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本文从2000年以来《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节纪念文章说起，浅谈媒体记者新闻理念的传承与深化，分析职业认知的变迁与重塑。
【关键词】记者节 《中国青年报》 职业理念
一、记者新闻理念的传承与深化
1、传承：对新闻使命感的坚守
跻身记者这个行业，无论面对怎样的时代变迁，记者的秉性是从来如一的。在《中国青年报》纪念文章所呈现出的新闻理念中，即使是10多年来，也是存在一种共性的：理想、理性、责任。因为理想，所以坚定地去记录和改变；因为理性，所以牢记自身的公共责任，丝毫不得逾越。
在《中国青年报》创刊53周年之际（2004年），曾出版了纪念金刊《有一种青年与我们同在》，在评论员文章《我们的精神气质》里，曾经写道：“一个在追求社会公正、时代进步道路上的长途跋涉者，他的眼睛也许盯着路边不断闪现的景物，但内心还必须有一个理想甚至梦想描绘出来的彼岸，提供他勇气和动力的源泉。而这个彼岸，乃是一种理想和信仰，一种对于一个更加公正、和谐社会的信仰。同时，它也构成了一个标尺，使我们时刻衡量现实与理想的距离、民生与幸福的距离。意识到这种距离的存在，便没有松懈的理由。永恒的责任也使新闻工作者勇气长存，理想长青。”
其中，“彼岸”是他们穷其一生去追索的使命与信仰，反映了他们坚守的新闻理想与职业理念。“标尺”，是对记者所怀理想与所处现实的冲突的丈量，是幸福指数与民生实况的距离的权衡。而“跋涉”，是他们对自身所涉领域的形象描述，跋涉意味着艰险，长途跋涉意味着困苦重重。而跋涉的方向，正是一个公正的社会，一个进步的时代。这形同记者身上最大的底气，这种怀揣责任的职业理念，与记者的职业身份交缠相错，相生相惜。李普曼曾说，“新闻工作人员内心深处的希望和敬畏，才是最大的新闻检查者”。
而在这种不变的底色之下，时间的作用赋予了它们更为深刻的力量，促使记者的新闻理想超出使命的概念，延伸到自我道德的约束层面。
2、深化：对职业道德的自省
从最初的“荣誉”，到后来的“没有荣耀”，是由2008年山西霍宝干河矿难，11名记者受贿的事件而引发改变的。历时7年，从肯定到否定的语态，《中国青年报》转笔痛省，从一个高度上升到另一个高度，对记者的职业道德发出质问。最痛苦的批判，就是批判自身并且没有余地地承认这种批判。
思考是痛苦的，本质即是不安。然而，应该珍惜痛感。
因而，2008年《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节纪念文章里，这样写道：“封口费事件让记者蒙羞，这个节日中没有荣耀，只有耻辱，只有通过洗清耻辱才能重建公信和荣耀。”
愤懑惭愧的媒体语境，痛定思痛的笔调口吻。脱掉理想化的语言外壳，《中国青年报》以一种真实、庄重、自嘲却又极度理性的态度，反思自己，亦反观整个媒体环境。反思之外，还是那层对新闻理想与职业理念的诉求。只是经过时间刻度的它们，内涵更加丰满与深刻。
二、记者职业认知的变迁与重塑
1、变迁：从绚烂的“加冕”，到平淡的回归
记者，需要兼有诗人一样的激情和史学家一样的严谨。但在实际中，往往容易偏颇一面。在第一个记者节来临的时期，《中国青年报》谈到记者的境遇就显得有失理性。它们的第一篇纪念文章《拿什么献给记者节》中，是以两位记者遭致殴打之事而发出的言论：“作为受法律保护的公民，正常开展工作，却无端被殴打，而打人者竟然每每平安无事，而且这些事件就发生在中国第一个记者节即将来临之际，难道这些拳头和棍棒就是献给记者们的节日礼物吗？”虽然记者权利受到侵犯的现象值得关注，但是作为纪念文章的观点言论理应平静。如果分寸把握失当，即使是慷慨陈词也会形同抱怨。在第二年记者节如期而至时，《中国青年报》也似乎还没有脱离“记者节”所赋冠冕的喜悦，笔调依然沉浸在“加冕”的绚烂中。2001年这篇《记者的荣誉》中这样写道：“要是一个职业没有什么职业荣辱所在，那它就是一个饭碗，认真地端，懈怠地端，都改变不了饭碗的性质。饭碗么，生趣了了。”对于记者身份的自豪长久地将它们置在无冕之王的桂冠下，过于理想化的语言拉开了同“地气”的距离。
直到2006年，一组《记者，他们不再受尊重》的纪念文章扭转了《中国青年报》的视点。从早两年的“自视甚高”、“自我陶醉”到对同行进行如同内省的质问。随着媒体在社会进程中的作用逐渐得以呈现，人们对待记者的态度也从忽略到重视，由“硬”变“软”。许多记者在“长途跋涉”的过程中失去底限，走向功利。比如记者收受贿赂，甚至主动敲诈报道对象，道德滑坡，也导致整个媒体环境的公信遭到质疑。《中国青年报》从此开始慎重与冷静，搁置了“记者节”的桂冠，跳出了记者的殊荣，反而开始了反思和质问。这种新的视点将《中国青年报》推向成熟，推向另一个高度。此后，《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不再视11月8日是为属于记者殊荣的节日，而是“一次凝聚职业伦理和强化职业认同的机会。”
2008年是大事频频的一年。2月南方雪灾，3月西藏暴力事件，5月汶川大地震，8月北京奥运会，9月三鹿奶粉事件、世界金融危机。记者焦头烂额忙于其中的同时，媒体行业内又出现一起“重磅”有偿新闻：9月20日，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发生一起矿难，事故发生后该矿负责人为隐瞒事实真相，封锁消息而向媒体记者及相关人员发放“封口费”阻挠采访，引发“封口费”事件。令人震惊的是，竟有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所谓媒体记者排队领取封口费。对于新闻媒体来说，这样的事件无非等同于媒体公信力的一场浩劫。当年的记者节，《中国青年报》发表纪念文章：《封口费缠身的记者节没有荣耀只有雪耻》。“一年一度的记者节又到了，很巧的是，临近这个记者的节日时爆出了近年有关记者的最大丑闻，相信许多年以后记者同行仍会为这一幕感到耻辱，这一幕将会永远被钉在中国新闻业的耻辱柱上：有一群真真假假的记者竟然在一场矿难之后，像乞丐一样排着队向欲瞒报的矿方争领封口费。”一词一句铮铮入骨，在冷静下愤懑，在理性中爆发。 不再同于2001年时的“记者的荣誉”，7年后，以一个自我推翻的标题来对一场道德劫难进行最盛大的痛省。“记者节中任何莺歌燕舞、自娱自乐和无节制的分离表彰也是无耻的。”
然而痛省之后，是振作。不是新闻理念的轰然倒塌，而是越发澄澈。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国青年报》又发出《记者节是三重提醒》和《记者节：不是为了自豪，而是为了提醒》。当中，它呼吁记者需要得到来自记者本身、国家、民众的三重提醒。此时的《中国青年报》，对记者节的认知业已挣脱光鲜的形式，而领悟到其最内里的实质：痛省后自有痛醒。
2009年记者节纪念文章，《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一篇《新闻眼》，其中的第三个小段是《新闻的磨难》。再述记者遭致殴打的现象，已与2000年时的笔调形同两样了。这样写道：“有人说，新闻是历史的底稿。但愿我们的这份底稿，虽经磨难，但绝不会在权力的威逼下变得浮皮潦草，失却新闻的格调，也不会在暴力的威胁下变得懦弱乖巧，全无历史的正义。”已经全然褪去了当初“无冕之王”式的拷问，换而为一字一句不容置疑的表态，铿锵有力。
2010年，《中国青年报》初次发出了有关“全民记者”的纪念文章。微博的横空出世颠覆了媒体的传统概念，打破了媒体的信息垄断。因而这篇《全民记者时代的挑战》这样说：“唯有积极迎接全民记者时代的到来，并为之创造更宽松的环境，才能变被动为主动。”迎“新”的同时也要辞“旧”，同日的另外一篇纪念文章里，有对《这个记者节，不写假新闻》的呼吁。“在往年的记者节，我们呼吁过自由报道的权利，不被打的权利。今年，我们要争取不写假新闻的权利。”反映着《中国青年报》的自省意识在进一步深化，从呼吁外界到反思自我，越来越将记者的角色还原化，“去荣誉化”。
2011年开始更多的反思。反思记者这个角色，反思媒体这个环境。越来越褪下记者节的光环，更加贴近地气。在《断了地气就伤了灵气》中，它提出，记者的工作状态，应该永远“在”基层。”于此看见，在对炼字的讲究背后，是对记者本位职责的思考。在次日的《不苟且有担当方对得起记者称号》中提到，“一个对责任与操守充满敬畏感的记者，会善待自己手中的笔，会尊重手指下的键盘，力求每一篇报道都经得起检验。”同是思考，已不同于2008年对自我道德约束的思考，而是对于记者职业本位的思考。在第三天，《中国青年报》又刊出一篇《社会需要更多草根记者》，“很多优秀的新闻记者几十年里一直扎根在基层，一直用心牵挂着基层，这样的草根记者应该再多一些。”在最末，还连用“重视草根，不忘底层”三段，来坦陈草根记者的力量。草根的力量，意味着“庶民的胜利”，意味着民众的发声，意味着公民话语权的扩大。
2012年，一篇《永远在路上》的纪念文章反映了记者身份的回归。再回望第一篇纪念文章《拿什么献给记者节》那种对殊荣的词穷，再到如今的淡然视之，将其回归为真正的行业性节日。从绚烂回归平淡这条路，《中国青年报》走了十年。“在这个不放假的节日，无数新闻工作者仍像往常一样，忙碌在采访路上、演播厅里、编辑案头。他们全是媒体“桥梁”角色，记录时代进退起伏，他们传播信息、凝聚力量，日夜行走在路上。”这一次，《中国青年报》写出了绚烂过后的平淡意味，写出了记者的真正诉求所在。
2、重塑：从旁观记录者到参与改造者
2000年的纪念文章中，作者认为，全国50万新闻工作者的最大愿望，就是希望党和国家为被殴打记者讨到一个合理的说法，记者也是合法公民。2001年，“新闻纸不是一般的5毛钱1元钱一份，它是社会公器，就这么被裹挟着，崇高感油然而生。”当记者节的荣耀余波尚未结束，被裹挟的不是常态化的新闻理念，而是情绪。因而那时对社会公器的高喝，实际上是一种对理念的束之高阁。从纪念文章中看到的《中国青年报》，还是与“记者节”的深刻内涵有着一墙之隔的旁观者：期待记者节有所献礼，期待国家伸张大义。
2006年到2008年是一个临界点。从此时的纪念文章中看出，《中国青年报》与全国各地的良知媒体，都在历经着一场有关价值观的拷问与阵痛。“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因为道德劫难的缝隙，因而媒体环境也有更多的新生。《中国青年报》身居其中，成为反思与内省的先行者，脱离殊荣，脱离旁观者的行列，开始反思，开始历经自我意识的觉醒。推翻自我塑造，开始重构。“荣誉”与“没有荣耀”，自豪与“不是为了自豪”，在破与立中，它找到了新的、有高度的视点。而记者节作为每年固定响起的钟声，但不再是诉求献礼与讨说法的节日，而是一声响亮而悠长的提醒。
此后的纪念文章，也不再形同抱怨或自豪的抒发，或者是慷慨激昂的陈辞，而是笔调浓转淡，开始上升到对记者的内涵的认知。不是“走基层”，也不是“下基层”，应该是“永远在基层”。破除了曾经的一墙之隔，对于社会议题，更接地气的《中国青年报》不再是旁观、不再是记录，而是参与，是造就。台湾独立艺人张悬曾呼吁，“我们活着，就在造就”，《中国青年报》从自身“不写假新闻”的细微之处起，为这个时代有所增益。从“在路上”过节，为记者身份有所践行，来向公众传递信息。
而记者对社会的参与改造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趋势。比如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在非典时期深入前线采访，她说“我不敢轻慢，因为准确二字，事关着他人的性命。”比如经济观察报记者王克勤发起的“大爱清尘”项目，意在救治在苦难中挣扎的600万尘肺病农民。
媒体的力量不是用于消费，而是感召。就如同《南方周末》1999年的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三、记者职业理念变化的原因
事实上，记者职业理念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在一段漫长的时期里，与各界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政治层面上，2003年8月，胡锦涛在政治局学习会上谈及了媒体环境的变化：“当今世界，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2009年10月，在世界媒体峰会的开幕式上，谈及当今媒体的责任，他特别提出舆论监督，既有对媒体舆论监督力量的认可，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在反腐问题上对媒体作用的看重。它释放出这样一个信号：媒体的舆论监督将得到中国政府的进一步鼓励和支持。② 这从客观上给予启示，在面临中国的转型时期，媒体需要参与其中，媒体也必须参与其中，参与“建设”，参与改造，发挥媒体的舆论力量。同时，也给予了一个信号，官方重视媒体的舆论监督，官方需要媒体的舆论监督。
社会层面上，新时期以来，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传媒行业转入自主经营。很大程度上，他们需要得到受众的认可来获取利润，因而他们需要为受众服务，满足受众的需求。“政治目的”不再是为媒体单一的诉求，媒体的性质进而演变为社会大众的耳目喉舌，媒体的主要功能也集中于传播新近发生事件上。③《中国青年报》也不例外，它们必须褪去曾经“自我满足”的基调，转而平淡化，实际化，将笔头对准民生，参与其中而又不涉足其内。
四、不是功利选择，是价值判断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③
是怎样的时代我们无法决定，但对时代呈现的面向可以选择，对价值判断可以选择。在200多家媒体记者选择排队领取封口费的时候，也有人选择恪守记者的职责和良知去揭发、去呈现。就如同《新闻调查》的编导张天贺在谈到2002年山西繁峙矿难时说，“要是有人真见过他们（遇难矿工的遗骸）的样子，就不可能为了几个钱把灵魂卖了。”
十年征程，《中国青年报》在记者节纪念文章中呈现的状态，就是“看见”的过程——看见，就是从蒙昧中睁开双眼，从被动到主动，从等待到反思，从痛省到痛醒（醒悟）。张悬说过，“不要害怕混乱，因为唯有这样你才能够看见新秩序的诞生”。对于《中国青年报》，记者职业道德滑坡的劫难为它们带来过混乱，带来过沉痛，甚至带来过质疑。但是，这隐藏于“破”中之“立”，就是信仰的正念，是新秩序的诞生，是对新闻信念重新的、更深层次的解读。不再以无冕之王自居，换而真正地扎根现实土壤，深入社会脉络，去相信，去参与，去造就。
参考文献
①陈力丹、王晶，《谈记者职业理念的更新》，《青年记者》，2009（11）
②杨婧，《从〈南方都市报》“记者节社论”看记者职业理念的变化》，《新闻世界》，2010（8）
③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06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新闻系本科生）
责编：叶水茂
【关键词】记者节 《中国青年报》 职业理念
一、记者新闻理念的传承与深化
1、传承：对新闻使命感的坚守
跻身记者这个行业，无论面对怎样的时代变迁，记者的秉性是从来如一的。在《中国青年报》纪念文章所呈现出的新闻理念中，即使是10多年来，也是存在一种共性的：理想、理性、责任。因为理想，所以坚定地去记录和改变；因为理性，所以牢记自身的公共责任，丝毫不得逾越。
在《中国青年报》创刊53周年之际（2004年），曾出版了纪念金刊《有一种青年与我们同在》，在评论员文章《我们的精神气质》里，曾经写道：“一个在追求社会公正、时代进步道路上的长途跋涉者，他的眼睛也许盯着路边不断闪现的景物，但内心还必须有一个理想甚至梦想描绘出来的彼岸，提供他勇气和动力的源泉。而这个彼岸，乃是一种理想和信仰，一种对于一个更加公正、和谐社会的信仰。同时，它也构成了一个标尺，使我们时刻衡量现实与理想的距离、民生与幸福的距离。意识到这种距离的存在，便没有松懈的理由。永恒的责任也使新闻工作者勇气长存，理想长青。”
其中，“彼岸”是他们穷其一生去追索的使命与信仰，反映了他们坚守的新闻理想与职业理念。“标尺”，是对记者所怀理想与所处现实的冲突的丈量，是幸福指数与民生实况的距离的权衡。而“跋涉”，是他们对自身所涉领域的形象描述，跋涉意味着艰险，长途跋涉意味着困苦重重。而跋涉的方向，正是一个公正的社会，一个进步的时代。这形同记者身上最大的底气，这种怀揣责任的职业理念，与记者的职业身份交缠相错，相生相惜。李普曼曾说，“新闻工作人员内心深处的希望和敬畏，才是最大的新闻检查者”。
而在这种不变的底色之下，时间的作用赋予了它们更为深刻的力量，促使记者的新闻理想超出使命的概念，延伸到自我道德的约束层面。
2、深化：对职业道德的自省
从最初的“荣誉”，到后来的“没有荣耀”，是由2008年山西霍宝干河矿难，11名记者受贿的事件而引发改变的。历时7年，从肯定到否定的语态，《中国青年报》转笔痛省，从一个高度上升到另一个高度，对记者的职业道德发出质问。最痛苦的批判，就是批判自身并且没有余地地承认这种批判。
思考是痛苦的，本质即是不安。然而，应该珍惜痛感。
因而，2008年《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节纪念文章里，这样写道：“封口费事件让记者蒙羞，这个节日中没有荣耀，只有耻辱，只有通过洗清耻辱才能重建公信和荣耀。”
愤懑惭愧的媒体语境，痛定思痛的笔调口吻。脱掉理想化的语言外壳，《中国青年报》以一种真实、庄重、自嘲却又极度理性的态度，反思自己，亦反观整个媒体环境。反思之外，还是那层对新闻理想与职业理念的诉求。只是经过时间刻度的它们，内涵更加丰满与深刻。
二、记者职业认知的变迁与重塑
1、变迁：从绚烂的“加冕”，到平淡的回归
记者，需要兼有诗人一样的激情和史学家一样的严谨。但在实际中，往往容易偏颇一面。在第一个记者节来临的时期，《中国青年报》谈到记者的境遇就显得有失理性。它们的第一篇纪念文章《拿什么献给记者节》中，是以两位记者遭致殴打之事而发出的言论：“作为受法律保护的公民，正常开展工作，却无端被殴打，而打人者竟然每每平安无事，而且这些事件就发生在中国第一个记者节即将来临之际，难道这些拳头和棍棒就是献给记者们的节日礼物吗？”虽然记者权利受到侵犯的现象值得关注，但是作为纪念文章的观点言论理应平静。如果分寸把握失当，即使是慷慨陈词也会形同抱怨。在第二年记者节如期而至时，《中国青年报》也似乎还没有脱离“记者节”所赋冠冕的喜悦，笔调依然沉浸在“加冕”的绚烂中。2001年这篇《记者的荣誉》中这样写道：“要是一个职业没有什么职业荣辱所在，那它就是一个饭碗，认真地端，懈怠地端，都改变不了饭碗的性质。饭碗么，生趣了了。”对于记者身份的自豪长久地将它们置在无冕之王的桂冠下，过于理想化的语言拉开了同“地气”的距离。
直到2006年，一组《记者，他们不再受尊重》的纪念文章扭转了《中国青年报》的视点。从早两年的“自视甚高”、“自我陶醉”到对同行进行如同内省的质问。随着媒体在社会进程中的作用逐渐得以呈现，人们对待记者的态度也从忽略到重视，由“硬”变“软”。许多记者在“长途跋涉”的过程中失去底限，走向功利。比如记者收受贿赂，甚至主动敲诈报道对象，道德滑坡，也导致整个媒体环境的公信遭到质疑。《中国青年报》从此开始慎重与冷静，搁置了“记者节”的桂冠，跳出了记者的殊荣，反而开始了反思和质问。这种新的视点将《中国青年报》推向成熟，推向另一个高度。此后，《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不再视11月8日是为属于记者殊荣的节日，而是“一次凝聚职业伦理和强化职业认同的机会。”
2008年是大事频频的一年。2月南方雪灾，3月西藏暴力事件，5月汶川大地震，8月北京奥运会，9月三鹿奶粉事件、世界金融危机。记者焦头烂额忙于其中的同时，媒体行业内又出现一起“重磅”有偿新闻：9月20日，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发生一起矿难，事故发生后该矿负责人为隐瞒事实真相，封锁消息而向媒体记者及相关人员发放“封口费”阻挠采访，引发“封口费”事件。令人震惊的是，竟有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所谓媒体记者排队领取封口费。对于新闻媒体来说，这样的事件无非等同于媒体公信力的一场浩劫。当年的记者节，《中国青年报》发表纪念文章：《封口费缠身的记者节没有荣耀只有雪耻》。“一年一度的记者节又到了，很巧的是，临近这个记者的节日时爆出了近年有关记者的最大丑闻，相信许多年以后记者同行仍会为这一幕感到耻辱，这一幕将会永远被钉在中国新闻业的耻辱柱上：有一群真真假假的记者竟然在一场矿难之后，像乞丐一样排着队向欲瞒报的矿方争领封口费。”一词一句铮铮入骨，在冷静下愤懑，在理性中爆发。 不再同于2001年时的“记者的荣誉”，7年后，以一个自我推翻的标题来对一场道德劫难进行最盛大的痛省。“记者节中任何莺歌燕舞、自娱自乐和无节制的分离表彰也是无耻的。”
然而痛省之后，是振作。不是新闻理念的轰然倒塌，而是越发澄澈。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国青年报》又发出《记者节是三重提醒》和《记者节：不是为了自豪，而是为了提醒》。当中，它呼吁记者需要得到来自记者本身、国家、民众的三重提醒。此时的《中国青年报》，对记者节的认知业已挣脱光鲜的形式，而领悟到其最内里的实质：痛省后自有痛醒。
2009年记者节纪念文章，《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一篇《新闻眼》，其中的第三个小段是《新闻的磨难》。再述记者遭致殴打的现象，已与2000年时的笔调形同两样了。这样写道：“有人说，新闻是历史的底稿。但愿我们的这份底稿，虽经磨难，但绝不会在权力的威逼下变得浮皮潦草，失却新闻的格调，也不会在暴力的威胁下变得懦弱乖巧，全无历史的正义。”已经全然褪去了当初“无冕之王”式的拷问，换而为一字一句不容置疑的表态，铿锵有力。
2010年，《中国青年报》初次发出了有关“全民记者”的纪念文章。微博的横空出世颠覆了媒体的传统概念，打破了媒体的信息垄断。因而这篇《全民记者时代的挑战》这样说：“唯有积极迎接全民记者时代的到来，并为之创造更宽松的环境，才能变被动为主动。”迎“新”的同时也要辞“旧”，同日的另外一篇纪念文章里，有对《这个记者节，不写假新闻》的呼吁。“在往年的记者节，我们呼吁过自由报道的权利，不被打的权利。今年，我们要争取不写假新闻的权利。”反映着《中国青年报》的自省意识在进一步深化，从呼吁外界到反思自我，越来越将记者的角色还原化，“去荣誉化”。
2011年开始更多的反思。反思记者这个角色，反思媒体这个环境。越来越褪下记者节的光环，更加贴近地气。在《断了地气就伤了灵气》中，它提出，记者的工作状态，应该永远“在”基层。”于此看见，在对炼字的讲究背后，是对记者本位职责的思考。在次日的《不苟且有担当方对得起记者称号》中提到，“一个对责任与操守充满敬畏感的记者，会善待自己手中的笔，会尊重手指下的键盘，力求每一篇报道都经得起检验。”同是思考，已不同于2008年对自我道德约束的思考，而是对于记者职业本位的思考。在第三天，《中国青年报》又刊出一篇《社会需要更多草根记者》，“很多优秀的新闻记者几十年里一直扎根在基层，一直用心牵挂着基层，这样的草根记者应该再多一些。”在最末，还连用“重视草根，不忘底层”三段，来坦陈草根记者的力量。草根的力量，意味着“庶民的胜利”，意味着民众的发声，意味着公民话语权的扩大。
2012年，一篇《永远在路上》的纪念文章反映了记者身份的回归。再回望第一篇纪念文章《拿什么献给记者节》那种对殊荣的词穷，再到如今的淡然视之，将其回归为真正的行业性节日。从绚烂回归平淡这条路，《中国青年报》走了十年。“在这个不放假的节日，无数新闻工作者仍像往常一样，忙碌在采访路上、演播厅里、编辑案头。他们全是媒体“桥梁”角色，记录时代进退起伏，他们传播信息、凝聚力量，日夜行走在路上。”这一次，《中国青年报》写出了绚烂过后的平淡意味，写出了记者的真正诉求所在。
2、重塑：从旁观记录者到参与改造者
2000年的纪念文章中，作者认为，全国50万新闻工作者的最大愿望，就是希望党和国家为被殴打记者讨到一个合理的说法，记者也是合法公民。2001年，“新闻纸不是一般的5毛钱1元钱一份，它是社会公器，就这么被裹挟着，崇高感油然而生。”当记者节的荣耀余波尚未结束，被裹挟的不是常态化的新闻理念，而是情绪。因而那时对社会公器的高喝，实际上是一种对理念的束之高阁。从纪念文章中看到的《中国青年报》，还是与“记者节”的深刻内涵有着一墙之隔的旁观者：期待记者节有所献礼，期待国家伸张大义。
2006年到2008年是一个临界点。从此时的纪念文章中看出，《中国青年报》与全国各地的良知媒体，都在历经着一场有关价值观的拷问与阵痛。“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因为道德劫难的缝隙，因而媒体环境也有更多的新生。《中国青年报》身居其中，成为反思与内省的先行者，脱离殊荣，脱离旁观者的行列，开始反思，开始历经自我意识的觉醒。推翻自我塑造，开始重构。“荣誉”与“没有荣耀”，自豪与“不是为了自豪”，在破与立中，它找到了新的、有高度的视点。而记者节作为每年固定响起的钟声，但不再是诉求献礼与讨说法的节日，而是一声响亮而悠长的提醒。
此后的纪念文章，也不再形同抱怨或自豪的抒发，或者是慷慨激昂的陈辞，而是笔调浓转淡，开始上升到对记者的内涵的认知。不是“走基层”，也不是“下基层”，应该是“永远在基层”。破除了曾经的一墙之隔，对于社会议题，更接地气的《中国青年报》不再是旁观、不再是记录，而是参与，是造就。台湾独立艺人张悬曾呼吁，“我们活着，就在造就”，《中国青年报》从自身“不写假新闻”的细微之处起，为这个时代有所增益。从“在路上”过节，为记者身份有所践行，来向公众传递信息。
而记者对社会的参与改造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趋势。比如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在非典时期深入前线采访，她说“我不敢轻慢，因为准确二字，事关着他人的性命。”比如经济观察报记者王克勤发起的“大爱清尘”项目，意在救治在苦难中挣扎的600万尘肺病农民。
媒体的力量不是用于消费，而是感召。就如同《南方周末》1999年的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三、记者职业理念变化的原因
事实上，记者职业理念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在一段漫长的时期里，与各界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政治层面上，2003年8月，胡锦涛在政治局学习会上谈及了媒体环境的变化：“当今世界，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2009年10月，在世界媒体峰会的开幕式上，谈及当今媒体的责任，他特别提出舆论监督，既有对媒体舆论监督力量的认可，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在反腐问题上对媒体作用的看重。它释放出这样一个信号：媒体的舆论监督将得到中国政府的进一步鼓励和支持。② 这从客观上给予启示，在面临中国的转型时期，媒体需要参与其中，媒体也必须参与其中，参与“建设”，参与改造，发挥媒体的舆论力量。同时，也给予了一个信号，官方重视媒体的舆论监督，官方需要媒体的舆论监督。
社会层面上，新时期以来，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传媒行业转入自主经营。很大程度上，他们需要得到受众的认可来获取利润，因而他们需要为受众服务，满足受众的需求。“政治目的”不再是为媒体单一的诉求，媒体的性质进而演变为社会大众的耳目喉舌，媒体的主要功能也集中于传播新近发生事件上。③《中国青年报》也不例外，它们必须褪去曾经“自我满足”的基调，转而平淡化，实际化，将笔头对准民生，参与其中而又不涉足其内。
四、不是功利选择，是价值判断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③
是怎样的时代我们无法决定，但对时代呈现的面向可以选择，对价值判断可以选择。在200多家媒体记者选择排队领取封口费的时候，也有人选择恪守记者的职责和良知去揭发、去呈现。就如同《新闻调查》的编导张天贺在谈到2002年山西繁峙矿难时说，“要是有人真见过他们（遇难矿工的遗骸）的样子，就不可能为了几个钱把灵魂卖了。”
十年征程，《中国青年报》在记者节纪念文章中呈现的状态，就是“看见”的过程——看见，就是从蒙昧中睁开双眼，从被动到主动，从等待到反思，从痛省到痛醒（醒悟）。张悬说过，“不要害怕混乱，因为唯有这样你才能够看见新秩序的诞生”。对于《中国青年报》，记者职业道德滑坡的劫难为它们带来过混乱，带来过沉痛，甚至带来过质疑。但是，这隐藏于“破”中之“立”，就是信仰的正念，是新秩序的诞生，是对新闻信念重新的、更深层次的解读。不再以无冕之王自居，换而真正地扎根现实土壤，深入社会脉络，去相信，去参与，去造就。
参考文献
①陈力丹、王晶，《谈记者职业理念的更新》，《青年记者》，2009（11）
②杨婧，《从〈南方都市报》“记者节社论”看记者职业理念的变化》，《新闻世界》，2010（8）
③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06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新闻系本科生）
责编：叶水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