生很大变化，美国大学的招生理念有了较大转变。大学招生逐渐突破学业成绩、思想观念以及经济条件各方面障碍，以吸引更多优秀学生入学。但是在通常情况下，绝大多数一流大学都将标准化入学考试分数作为评价学生能力的重要依据。之后，美国大学招生对生源多样化的需求日益增加，招生评价方式也日趋丰富，但是总体而言，标准化考试的成绩仍然是最核心的考量指标。美国一流大学在招生决策中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各校在招生标准和组织管理方面有很大的灵活性，但在具体的招生过程中，为提高招生工作的效率和大学的声誉，越来越依赖标准化考试成绩作为衡量学生学术潜力的关键指标。
纵观美国高等教育的招生制度的演变脉络，自20世纪中期至21世纪初，标准化考试成绩被美国一流大学作为招生决策的重要参考指标，俨然已成为录取决策的“黄金罗盘”[7]，在招生评价标准中居于核心地位。随着2001年的《有教无类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NCLB）的出台，美国各州明令将标准化测试作为评价美国学生表现的最重要手段，美国一流大学招生从最初的“自主多元”方式转变为以标准化考试成绩占主导的“标准化”评价。
（二）扭转潮流：从“标准化”到“表现性”评价的渐变
根据“美国大学与学院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简称AAU）的调查，企业雇主普遍表达了对近些年美国大学人才培养的担忧：近几年的大学毕业生对工作场景所要求的核心技能掌握明显欠缺，绝大部分并未做好充足准备，在批判性思维、书面表达及口语交际技能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8]然而，随着美国现代社会经济的持续演变，实际工作中对员工复杂技能的要求日渐提升，批判性思维技能、问题解决能力、设计策略和沟通能力尤为关键。根据兰德公司研究人员对NCLB框架下各州考试知识深度的评价，发现这些标准化考试中仅有2%的数学题目，以及20%的英语、艺术题目考查了高阶的思维技能。[9]一项针对SAT预测效度的研究发现，SAT I的预测效度显然不及高中平均分，唯一具有较强预测能力的SAT考试只有SAT II中的写作部分。[10]虽然SAT后期进行了修订，但2007年一项对修订后SAT的研究发现，高中GPA比SAT分数更具有预测效度，真正衡量学生实际需要完成的任务（比如分析和写作），比SAT中的多项选择题更能预测学生的未来表现。[11]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学生的高中GPA（Grade Point Average）和班级成绩排名才是预测大学表现的可靠指标，其有效性优于SAT、ACT或其他形式的标准化入学考试。[12]
随着现代民主社会的不断发展，美国公众对社会领域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大学管理者为满足人们对教育变革的要求，开始对招生制度作出调整，一些大学逐渐降低对申请者标准化考试成绩的要求。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有许多州开始建立表现性评价招生试点，如纽约和内华达的州立大学系统，均尝试将这种方式用于大学招生。虽然小规模试点取得了成功，但仍面临大规模实施表现性评价招生的阻力，包括历史传统、时间协调的阻碍，以及学生具体表现性任务赋分的技术性障碍。[13]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最初的很多技术性难题在实际研发中已被解决，但是由于NCLB的出台，对传统招生政策的依赖和改革阻力过大的问题尤为明显。为此，许多政策制定者、教育专家，以及相关非政府组织相继通过多种渠道表达意见，呼吁对大学招生方式进行革新。
2009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首次针对大学招生政策改革问题公开发表意见，他希望美国的州长和州教育管理者能齐心协力，建立“一种并非简单衡量学生能否填好试卷答题卡，而是能有效判断他们在21世纪是否拥有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以及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的评价方式”[14]。一些商界领袖指出，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商业场景中，拥有复杂的思维和灵活的技能非常关键，而当前的大学招生政策并未注重这种能力的考查。在学术界，代表性人物如斯坦福大学迈克尔·基斯特（Michael Kirst）教授也认为，表现性评价比标准化考试更能强化高中教学，为此，他屡次公开呼吁斯坦福大学采用表现性评价招生。[15]
2015年12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签署通过《让每个学生成功法案》（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以下简称ESSA），这为美国一流大学彻底革新招生制度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从法案内容上看，ESSA在NCLB的基础上做了根本性调整，首次明确了国家对建立各州有效的考试评价制度负有更大责任，关于“有效学习”的定义也比NCLB更为宽泛，该法案包括促进制定评价高阶思维技能的国家问责措施的规定，强调运用多项措施而非单一的标准来评价学生，以此提升其学业表现。此外，鉴于传统标准化考试的预测效度较低，ESSA明确允许使用才艺作品集（Portfolios）、项目（Projects）或拓展式表现性任务（Extended-performance tasks）作為各州考试评价方式的一部分。根据ESSA的要求，国家层面应采取更富挑战性的学术标准指导课堂教学，鼓励各州申请创新性考试评价的试点，借此大力推行侧重高阶（Higher Order）思维技能的评价方式。从法案颁布的意义来看，ESSA鼓励学校和教师利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为进一步推动美国一流大学招生从“标准化”到“表现性”评价的转变铺平了道路。
随着表现性评价理念在各州教育系统的逐渐推广，以往大学招生过分注重标准化考试成绩的趋势逐渐转变。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已经采取实际行动来改革招生制度，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等，为深入了解表现性评价招生的实践框架提供了实际案例。例如，纽约大学和加入纽约表现性标准协会（New York Performance Standards Consortium，简称NYPSC）的学校通过一项试点项目共同努力来实施表现性评价招生。在该项目中，纽约大学考虑到很多学生可能会因为缺乏优异的标准化考试成绩而被忽视，NYPSC因此为其提供一套内容丰富的文件，包括成绩单、个人陈述、推荐信以及表现型评价任务内容，由该协会来保证这套文件对每个申请者的学术能力提供全面的描述。据统计，在2017年有100多名来自NYPSC的学生被纽约大学录取。[16] 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于2018年上半年也先后宣布自2019届起分别实行“可免试入学”（Test-optional）的招生方式[17][18]，即将标准化考试作为招生材料的非必选项，允许学生通过提交其他证明自身潜能的方式，以避免过分依赖标准化考试成绩而导致的判断误差。根据美国国家公平与开放测试中心（Fair Test）的数据，在2330个拥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机构中，有多达1570所学校采用了可免试入学的方式，此外，美国超过四分之三的四年制大学不要求申请人提交2021年秋季入学的ACT或SAT分数。[19]及至2020年，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发起了一份关于大学招生改革的签名，宣布对应届高中生取消SAT/ACT标准化考试的要求，很快得到了美国370多所高校招生办负责人的支持。[20]签名高校囊括了全美绝大多数知名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8所“常青藤”名校位列其中（见表1），还有几所在以往招生中对SAT分数控制极为严苛的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也赫然在列。由此一来，美国一流大学招生改革的潮流已由过分倚重标准化考试成绩的方向逆转，表现性评价招生在全国大学招生中广泛应用已是大势所趋。
三、科学考量：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的设计理念与实践框架
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的设计理念讲求科学考量，以测量高阶能力为导向，强调知识技能的应用性;实践框架以整体性考查为核心，凸显评价结果的真实性。从美国一流大学的招生实践来看，表现性评价将真实世界中最有挑战性的任务场景作为评价任务，以此检测学生是否已经掌握了高阶的思维技能。此外，这些评价任务既要求学生具备知识的理解与记忆能力，也期望学生具备元认知和高阶思维技能的知识结构组织，以达到问题解决的目的。[21]以下从设计理念与实践框架两方面深入展开论述。
（一）设计理念
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有助于了解学生的认知思维和推理能力，以及他们运用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对测量高阶技能至关重要，基于真实性情境的表现任务允许学生更具挑战性地展示综合技能。
1.以测量高阶能力为导向
根据成功智力理论，学生的智力不仅跟学业成绩有关，而且与生活中的真实场景紧密相连，关于成功的智力包括分析性智力、创造性智力和实践性智力这几个重要维度。学生真正的成功需要分析性、创造性与实践性智力的平衡。由于表现性评价招生更强调创造性、实践性智力的评价，因此为美国一流大学发掘创新性人才提供了重要性制度保障。[22]从表现性评价招生的设計理念来看，所有的相关评价方式可以被视为是一个连续体（Continuum）的存在，即相邻两者非常相似但起首与末尾却截然不同。如图1所示，最左端即为传统测试中常见的客观题型，大多仅能测量知识记忆能力，不能测量高阶思维技能或知识应用能力;最右端则需要运用高阶技能去解决表现性任务项目。
从整体来看，任务项目沿着连续体从左往右变得越来越复杂，测量的范围也越来越广，这意味着在更为复杂的认知层面，对问题解决和知识应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连续体右侧，学生通过开展实质性的研究项目，主动搜集信息、提出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在问题解决过程中能全面展示元认知学习、人际沟通和交互学习技巧。此外，在问题情境中学生的角色也从连续体左侧的被动接受与回应，向主动确定问题、方法和策略等方向转移。因此，表现性评价可为美国一流大学招生提供形成性或终结性评价信息，以科学衡量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成长动态。
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要求招生管理者收集能够展现学生综合能力的各类信息，包括科学实验设计、实施和分析，计算机编程与应用测试，通过有效整合自主调研的证据并以书面和口头等形式汇报。表现性评价招生的设计理念旨在让学生掌握高阶思维技能，学会运用创造性或实践性技能来解决实际问题，因而可使其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与职业发展过程中具备自我发展的潜能。[24]此外，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也注重对学生动态发展过程的评价，在招生决策过程中，通常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结合的考量方式，例如规定申请材料，要求学生提交高中学习报告、成绩记录、平时的测试练习等各项档案材料。因此，与传统的招生方式注重标准化考试不同，表现性评价招生更能有效衡量个人高阶思维和表现能力，因此能更有效预测复杂任务情境中取得成功的可能性。[25]
2.强调知识技能的应用性
由于表现性评价与传统的标准化考试风格迥异，主要侧重于学生主动参与、独立建构和自主解决问题能力的评价，常见的问题情境包括书面写作和口头演示等，因此可以避免传统标准化测试中对于碎片化知识理解与认知的考查，使评价的结果更具真实性。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重点考查学生的知识应用技能，旨在从学生动态成长的表现过程中审视其认知能力、学习态度与创新能力等，最终通过多元化的评价标准与综合化的评价方式，对学生的学术潜能、个性品格、领导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等高阶技能进行综合评估。与此同时，也将学生的自主评价、教师及其校友的独立评价结果综合考量，最终实现招生录取的科学化。
例如，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表现性评价招生改革中，有统计表明：2016年共19000名申请者，有1000人左右提交了“创客作品集”（Maker portfolio），自该计划推出以来，已有数千名学生提交了“创客作品集”。[26]每位学生仅能提交一个作品集，它必须是在校外完成的一个项目，具体范围包括实习、工作或课外实践活动。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校友，以及资深的招生人员对每位学生进行专门的评估，并将评估结果纳入申请者的档案，作为最终录取决定的考量因素。才艺作品集的评分依据是考查学生的创造力和实践能力，尤其强调应用性知识技能的考查，具体包括创作过程、实施该项目的原因、参与项目的意图，以及学生在项目中的实质性贡献。麻省理工学院招生主任斯图尔特·施米尔（Stuart Schmill）认为，这种表现性评价招生方式对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考核大有裨益，能帮助他们发现那些可能被忽视的优秀生源。[27] 一般而言，涉及到表现性评价的任务项目在内容上高度标准化，各种任务项目都是基于一组预先确定且可以量化的标准。为此，美国大学理事会的里程碑式招生模型项目（Admissions Models Project），确定了近30个学术因素和近70个可能被纳入的非学术因素。[28]在实际操作中，学生在面对表现性问题时必须主动建构答案、设计产品或完成某项任务。由此可见，表现性评价招生对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的考查力度较大，有助于更好地判断学生在真实场景中的实际能力。
（二）实践框架
1.以整体性考查（Holistic Review）为核心
美国一流大学招生的决策模式通常采用招生委员会模式，具体包括招生奖助金委员会、招生总委员会、区域招生分委员会，委员会的委员包括资深的招生官员、大学教授以及校友，其决策模式是整体性考查，即根据学生申请材料的学术因素、非学术因素以及真实性表现进行整体的考查。整体性审查的核心在于重点考查申请者的背景与实践经历、个性特征与学术潜能，旨在最大限度地考量每位申请者的发展潜力，从而对申请者提供综合全面的评价。在整体性考查的过程中，美国一流大学基于自身的办学理念制定选材标准，针对每一位申请者进行个性化审查，以综合考量其未来的学习适应力与发展潜力。
以哈佛大学为例，哈佛大学负责招生工作的录取和奖助金委员会，由文理学部30位成员组成，通常包括学院院长、高级招生官员以及区域招生代表。招生总委员会按区域分成20个分委员会，每个招生分委员会包括4～5位招生官员，一位高级招生官和不同学部的审阅人员。[29]学生的申请材料提交之后，由区域代表先行审阅并记录评阅意见，然后提交至招生分委员会进行正式处理。区域招生代表和招生面试官负责各区域的申请程序，具体工作包括联系申请者及其中学获取真实性材料，然后对申请者的个人整体情况进行初步评价。随后，区域招生代表向招生综合委员会陈述申请者的优点，经过招生分委员会的集体讨论后，最终投票决定是否向总招生委员会推荐录取。在最终的录取决定环节，招生总委员会针对所有招生分委员会推荐录取的申请者进行最终的讨论。
在美国一流大学招生的决策过程中，整体性考查始终处在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实践框架核心的位置。根据2015年对338所大学招生管理人员（Admission Officers，AO）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有76%的大学在招生实践中采用了整体性考查方式，这些AO还特别指出整体性考查对实现大学生源构成多样化目标非常有效。[30]整体性考查满足了大学在申请者数量甚为庞大的情況下，做出更细致、个性化录取决策的需要。通过整体性考查，一些标准化考试成绩较低，而具备较高发展潜力的学生可充分展示其特殊才能与兴趣，在激烈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从而赢得AO的青睐。
2.凸显评价结果的真实性
表现性评价侧重学生在真实生活场景中表现出的主动建构能力，注重学生习得与迁移能力的考查，通常也被称作是真实性评价，即让评价对象通过完成真实课题或任务情景，展示真实的学习状态和问题解决过程，其具体表现手法通常包括语言表达、歌唱表现、绘画、体态等活动。[31]通过仔细分析学生所提交材料中呈现出真实的问题解决能力、作品创作过程，有助于深度考察学生对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也能够直接反映在正式情境中的问题解决、批判性思维、沟通协调等多种复杂能力的发展程度。以多元智能理论为设计基础的表现性评价招生，通常需要对学术性标准和非学术性标准进行综合考量，结合学生的平时成绩，设身处地去审视学生所处的真实性社会文化背景，具体包括社区环境、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背景等对其学业成绩的影响。
例如，在美国著名的商学院中，向来竞争激烈的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Ross School of Busin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为进一步提升生源质量，于2016年首次进行表现性评价招生，规定期望获得优先录取资格的申请者须按规定提交招生才艺组合（Admissions Portfolio）。具体而言，申请者必须在所处的社区中选择一个现实事件或问题，并阐述其商业影响，包括商业原理或实践的解决方案。此外，申请人必须上传一份自己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片段，以体现自己在实践中的学习方式，具体可以是实践项目或论文，参与所在社区中的一项突出事迹，个人网站及其他有意义的经历等。[32]通过这种方式，学院可以更充分地了解申请者的学习经历与才艺特长，这为他们提供表达自身对于工商专业学习的兴趣、意图和相关经验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表现性评价招生既包括对学生智力与非智力因素的考核标准，也包括对学生高中平时成绩、综合表现与社区服务的综合考量。由招生委员会结合申请者的个人背景信息进行综合考量，如学生的兴趣爱好、性格特质、专业技能等，其中包括高中学业成绩标准化考试成绩、学分绩点与成绩排名这些传统的学术标准，以及特殊经历、兴趣特长、个性特质、社区服务和家庭背景等非学术性标准。总体而言，它既注重考查学生高中阶段的过程表现，也会综合考虑其形成性与终结性成绩，这种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表现性评价招生方式，为真实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发展潜能并发现具备创新潜质的人才奠定了基础。
四、观念重塑：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的实施效果
大学招生政策是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社会议题。美国一流大学招生的主要目标在于招徕具备学术潜质、有独立个性且未来能成为社会精英的新生，因而只有通过科学的招生方式方能让优质生源脱颖而出。在表现性评价招生模式下，以整体性考查为核心，对学术因素与非学术因素、个人综合背景等进行综合考量，有助于在提升招生成效的同时，也兼顾招生的公平性。从宏观层面上看，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受美国社会民主化潮流和公共治理浪潮的推动，成功扭转了自20世纪初以来大学招生过分倚重标准化考试评价的潮流，重塑了美国大学招生中的“科学选材”和“维护公义”的观念。其主要实施效果表现如下。 （一）提高声誉：确保大学生态与校园氛围的多样化
美国现代社会系统的多元性离不开多样化背景群体参与，大学为社会所培育现代公民的质量直接影响社会制度的运行效果。美国一流大学多样化生源背景有助于营造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校园氛围，通过与不同背景的人群交际有助于学生思维层次与交际能力的提升。此外，跟局限于同质化的生源群体相比，多样化背景来源的校園氛围对学生未来发展大有裨益，将增进其适应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环境中的领导力。
美国大学新生在选择高校时尤为注重的几大因素有：“毕业能找到好的工作”（占比55.7%）、“校园参观”（占比47.3%）、“非常好的社会和课外活动声誉”（占比51.0%）、“获得经济资助”（占比48.7%），这也是学生在最终选择高校时特别看重的。[33]生源的质量直接影响大学的社会声誉，学生背景的多元化有助于美国大学校园氛围的多样化，促进学校特色化发展。正如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所言，学生的多样化需求与高校的多元化发展相辅相成，如果高等学校各具特色，而非被呆板地纳入一个统一的高等教育系统，那么高等教育最能体现公平精神。[34]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注重整体性考查，其主要范围既包括学生的学业表现、地理人口学及综合背景特征，又包括社会经济地位、种族背景、地域、品行、社区服务、才艺特长等。由此可见，从整体性考查的角度出发有助于对不同群体、种族的生源进行深入判断，也能够促进新生群体背景来源的多样化。
根据康奈尔大学罗伯特·斯腾伯格（Robert Sternberg）教授的多项研究，在学生群体多样化和预测大学第一年的学业成就方面，表现性评价招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例如，有着“波士顿五大名校之一”“25所新常春藤成员之一”称号的塔夫茨大学，于2006年发起“万花筒”（Kaleidoscope）这一表现性评价招生改革项目，结果表明该项目得分较高的学生在大一参加课外活动的比例更高，校园整体氛围多样化的提升相当明显。[35]此外，在一项由美国大学理事会资助的“彩虹项目”（Rainbow Project）中，收集了1013名高中生和大学新生使用多项选择题、开放式任务、SAT、原创问题和表现性评价来衡量创造性技能的数据，该项目研究表明：表现性评价招生模式在预测大学GPA方面的有效性非常显著，与依靠SAT作为核心参考指标的传统模式相比，通过表现性评价招生的学生的大学GPA增加了8.5%。[36]
高等教育系统本身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其生源结构的多样化有助于校园多元文化氛围的形成，势必助推社会整体的多元化。由此可见，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突出学生相互竞争与团队合作意识、挑战与冒险精神等素质的考量，有助于社会适应能力、自主学习与独立生活能力突出的学生脱颖而出，这不仅体现了美国大学人才培养的实际要求，也体现其教育理念与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在表现性评价招生方式下，美国高校注重学生个性化的背景审查，学生也享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对高校的办学特色、校园文化会重点关注。生源的个性化特征会确保大学生态与校园氛围的多样化，为提升一流大学的社会声誉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二）促进公平：缩小不同阶层与族裔的受教育机会差异
由于大学招生对美国不同阶层与族裔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有重要影响，其实施效果的公平性是审视其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例如，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录取统计表明，自2004年实施表现性评价政策以来被该校录取的少数族裔得到了稳步增长。[37]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的结果显示，很多能力被低估的有色人种学生拥有在大学取得成功的潜能。与以往注重SAT或ACT等标准化考试成绩的招生方式相比，表现性评价招生对入学保留率和新生入学表现具有更强的预测效度，也缩小了性别和种族背景导致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距，因此进一步提高了弱势阶层子女的入学率。[38]
在美国一流大学中，维克森林大学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名前30的精英大学，从2008年起开始弱化标准化考试成绩的重要性，实行表现性评价招生已有12年之久。该校社会学系教授索尔斯（Soares）通过对比招生改革政策前后的结果发现，在实行表现性评价招生模式之前，该校仅有6%的有色少数族裔生源，改革之后的前三届学生中非裔和西班牙裔学生占比迅速增至23%，亚裔生源增至11%，“第一代大学生”即父母双方均未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生源比例增至11%。此外，家庭收入接近贫困线的“佩尔奖学金”（Pell Grants）获得者的生源比例增至11%，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了一倍。[39]无独有偶，普林斯顿大学统计学家托马斯·埃斯本沙德（Thomas J.Espenshade）和张常（Chang Y.Chung）对美国精英大学的招生结果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在摒弃标准化考试成绩，将重点考察学生的高中平时成绩和大学预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即AP）表现，以及学生的综合表现作为招生录取决策依据之后，学生的学术能力更强，少数族裔弱势群体学生比例得到提升，生源构成更为多样化。[40]
以往有研究表明，因社会背景不同而导致学生接受课外辅导资源的差异，标准化考试也会导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由此带来美国大学招生中的不公平的问题。[41]而在美国一流大学招生决策过程中，招生办公室通常具备高度专业化的队伍，招生官员的背景也具备多元化的特征，在平等、开放的讨论中进行招生决策，以避免招录过程中的官僚化腐败问题的产生。与此同时，由于表现性评价招生的整体性考查会考虑个人整体表现，而不仅是反映学业表现的考试成绩，招生人员在考量学生品行与实践能力时，也会结合其家庭与社区、家庭与学校的关系，学生所处的社会阶层与种族文化背景来进行综合评价。招生办人员借助美国诚信约束机制与完善的法律制度确保申请材料的真实性，通过表现性评价对每一位申请者进行综合考量，也利于不同背景的申请者在多元化的招生标准中脱颖而出。 大学招生标准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招录结果的预测效度，也取决于大学在招生选拔过程中，对学生成就的定义。[42]美国一流大学的招生官通常认为多元文化的校园氛围对精英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大学生接触不同宗教与种族背景的同学，将会提升其多元化环境的生存能力，有助于提高其未来取得成功的潜力。在招生实践中，招生官员通过对少数民族背景生源的招生倾斜以及弱势群体的照顾，从而为大学生营造出多元化的校园氛围，学生可通过积极交往学会相互理解与尊重，在此过程中锻炼出适应未来社会的领导能力。美国一流大学通过在招生中保持对多样化背景的考量，可以吸纳不同阶层、族裔和家庭背景的优质生源，有利于培养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更具适应能力的毕业生，这为大学在未来赢得更为广泛的社会资源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整体性考查也有助于少数族裔的优秀学子脱颖而出，将会为现代社会培育一批优秀的少数族裔领导者，以促进现代社会的共同理解与包容。
五、启示
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下称《总体方案》），并在10月13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其中首次提出了“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总体方案》明确强调应“改变相对固化的试题形式，加快完善初、高中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建设和使用辦法，逐步转变简单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的招生模式，增强试题开放性，减少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现象。”[43]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对我国教育改革影响至关重要，也为我国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提供了宏观指导。高考招生制度具有明确的教学导向性，对基础教育的影响至关重要。然而，当前在高考招生中存在过分注重结果评价的倾向，容易诱发功利性的教学导向，进而产生功利化教学与科学化的教育测量之间的矛盾，影响创新拔尖人才选拔的大局。
为此，可以参照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注重过程评价的导向，科学安排高考招生制度中的人才选拔与学生个性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此外，高考招生应注重过程评价的改进，运用动态性视角聚焦被评价对象的发展全程，以此摆脱结果评价的固化思维，引导学生个性化发展。在增值评价方面，可以借鉴美国一流大学招生表现性评价中的整体性考查方式，将学生置于个性化的评价情境中，对比学生在受教育阶段获得的能力增值，将其作为衡量其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准，以促进学生多元发展。最后也应当注重利用综合评价，引导基础教育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作为重要教学任务，可借鉴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的多元化招生标准设置、引导利益相关者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评价主体等经验，逐步形成“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高考招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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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志萍）
收稿日期：2020-11-21
作者简介：袁卫，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袁礼，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学博士，通讯作者。（上海/200240）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十三五”规划2016年教育学一般项目“现代职业教育的工匠精神研究”（BJA160057）的成果之一。
关键词：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表现性评价招生;招生制度
一、引言
表现性评价（Performance Assessment）是指根据既定规则，对评价对象在真实、复杂任务情境中的过程表现与结果进行评价的方式。所谓“表现”是指借助肢体动作或语言，来展现创作过程和成果，以表达对某一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与主观感受。在教育领域中，表现性评价不仅适用对不同阶段学生的学习效果评价，也广泛应用于教师、课程和学校绩效评价中。大学招生中的表现性评价又被称作“真实性”（Authentic）评价或“新”（New）评价，通常具备3P原则即表现（Performance）、才艺（Portfolio）和成果（Product）。[1]与传统的标准化考试这一评价方式不同，表现性评价招生强调评价情景的真实性和任务的复杂性，在实践中强调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更侧重评价对学习的促进效果。
根据多元智能理论，人类的智能在不同的个体身上的表现程度和形式迥异[2]，因而依据传统智力理论而产生的标准化考试评价方式显然有失偏颇，这会导致大学招生过分重视标准化成绩和选拔结果，忽略学生个性化的发展潜能。表现性评价与传统的标准化考试所采用的间接评价不同，而是注重在既定的评价框架内，通过多样化的方式、真实情境任务直接达成对知识与技能整体测量的目标。
正如琳达·达林-哈蒙德（Linda Darling-Hammond）在对表现性评价招生的评论时所指出的：“一种良好的表现性评价方式是能真实地测量出何种知识和技能被掌握，它要求受测者对真实情境中的问题作出灵活反应。”[3]表现性评价本身是一种可以培养学生将知识应用到复杂问题上的学习工具，它在评价学生综合能力的同时，也有助于学生发展基本的认知技能，学生因此可提升高阶技能，如分析、综合、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和交际沟通能力。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通过更真实、全面的方式考查学生综合素质与发展潜能，由于允许学生运用自身知识技能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因而可更科学地测量学生认知思维、推理技能和知识应用能力。在我国大力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背景下，深入探究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的演变历史、设计理念与实践框架、实施效果，有助于为我国大学招生评价制度改革提供有益参照。
二、潮流逆转：美国一流大学招生从“自主多元”到“表现性”评价的渐变
美国大学招生制度随外部社会环境与内部治理结构变动而渐变，它是美国高等教育制度几百年来不断实践与革新的结果。美国一流大学在招生组织机构逐步规范后，其招生标准也不断微调，其根本驱动力乃是源自大学直接利益相关者中的“盎格鲁-撒克逊”派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以及对社会潮流变动做出的因应策略。
（一）走向规范：从“自主多元”到“标准化”评价的演变历程
在美国的一流大学中，八所“常青藤大学”中有七所始建于殖民地时期，由于当时缺乏统一的高中教育标准，大学招生标准受欧洲古典大学自主办学传统的影响，均由各校自主设定、且没有笔试要求。当时的美国一流大学通常由大学校长或教师直接对学生进行面试，某些年度也由于生源缺乏而并未按标准严格执行，这一时期大抵仿照欧洲古典大学的招生模式。直至美国建国初期，由于办学规模极小、师资短缺，大学所采用的招生方式也十分简单，大抵由本校校长或教师直接对学生面试考查，组织程序不甚规范。建国一个多世纪后，美国大学招生规模迅速扩大，各校为了提高录取决策效率，纷纷对招生组织形式和评价标准进行改革，逐渐引入标准化考试成绩作为参照因素。19世纪初，在哈佛大学首次将数学知识作为招生考试的笔试项目后，美国的一流大学在之后十多年间纷纷仿效，逐渐在招生考试内容中增加了数学、地理、历史等高中科目的笔试考查内容。在这一阶段，其考试内容、考试形式日益多样化，考查方式也逐渐多元化，笔试内容逐步由文科内容转向自然科学内容，但总体而言，录取标准仍是由主要的大学校长自主决定。
受《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的刺激，美国内战后许多小型学院升格为大学，并在全国范围内涌现了一批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使得办学类型逐渐多样化，美国大学对生源质量多样化的需求也随之剧增。1870年，密西根大学模仿德国大学开始与州内的中学建立“认证关系”，实行“证书入学制度”招生改革[4]，即在受密西根大学认证的高中毕业的学生可以免除笔试、直接面试入学。随后，美国其他一流大学也开始效仿这种招生录取模式。然而，“证书入学制度”实行一段时间后，问题随即逐渐显露出来：一方面，中学认为自身的教学受到大学招生的钳制，教学秩序受到很大干扰;另一方面，大学则认为认证中学的证书滥发，而引发招生录取中生源质量下降等问题。1899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首次提议应对中学生进行统一考试，再依据学生成績进行录取，于是在1900年发起成立“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来开发通用的入学标准，1901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组织，举行了美国首次跨州“学业成绩考试”（Achievement Test），以此作为招生录取认可的标准化考试成绩。随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及其他25所一流大学相继加入该委员会，并在招生录取中认可该项标准化考试成绩。[5]
20世纪20年代至二战期间，美国社会涌入大量的犹太族裔，这给美国一流大学招生带来了新的挑战。由于犹太人家庭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因而来自这些家庭的学生通常学术成绩相当优异，使得他们在学术科目通用考试的激烈竞争中持续占据优势地位，对美国社会精英阶层子弟进入一流大学造成了极大压力。受当时反犹主义浪潮的影响，美国一流大学力图希望通过某种智力测验，以证明日耳曼血统的青年比其他种族血统（如阿尔卑斯山人、地中海人和黑人）的青年更优秀。[6]在“反犹主义”社会风潮的推动下， 学术性向测验（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即SAT，后改为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应运而生，并在1926年被美国一流大学用于招生录取。由此观之，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学生是否获得具备认证资格公立高中的毕业文凭，已成为公立大学招生重要的考查标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除要求申请者提供学业成绩外，美国一流大学开始采用标准化入学考试的办法筛选优质生源。 及至美国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的快速发展阶段，社会背景较前期已发生很大变化，美国大学的招生理念有了较大转变。大学招生逐渐突破学业成绩、思想观念以及经济条件各方面障碍，以吸引更多优秀学生入学。但是在通常情况下，绝大多数一流大学都将标准化入学考试分数作为评价学生能力的重要依据。之后，美国大学招生对生源多样化的需求日益增加，招生评价方式也日趋丰富，但是总体而言，标准化考试的成绩仍然是最核心的考量指标。美国一流大学在招生决策中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各校在招生标准和组织管理方面有很大的灵活性，但在具体的招生过程中，为提高招生工作的效率和大学的声誉，越来越依赖标准化考试成绩作为衡量学生学术潜力的关键指标。
纵观美国高等教育的招生制度的演变脉络，自20世纪中期至21世纪初，标准化考试成绩被美国一流大学作为招生决策的重要参考指标，俨然已成为录取决策的“黄金罗盘”[7]，在招生评价标准中居于核心地位。随着2001年的《有教无类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NCLB）的出台，美国各州明令将标准化测试作为评价美国学生表现的最重要手段，美国一流大学招生从最初的“自主多元”方式转变为以标准化考试成绩占主导的“标准化”评价。
（二）扭转潮流：从“标准化”到“表现性”评价的渐变
根据“美国大学与学院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简称AAU）的调查，企业雇主普遍表达了对近些年美国大学人才培养的担忧：近几年的大学毕业生对工作场景所要求的核心技能掌握明显欠缺，绝大部分并未做好充足准备，在批判性思维、书面表达及口语交际技能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8]然而，随着美国现代社会经济的持续演变，实际工作中对员工复杂技能的要求日渐提升，批判性思维技能、问题解决能力、设计策略和沟通能力尤为关键。根据兰德公司研究人员对NCLB框架下各州考试知识深度的评价，发现这些标准化考试中仅有2%的数学题目，以及20%的英语、艺术题目考查了高阶的思维技能。[9]一项针对SAT预测效度的研究发现，SAT I的预测效度显然不及高中平均分，唯一具有较强预测能力的SAT考试只有SAT II中的写作部分。[10]虽然SAT后期进行了修订，但2007年一项对修订后SAT的研究发现，高中GPA比SAT分数更具有预测效度，真正衡量学生实际需要完成的任务（比如分析和写作），比SAT中的多项选择题更能预测学生的未来表现。[11]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学生的高中GPA（Grade Point Average）和班级成绩排名才是预测大学表现的可靠指标，其有效性优于SAT、ACT或其他形式的标准化入学考试。[12]
随着现代民主社会的不断发展，美国公众对社会领域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大学管理者为满足人们对教育变革的要求，开始对招生制度作出调整，一些大学逐渐降低对申请者标准化考试成绩的要求。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有许多州开始建立表现性评价招生试点，如纽约和内华达的州立大学系统，均尝试将这种方式用于大学招生。虽然小规模试点取得了成功，但仍面临大规模实施表现性评价招生的阻力，包括历史传统、时间协调的阻碍，以及学生具体表现性任务赋分的技术性障碍。[13]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最初的很多技术性难题在实际研发中已被解决，但是由于NCLB的出台，对传统招生政策的依赖和改革阻力过大的问题尤为明显。为此，许多政策制定者、教育专家，以及相关非政府组织相继通过多种渠道表达意见，呼吁对大学招生方式进行革新。
2009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首次针对大学招生政策改革问题公开发表意见，他希望美国的州长和州教育管理者能齐心协力，建立“一种并非简单衡量学生能否填好试卷答题卡，而是能有效判断他们在21世纪是否拥有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以及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的评价方式”[14]。一些商界领袖指出，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商业场景中，拥有复杂的思维和灵活的技能非常关键，而当前的大学招生政策并未注重这种能力的考查。在学术界，代表性人物如斯坦福大学迈克尔·基斯特（Michael Kirst）教授也认为，表现性评价比标准化考试更能强化高中教学，为此，他屡次公开呼吁斯坦福大学采用表现性评价招生。[15]
2015年12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签署通过《让每个学生成功法案》（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以下简称ESSA），这为美国一流大学彻底革新招生制度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从法案内容上看，ESSA在NCLB的基础上做了根本性调整，首次明确了国家对建立各州有效的考试评价制度负有更大责任，关于“有效学习”的定义也比NCLB更为宽泛，该法案包括促进制定评价高阶思维技能的国家问责措施的规定，强调运用多项措施而非单一的标准来评价学生，以此提升其学业表现。此外，鉴于传统标准化考试的预测效度较低，ESSA明确允许使用才艺作品集（Portfolios）、项目（Projects）或拓展式表现性任务（Extended-performance tasks）作為各州考试评价方式的一部分。根据ESSA的要求，国家层面应采取更富挑战性的学术标准指导课堂教学，鼓励各州申请创新性考试评价的试点，借此大力推行侧重高阶（Higher Order）思维技能的评价方式。从法案颁布的意义来看，ESSA鼓励学校和教师利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为进一步推动美国一流大学招生从“标准化”到“表现性”评价的转变铺平了道路。
随着表现性评价理念在各州教育系统的逐渐推广，以往大学招生过分注重标准化考试成绩的趋势逐渐转变。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已经采取实际行动来改革招生制度，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等，为深入了解表现性评价招生的实践框架提供了实际案例。例如，纽约大学和加入纽约表现性标准协会（New York Performance Standards Consortium，简称NYPSC）的学校通过一项试点项目共同努力来实施表现性评价招生。在该项目中，纽约大学考虑到很多学生可能会因为缺乏优异的标准化考试成绩而被忽视，NYPSC因此为其提供一套内容丰富的文件，包括成绩单、个人陈述、推荐信以及表现型评价任务内容，由该协会来保证这套文件对每个申请者的学术能力提供全面的描述。据统计，在2017年有100多名来自NYPSC的学生被纽约大学录取。[16] 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于2018年上半年也先后宣布自2019届起分别实行“可免试入学”（Test-optional）的招生方式[17][18]，即将标准化考试作为招生材料的非必选项，允许学生通过提交其他证明自身潜能的方式，以避免过分依赖标准化考试成绩而导致的判断误差。根据美国国家公平与开放测试中心（Fair Test）的数据，在2330个拥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机构中，有多达1570所学校采用了可免试入学的方式，此外，美国超过四分之三的四年制大学不要求申请人提交2021年秋季入学的ACT或SAT分数。[19]及至2020年，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发起了一份关于大学招生改革的签名，宣布对应届高中生取消SAT/ACT标准化考试的要求，很快得到了美国370多所高校招生办负责人的支持。[20]签名高校囊括了全美绝大多数知名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8所“常青藤”名校位列其中（见表1），还有几所在以往招生中对SAT分数控制极为严苛的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也赫然在列。由此一来，美国一流大学招生改革的潮流已由过分倚重标准化考试成绩的方向逆转，表现性评价招生在全国大学招生中广泛应用已是大势所趋。
三、科学考量：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的设计理念与实践框架
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的设计理念讲求科学考量，以测量高阶能力为导向，强调知识技能的应用性;实践框架以整体性考查为核心，凸显评价结果的真实性。从美国一流大学的招生实践来看，表现性评价将真实世界中最有挑战性的任务场景作为评价任务，以此检测学生是否已经掌握了高阶的思维技能。此外，这些评价任务既要求学生具备知识的理解与记忆能力，也期望学生具备元认知和高阶思维技能的知识结构组织，以达到问题解决的目的。[21]以下从设计理念与实践框架两方面深入展开论述。
（一）设计理念
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有助于了解学生的认知思维和推理能力，以及他们运用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对测量高阶技能至关重要，基于真实性情境的表现任务允许学生更具挑战性地展示综合技能。
1.以测量高阶能力为导向
根据成功智力理论，学生的智力不仅跟学业成绩有关，而且与生活中的真实场景紧密相连，关于成功的智力包括分析性智力、创造性智力和实践性智力这几个重要维度。学生真正的成功需要分析性、创造性与实践性智力的平衡。由于表现性评价招生更强调创造性、实践性智力的评价，因此为美国一流大学发掘创新性人才提供了重要性制度保障。[22]从表现性评价招生的设計理念来看，所有的相关评价方式可以被视为是一个连续体（Continuum）的存在，即相邻两者非常相似但起首与末尾却截然不同。如图1所示，最左端即为传统测试中常见的客观题型，大多仅能测量知识记忆能力，不能测量高阶思维技能或知识应用能力;最右端则需要运用高阶技能去解决表现性任务项目。
从整体来看，任务项目沿着连续体从左往右变得越来越复杂，测量的范围也越来越广，这意味着在更为复杂的认知层面，对问题解决和知识应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连续体右侧，学生通过开展实质性的研究项目，主动搜集信息、提出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在问题解决过程中能全面展示元认知学习、人际沟通和交互学习技巧。此外，在问题情境中学生的角色也从连续体左侧的被动接受与回应，向主动确定问题、方法和策略等方向转移。因此，表现性评价可为美国一流大学招生提供形成性或终结性评价信息，以科学衡量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成长动态。
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要求招生管理者收集能够展现学生综合能力的各类信息，包括科学实验设计、实施和分析，计算机编程与应用测试，通过有效整合自主调研的证据并以书面和口头等形式汇报。表现性评价招生的设计理念旨在让学生掌握高阶思维技能，学会运用创造性或实践性技能来解决实际问题，因而可使其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与职业发展过程中具备自我发展的潜能。[24]此外，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也注重对学生动态发展过程的评价，在招生决策过程中，通常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结合的考量方式，例如规定申请材料，要求学生提交高中学习报告、成绩记录、平时的测试练习等各项档案材料。因此，与传统的招生方式注重标准化考试不同，表现性评价招生更能有效衡量个人高阶思维和表现能力，因此能更有效预测复杂任务情境中取得成功的可能性。[25]
2.强调知识技能的应用性
由于表现性评价与传统的标准化考试风格迥异，主要侧重于学生主动参与、独立建构和自主解决问题能力的评价，常见的问题情境包括书面写作和口头演示等，因此可以避免传统标准化测试中对于碎片化知识理解与认知的考查，使评价的结果更具真实性。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重点考查学生的知识应用技能，旨在从学生动态成长的表现过程中审视其认知能力、学习态度与创新能力等，最终通过多元化的评价标准与综合化的评价方式，对学生的学术潜能、个性品格、领导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等高阶技能进行综合评估。与此同时，也将学生的自主评价、教师及其校友的独立评价结果综合考量，最终实现招生录取的科学化。
例如，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表现性评价招生改革中，有统计表明：2016年共19000名申请者，有1000人左右提交了“创客作品集”（Maker portfolio），自该计划推出以来，已有数千名学生提交了“创客作品集”。[26]每位学生仅能提交一个作品集，它必须是在校外完成的一个项目，具体范围包括实习、工作或课外实践活动。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校友，以及资深的招生人员对每位学生进行专门的评估，并将评估结果纳入申请者的档案，作为最终录取决定的考量因素。才艺作品集的评分依据是考查学生的创造力和实践能力，尤其强调应用性知识技能的考查，具体包括创作过程、实施该项目的原因、参与项目的意图，以及学生在项目中的实质性贡献。麻省理工学院招生主任斯图尔特·施米尔（Stuart Schmill）认为，这种表现性评价招生方式对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考核大有裨益，能帮助他们发现那些可能被忽视的优秀生源。[27] 一般而言，涉及到表现性评价的任务项目在内容上高度标准化，各种任务项目都是基于一组预先确定且可以量化的标准。为此，美国大学理事会的里程碑式招生模型项目（Admissions Models Project），确定了近30个学术因素和近70个可能被纳入的非学术因素。[28]在实际操作中，学生在面对表现性问题时必须主动建构答案、设计产品或完成某项任务。由此可见，表现性评价招生对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的考查力度较大，有助于更好地判断学生在真实场景中的实际能力。
（二）实践框架
1.以整体性考查（Holistic Review）为核心
美国一流大学招生的决策模式通常采用招生委员会模式，具体包括招生奖助金委员会、招生总委员会、区域招生分委员会，委员会的委员包括资深的招生官员、大学教授以及校友，其决策模式是整体性考查，即根据学生申请材料的学术因素、非学术因素以及真实性表现进行整体的考查。整体性审查的核心在于重点考查申请者的背景与实践经历、个性特征与学术潜能，旨在最大限度地考量每位申请者的发展潜力，从而对申请者提供综合全面的评价。在整体性考查的过程中，美国一流大学基于自身的办学理念制定选材标准，针对每一位申请者进行个性化审查，以综合考量其未来的学习适应力与发展潜力。
以哈佛大学为例，哈佛大学负责招生工作的录取和奖助金委员会，由文理学部30位成员组成，通常包括学院院长、高级招生官员以及区域招生代表。招生总委员会按区域分成20个分委员会，每个招生分委员会包括4～5位招生官员，一位高级招生官和不同学部的审阅人员。[29]学生的申请材料提交之后，由区域代表先行审阅并记录评阅意见，然后提交至招生分委员会进行正式处理。区域招生代表和招生面试官负责各区域的申请程序，具体工作包括联系申请者及其中学获取真实性材料，然后对申请者的个人整体情况进行初步评价。随后，区域招生代表向招生综合委员会陈述申请者的优点，经过招生分委员会的集体讨论后，最终投票决定是否向总招生委员会推荐录取。在最终的录取决定环节，招生总委员会针对所有招生分委员会推荐录取的申请者进行最终的讨论。
在美国一流大学招生的决策过程中，整体性考查始终处在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实践框架核心的位置。根据2015年对338所大学招生管理人员（Admission Officers，AO）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有76%的大学在招生实践中采用了整体性考查方式，这些AO还特别指出整体性考查对实现大学生源构成多样化目标非常有效。[30]整体性考查满足了大学在申请者数量甚为庞大的情況下，做出更细致、个性化录取决策的需要。通过整体性考查，一些标准化考试成绩较低，而具备较高发展潜力的学生可充分展示其特殊才能与兴趣，在激烈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从而赢得AO的青睐。
2.凸显评价结果的真实性
表现性评价侧重学生在真实生活场景中表现出的主动建构能力，注重学生习得与迁移能力的考查，通常也被称作是真实性评价，即让评价对象通过完成真实课题或任务情景，展示真实的学习状态和问题解决过程，其具体表现手法通常包括语言表达、歌唱表现、绘画、体态等活动。[31]通过仔细分析学生所提交材料中呈现出真实的问题解决能力、作品创作过程，有助于深度考察学生对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也能够直接反映在正式情境中的问题解决、批判性思维、沟通协调等多种复杂能力的发展程度。以多元智能理论为设计基础的表现性评价招生，通常需要对学术性标准和非学术性标准进行综合考量，结合学生的平时成绩，设身处地去审视学生所处的真实性社会文化背景，具体包括社区环境、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背景等对其学业成绩的影响。
例如，在美国著名的商学院中，向来竞争激烈的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Ross School of Busin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为进一步提升生源质量，于2016年首次进行表现性评价招生，规定期望获得优先录取资格的申请者须按规定提交招生才艺组合（Admissions Portfolio）。具体而言，申请者必须在所处的社区中选择一个现实事件或问题，并阐述其商业影响，包括商业原理或实践的解决方案。此外，申请人必须上传一份自己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片段，以体现自己在实践中的学习方式，具体可以是实践项目或论文，参与所在社区中的一项突出事迹，个人网站及其他有意义的经历等。[32]通过这种方式，学院可以更充分地了解申请者的学习经历与才艺特长，这为他们提供表达自身对于工商专业学习的兴趣、意图和相关经验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表现性评价招生既包括对学生智力与非智力因素的考核标准，也包括对学生高中平时成绩、综合表现与社区服务的综合考量。由招生委员会结合申请者的个人背景信息进行综合考量，如学生的兴趣爱好、性格特质、专业技能等，其中包括高中学业成绩标准化考试成绩、学分绩点与成绩排名这些传统的学术标准，以及特殊经历、兴趣特长、个性特质、社区服务和家庭背景等非学术性标准。总体而言，它既注重考查学生高中阶段的过程表现，也会综合考虑其形成性与终结性成绩，这种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表现性评价招生方式，为真实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发展潜能并发现具备创新潜质的人才奠定了基础。
四、观念重塑：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的实施效果
大学招生政策是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社会议题。美国一流大学招生的主要目标在于招徕具备学术潜质、有独立个性且未来能成为社会精英的新生，因而只有通过科学的招生方式方能让优质生源脱颖而出。在表现性评价招生模式下，以整体性考查为核心，对学术因素与非学术因素、个人综合背景等进行综合考量，有助于在提升招生成效的同时，也兼顾招生的公平性。从宏观层面上看，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受美国社会民主化潮流和公共治理浪潮的推动，成功扭转了自20世纪初以来大学招生过分倚重标准化考试评价的潮流，重塑了美国大学招生中的“科学选材”和“维护公义”的观念。其主要实施效果表现如下。 （一）提高声誉：确保大学生态与校园氛围的多样化
美国现代社会系统的多元性离不开多样化背景群体参与，大学为社会所培育现代公民的质量直接影响社会制度的运行效果。美国一流大学多样化生源背景有助于营造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校园氛围，通过与不同背景的人群交际有助于学生思维层次与交际能力的提升。此外，跟局限于同质化的生源群体相比，多样化背景来源的校園氛围对学生未来发展大有裨益，将增进其适应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环境中的领导力。
美国大学新生在选择高校时尤为注重的几大因素有：“毕业能找到好的工作”（占比55.7%）、“校园参观”（占比47.3%）、“非常好的社会和课外活动声誉”（占比51.0%）、“获得经济资助”（占比48.7%），这也是学生在最终选择高校时特别看重的。[33]生源的质量直接影响大学的社会声誉，学生背景的多元化有助于美国大学校园氛围的多样化，促进学校特色化发展。正如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所言，学生的多样化需求与高校的多元化发展相辅相成，如果高等学校各具特色，而非被呆板地纳入一个统一的高等教育系统，那么高等教育最能体现公平精神。[34]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注重整体性考查，其主要范围既包括学生的学业表现、地理人口学及综合背景特征，又包括社会经济地位、种族背景、地域、品行、社区服务、才艺特长等。由此可见，从整体性考查的角度出发有助于对不同群体、种族的生源进行深入判断，也能够促进新生群体背景来源的多样化。
根据康奈尔大学罗伯特·斯腾伯格（Robert Sternberg）教授的多项研究，在学生群体多样化和预测大学第一年的学业成就方面，表现性评价招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例如，有着“波士顿五大名校之一”“25所新常春藤成员之一”称号的塔夫茨大学，于2006年发起“万花筒”（Kaleidoscope）这一表现性评价招生改革项目，结果表明该项目得分较高的学生在大一参加课外活动的比例更高，校园整体氛围多样化的提升相当明显。[35]此外，在一项由美国大学理事会资助的“彩虹项目”（Rainbow Project）中，收集了1013名高中生和大学新生使用多项选择题、开放式任务、SAT、原创问题和表现性评价来衡量创造性技能的数据，该项目研究表明：表现性评价招生模式在预测大学GPA方面的有效性非常显著，与依靠SAT作为核心参考指标的传统模式相比，通过表现性评价招生的学生的大学GPA增加了8.5%。[36]
高等教育系统本身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其生源结构的多样化有助于校园多元文化氛围的形成，势必助推社会整体的多元化。由此可见，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突出学生相互竞争与团队合作意识、挑战与冒险精神等素质的考量，有助于社会适应能力、自主学习与独立生活能力突出的学生脱颖而出，这不仅体现了美国大学人才培养的实际要求，也体现其教育理念与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在表现性评价招生方式下，美国高校注重学生个性化的背景审查，学生也享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对高校的办学特色、校园文化会重点关注。生源的个性化特征会确保大学生态与校园氛围的多样化，为提升一流大学的社会声誉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二）促进公平：缩小不同阶层与族裔的受教育机会差异
由于大学招生对美国不同阶层与族裔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有重要影响，其实施效果的公平性是审视其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例如，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录取统计表明，自2004年实施表现性评价政策以来被该校录取的少数族裔得到了稳步增长。[37]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的结果显示，很多能力被低估的有色人种学生拥有在大学取得成功的潜能。与以往注重SAT或ACT等标准化考试成绩的招生方式相比，表现性评价招生对入学保留率和新生入学表现具有更强的预测效度，也缩小了性别和种族背景导致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距，因此进一步提高了弱势阶层子女的入学率。[38]
在美国一流大学中，维克森林大学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名前30的精英大学，从2008年起开始弱化标准化考试成绩的重要性，实行表现性评价招生已有12年之久。该校社会学系教授索尔斯（Soares）通过对比招生改革政策前后的结果发现，在实行表现性评价招生模式之前，该校仅有6%的有色少数族裔生源，改革之后的前三届学生中非裔和西班牙裔学生占比迅速增至23%，亚裔生源增至11%，“第一代大学生”即父母双方均未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生源比例增至11%。此外，家庭收入接近贫困线的“佩尔奖学金”（Pell Grants）获得者的生源比例增至11%，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了一倍。[39]无独有偶，普林斯顿大学统计学家托马斯·埃斯本沙德（Thomas J.Espenshade）和张常（Chang Y.Chung）对美国精英大学的招生结果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在摒弃标准化考试成绩，将重点考察学生的高中平时成绩和大学预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即AP）表现，以及学生的综合表现作为招生录取决策依据之后，学生的学术能力更强，少数族裔弱势群体学生比例得到提升，生源构成更为多样化。[40]
以往有研究表明，因社会背景不同而导致学生接受课外辅导资源的差异，标准化考试也会导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由此带来美国大学招生中的不公平的问题。[41]而在美国一流大学招生决策过程中，招生办公室通常具备高度专业化的队伍，招生官员的背景也具备多元化的特征，在平等、开放的讨论中进行招生决策，以避免招录过程中的官僚化腐败问题的产生。与此同时，由于表现性评价招生的整体性考查会考虑个人整体表现，而不仅是反映学业表现的考试成绩，招生人员在考量学生品行与实践能力时，也会结合其家庭与社区、家庭与学校的关系，学生所处的社会阶层与种族文化背景来进行综合评价。招生办人员借助美国诚信约束机制与完善的法律制度确保申请材料的真实性，通过表现性评价对每一位申请者进行综合考量，也利于不同背景的申请者在多元化的招生标准中脱颖而出。 大学招生标准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招录结果的预测效度，也取决于大学在招生选拔过程中，对学生成就的定义。[42]美国一流大学的招生官通常认为多元文化的校园氛围对精英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大学生接触不同宗教与种族背景的同学，将会提升其多元化环境的生存能力，有助于提高其未来取得成功的潜力。在招生实践中，招生官员通过对少数民族背景生源的招生倾斜以及弱势群体的照顾，从而为大学生营造出多元化的校园氛围，学生可通过积极交往学会相互理解与尊重，在此过程中锻炼出适应未来社会的领导能力。美国一流大学通过在招生中保持对多样化背景的考量，可以吸纳不同阶层、族裔和家庭背景的优质生源，有利于培养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更具适应能力的毕业生，这为大学在未来赢得更为广泛的社会资源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整体性考查也有助于少数族裔的优秀学子脱颖而出，将会为现代社会培育一批优秀的少数族裔领导者，以促进现代社会的共同理解与包容。
五、启示
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下称《总体方案》），并在10月13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其中首次提出了“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总体方案》明确强调应“改变相对固化的试题形式，加快完善初、高中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建设和使用辦法，逐步转变简单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的招生模式，增强试题开放性，减少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现象。”[43]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对我国教育改革影响至关重要，也为我国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提供了宏观指导。高考招生制度具有明确的教学导向性，对基础教育的影响至关重要。然而，当前在高考招生中存在过分注重结果评价的倾向，容易诱发功利性的教学导向，进而产生功利化教学与科学化的教育测量之间的矛盾，影响创新拔尖人才选拔的大局。
为此，可以参照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注重过程评价的导向，科学安排高考招生制度中的人才选拔与学生个性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此外，高考招生应注重过程评价的改进，运用动态性视角聚焦被评价对象的发展全程，以此摆脱结果评价的固化思维，引导学生个性化发展。在增值评价方面，可以借鉴美国一流大学招生表现性评价中的整体性考查方式，将学生置于个性化的评价情境中，对比学生在受教育阶段获得的能力增值，将其作为衡量其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准，以促进学生多元发展。最后也应当注重利用综合评价，引导基础教育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作为重要教学任务，可借鉴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的多元化招生标准设置、引导利益相关者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评价主体等经验，逐步形成“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高考招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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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志萍）
收稿日期：2020-11-21
作者简介：袁卫，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袁礼，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学博士，通讯作者。（上海/200240）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十三五”规划2016年教育学一般项目“现代职业教育的工匠精神研究”（BJA160057）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