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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谈及“中等收入陷阱”，很多人认为成为高收入国家或是发达国家，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陷阱的关键是工具理性取代了价值理性。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要有工具理性的视角，更要有价值理性的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包括科学技术现代化，也包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现代化，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终极理想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群体 价值理性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由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中华民族实现“强起来”必须要认真回应与努力解决的突出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有理论性定义和经验性/量化定义两种，其理论性定义的基本表述是：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人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其经验性/量化定义的基本表述是：中等收入国家是个动态性的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评价标准。例如，2006年，世界银行的标准是，人均国民收入在825美元-3254美元的国家属于中低等收入国家，在3255美元-10064美元的国家属于中高等收入国家；截至2017年7月1日，中低等收入国家、中高等收入国家对应的人均年收入区间分别为11006美元-3955美元、3956美元-12235美元。
进入21世纪，中国先提中等收入者，后提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阶层以及“中等收入陷阱”。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纳入“两步走”战略中，将“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作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現代化的关键路径。既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紧密相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那么应该如何“扩中”？计算中等收入群体的科学测算标准是什么？
标准一：个人收入。国内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并没有统一标准，对中等收入的具体划分却存在诸多争议，世界银行提出的标准比较通用。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为，成年人每天收入10美元-100美元，也即年收入3650美元-36500美元。按照美元与人民币1：7的汇率计算，世界银行中等收入标准为2.5万元-25万元人民币，换算下来，只要月收入2083元，就能算中等收入群体。这一标准的说服力很弱。一是年均收入2.5万元人民币、月收入2000多元就是中等收入群体的这个标准显然太低了。在城市，农民工一个月的收入也不止3000元。二是2.5万元-25万元跨度太大。
标准二：家庭收入。按照典型的三口之家来看，若家庭年收入10万元-50万元为中等收入群体，那么，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人，1.4亿个家庭。很多网友认为这个标准太宽泛，一个家庭一年收入若连十万都不到，则说明是低保家庭。
标准三：职业阶层。有专家以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特征概括中等收入群体，如国家公务员、技术科研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市场营销人员、自由职业者、富裕农民等。据此，将中等收入阶层的内涵概括为：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和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大多具有良好的公德意识和修养。
标准四：主观感受。按主观感受，日本管理学大师大前研一对中等收入群体提出了三个问题：房贷是否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压力？你是否不敢结婚，或不打算生儿育女？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是否让你忧心忡忡？大前研一认为，如果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有任何一个为“是”，就不算中等收入群体。①按照这一标准，在国际社会可能只有两类国家会说“No”，第一类是西方高福利国家，第二类是如“阿凡达”般的新兴国家或传统国家，经济发展一般，但相关需求亦不多，幸福指数很高，如尼泊尔等。
标准五：高收入国家、发达国家。在国际层面，有一种普遍认识，即成为高收入国家、发达国家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的广大中间阶层便是中等收入群体。纵观二战后70年的世界经济史，全球上百个非发达经济体中，只有12个经济体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其中包括5个东亚国家和地区，即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5个欧洲国家，即西班牙、葡萄牙、希腊、马耳他、塞浦路斯；以及中东的以色列和阿曼。
2015年6月，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中国现代化报告2015年：工业现代化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美国等20个国家为发达国家，②俄罗斯等20个国家为中等发达国家，中国等36个国家为初等发达国家，印度等55个国家为欠发达国家。20个发达国家加上上面提到的12个经济体（有重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到30个，占全球总数的13%。可见，不是所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但是所有的发达国家都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很多人谈及“中等收入陷阱”往往会“望文生义”，将其看作是经济发展问题，认为成为高收入国家或是发达国家，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典型的工具理性、物质衡量的观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个系统工程，应加入价值理性、精神衡量的要素，而后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我们有厚重的文化脉络，如何激活这一脉络，需要认真思考。
一是要建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指标体系。任何工作要实现科学化，都不能似是而非，都要有明确的内涵、具体的指标。建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指标，是为了更精准地对标，用经济增长率、失业率、清偿力等来衡量经济领域的问题与成效，用基尼系数、全球清廉指数、城镇化率、公共服务均等化、国际悲惨指数等来衡量社会领域的问题与成效，用自杀率、幸福感指数等来衡量文化与价值领域的问题与成效。当然，指数或指标的设定没有最合理，只有相对合理，如果建立这样一个分析框架，就可以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基础上，对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进行科学评估。 在经济领域，要特别重视收入分配公平以及发展平衡充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因为地球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撑。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对人类有所贡献”。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是用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的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决定的。未来15年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窗口期，高质量发展是关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不平衡强调的是公平问题，不充分聚焦的是效率问题。实现平衡发展与充分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此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七大战略中，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主要解决充分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等主要解决平衡问题。唯有充分问题与平衡问题好了，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才有条件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在社会领域，要特别重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治理与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坚持系统治理，从政府包揽向政府负责、社会共同治理转变；坚持依法治理，从管控规制向法治保障转变；坚持源头治理，从根本上解决矛盾，防微杜渐；坚持综合施策，从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管理的权力运行方向是自上而下，治理的运行方向则是上下互动；前者的权威来自于政治文件，后者的权威来自于民众共识。
社会治理既要重视物质的力量，也要重视精神的力量；不仅要满足需求，也要引导需求。迄今为止，国际社会还没有形成衡量社会公共服务能力的共识性指标。但在实践中，实现高水平的社会治理要完成从“人治模式”到契约精神的转型，实现多元主体的合作管理以及公共利益最大化。
在文化与价值领域，要特别重视精英意识、中流砥柱意识建设。精英意识、中流砥柱意识是社会进步的稳定力量、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量、文化自信的传承力量。对社会主义中国而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徑与指标要区别于西方国家，除了看收入外，还要注重公民素质、精神健康、社会责任意识，注重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特别要注重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平、思想境界、使命担当意识、中流砥柱意识。
信仰的本质是价值，价值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对核心价值效用的衡量不是有没有，而是能不能实现价值共振。为此，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真正做到“日用而不知”；要加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治理、中流砥柱意识三者的“化学反应”。
二是要特别重视推动国际体系变革。人们常常把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看作一国的能力问题，但其实与深刻的国际关系体系有关。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属于西方国家，这些国家实现了国内美好生活，却造成了全球的两极分化，这与资本主义全球化有关。著名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过去的全球化形成了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心—边缘秩序”是这一体系最主要的特征。“中心”即西方国家拥有生产和交换的双重优势，对“半边缘”和“边缘”国家进行经济剥削，后者结构性地处于中等收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被合理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的提出，以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会议的召开，充分展现了中国推动国际体系变革的意愿与能力。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也要为世界谋“大同”。例如，“一带一路”建设有一个明显特征，即大多数重点项目建在“边缘”或“半边缘”国家、“内锁国”（一直被锁在大陆腹地、无法连通海洋的国家），这些国家难以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福利。中老铁路、亚吉铁路的修建以及中欧班列的开通等，使这些“内锁国”联通海洋，变成“陆联国”，实现陆海统筹，由此共享全球化的红利与福祉。③“一带一路”建设强调基于互联互通的去中心化，构建节点—网格秩序，将每一个节点激活，从体系层面将源头活水注入中等收入、中低收入国家，体现价值观层面的“重义轻利”。
“中等收入陷阱”是不是伪命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系列问题与现象背后是否存在一般性规律。“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西方现代化陷阱的关键是工具理性取代了价值理性，基于流水线、标准化的工具理性主义、工业实用主义成为主流，人的机械化和工具化特征使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中等收入、中低收入国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属。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要有工具理性的视角，更要有价值理性的分析。前者意味着发挥生产、技术、标准的最大效用，后者则强调人文、价值、伦理的重要性。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先进技术的驱动，更离不开优秀价值的掌舵。就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言，应当是以人为本，而不应当是“以物为本”。④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改造人们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不仅包括科学技术现代化，也包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现代化，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终极理想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德国诗人冯·歌德在诗剧《浮士德》中写道：“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不同阶段、不同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是一两个要素的匹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现实问题，也是观念问题，需要理论创新，需要用丰富的实践去充实理论研究工作，也需要用有效的理论去解决实践难题。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导，国际关系和“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
【注释】
①毕诗成：《中等收入的标准不靠谱》，《中华工商时报》，2018年1月19日。
②丹麦、美国、瑞士、瑞典、荷兰、新加坡、比利时、爱尔兰、英国、芬兰、挪威、德国、法国、日本、奥地利、澳大利亚、以色列、加拿大、韩国、新西兰。
③赵磊：《“一带一路”建设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兼论新疆的发展机遇与实践》，《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5期。
④吴忠民：《现代化意味着什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群体 价值理性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由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中华民族实现“强起来”必须要认真回应与努力解决的突出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内涵
“中等收入陷阱”有理论性定义和经验性/量化定义两种，其理论性定义的基本表述是：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人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其经验性/量化定义的基本表述是：中等收入国家是个动态性的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评价标准。例如，2006年，世界银行的标准是，人均国民收入在825美元-3254美元的国家属于中低等收入国家，在3255美元-10064美元的国家属于中高等收入国家；截至2017年7月1日，中低等收入国家、中高等收入国家对应的人均年收入区间分别为11006美元-3955美元、3956美元-12235美元。
进入21世纪，中国先提中等收入者，后提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阶层以及“中等收入陷阱”。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纳入“两步走”战略中，将“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作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現代化的关键路径。既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紧密相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那么应该如何“扩中”？计算中等收入群体的科学测算标准是什么？
“中等收入群体”的测算标准
标准一：个人收入。国内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并没有统一标准，对中等收入的具体划分却存在诸多争议，世界银行提出的标准比较通用。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为，成年人每天收入10美元-100美元，也即年收入3650美元-36500美元。按照美元与人民币1：7的汇率计算，世界银行中等收入标准为2.5万元-25万元人民币，换算下来，只要月收入2083元，就能算中等收入群体。这一标准的说服力很弱。一是年均收入2.5万元人民币、月收入2000多元就是中等收入群体的这个标准显然太低了。在城市，农民工一个月的收入也不止3000元。二是2.5万元-25万元跨度太大。
标准二：家庭收入。按照典型的三口之家来看，若家庭年收入10万元-50万元为中等收入群体，那么，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人，1.4亿个家庭。很多网友认为这个标准太宽泛，一个家庭一年收入若连十万都不到，则说明是低保家庭。
标准三：职业阶层。有专家以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特征概括中等收入群体，如国家公务员、技术科研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市场营销人员、自由职业者、富裕农民等。据此，将中等收入阶层的内涵概括为：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和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大多具有良好的公德意识和修养。
标准四：主观感受。按主观感受，日本管理学大师大前研一对中等收入群体提出了三个问题：房贷是否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压力？你是否不敢结婚，或不打算生儿育女？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是否让你忧心忡忡？大前研一认为，如果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有任何一个为“是”，就不算中等收入群体。①按照这一标准，在国际社会可能只有两类国家会说“No”，第一类是西方高福利国家，第二类是如“阿凡达”般的新兴国家或传统国家，经济发展一般，但相关需求亦不多，幸福指数很高，如尼泊尔等。
标准五：高收入国家、发达国家。在国际层面，有一种普遍认识，即成为高收入国家、发达国家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的广大中间阶层便是中等收入群体。纵观二战后70年的世界经济史，全球上百个非发达经济体中，只有12个经济体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其中包括5个东亚国家和地区，即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5个欧洲国家，即西班牙、葡萄牙、希腊、马耳他、塞浦路斯；以及中东的以色列和阿曼。
2015年6月，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中国现代化报告2015年：工业现代化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美国等20个国家为发达国家，②俄罗斯等20个国家为中等发达国家，中国等36个国家为初等发达国家，印度等55个国家为欠发达国家。20个发达国家加上上面提到的12个经济体（有重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到30个，占全球总数的13%。可见，不是所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但是所有的发达国家都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个系统工程
很多人谈及“中等收入陷阱”往往会“望文生义”，将其看作是经济发展问题，认为成为高收入国家或是发达国家，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典型的工具理性、物质衡量的观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个系统工程，应加入价值理性、精神衡量的要素，而后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我们有厚重的文化脉络，如何激活这一脉络，需要认真思考。
一是要建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指标体系。任何工作要实现科学化，都不能似是而非，都要有明确的内涵、具体的指标。建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指标，是为了更精准地对标，用经济增长率、失业率、清偿力等来衡量经济领域的问题与成效，用基尼系数、全球清廉指数、城镇化率、公共服务均等化、国际悲惨指数等来衡量社会领域的问题与成效，用自杀率、幸福感指数等来衡量文化与价值领域的问题与成效。当然，指数或指标的设定没有最合理，只有相对合理，如果建立这样一个分析框架，就可以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基础上，对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进行科学评估。 在经济领域，要特别重视收入分配公平以及发展平衡充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因为地球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撑。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对人类有所贡献”。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是用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的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决定的。未来15年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窗口期，高质量发展是关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不平衡强调的是公平问题，不充分聚焦的是效率问题。实现平衡发展与充分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此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七大战略中，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主要解决充分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等主要解决平衡问题。唯有充分问题与平衡问题好了，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才有条件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在社会领域，要特别重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治理与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坚持系统治理，从政府包揽向政府负责、社会共同治理转变；坚持依法治理，从管控规制向法治保障转变；坚持源头治理，从根本上解决矛盾，防微杜渐；坚持综合施策，从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管理的权力运行方向是自上而下，治理的运行方向则是上下互动；前者的权威来自于政治文件，后者的权威来自于民众共识。
社会治理既要重视物质的力量，也要重视精神的力量；不仅要满足需求，也要引导需求。迄今为止，国际社会还没有形成衡量社会公共服务能力的共识性指标。但在实践中，实现高水平的社会治理要完成从“人治模式”到契约精神的转型，实现多元主体的合作管理以及公共利益最大化。
在文化与价值领域，要特别重视精英意识、中流砥柱意识建设。精英意识、中流砥柱意识是社会进步的稳定力量、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量、文化自信的传承力量。对社会主义中国而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徑与指标要区别于西方国家，除了看收入外，还要注重公民素质、精神健康、社会责任意识，注重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特别要注重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平、思想境界、使命担当意识、中流砥柱意识。
信仰的本质是价值，价值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对核心价值效用的衡量不是有没有，而是能不能实现价值共振。为此，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真正做到“日用而不知”；要加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治理、中流砥柱意识三者的“化学反应”。
二是要特别重视推动国际体系变革。人们常常把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看作一国的能力问题，但其实与深刻的国际关系体系有关。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属于西方国家，这些国家实现了国内美好生活，却造成了全球的两极分化，这与资本主义全球化有关。著名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过去的全球化形成了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心—边缘秩序”是这一体系最主要的特征。“中心”即西方国家拥有生产和交换的双重优势，对“半边缘”和“边缘”国家进行经济剥削，后者结构性地处于中等收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被合理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的提出，以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会议的召开，充分展现了中国推动国际体系变革的意愿与能力。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也要为世界谋“大同”。例如，“一带一路”建设有一个明显特征，即大多数重点项目建在“边缘”或“半边缘”国家、“内锁国”（一直被锁在大陆腹地、无法连通海洋的国家），这些国家难以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福利。中老铁路、亚吉铁路的修建以及中欧班列的开通等，使这些“内锁国”联通海洋，变成“陆联国”，实现陆海统筹，由此共享全球化的红利与福祉。③“一带一路”建设强调基于互联互通的去中心化，构建节点—网格秩序，将每一个节点激活，从体系层面将源头活水注入中等收入、中低收入国家，体现价值观层面的“重义轻利”。
“中等收入陷阱”是不是伪命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系列问题与现象背后是否存在一般性规律。“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西方现代化陷阱的关键是工具理性取代了价值理性，基于流水线、标准化的工具理性主义、工业实用主义成为主流，人的机械化和工具化特征使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中等收入、中低收入国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属。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要有工具理性的视角，更要有价值理性的分析。前者意味着发挥生产、技术、标准的最大效用，后者则强调人文、价值、伦理的重要性。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先进技术的驱动，更离不开优秀价值的掌舵。就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言，应当是以人为本，而不应当是“以物为本”。④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改造人们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不仅包括科学技术现代化，也包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现代化，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终极理想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德国诗人冯·歌德在诗剧《浮士德》中写道：“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不同阶段、不同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是一两个要素的匹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现实问题，也是观念问题，需要理论创新，需要用丰富的实践去充实理论研究工作，也需要用有效的理论去解决实践难题。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导，国际关系和“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
【注释】
①毕诗成：《中等收入的标准不靠谱》，《中华工商时报》，2018年1月19日。
②丹麦、美国、瑞士、瑞典、荷兰、新加坡、比利时、爱尔兰、英国、芬兰、挪威、德国、法国、日本、奥地利、澳大利亚、以色列、加拿大、韩国、新西兰。
③赵磊：《“一带一路”建设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兼论新疆的发展机遇与实践》，《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5期。
④吴忠民：《现代化意味着什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