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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江涛在战争年代跟随刘伯承元帅南征北战，新中国成立后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时又是刘帅的学生，父亲对刘帅的崇敬与生俱来地传给了我。刘伯承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熟读兵书，身经百战，指挥千军，用兵如神，既有高超的指挥才能，又有渊博的学识。我阅读了《刘伯承军事文选》，深感他的军事论述不仅理论性和学术性很强，还极具现实性与本土性，特别是在军事论述中使用形象生动的比喻，深入浅出地帮助指挥员加深了理解，提高了素质。
“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
为使指挥员牢记克敌制胜的基本要素，刘伯承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此“五行”并非中国古代哲学上的“金、木、水、火、土”，而是“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这10个字高度概括了指挥作战的重点依据，既要求以上级交给的任务为根本，又强调了情报与侦察的重要性。
1939年8月22日，刘伯承在撰写的《对目前战术的考察》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侦察情况，这是袭击以前第一个工作……1.敌情：驻止之敌兵力多少，战斗力强弱，武器怎样，配置怎样，警戒程度，换班时间秩序，其周围有无其他敌人可能来增援，何时何路可能赶到增援。2.地形：周围的地形，敌人所驻房屋、堡垒、铁丝网、鹿寨等构筑形式如何，何处便于隐蔽接近，何处便于冲锋，何处便于撤退。……”总之，“侦察研究打下正确决心的基础”。
时任八路军129师师长的刘伯承在此文中分析八路军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的成功，首先在于此“五行”：“袭击战斗成功的战例很多，我769团第3营为策应忻县忻口的友军作战，夜袭代县阳明堡飞机场，炸毁敌人飞机24架，就是一个。其经验教训是：1.侦察清楚。团、营长在夜袭前的日间，亲身到滹沱河边，看清阳明堡机场停了飞机24架，守备队有200多人，并在地下挖有掩蔽部，但警戒松懈。敌情、地形都很清楚了，营长并在去袭击的路上，又向居民问了飞机场最近的情况。2.部署周到。……3.动作突然干脆。……”
“紧箍套是孙悟空自己戴上的”
刘伯承一贯反对指挥作战中一成不变的公式主义，将其形象地比喻为“紧箍套是孙悟空自己戴上的”。他说：“在一定计划上，应根据新变化的情况进行主动的灵活的机动。”
1942年夏季，日军为实现消灭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129师主力的目的，对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扫荡”。129师在刘伯承指挥下，胜利地粉碎了日军的大“扫荡”。
刘伯承在同年8月撰写的《太行军区夏季反“扫荡”军事总结》中写道：“敌人集结腹地的合击，边地空虚——这由于它抓住了我诱敌深入作战的老规律，迫我陷入纵深交错的大合击圈以内，使我不易出入，但其兵力越深入到我腹地，边地乃至敌占区越是薄弱，是可以容我们机动的。然而这也不可陷入公式主义。假如我们永久留恋山西某边地活动，而成为不变的老规律时，则敌人也可以把大合击圈靠近某一边地……紧箍套是孙悟空自己戴上的。”
刘伯承指挥战斗拒绝“不变的老规律”，不留恋于一地一处，善于打破“铁桶封锁”，使敌人摸不清八路军的规律，创造出机动自如的作战局面。在这次夏季反“扫荡”中，刘伯承指挥129师新1旅作战，使师直属队和边区政府从日军合围的间隙中突出重围，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同时指挥外线部队广泛开展游击战，破壞日军运输线，打击其抢粮行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牛抵角的战术是非常糟糕的”
刘伯承将与敌人硬碰硬的战术比喻为“牛抵角”。1946年6月25日，他在《战术问题》一文中写道：“牛抵角的战术是非常糟糕的，马的战术比牛的战术高明，狼的战术又比马的战术高明……攻硬者则软的亦硬，攻软者则硬的亦软。毛主席说：我们在战略上一个打敌人十个，在战术上十个打敌人一个……击溃敌人一个团，不如歼灭敌人一个营，只有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显示我们的威力，使敌人害怕。”
11月4日，刘伯承在团以上干部报告会上说：“有人问，你们为什么在上党战役、平汉战役能把敌人消灭得干干净净？回答是：因为我们的攻势是钳形的、袋形的。假若和敌人牛抵角，最多也不过把敌人打退而已。”
为了保卫抗战胜利的成果，打击蒋介石的内战气焰，加强中共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必须解放长治城，打赢上党战役。阎锡山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进攻解放区，其部队装备精良，长于防御，采取“三只老虎爪子的战术”（正面钳制、左包右抄）。晋冀鲁豫军区刚刚组建，装备落后，弹药奇缺。刘伯承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的悬殊，避免与敌人硬碰硬，制定了“围城打援、夺城打援、消灭突围逃窜之敌”三种战法。
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首先逐个夺取长治外围的襄垣、长子、屯留、潞城、壶关，再用“围三阙一”的战法攻长治城。阎锡山派援军增援长治，刘伯承命令只留下地方部队继续围困长治城，主力部队北上歼灭了敌援军。长治守军见援兵无望向西突围，最终被全歼。
“锅中点水，不如炉内抽薪”
刘伯承将“釜底抽薪”的兵法通俗地称为“锅中点水，不如炉内抽薪”，比喻战胜敌人必断其给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1941年10月16日，刘伯承在《反对敌人“扫荡”的战术指示》一文中写道：“扼住敌人背后补给线活动，破毁其辎重与交通，使敌人大军粮秣弹油无法补给，也无法持续‘扫荡’，是具有战役意义的……‘锅中点水，不如炉内抽薪’。这要每个抗战军人深刻了解，坚决到敌人背后交通要线上去破击，必须反对正面挡敌等待囚笼加身的现象。”
在1942年3月《太行军区二月反“扫荡”的军事经验教训》一文中，刘伯承分析：“敌人‘扫荡’太行的基地就是阳泉、沁县、长治和邯郸。……敌人为要捕捉我首脑机关，必须轻装疾行，才能奇袭。但轻装行动于空舍清野的根据地，就不能作持续的‘扫荡’，此是它历年来痛苦的教训。为要在根据地内持续摧毁我军民的生存条件，必须建立补给线，前送粮弹;同时为要运走所掠夺的资材，也必须依靠补给线后送赃物……这些地带（基干铁路和重镇）是敌人的命脉，也是敌人防御薄弱的地方。” 在8月《太行军区夏季反“扫荡”军事总结》一文中，刘伯承指出：“敌占区空虚，交通补给线延长，警备困难，敌人抽兵‘扫荡’的规律，是由邻区抽来本区，由纵深抽到前沿，这是挖肉补疮的做法。正说明抽出‘扫荡’的兵力，不能在‘扫荡’区停留两月之久……我们突击部队在奇袭长治、潞城、壶关时，亲见长治重镇只有五百人，并且大部都是辎重部队，壶关只有七十人，潞城与微子镇共有一百多人。这些地方在我奇袭之后，演成风声鹤唳的局面……其他补给线，都在我们不断摧击之下，是无法维护的。例如潞城、黎城补给线，是敌人第二、第三两期作战轴心的补给线，因为常遭有力的摧击，损失甚大……”
在刘伯承的指挥下，我军以摧毁敌人的补给线与腹地空舍清野相结合，奇袭敌人的铁路和重镇，吸引“扫荡”之敌回巢，待其归巢时伏击消灭之。他在文中称赞了长治一带的作战部队：“这些在合击圈外的战斗活动，是我们这次反‘扫荡’战役主动而最有效的手段，而且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战斗，应在今后发扬者。其中较显著的，如某部队奇袭长治重镇，烧了飞机三架、汽车十四辆、汽油库一座、营房二座，也摧击了潞（城）黎（城）公路补给线……”
“五个手指按五个跳蚤”
为了使指挥员认识敌人守备兵力分散的弱点，刘伯承指出这是“五个手指按五个跳蚤，一个也按不死，到处守备，到处弱点”。这在红军反“围剿”与抗战时期都有具体体现。
在1934年5月撰写的《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一文中，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这样总结红军前四次反“围剿”斗争：“敌人碉堡构成的封锁线，可以相当限制我们大兵团进行机动，然而，我们游击队确实可以自由出其封锁线碉堡的间隙……敌人的堡垒主义，原是耗散兵力的，我们要使其一个堡垒不空，而且更向后方延伸，敌兵虽多，如此耗散，将无重兵深入苏区，而便于我红军消灭它。”按照准确的分析与正确的处理，红军基干部队与地方部队编成挺进游击队，坚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深入敌人后方，寻找敌人弱点，突击消灭敌人，粉碎了敌人四次“围剿”。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这些正确战术却被博古等领导人拒绝，刘伯承被解除了红军总参谋长职务，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抗战时期，刘伯承再次用这个比喻分析敌人守备兵力的分散：日军的兵力少，但战线长，仅在华北漫长的交通线上就需要17个师团的兵力守护，这便是日军无法解决的致命弱点。刘伯承准确分析，英明指挥129师先后进行了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以及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冀南反“扫荡”和百团大战中的正太、榆辽等战役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先吃肥肉，再啃骨头”
刘伯承布置战斗任务时，不仅交代得简明扼要、准确清楚，而且生动形象，使人听后不忘。上党战役中期，刘伯承决定主力部队暂不攻打长治城，首先消灭阎锡山派往长治救援的2万余人。刘伯承在电话里命令陈再道（时任冀南纵队司令员）说：“长治这块骨头先不啃它，我们先吃掉眼前这块肥肉。陈赓（时任太岳纵队司令员）在老爷岭，陈锡联（时任太行纵队司令员）在磨盘垴，已经按住了敌人的两条大腿，你赶快从中间大道往北插，捣敌人的腹心。援敌已陷入我四面包围，我很快要发动总攻，你赶快准备出击！”三位“陈司令员”遵照刘伯承的命令，共同吃掉了阎锡山的援军这块肥肉，掉头啃掉了长治城这块硬骨头，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
刘伯承军事论述中的生动比喻，用字不多，便于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战斗经历的指挥员理解，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
论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革命战争不能离开政治工作，就好比厨子做菜不能离开火，没有火就会吃生菜，打胜仗要靠政治工作。
論述抗战武装间的关系：游击队就是筋，基干军队就是骨，自卫队就是肉。
论述学习文化的重要性：我打个比喻，经验好比铜钱，我们的一双手最多只能拿上三几十枚，假若我们有了足够的文化知识，就好比有了钱串子，一下子就可成百成千地把铜钱串起来，这就是把经验系统化，我们才能富有起来，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战术素养提高起来。
批评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报告：你们看山西毡帽，怎么戴都可以。有的报告跟它差不多，说“激战一昼夜，双方无伤亡”，这等于什么也没说。“激战”而又“无伤亡”，叫人无法琢磨。
论述敌人对交通线的依赖：平汉战役是抓住了“吃屎的狗离不开厕所”，敌人的企图是打通平汉线，走西边是山地，不便走，走东边是沙漠，困难，非沿铁路北进不可。
“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
为使指挥员牢记克敌制胜的基本要素，刘伯承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此“五行”并非中国古代哲学上的“金、木、水、火、土”，而是“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这10个字高度概括了指挥作战的重点依据，既要求以上级交给的任务为根本，又强调了情报与侦察的重要性。
1939年8月22日，刘伯承在撰写的《对目前战术的考察》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侦察情况，这是袭击以前第一个工作……1.敌情：驻止之敌兵力多少，战斗力强弱，武器怎样，配置怎样，警戒程度，换班时间秩序，其周围有无其他敌人可能来增援，何时何路可能赶到增援。2.地形：周围的地形，敌人所驻房屋、堡垒、铁丝网、鹿寨等构筑形式如何，何处便于隐蔽接近，何处便于冲锋，何处便于撤退。……”总之，“侦察研究打下正确决心的基础”。
时任八路军129师师长的刘伯承在此文中分析八路军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的成功，首先在于此“五行”：“袭击战斗成功的战例很多，我769团第3营为策应忻县忻口的友军作战，夜袭代县阳明堡飞机场，炸毁敌人飞机24架，就是一个。其经验教训是：1.侦察清楚。团、营长在夜袭前的日间，亲身到滹沱河边，看清阳明堡机场停了飞机24架，守备队有200多人，并在地下挖有掩蔽部，但警戒松懈。敌情、地形都很清楚了，营长并在去袭击的路上，又向居民问了飞机场最近的情况。2.部署周到。……3.动作突然干脆。……”
“紧箍套是孙悟空自己戴上的”
刘伯承一贯反对指挥作战中一成不变的公式主义，将其形象地比喻为“紧箍套是孙悟空自己戴上的”。他说：“在一定计划上，应根据新变化的情况进行主动的灵活的机动。”
1942年夏季，日军为实现消灭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129师主力的目的，对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扫荡”。129师在刘伯承指挥下，胜利地粉碎了日军的大“扫荡”。
刘伯承在同年8月撰写的《太行军区夏季反“扫荡”军事总结》中写道：“敌人集结腹地的合击，边地空虚——这由于它抓住了我诱敌深入作战的老规律，迫我陷入纵深交错的大合击圈以内，使我不易出入，但其兵力越深入到我腹地，边地乃至敌占区越是薄弱，是可以容我们机动的。然而这也不可陷入公式主义。假如我们永久留恋山西某边地活动，而成为不变的老规律时，则敌人也可以把大合击圈靠近某一边地……紧箍套是孙悟空自己戴上的。”
刘伯承指挥战斗拒绝“不变的老规律”，不留恋于一地一处，善于打破“铁桶封锁”，使敌人摸不清八路军的规律，创造出机动自如的作战局面。在这次夏季反“扫荡”中，刘伯承指挥129师新1旅作战，使师直属队和边区政府从日军合围的间隙中突出重围，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同时指挥外线部队广泛开展游击战，破壞日军运输线，打击其抢粮行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牛抵角的战术是非常糟糕的”
刘伯承将与敌人硬碰硬的战术比喻为“牛抵角”。1946年6月25日，他在《战术问题》一文中写道：“牛抵角的战术是非常糟糕的，马的战术比牛的战术高明，狼的战术又比马的战术高明……攻硬者则软的亦硬，攻软者则硬的亦软。毛主席说：我们在战略上一个打敌人十个，在战术上十个打敌人一个……击溃敌人一个团，不如歼灭敌人一个营，只有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显示我们的威力，使敌人害怕。”
11月4日，刘伯承在团以上干部报告会上说：“有人问，你们为什么在上党战役、平汉战役能把敌人消灭得干干净净？回答是：因为我们的攻势是钳形的、袋形的。假若和敌人牛抵角，最多也不过把敌人打退而已。”
为了保卫抗战胜利的成果，打击蒋介石的内战气焰，加强中共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必须解放长治城，打赢上党战役。阎锡山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进攻解放区，其部队装备精良，长于防御，采取“三只老虎爪子的战术”（正面钳制、左包右抄）。晋冀鲁豫军区刚刚组建，装备落后，弹药奇缺。刘伯承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的悬殊，避免与敌人硬碰硬，制定了“围城打援、夺城打援、消灭突围逃窜之敌”三种战法。
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首先逐个夺取长治外围的襄垣、长子、屯留、潞城、壶关，再用“围三阙一”的战法攻长治城。阎锡山派援军增援长治，刘伯承命令只留下地方部队继续围困长治城，主力部队北上歼灭了敌援军。长治守军见援兵无望向西突围，最终被全歼。
“锅中点水，不如炉内抽薪”
刘伯承将“釜底抽薪”的兵法通俗地称为“锅中点水，不如炉内抽薪”，比喻战胜敌人必断其给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1941年10月16日，刘伯承在《反对敌人“扫荡”的战术指示》一文中写道：“扼住敌人背后补给线活动，破毁其辎重与交通，使敌人大军粮秣弹油无法补给，也无法持续‘扫荡’，是具有战役意义的……‘锅中点水，不如炉内抽薪’。这要每个抗战军人深刻了解，坚决到敌人背后交通要线上去破击，必须反对正面挡敌等待囚笼加身的现象。”
在1942年3月《太行军区二月反“扫荡”的军事经验教训》一文中，刘伯承分析：“敌人‘扫荡’太行的基地就是阳泉、沁县、长治和邯郸。……敌人为要捕捉我首脑机关，必须轻装疾行，才能奇袭。但轻装行动于空舍清野的根据地，就不能作持续的‘扫荡’，此是它历年来痛苦的教训。为要在根据地内持续摧毁我军民的生存条件，必须建立补给线，前送粮弹;同时为要运走所掠夺的资材，也必须依靠补给线后送赃物……这些地带（基干铁路和重镇）是敌人的命脉，也是敌人防御薄弱的地方。” 在8月《太行军区夏季反“扫荡”军事总结》一文中，刘伯承指出：“敌占区空虚，交通补给线延长，警备困难，敌人抽兵‘扫荡’的规律，是由邻区抽来本区，由纵深抽到前沿，这是挖肉补疮的做法。正说明抽出‘扫荡’的兵力，不能在‘扫荡’区停留两月之久……我们突击部队在奇袭长治、潞城、壶关时，亲见长治重镇只有五百人，并且大部都是辎重部队，壶关只有七十人，潞城与微子镇共有一百多人。这些地方在我奇袭之后，演成风声鹤唳的局面……其他补给线，都在我们不断摧击之下，是无法维护的。例如潞城、黎城补给线，是敌人第二、第三两期作战轴心的补给线，因为常遭有力的摧击，损失甚大……”
在刘伯承的指挥下，我军以摧毁敌人的补给线与腹地空舍清野相结合，奇袭敌人的铁路和重镇，吸引“扫荡”之敌回巢，待其归巢时伏击消灭之。他在文中称赞了长治一带的作战部队：“这些在合击圈外的战斗活动，是我们这次反‘扫荡’战役主动而最有效的手段，而且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战斗，应在今后发扬者。其中较显著的，如某部队奇袭长治重镇，烧了飞机三架、汽车十四辆、汽油库一座、营房二座，也摧击了潞（城）黎（城）公路补给线……”
“五个手指按五个跳蚤”
为了使指挥员认识敌人守备兵力分散的弱点，刘伯承指出这是“五个手指按五个跳蚤，一个也按不死，到处守备，到处弱点”。这在红军反“围剿”与抗战时期都有具体体现。
在1934年5月撰写的《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一文中，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这样总结红军前四次反“围剿”斗争：“敌人碉堡构成的封锁线，可以相当限制我们大兵团进行机动，然而，我们游击队确实可以自由出其封锁线碉堡的间隙……敌人的堡垒主义，原是耗散兵力的，我们要使其一个堡垒不空，而且更向后方延伸，敌兵虽多，如此耗散，将无重兵深入苏区，而便于我红军消灭它。”按照准确的分析与正确的处理，红军基干部队与地方部队编成挺进游击队，坚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深入敌人后方，寻找敌人弱点，突击消灭敌人，粉碎了敌人四次“围剿”。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这些正确战术却被博古等领导人拒绝，刘伯承被解除了红军总参谋长职务，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抗战时期，刘伯承再次用这个比喻分析敌人守备兵力的分散：日军的兵力少，但战线长，仅在华北漫长的交通线上就需要17个师团的兵力守护，这便是日军无法解决的致命弱点。刘伯承准确分析，英明指挥129师先后进行了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以及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冀南反“扫荡”和百团大战中的正太、榆辽等战役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先吃肥肉，再啃骨头”
刘伯承布置战斗任务时，不仅交代得简明扼要、准确清楚，而且生动形象，使人听后不忘。上党战役中期，刘伯承决定主力部队暂不攻打长治城，首先消灭阎锡山派往长治救援的2万余人。刘伯承在电话里命令陈再道（时任冀南纵队司令员）说：“长治这块骨头先不啃它，我们先吃掉眼前这块肥肉。陈赓（时任太岳纵队司令员）在老爷岭，陈锡联（时任太行纵队司令员）在磨盘垴，已经按住了敌人的两条大腿，你赶快从中间大道往北插，捣敌人的腹心。援敌已陷入我四面包围，我很快要发动总攻，你赶快准备出击！”三位“陈司令员”遵照刘伯承的命令，共同吃掉了阎锡山的援军这块肥肉，掉头啃掉了长治城这块硬骨头，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
刘伯承军事论述中的生动比喻，用字不多，便于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战斗经历的指挥员理解，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
论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革命战争不能离开政治工作，就好比厨子做菜不能离开火，没有火就会吃生菜，打胜仗要靠政治工作。
論述抗战武装间的关系：游击队就是筋，基干军队就是骨，自卫队就是肉。
论述学习文化的重要性：我打个比喻，经验好比铜钱，我们的一双手最多只能拿上三几十枚，假若我们有了足够的文化知识，就好比有了钱串子，一下子就可成百成千地把铜钱串起来，这就是把经验系统化，我们才能富有起来，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战术素养提高起来。
批评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报告：你们看山西毡帽，怎么戴都可以。有的报告跟它差不多，说“激战一昼夜，双方无伤亡”，这等于什么也没说。“激战”而又“无伤亡”，叫人无法琢磨。
论述敌人对交通线的依赖：平汉战役是抓住了“吃屎的狗离不开厕所”，敌人的企图是打通平汉线，走西边是山地，不便走，走东边是沙漠，困难，非沿铁路北进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