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小说集《小夜曲》将主人公雅内克和史蒂夫的生活烦恼，抑或是托尼和琳迪为之心碎的美国梦幻置身于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视角，并通过不可靠的叙述和漂浮不定的回忆彰显了他们吉卜赛人般的漂泊人生和身份之困。作为作者一以贯之的艺术特色，文本叙述者总是企图隐匿他们的流浪之苦并以海明威式的坦然对抗内心的焦虑与失落，凭借自我身份构建行为的荒诞和可笑性建构了读者类似的文化认同，成为唯一提供情感慰藉和文化救赎的庇护所。
关键词：叙事视角 身份认同 人性此在 《小夜曲》
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的《小夜曲》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流浪漂泊和无根可寻的艺术家浮世绘，而他们自我压抑、自我否定而只能逃避到艺术幻象之中构建海市蜃楼般的文化身份认同，为他们决绝的身份追寻蒙上了一层命运的悲剧色彩。文本叙述者对故事情节感同身受的参与意识消弭了读者对文本心理期待的疏离感，预示着“第二真空地带的创立，读者则被吸引去填充，变身为虚构世界的参与者而深受其害”{1}。而这份求索却因浮世艺术家的逃避抑或是追寻的幻灭而给文本蒙上了一丝忧郁的情调，造成了艺术梦想和生活现实之间的隔阂与对立，促使他们渴望人类的自在性，并能够实现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身份迁移，最终激励了作者的“想象力和事业超越具体国家和现实的疆界，其作品展现出对于世界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具有意义的生活景象，并融入道德的思考，令各国读者回味无穷”{2}。
一
石黑一雄将琳迪和史蒂夫等人的命运悲剧前景化，暗示了他们期望借由整容手术等外在因素而获取公众认可并实现自我远大前程的心理焦虑症。此种心理现实描写和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事更是凸显了他们所面临的身份困惑和焦灼，并最终致使他们遭遇身份认同的模糊性，产生了某种不期而至并且令人尴尬的亲近感。而这份浮世陌生者的身份尴尬则象征性地预设了人类的生活困境和文化焦虑，“我们人生经验的贫乏不仅存在于个人的层面，更是存在于整体的人类层面……我们如此强调是为了引进一种新颖的、积极的暴力主义理念”{3}。由于社会或命运的捉弄，这种文化暴力将主人公对艺术理想主义的追求置于游戏之中而迫使他们屈服于社会的残酷和人性的脆弱，引导读者反思艺术创造力和人类生存本质之间的内在性联系。
作者将文本叙述者置于主人公的叙述视角之内，却又超然于隐含读者的思维局限之外，借由其独特的回忆性写作手法在本书中延续了他自创作伊始即不断探寻的文化身份问题并流露出自身移民情结的忧郁感伤。而文本的复调结构唤起了读者的美学期待，并借此使“浮世漂泊指代了在更广泛意义上精心构造的回忆与顿悟之网，而编织者却作茧自缚深陷于两个世界之间”{4}，并终日沉浸于身份迷失之中。比如，“伤心情歌手”中的主人公雅内克邂逅过气歌星托尼并為其献给妻子琳迪的爱情小调伴奏，而他对妻子衷肠倾诉既是彼此情意绵绵的自然流露，又预示着他们婚姻生活的即将曲终人散。面对如此柔肠寸断的场景，雅内克回忆起饱经风霜孤伶凄凉的母亲，“坐在沙发上，筋疲力尽，或者伤心无比地听着托尼·加德纳的唱片在房间的角落里旋转着”{5}。而置身于外面广场的人群，雅内克则珍视自己的乐队演奏，反映出他们这类天才艺术家企图藉音乐服务大众的人文诉求和职业理想，也成为他们自我身份架构的关键所在，而令人忧郁的情调弥漫在不同的故事之间，成为衔接文本之间的情感纽带。
尽管文本的叙事视角引领读者参与经历了主人公逃避社会现实并沉湎于幻想的疯狂之举，但作者通过展现他们企图实现艺术潜能的无助和无望而深化了文本复调结构之间的疏离，颠覆了读者对文本题材和故事情节的常规性心理期待。英格索尔认为小说《别让我走》中第一人称叙述者凯西的追忆导致了“对熟稔之事令人欣慰的自我欺骗性，这种熟识感将会彻底地审视自我并暴露其内在的他者性”{6}，而这一文本体验同样适用于本书并导致了对文化困境的人性反思，进而审视自我的人生经历和文化信仰的嬗变。在“大提琴手”开篇段首，第一人称叙述者心中对生活牢骚满腹并刻意地展示才华与抱负，希望借此获得音乐大师的青睐，抑或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身份认同。对于埃洛伊丝和蒂博尔而言，音乐象征并预示了人性理想主义，完全超然于残酷的社会现实之外，而这一象征性也适用于其他故事。不幸的是，埃洛伊丝最终选择嫁给毫无音乐禀赋和鉴赏力的高尔夫器材商，尽管对他缺乏任何情愫和爱意；她的学生蒂博尔也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选择接受朋友施舍到酒店打工以换取衣食，这些都充斥着天涯沦落何处安家的凄凉和身份迷失的悲情。
面对日常生活的现状，人们背负的烦恼和焦虑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并无时无刻不在验证人类生存的文化身份性。对于小说人物，比如琳迪，选择合适的丈夫成为她永远唯一的身份“迁移”诉求，只要能为她提供“她梦寐以求的东西”{7}，而他爱不爱她无关紧要。而人类“此在”本身的短暂和虚幻性促成了生活内在的焦虑，“伴随着尘世生活的倦怠和苦恼，也成为了在世存有的真实模式。厌倦情绪影响着音质，调和着抱怨或着言语态度”{8}。比如，“大提琴手”中如吉卜赛人般流浪的叙述者“我”在威尼斯假日广场演奏，亲眼目睹了音乐家埃洛伊丝最终选择放弃实现艺术的理想而被迫向命运或现实屈服并嫁人的无奈和无助，她选择自我欺骗而坚信艺术的救赎功用，并妄图通过流浪漂泊以期逃避现实的庸俗和残酷的行为，与琳迪和托尼夫妇对婚姻的抉择具有无比相似性。
“莫尔文山”文本结构的复调性预示了人类命运的“循环性或自反性”，而心理现实主义的叙事则彰显了叙述者“我”身份认同的困惑，故土家园从童年印象中的幽闭和可怕变为亲切和怀念，进而激发了创作灵感和自信。这位自恋的创作型吉他手因生活所迫而满腹怨言地在姐姐的餐馆打工，映射了同样四处漂泊的瑞士歌手蒂洛和索尼娅夫妇心中的幽怨和愁思，虽然他们颇为欣赏并鼓励主人公献身艺术并实现梦想，但也为彼此的命运而感慨世事的无常。吉他手抱怨姐姐对他的艺术天赋置若罔闻，虽然姐姐青春年少时也曾经热衷于音乐，而与之颇为相似的是蒂洛和索尼娅夫妇的儿子对父母的艺术理想颇多微词，甚至对父母的来访也唯恐避之不及。作者在诸如“伤心情歌手”和“大提琴手”等故事中刻画了艺术家们相似的人生际遇和身份困惑，而其隐含的文化身份对人性“此在”而言颇具自我反身性，仿佛他们在芸芸众生之中能够独自探询和构建彼此的身份认同并找到最终的归宿。 二
文本中弥漫的感伤情调揭示了人类生存困境的象征性指涉，“人类被剥夺了有效的经验并屈从于遭受控制和操纵的新的经验形式……而对经验的拒斥则暂时性地象征着合理的自我防卫”{9}，而这一主题则代表了作者一以贯之地对国际化身份写作的探求与反思。正如吉他手雅内克对过去的追忆，托尼忧郁的情歌象征了对逝去时光的完美回顾，并成为自我身份认同的文化基础，而雅内克的艺术生涯充满了流浪和漂泊，奔走于各地和各个乐队之间，不厌其烦地演奏着经典情歌，似乎意在反衬他的母亲逃离故土家园后而四处流浪并通过希望情歌以寻求慰藉的境况，“我们能像这样将事情抛在身后——我猜母亲就是这么想的。如若悲伤确实如此的话”{10}。尽管托尼和琳迪为名利而选择离婚，但他们还是不能回避月下情歌所象征的浪漫情缘和对往昔时光的留恋，而这则指涉了作者“痴迷于回忆。我将在下一部作品中展现一个社会或国家如何选择记忆或遗忘的题材”{11}，而这即是本书所展现的作者的创作意图。
虽然小说《长日留痕》的主人公史蒂文斯追忆了他平静的达顿府生活和喧嚣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冲突以及其身份的自我解构，而“小夜曲”则同样以对称式结构分别刻画了琳迪梦幻般的明星生活和流浪萨克斯手史蒂夫充满焦虑和烦恼的平凡人生，尽管他们都将名利场的成就寄托于整容手术并对社会抱怨不已。然而琳迪明星魅力的式微令读者再次审视着史蒂夫的艺术追求，并反思“六年的处心积虑，六年的如履薄冰。一次次地遇到挫折……你不能因为最初的一些小挫折就打退堂鼓”{12}，而这炫目的名利是否值得牺牲理想和艺术的崇高性而换取欲望的暂时满足呢？因此，自我身份建构的力量之源则寄身于拒斥公共意识的可能性，象征着一种新的矛盾体和身份的自我消解性。
作者通过艺术家的日常生活将他们的天才理想和无望的现实之间的对立冲突永恒化，而其沉迷于幻想的逃避行为则成为自我身份认同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或者说是基于其本能的一种特定的自我保护方式。主人公将置身于理想化的过去而拒绝认同乏味的现实，身边的朋友早已变得形同陌路而迷失自我。而“不论下雨或晴天”的叙述者雷蒙德，一名巡回英语教师，居无定所但痴迷于爵士乐，最后却被迫担负起拯救朋友查理和艾米莉婚姻危机的重任，却无意中展示了他失败或垮掉的人生变得如何脆弱，“这些年的生活已经把你折磨得够呛了。你像个到了悬崖边的人，再轻轻一推就会崩溃了”{13}。雷蒙德为了掩饰偷窥艾米莉日记的行为而选择模仿邻居家的拉布拉多犬并大肆破坏家具的荒诞举止被朋友撞见的场景，将喜剧性的情节蒙上了可怜可叹的悲剧性，预示着人类追求理想时所遭遇的无奈和无助。尽管他们的自传性回忆注重个体身份的私密性，但其影响和功用却具有指涉他人的公众性，而回忆则成为自我和他者实施身份迁移的社会化载体，以及塑造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类似于《不可安慰的人》中主人公赖德的理想主义，《小夜曲》也探索了如何使人类更具人性以及身份认同等问题，“人类的此在取决于性格的主观投射性……其结果恰好是身份投射过程中出现的某种特定的自我诉求……这种投射性的消解则回避了认同的可能性”{14}，而人类面对社会现实时表现出的自怜和自欺则象征了人性脆弱的本质和文化身份构建过程荆棘丛生的历程。
三
尽管文本弥漫着荒诞和幽默的喜剧性，读者还是体味到主人公希望借艺术理想掩饰身份困境以及他们所承受的磨难和无助。正如同名故事“小夜曲”标题所象征的忧伤和幻灭，史蒂夫和琳迪分别选择与爱人分手而后默默等待整容手术的成功，预示了他们妄想借此重构自我身份的认同以期消弭内在自我与外部名利场之间的文化疏离与隔阂，却不经意间透露了他们对过去美好时光和浪漫爱情的追忆和怀念，而这一幻想将与他们的身份认同一起被残酷的现实击碎而随风飘逝。因此，爱情和天才创造性等理想主义情怀成为直面社会现实并建构自我身份的关键因素，“人性就是拥有能够表达自我感受的内在特质，尤其是能够感受到爱”{15}。作者将“小夜曲”的标题赋予“音乐与黄昏五故事”，并以相似的感伤情调穿梭其间，为艺术家们寻找自我、寻求理想的漂泊之路提供了一份自我反思的象征寓意。
{1} Verdonk，P.Stylis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p.34.
{2} 王守仁、何宁，《20世纪英国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p.252.
{3} Benjamin，W.“Experience and Poverty”，in Michael Jennings， Howard Eiland and Gary Smith （ed.）， Selected Writings.Volume 2， 1927-1934，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732.
{4} Burton，R.Artists of the Floating World： Contemporary Writings between Cultures，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07，p.42.
{5}{7}{10}{12}{13} Ishiguro，K.Nocturnes： Five Stories of Music and Nightfall， New York： Vintage， 2009，p.14；p.29；p.27；p.20；p.53.
{6} Ingersoll， E.“Taking Off into the Realm of Metaphor：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34（1），2007，p.42.
{8} Ronell， A. Crack Wars： Literature Addiction Mania，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2，p.120.
{9} Agamben， G.“Infancy and History： An Essay on the Destruction of Experience”，Infancy and History：the Destruction of Experience. trans， Liz Heron. 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2007，p.18.
{10} Moore， M. Scott and Michael Sontheimer.“Spiegel Interview with Kazuo Ishiguro： I Remain Fascinated by Memory”， Spiegel Online， 10 May， 2005， http：//www.spiegel.de.
{14} Heidegger，M.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Metaphysics： World， Finitude， Solitude. trans， William McNeill and Nicholas Walker.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pp.362-3.
{15} Seaman，M.“Becoming More （than） Human： Affective Posthumanisms，Past and Future”，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37（2），2007，p.266.
基金項目：本论文得到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经费资助
作 者：李厥云，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文化方向的研究。
编 辑：赵红玉 E？鄄mail：zhaohongyu69@126.com
关键词：叙事视角 身份认同 人性此在 《小夜曲》
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的《小夜曲》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流浪漂泊和无根可寻的艺术家浮世绘，而他们自我压抑、自我否定而只能逃避到艺术幻象之中构建海市蜃楼般的文化身份认同，为他们决绝的身份追寻蒙上了一层命运的悲剧色彩。文本叙述者对故事情节感同身受的参与意识消弭了读者对文本心理期待的疏离感，预示着“第二真空地带的创立，读者则被吸引去填充，变身为虚构世界的参与者而深受其害”{1}。而这份求索却因浮世艺术家的逃避抑或是追寻的幻灭而给文本蒙上了一丝忧郁的情调，造成了艺术梦想和生活现实之间的隔阂与对立，促使他们渴望人类的自在性，并能够实现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身份迁移，最终激励了作者的“想象力和事业超越具体国家和现实的疆界，其作品展现出对于世界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具有意义的生活景象，并融入道德的思考，令各国读者回味无穷”{2}。
一
石黑一雄将琳迪和史蒂夫等人的命运悲剧前景化，暗示了他们期望借由整容手术等外在因素而获取公众认可并实现自我远大前程的心理焦虑症。此种心理现实描写和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事更是凸显了他们所面临的身份困惑和焦灼，并最终致使他们遭遇身份认同的模糊性，产生了某种不期而至并且令人尴尬的亲近感。而这份浮世陌生者的身份尴尬则象征性地预设了人类的生活困境和文化焦虑，“我们人生经验的贫乏不仅存在于个人的层面，更是存在于整体的人类层面……我们如此强调是为了引进一种新颖的、积极的暴力主义理念”{3}。由于社会或命运的捉弄，这种文化暴力将主人公对艺术理想主义的追求置于游戏之中而迫使他们屈服于社会的残酷和人性的脆弱，引导读者反思艺术创造力和人类生存本质之间的内在性联系。
作者将文本叙述者置于主人公的叙述视角之内，却又超然于隐含读者的思维局限之外，借由其独特的回忆性写作手法在本书中延续了他自创作伊始即不断探寻的文化身份问题并流露出自身移民情结的忧郁感伤。而文本的复调结构唤起了读者的美学期待，并借此使“浮世漂泊指代了在更广泛意义上精心构造的回忆与顿悟之网，而编织者却作茧自缚深陷于两个世界之间”{4}，并终日沉浸于身份迷失之中。比如，“伤心情歌手”中的主人公雅内克邂逅过气歌星托尼并為其献给妻子琳迪的爱情小调伴奏，而他对妻子衷肠倾诉既是彼此情意绵绵的自然流露，又预示着他们婚姻生活的即将曲终人散。面对如此柔肠寸断的场景，雅内克回忆起饱经风霜孤伶凄凉的母亲，“坐在沙发上，筋疲力尽，或者伤心无比地听着托尼·加德纳的唱片在房间的角落里旋转着”{5}。而置身于外面广场的人群，雅内克则珍视自己的乐队演奏，反映出他们这类天才艺术家企图藉音乐服务大众的人文诉求和职业理想，也成为他们自我身份架构的关键所在，而令人忧郁的情调弥漫在不同的故事之间，成为衔接文本之间的情感纽带。
尽管文本的叙事视角引领读者参与经历了主人公逃避社会现实并沉湎于幻想的疯狂之举，但作者通过展现他们企图实现艺术潜能的无助和无望而深化了文本复调结构之间的疏离，颠覆了读者对文本题材和故事情节的常规性心理期待。英格索尔认为小说《别让我走》中第一人称叙述者凯西的追忆导致了“对熟稔之事令人欣慰的自我欺骗性，这种熟识感将会彻底地审视自我并暴露其内在的他者性”{6}，而这一文本体验同样适用于本书并导致了对文化困境的人性反思，进而审视自我的人生经历和文化信仰的嬗变。在“大提琴手”开篇段首，第一人称叙述者心中对生活牢骚满腹并刻意地展示才华与抱负，希望借此获得音乐大师的青睐，抑或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身份认同。对于埃洛伊丝和蒂博尔而言，音乐象征并预示了人性理想主义，完全超然于残酷的社会现实之外，而这一象征性也适用于其他故事。不幸的是，埃洛伊丝最终选择嫁给毫无音乐禀赋和鉴赏力的高尔夫器材商，尽管对他缺乏任何情愫和爱意；她的学生蒂博尔也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选择接受朋友施舍到酒店打工以换取衣食，这些都充斥着天涯沦落何处安家的凄凉和身份迷失的悲情。
面对日常生活的现状，人们背负的烦恼和焦虑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并无时无刻不在验证人类生存的文化身份性。对于小说人物，比如琳迪，选择合适的丈夫成为她永远唯一的身份“迁移”诉求，只要能为她提供“她梦寐以求的东西”{7}，而他爱不爱她无关紧要。而人类“此在”本身的短暂和虚幻性促成了生活内在的焦虑，“伴随着尘世生活的倦怠和苦恼，也成为了在世存有的真实模式。厌倦情绪影响着音质，调和着抱怨或着言语态度”{8}。比如，“大提琴手”中如吉卜赛人般流浪的叙述者“我”在威尼斯假日广场演奏，亲眼目睹了音乐家埃洛伊丝最终选择放弃实现艺术的理想而被迫向命运或现实屈服并嫁人的无奈和无助，她选择自我欺骗而坚信艺术的救赎功用，并妄图通过流浪漂泊以期逃避现实的庸俗和残酷的行为，与琳迪和托尼夫妇对婚姻的抉择具有无比相似性。
“莫尔文山”文本结构的复调性预示了人类命运的“循环性或自反性”，而心理现实主义的叙事则彰显了叙述者“我”身份认同的困惑，故土家园从童年印象中的幽闭和可怕变为亲切和怀念，进而激发了创作灵感和自信。这位自恋的创作型吉他手因生活所迫而满腹怨言地在姐姐的餐馆打工，映射了同样四处漂泊的瑞士歌手蒂洛和索尼娅夫妇心中的幽怨和愁思，虽然他们颇为欣赏并鼓励主人公献身艺术并实现梦想，但也为彼此的命运而感慨世事的无常。吉他手抱怨姐姐对他的艺术天赋置若罔闻，虽然姐姐青春年少时也曾经热衷于音乐，而与之颇为相似的是蒂洛和索尼娅夫妇的儿子对父母的艺术理想颇多微词，甚至对父母的来访也唯恐避之不及。作者在诸如“伤心情歌手”和“大提琴手”等故事中刻画了艺术家们相似的人生际遇和身份困惑，而其隐含的文化身份对人性“此在”而言颇具自我反身性，仿佛他们在芸芸众生之中能够独自探询和构建彼此的身份认同并找到最终的归宿。 二
文本中弥漫的感伤情调揭示了人类生存困境的象征性指涉，“人类被剥夺了有效的经验并屈从于遭受控制和操纵的新的经验形式……而对经验的拒斥则暂时性地象征着合理的自我防卫”{9}，而这一主题则代表了作者一以贯之地对国际化身份写作的探求与反思。正如吉他手雅内克对过去的追忆，托尼忧郁的情歌象征了对逝去时光的完美回顾，并成为自我身份认同的文化基础，而雅内克的艺术生涯充满了流浪和漂泊，奔走于各地和各个乐队之间，不厌其烦地演奏着经典情歌，似乎意在反衬他的母亲逃离故土家园后而四处流浪并通过希望情歌以寻求慰藉的境况，“我们能像这样将事情抛在身后——我猜母亲就是这么想的。如若悲伤确实如此的话”{10}。尽管托尼和琳迪为名利而选择离婚，但他们还是不能回避月下情歌所象征的浪漫情缘和对往昔时光的留恋，而这则指涉了作者“痴迷于回忆。我将在下一部作品中展现一个社会或国家如何选择记忆或遗忘的题材”{11}，而这即是本书所展现的作者的创作意图。
虽然小说《长日留痕》的主人公史蒂文斯追忆了他平静的达顿府生活和喧嚣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冲突以及其身份的自我解构，而“小夜曲”则同样以对称式结构分别刻画了琳迪梦幻般的明星生活和流浪萨克斯手史蒂夫充满焦虑和烦恼的平凡人生，尽管他们都将名利场的成就寄托于整容手术并对社会抱怨不已。然而琳迪明星魅力的式微令读者再次审视着史蒂夫的艺术追求，并反思“六年的处心积虑，六年的如履薄冰。一次次地遇到挫折……你不能因为最初的一些小挫折就打退堂鼓”{12}，而这炫目的名利是否值得牺牲理想和艺术的崇高性而换取欲望的暂时满足呢？因此，自我身份建构的力量之源则寄身于拒斥公共意识的可能性，象征着一种新的矛盾体和身份的自我消解性。
作者通过艺术家的日常生活将他们的天才理想和无望的现实之间的对立冲突永恒化，而其沉迷于幻想的逃避行为则成为自我身份认同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或者说是基于其本能的一种特定的自我保护方式。主人公将置身于理想化的过去而拒绝认同乏味的现实，身边的朋友早已变得形同陌路而迷失自我。而“不论下雨或晴天”的叙述者雷蒙德，一名巡回英语教师，居无定所但痴迷于爵士乐，最后却被迫担负起拯救朋友查理和艾米莉婚姻危机的重任，却无意中展示了他失败或垮掉的人生变得如何脆弱，“这些年的生活已经把你折磨得够呛了。你像个到了悬崖边的人，再轻轻一推就会崩溃了”{13}。雷蒙德为了掩饰偷窥艾米莉日记的行为而选择模仿邻居家的拉布拉多犬并大肆破坏家具的荒诞举止被朋友撞见的场景，将喜剧性的情节蒙上了可怜可叹的悲剧性，预示着人类追求理想时所遭遇的无奈和无助。尽管他们的自传性回忆注重个体身份的私密性，但其影响和功用却具有指涉他人的公众性，而回忆则成为自我和他者实施身份迁移的社会化载体，以及塑造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类似于《不可安慰的人》中主人公赖德的理想主义，《小夜曲》也探索了如何使人类更具人性以及身份认同等问题，“人类的此在取决于性格的主观投射性……其结果恰好是身份投射过程中出现的某种特定的自我诉求……这种投射性的消解则回避了认同的可能性”{14}，而人类面对社会现实时表现出的自怜和自欺则象征了人性脆弱的本质和文化身份构建过程荆棘丛生的历程。
三
尽管文本弥漫着荒诞和幽默的喜剧性，读者还是体味到主人公希望借艺术理想掩饰身份困境以及他们所承受的磨难和无助。正如同名故事“小夜曲”标题所象征的忧伤和幻灭，史蒂夫和琳迪分别选择与爱人分手而后默默等待整容手术的成功，预示了他们妄想借此重构自我身份的认同以期消弭内在自我与外部名利场之间的文化疏离与隔阂，却不经意间透露了他们对过去美好时光和浪漫爱情的追忆和怀念，而这一幻想将与他们的身份认同一起被残酷的现实击碎而随风飘逝。因此，爱情和天才创造性等理想主义情怀成为直面社会现实并建构自我身份的关键因素，“人性就是拥有能够表达自我感受的内在特质，尤其是能够感受到爱”{15}。作者将“小夜曲”的标题赋予“音乐与黄昏五故事”，并以相似的感伤情调穿梭其间，为艺术家们寻找自我、寻求理想的漂泊之路提供了一份自我反思的象征寓意。
{1} Verdonk，P.Stylis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p.34.
{2} 王守仁、何宁，《20世纪英国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p.252.
{3} Benjamin，W.“Experience and Poverty”，in Michael Jennings， Howard Eiland and Gary Smith （ed.）， Selected Writings.Volume 2， 1927-1934，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732.
{4} Burton，R.Artists of the Floating World： Contemporary Writings between Cultures，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07，p.42.
{5}{7}{10}{12}{13} Ishiguro，K.Nocturnes： Five Stories of Music and Nightfall， New York： Vintage， 2009，p.14；p.29；p.27；p.20；p.53.
{6} Ingersoll， E.“Taking Off into the Realm of Metaphor：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34（1），2007，p.42.
{8} Ronell， A. Crack Wars： Literature Addiction Mania，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2，p.120.
{9} Agamben， G.“Infancy and History： An Essay on the Destruction of Experience”，Infancy and History：the Destruction of Experience. trans， Liz Heron. 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2007，p.18.
{10} Moore， M. Scott and Michael Sontheimer.“Spiegel Interview with Kazuo Ishiguro： I Remain Fascinated by Memory”， Spiegel Online， 10 May， 2005， http：//www.spiegel.de.
{14} Heidegger，M.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Metaphysics： World， Finitude， Solitude. trans， William McNeill and Nicholas Walker.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pp.362-3.
{15} Seaman，M.“Becoming More （than） Human： Affective Posthumanisms，Past and Future”，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37（2），2007，p.266.
基金項目：本论文得到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经费资助
作 者：李厥云，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文化方向的研究。
编 辑：赵红玉 E？鄄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