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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庆70周年阅兵荣誉军旗方阵中，有一面为抗日名将报仇雪恨而命名的荣誉军旗，它的名字叫“左权独立营”。
抗日名将左权
左权，原名左纪权，1905年3月15日出生，湖南省醴陵县人。1924年2月，左权和张际春、蔡申熙等人一起，從醴陵到达广州，成为广州陆军讲武学校的学员。
1924年11月，广州陆军讲武学校第一、第二队学员并入黄埔军校。左权等158名学员，经程潜批准，带枪支弹药，转入黄埔军校学习。这个时候，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已经开学三个月，第一期学员临近毕业。黄埔军校领导人考虑从讲武学校转来的学员，学科、术科基础好，加上形势急需连排级军官，因此将左权等158名学员编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左权由陈赓、周逸群介绍，经周恩来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2月，国民革命军东征。左权在东征中作战勇敢，受到周恩来表扬，由排长提升为副连长。战斗中，左权又由副连长提升为连长。
提升连长后的左权，东征结束回师驰援广州，打响了广州总攻战。6月12日下午，国民革命军攻克广州。苏联军事顾问见证了左权的军事才华，称赞左权：“我相信，你会成为中国一位特别优秀的军官！”
第二次东征结束后，程潜和林伯渠决定保送左权等到苏联学习。1925年后，左权相继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30年6月，左权从苏联回国。几经周折，到达福建龙岩，相继担任红军学校第一分校委员会书记、闽西红军新编第12军军长、红5军团第15军军长兼政委、红1军团参谋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左权担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1937年8月，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简称八路军总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
1937年9月，左权随八路军总部抵达五台山，后进入晋东南，立即着手部署发动群众，成立游击支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春，日军开始进攻山西临汾。这时，国民党军正在应付徐州大会战。左权侦获日军有3000左右兵力，离八路军总部只有十几里地，便快马加鞭赶回八路军总部向朱德报告。经商定，临汾之战由左权负责指挥。
在左权的筹划下，此战歼日军200余人，击毁运输车80多辆，使日军在进攻临汾时连连失利。日军无奈，又组织力量，兵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围攻。左权协助朱德组织八路军129师打了许多仗，急袭长乐，打得老对手苫米地旅团长走投无路，丢下上千名伤亡士兵落荒而逃，彻底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使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更加扩大，先后收复辽县（今左权县）、黎城、潞城、武乡、沁县、高平、晋城、长治、襄垣等十几座县城。
1940年秋，左权协助彭德怀（朱德回延安）在2500公里长的华北战线上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前后3个多月时间，从突破日军正太路沿线开始，进行了1824次大大小小的战斗，重击了日伪军的气焰。
1941年11月，左权坐镇指挥黄崖洞保卫战，为保卫八路军在华北最大的军工基地立下大功。
太行抗日根据地军民踏上了转移之路
自从日军华北方面军新任司令官冈村宁次明确提出要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彻底“扫荡”作战，发动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达到“真正消灭共军根据地”的目的，频繁“清剿”太行抗日根据地就成了日军军事工作的重点。1942年4月，日军在武乡经榆社至辽县修筑起公路，将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分割为两块，第二军分区纵横只剩下25公里左右，整个太行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减少了1/5，人口由240万减至150万。
驻山西的日军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则精密策划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更大规模的“扫荡”。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下）中公开出来的信息，这时，日军第1军制订出一个所谓的“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C号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在1942年4月16日向所属部队秘密下达了作战大纲。
根据作战计划，预定5月15日作战开始，共分三期进行。第一期，8天，消灭太岳南部沁河河畔的八路军;第二期，20天，“扫荡”太行区涉县北部;第三期，20天，对太行区涉县南部八路军作战。
此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等领率机关，都驻在这个作战计划的地区内。顿时，战斗的气息向领率机关扑面而来。
5月1日，冈村宁次率5万兵力，进行“十面出击”。岩松义雄还下令组建“特别挺进杀人队”，对外称“挺身队”。队员由从第36师团的两个步兵联队中挑选经过特务训练的200名士兵组成，第223联队益子重雄中尉担任队长。“挺身队”的任务是：刺杀朱德、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刘伯承、邓小平，捣毁八路军领率机关，“如不得手时也应搅乱敌（指八路军）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退却方向以及在敌人隐蔽军需品之前发现其所在”。
5月16日，日军作战计划实施的第二天，彭德怀和左权作出三个决定：一、抽出正规军3个团及部分地区的军分区转移到山地，扩大山区根据地;二、某些地方斗争准备采取两面政策，不能立足的地方干部应随军转移，公开的游击斗争应与秘密的小型锄奸等斗争相结合;三、避免过大过早地疲劳与牺牲，以便在最后阶段的反“清乡”斗争中打击敌伪的分散“清剿”。
从这一天开始，太行抗日根据地军民踏上了转移之路。
5月22日下午，八路军总部警卫团奉命进入预定战斗位置。当晚，预伏的警卫团战士发现一队身着便装的武装队伍直奔总部驻地附近，通过电台联络，对方没有反应。团长欧致富心想，这一带除了警卫团，没有任何友邻部队，很有可能是日军的侦察小分队，便命令阻击。后半夜，欧致富派人抓来一个伪村长，直到快天亮时，才审问出是“挺身队”来偷袭八路军总部的。 王亚朴和在左权身后的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干部李锡周回忆：“几发炮弹呼啸着飞来，在山梁上爆炸，一股股黑烟像恶魔一样升起。随着硝烟散去，左权将军的身影在我们眼前消逝了。”
一代抗日名将左权，在十字岭壮烈牺牲，时年仅37岁。
辽县是八路军总部驻扎较久的地方，当左权牺牲的消息传来时，民众自发地进行了各种悼念活动。7月17日，辽县独立营全体指战员提出将辽县独立营易名“左权独立营”。辽县县委、县政府顺应民心，同意这一请求。8月26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通令，决定自9月18日始将辽县改为左权县，辽县独立营改称“左权独立营”。
左权牺牲时，战况激烈，八路军总部派人在当地民兵协助下，将左权遗体收殓入棺，暂厝于十字岭上。10月10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左权灵柩由十字岭移到涉县石门村太行山麓公葬，并建左权墓和纪念塔，彭德怀书写《左权同志碑志》。
在公葬仪式上，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为左权墓盖上最后一块墓石，129师师长刘伯承、中共太行分局副书记李大章等为墓地掩盖黄土。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在墓前号召：“今后还要做三件事，第一件是报仇，第二件是报仇，第三件还是报仇！”
“左权独立营”前身及建制
“左权独立营”的前身是辽县独立营。辽县独立营是个地方武装，有点像如今的民兵营。
“左权独立营”的建制，起初只设营部，辖两个连队，即第1连、第2连，每个连队6个战斗班。
“左权独立营”营长左奎元，副营长李忠太，政委由县委书记杨蕴玉兼任。
“左權独立营”实行义务兵制，第一期服役为一年，即1942年9月18日至1943年9月18日。第二期，根据当时上级提出的“两年半，胜利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精神，服役期为两年半时间。后来，不到两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期兵没有退役，升到野战军部队参加解放战争。
“左权独立营”虽然是地方武装，但作用十分重要。其主要任务是打击和警戒左权县出城的日伪军，监视公路上日伪军动向，是八路军的重要耳目。八路军总部警卫团团长欧致富回忆：“那时，敌人每次出来‘扫荡’，我们警卫团都是通过他（左奎元营长）通风报信的。由于当时通信联络技术落后，交通不便，全靠两条腿走路送信，所以有时情况紧急来不及通知，往往使部队吃了亏。他（左奎元）真有办法，发明了用手榴弹来传送信息：3个手榴弹炸响，表明敌人大‘扫荡’倾巢出城;2个手榴弹炸响表明中等规模‘扫荡’，小股敌人;1个手榴弹炸响，表明敌人是出城附近抢东西。这个通风报信办法很好，既快又方便又准确。正是他用这个办法，使我正在那时举行婚礼的宴席上得知敌人来‘扫荡’黄崖洞兵工厂的消息。婚礼中途而散，我立即布置好兵力，严阵以待，狠狠打击进犯的敌人。当时参加我婚礼的左副参谋长听我说了左奎元同志的发明创造后，风趣地夸奖他说，真不愧是我们左家后代！”
“左权独立营”对于伪军来讲，就像老鼠遇见猫，怕得要死，特别是“左权独立营”给伪军“上课”，那真是让伪军人心惶惶。有一次，“左权独立营”参谋王文贞奉命给伪军“上课”。王文贞回忆说：“我给炮台的伪军‘上课’，现在回忆起来还觉得挺有趣。那天夜晚，天特别黑，伸手看不见拳头。当然，给伪军‘上课’都是在漆黑的夜晚，并确认掌握炮楼里没有一个日本兵才能进行。我带领一个班的战士摸到离炮楼很近的一个大土坎下面（估计敌人手榴弹投不到之处）后，就先给伪军吹‘起床号’。半夜时分，我们‘叭’的打一枪，熟睡的伪军果然急急忙忙起床了，这‘起床号’还真灵。夜深人静，我们还能听到伪军的走动和说话声。这时，我就学着四川话放大声开始‘讲课’。先假说自己是八路军野战部队的，奉命给他们讲话。我那次首先讲毛主席提出的两年胜利的大好形势，结合伪军生活下降，处境受欺负的状况讲更有说服力。接着讲伪军要想到自己的老婆孩子和爹娘，不要死心塌地干坏事。第三是给伪军‘点名’，这一招伪军最害怕。全部伪军的名单我们有，情况我们熟。一喊某村某人的儿子某某某，在不在？伪军自然是心惊胆战的。尤其严重警告干坏事的伪军，不留一条后路绝没有好下场。我讲，政治工作人员也讲，排长、战士也都来几句，都挺精神地学四川、湖南腔，绝不能让伪军知道我们的底细。那次讲了一个多钟头，效果是不错的。因为我们吩咐伪军在我们走后五分钟再打枪，伪军不折不扣地听话照办了。我们轮流到炮台‘讲课’，使伪军人心惶惶，最后全部投诚起义，把炮台的日军击毙。我们独立营放火烧掉了日伪军的据点。”
收复左权县城
文峰塔炮台驻的是日军，依托所谓“前进阵地”，成了屠杀中国人民的前沿。《日本帝国主义侵晋罪行录》记载：1941年3月14日，由山本中队长指挥，“扫荡”辽县仅12户人家的北地垴，枪杀青壮年男子7人，又把15名妇女儿童赶进砖窑活活烧死，抢走大牲畜70多头，羊200余只，烧毁了所有房屋。当地百姓提起炮台，心中就充满愤怒。
1943年夏，左奎元营长将报仇的第一目标选定在文峰塔炮台。那一天，在左奎元带领下，“左权独立营”开到羊毛垴附近时，突然下起了大雨，部队没能展开，只好先撤回来。过了几天，左奎元又一次组织攻打，打进了炮台，看到没有几个日军，正准备活捉时，日军施放了救援信号，只好撤走。
事后，左奎元总结教训时说：“要报仇，不能单打独斗，还是要依靠野战部队，配合野战部队来报仇！”此后，参加攻打七里店炮台战斗，“左权独立营”就是在太行军区统一部署和八路军总部警卫团团长欧致富直接指挥下行动的。
七里店炮台战斗胜利后，“左权独立营”党委研究并报军分区批准，在寺坪村组建了第3连。
1945年4月26日，“左权独立营”在八路军总部警卫团统一部署下，收复了左权县城。
七里店炮台伪军被攻击后，有200名伪军投诚起义，这让日军在左权县城无法立足。八路军总部警卫团和“左权独立营”对日军进行了包围和伏击。
黄明回忆：“1945年4月间，我在左权县政府工作，任县长。一天，得到城内日伪人员人心惶惶拍卖东西，可能溃逃的情况后，我们当即将此情况报告太行军区。军区首长认为这是日寇紧缩战线，放弃一些据点，妄图垂死挣扎的表现，敌人可能弃城而逃。朱德警卫团（八路军总部警卫团）迅即赶往前线包围左权县城，县独立营（‘左权独立营’）连夜赶往寒王镇，堵死敌退路。我抗日政府大批工作人员赶往距城十余里的马家拐，组织各项支前工作。同时，敌工人员入城组织起义。但日军先行一步，将城内伪军缴械。敌军欲守无力，欲逃无路，惊恐万状，电阳泉敌酋派兵救援。阳泉派来之日军，一部占据寒王镇东山与我独立营苦战，企图保住退路;一部在夜间出动，经文峰塔沿东突袭警卫团。双方在梁峪火神庙山头短兵相接，发生激战。敌伤亡惨重，天刚破晓，便沿榆林坪、十里店西山返回城内。当日晚，敌从左权县城狼狈逃窜。4月26日拂晓，我军胜利解放敌占将近6年之县城。”
左权县城解放后，“左权独立营”党委研究决定，又组建了第4连。
安阳战役是“左权独立营”参加对日复仇行动的一次最大战役
1945年6月29日至7月7日，太行军区集中5个军分区（第三、第四、第五、第七、第八军分区）和八路军总部警卫团，共计9个团兵力，在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政委李雪峰直接指挥下，发起了对日军作战的安阳战役。驻守安阳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74大队，还有“剿共”军第1路军李英部、伪军第6方面军孙殿英部的暂编第9师26团。
“左权独立营”在769团直接指挥下参加安阳战役。769团的任务是在北流寺及附近地区担任打援。“左权独立营”2连6班战士赵廷伟回忆：“头天晚上进入阵地，第二天拂晓4点钟左右的样子，就同由安阳城乘坐几辆汽车并带有1门山炮出来、企图增援到各据点的日军军官教导大队，在北流寺村接上了火。这次战斗从早上打起，一直打到晚上八九点钟上，整整打了10多个小时，最后将日寇的军官教导大队，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了。‘左权独立营’牺牲伤亡的人数40多人，其中连长王四丑等10多人在战斗中光荣牺牲，这是独立营伤亡最大的一次。”
尽管“左权独立营”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日军损失更惨重。安阳战役历时8天，歼灭了日军大泽大队长率领的120余名日军士官和60多名伪军，歼灭了李英的“剿共”军第1路军第2旅、第3旅大部和伪军孙殿英的暂编第9师26团，共俘虏将官3人、校官22人、尉官160人、士兵2500余人，毙伤日伪军800余人，攻克日伪军据点30余处。安阳战役是“左权独立营”参加对日军复仇行动的一次最大战役，也是太行军区自百团大战以来歼灭日军最多的一次，更是太行军区对日军的最后一次作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左权独立营”奉命脱离地方武装，编入八路军385旅769团，称第4营。“左权独立营”正式升格为野战军。
自此，“左权独立营”在野战军部队序列内，歷经解放战争时期的上党战役、三出陇海、鏖战鲁西南、挺进大别山、进军大西南等战役战斗，还先后赴朝参加抗美援朝和入滇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次次获得战功，谱写出了一首首战无不胜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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