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门第、血统是士人走向仕途很重要的门径，然而读书求教则为贵族士大夫们所不齿。韩愈却是“另类”，他非常重视教育，主张以教育为本选拔有识之士管理各级部门，并极力为教育运筹帷幄，于是，很多达官显贵嘲笑他爱出风头。
　　为了回击那些诋毁，公元802年，韩愈写出著名的《师说》一文。这下更引起众怒，“讨伐”之声此起彼伏。韩愈为解心中郁闷，告假回乡祭祖，途中碰巧遇见当朝丞相之子郑浣。郑浣素以家世为荣，对韩愈的观点嗤之以鼻，看到韩愈，就想羞辱一番。他面露不屑，问韩愈：“听说兄台诲人不倦，可否请教一二？”韩愈一脸谦和，和颜道：“请讲。”郑浣又说：“古之圣贤皆人之龙凤，敢问谁为天下第一师而当之无愧？”
　　韩愈略加思索，回答说：“论才学、胆识及影响后世之广，当属孔丘。”郑浣遂反问：“不然，孔圣人曾从师老子，岂有师不如弟子之理？”韩愈沉思片刻后，像是回复郑浣又像自言自语：“既如是说，老子又师从何人？何况圣人之师未必强于圣人，怕是不能简单地把老师奉为‘天下第一’吧？这‘天下第一’的评判标准又该如何评判呢？”郑浣哈哈大笑：“原以为韩先生自诩人师，却也是腹内草莽。劝您还是不要误人子弟吧！”
　　韩愈见他这样羞辱自己，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觉得郑浣学问高深，非己所能及，于是恭恭敬敬地虚心求教。殊不知郑浣实际上就是胡搅蛮缠：“我也不知‘天下第一’如何评判，所以我不当别人的老师，也不喜欢去教别人。”说完狂笑着扬长而去。
　　之后，韩愈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韩愈虽然明白了郑浣的用意，但还是觉得他颇有道理——做学问就得不耻下问以求新解，方能更好地“传道、授业、解惑”，然而对于谁当为“天下第一师”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这成了他心头的一个结。韩愈直到来年升任监察御史，勘察关中大旱灾情时，才豁然顿悟。
　　韩愈到了关中，触目皆是地干苗枯，灾民流离失所，顿觉痛心疾首，心想生命是如此脆弱而又坚强，一旦没有了生命，世界将荡然无存，还何谈学问？想到“学问”，他又想起了“天下第一师”，无论哪位圣贤，追溯到源头，都必然由观苍生百态而领悟到精髓所在，那么，“天下第一师”就非芸芸众生莫属。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韩愈对自己的答案确信无疑，而此刻，他却没有半点欣喜的心情。
　　处理完灾民事宜，他回京都述职，途中以沉重的口吻写下一封发自肺腑的信函，阐明自己的结论，令人快马加鞭送往郑浣处。郑浣读罢羞愧难当，为韩愈的气量和忧国忧民之心折服，遂与韩愈重修言好。后来两人成莫逆之交，郑浣成为韩愈教育事业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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