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提起伪满洲国文学，穆儒丐是不能不被提及的作家。他是中国最早用白话进行小说创作的作家之一、“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先驱者”，同时他也是伪满洲国文坛建设的关键人物。穆儒丐出身旗人家庭，青年时期公费留学日本学习，由于他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使他的作品没有盲目跟从时代潮流，对自由恋爱、婚姻、民主、旧道德等时代风尚问题，持辩证的态度进行客观批评。他主张以“兼爱主义”的态度解决各种思潮冲击下的社会现实矛盾。“兼爱主义”不但是穆儒丐的政治理想，同时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理念。
　　关键词：伪满洲国文学 穆儒丐 “兼爱主义”
　　穆儒丐是伪满洲国时期的著名作家，并对伪满洲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代作家金小天，在《从今天向回追想》（1936）中写道：“这二十年间他（指穆儒丐）连一年、一月、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不停的执笔创作，对于读者来说当然是捡了便宜。同时他在发展和开拓满洲文坛和读者园地方面功不可没。”{1}另外，1944年翠羽（伪满作家，具体信息不详，有小说、散文见于当时杂志）在《穆儒丐先生》一文中写道：“二十年前，在满洲的各种报纸杂志上，少见有人创作过小说，尤其是少见有人翻译过外国名著，只有穆先生能创作，能翻译，更能在彼时纯文言势力之下，率直的以白话文来写作，而开语体文的风气之先。”{2}而且，穆儒丐还是最早进行白话小说创作的作家。他创作的长篇小说《香粉夜叉》1919年11月18日至1920年4月21日便连载于沈阳《盛京时报》，它比公认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开端——张资平《冲积期化石》和王统照《一叶》出版时间大概早了两年。{3}“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香粉夜叉》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4}。毫不夸张地说，有相当部分的伪满作家是在穆儒丐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穆儒丐1884年生于北京，满族正蓝旗，原名穆都哩，后更名穆笃哩，字辰公，号六田。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历史地理专业学习，学满三年之后，又学习政治和财政。1911年上半年毕业回国——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他目睹了辛亥革命后北京城的没落。穆儒丐留学日本六年，受到日本新文化思想的熏陶，他对现实和政治，逐渐有了新的独特的认识。政治上他主张走改良道路，对暴力变革持否定态度，这一思想一直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他说：“我直到今天，我不敢反对新文艺，而且很喜欢它；我也不敢辱骂旧文艺，因为我的洋楼还没盖成，旧房是我所住的，我们依旧保护、爱惜，而且也觉得它很有趣味。”{5}他将“五四”新思想和传统旧道德杂糅写入小说，或者说是用“五四”新思想写旧道德更为贴切，因为，他既肯定旧道德的合理性，同时对“五四”新思想、新观念也给予一定的肯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对于中西学问、新旧知识，从来持一种兼爱主义……我所以主张兼爱，也就因为我们有短处，我们不能不兼收西学；也皆因西学不尽是完美的，我们东洋的产物，也要实地研究。”穆儒丐这种一以贯之的“兼爱主义”思想在他的很多小说中都有所体现，但他所谓的“兼爱主义”是具有一定批评性的。
　　穆儒丐最早在《盛京时报·神皋杂俎》连载的白话小说《香粉夜叉》中描写了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佩文和静文，二人感情甚笃且从小就有婚约，两个家庭还是世交，静文父母对佩文一家有救命之恩，然而接受了新式教育的静文被有权有势的官僚武大人看重，并对其大献殷勤。静文最终未能抵挡住金钱、权势的诱惑，主动放弃了跟佩文的爱情，小说结尾佩文被武大人杀害，静文因内疚等原因精神崩溃。这是一篇典型的用新思想写旧道德的小说，婚恋自由与攀龙附凤交织在一起，所谓的新思想、新道德不过是个骗人的幌子，新思想没有对社会变革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反而助长了背信弃义、巧取豪夺等不良的社会风气。《香粉夜叉》对新思想提倡的婚恋自由提出质疑，这些被新思想推崇备至的理念并没能使美好的感情继续下去，相反美好的感情快速地向权势、金钱、欲望妥协，而坚持美好的一方却粉身碎骨，但背信弃义的一方也并未得到善终，这个别有用心的结尾是穆儒丐对新思想和旧道德的深刻反思。社会上一些浑水摸鱼的人，对新思想进行片面的误读，以便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此一来，新思想不但没有推动社会变革，反而助长了社会的不良风气。所以，旧道德是不能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旧道德中的合理部分应与新思想有机结合，这样才能达到对社会变革的真正目的。
　　《财色婚姻》也是一篇新思想与旧道德相互交织的小说，他在穆儒丐小说创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小说主人公金珠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男子，才貌双全，学业、仕途一帆风顺。金珠青梅竹马的恋人淑良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但又没有抛弃传统女性的美德，她聪慧、贤良——从她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她的品行是受到作者肯定的，而且她深受金珠母亲的青睐。然而金珠大学毕业后不顾周围人的反对，暗地里背着母亲、淑良偷偷地娶了名声不好、善于交际享乐、贪图金珠美貌的七小姐为妻，这段看似新潮的佳偶并不被人们看好，金珠的亲人、朋友对此错愕、不解，甚至与之绝交。这个自由恋爱组成的家庭看似幸福美满，实则危机四伏。因为，金珠和七小姐的婚姻是“财”和“色”的自由组合，而非真正的爱情结合。在金珠病重住院后，七小姐的家人以七小姐怀有身孕为借口，不让二人见面，并将金珠一个人丢在医院，照顾金珠的是昔日的好友、亲戚，直到这时候金珠才顿悟自己的一时冲动错过了太多可贵的东西，特别是没有跟家人商量，就私自放弃淑良娶了七小姐为妻这件事，他觉得对不起含辛茹苦将自己养大的母亲、对不起善解人意的淑良，如果自己当初娶了淑良，那么淑良一定不会将自己丢下不管的。金珠死后，七小姐觉得他们的爱情也结束了，并主动到医院进行堕胎手术。七小姐是婚恋自由的代表人物，她实践着自由赋予自己的权利，因此，对于她而言，她完全没有责任对金珠的家庭尽任何义务，她侵吞了金珠的大部分抚恤金，过着“自由”的生活。小说结尾处对新思想推崇的自由给予了一定的批评，自由也是需要担负责任和义务的，如果一味地推崇绝对的自由，那自由终将成为自私的借口，七小姐就是过度自由的代表人物。而金珠最后的结局，是穆儒丐对他违背承诺、不孝顺母亲的道德审判。新式的自由爱情，可以被社会接受，但不能完全脱离道德的评判标准，这也是穆儒丐对新思想和旧道德之间“兼爱主义”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财色婚姻》中出现了一类新的女性人物形象，即以淑良为代表的受过新式教育同时又兼具旧道德的新女性。这类女性人物形象是穆儒丐非常喜欢的，当然她们也是穆儒丐“兼爱主义”的理想产物。从小说《财色婚姻》中，不难看出穆儒丐对自由婚姻的态度依然是“兼爱主义”，男女双方可以相互接触、了解，但一定还是要与父母沟通、商定的。穆儒丐通过“兼爱主义”表达出一种理想的变革思想，自由、平等的思想固然是好的，但不能极端、简单地认为是绝对的自由、平等。自由、平等是相对中国传统而言的，在不破坏家庭成员间和谐的情况下给予青年更多的选择空间，特别是婚恋问题上，青年与父母之间达成协议，这样既能选择青年自己心仪的对象，又能传承中国传统的婚恋观。穆儒丐在《关于〈古城情魔记〉（四）》中写道：“不循父母意见，多无好果。此不但现在之东方为然，西方亦正复如是。诚以父母为过来人，经验与知识，当然较比乍出茅庐之子女为优。如不容纳其意见，只凭一时爱情冲动，难免不受欺骗。拙译《古城情魔记》，虽小说，已于此点揭示一般青年男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