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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广西作家东西的小说通过书写城乡文明的对撞，对乡土世界和乡村生活进行了省思，也对都市文明和都市日常生活进行了审视。同时，作家通过记叙因为生存空间的迁移给人类带来的困扰与抉择，从而揭开了人类丰富而复杂的情感世界，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灵激荡。
关键词：东西小说 批判 审视 都市 乡土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社会逐步加快的现代化进程，城乡文明的对位与对话也日渐紧密。作为时代的亲历者之一，小说家们用艺术的眼光，观察社会生活，记录社会生活，并通过这些文字传达他们对社会生活的思考。作为广西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东西的小说作品常常通过寓言式的书写来反映时代生活，深刻地思考并阐释着城乡文化空间里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这些作品，有些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伤害，有些涉及到命运的思考，有些又和人物对生活的反省息息相关。无论是从个体的角度，还是以家庭为切入点，东西的小说都为我们揭开了历史与人性的豁口，再现和反思社会前进的脚步、个体挣扎的灵魂以及爱恨交织的情感体验，为城乡文化空间的构筑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被批判的乡土
小说家东西出生于多山环绕的桂西北农村，不便的交通环境、静谧的山乡风情，造就了现实版的“没有语言的生活”。乡村的文化空间给予东西生活的身体和臂膀，也给予了他小说创作时的精神底色，在作品里，就表现为作家所关注和反应的是个体、家庭在与命运搏斗时的激烈与悲壮。解读东西的乡土题材小说，要把它们放在广西，乃至中国乡土社会剧变的时代氛围里观察，才能审视主人公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时候所面临的情感、家庭裂变与愈合的辩证，才能透视社会转型时期城、乡文化空间的位移与流转，才能把握在社会的风云激荡时期，生命个体的呐喊、彷徨与挣扎，甚至于极端的逆天改命。
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选取了乡村文化空间里小人物的生活遭遇作为书写的题材，展示了在地域偏僻和物质极端匮乏的条件下，人们极度贫困的生活状况和几近赤贫的精神面貌，将小人物为赢得生存空间而做的努力和挣扎展现人前。人感知外部环境的基本依靠就是五官，可是小说在描写盲人王老炳、聋子王家宽和哑巴蔡玉珍组合的非常家庭的贫困生活时，却将他们的失明、失聪、失语作为与环境保持相对独立的生存状态，并在“划河而居”之后，赢得了自如的生存空间。我们不妨把作家对这三个角色的设定理解为人对社会和自我关系的一种判断。他们最初和普通人是一样的，感知这个世界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生活的残酷性就在于，它不断地蚕食了人物的生活空间，以语言的伤害渐渐地把人逼到角落里，正如论者所言，“由聋子、哑巴和瞎子组成的家庭，表达的正是在言语的机锋面前保持的沉默和相对的隔绝，以期达成个体在伤害前的弱势自保，这是恶托邦里的人性捍卫，也是道德的自我坚守。”[1]荒谬的生存选择背后竟然流荡着合理的生存规则，小说人物以不断收缩的生存空间阐释了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为了避免继续骚扰他们最初是搬到了河的对岸离群索居，后来干脆拆掉了过河的小桥，以至于断绝了他们与“文明世界”的联系。当他们自以为摆脱了人世间的伤害之时，小孩子王胜利上学之后，第一天学会的竟然是辱骂父母的歌谣，在沉默中生活的一家人再次过上了没有语言的生活。
由此可见，如果说“聋”、“哑”、“盲”在小说内的家庭组成是作家对生存境遇的极限展演，那么，“你”、“我”、“他”恰巧三人的人生指称则显露出东西对人际关系的细察程度。在书写王老炳一家的困窘生活之时，东西以他悲天悯人的心怀，批判了乡村中普遍存在的精神贫困现象——贫困与苦难绝非仅来自于自然界的风不调雨不顺，人心深处所潜藏的贪婪才是毁灭人性的根本因素。《目光愈拉愈长》里，在村子里生活的母亲刘井常常站在家门口不断地眺望远方，她渴盼着儿子能够早日平安归来;但是，当儿子马一定从城里回家之后，不断地埋怨母亲，不停地嫌弃农村的生活，终于有一天逃出了村庄。母亲的目光愈拉愈长，但是，那个在都市里生活的儿子也越走越远，终于消失在日落后的群岚之外。年轻人的出走，使乡土文明迅速地衰败。在风云激荡的城乡文化空间位移时期，东西对社会变革进行的细致体察，清晰地勾勒出时代浪潮里的人物形象，引起了读者深刻而又广泛的共鸣。
二.被审视的都市
在新时期的历史条件下，大量从土地生产里解放出来的农民涌进都市，客观上也为都市文明与都市生活注入了新的元素，而这些都市新移民对都市的情感介入过程，则是“光明与黑暗相共”的。易言之，都市新移民的“进城”，串联起了差异性较大的城、乡文化空间，也使城乡之间的叙事空间得以构筑。小说《篡改的命》就以汪长尺的“进城悲剧”作为叙事的线索，阐述了農民对“进城”的渴求与艰辛，不断地在“篡改”中思索着人生与命运的纠缠。
主人公汪长尺，从父亲汪槐到他，都在孜孜以求地完成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要尽早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然而，命运只是不断地捉弄着汪氏父子。在执着，甚至是近乎变态的偏执念想里，他们最终决定自己家族的传人过继给仇人，从而完成所谓的“身份转变”，殊不知，完成身份转变后的儿子汪大志却决意要割裂他与乡土家族的血脉联系，这不啻为极大的讽刺。小说的最后情节，是汪大志去追查自己的身份，然而追查的结果却指向了自己本身。同样是追寻身份之谜，最后查明自己身份的俄狄浦斯，因为杀父娶母的罪名无法抹煞，加上他治下的国家已经饱受多年瘟疫之苦，唯有承担起乱伦的罪责才能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因此他刺瞎了不能识别自己身份的双眼，流浪他乡。反观《篡改的命》里的汪大志，当他知道自己身份的秘密后，却把所有的档案丢到江里，实际上也显示了他对乡村文明的弃绝和对都市文明的热烈拥抱。都市文明以巨大的优势揽怀了年轻人的期许和梦想，也暗示着物质社会里人对血缘、亲情等精神欲求的屏蔽和抹杀。这个戏仿了俄狄浦斯故事的故事，终于将作家对命运的省思推向高潮：当人无论如何都不能逃脱命运的摆布之时，他是选择继续抗争，并最终承担责任，还是选择妥协，甚至是逃避事实？两相比较之下，更能显示出古希腊神话里的英雄的崇高感，因而烛照出当代都市人的卑微，甚至是猥琐。而作家在刻画城乡文化互动（怼）的过程中，深刻地揭露了这样的窘境：在都市与乡土文明的罅隙里，都市新移民寄希望于改变自身生存困境所做的努力是如此艰辛。有论者指出，“关于三代人进城的故事，看似悲悯，亦含批判，表面嘻哈，内里沉重。东西写出了一个具有喜剧精神的悲剧，并用这个悲剧有力地祭奠了一个荒谬的时代。”[2]在社会缺乏足够的上升平台的背景下，对命理的如此“篡改”，用当下的流行语来说，体现了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扭曲、悲壮的搏杀，正如论者所言，书写了都市新移民的“作品写出了乡土社会迁徙者与都市文化发生碰撞时灵魂世界的至深悲剧”[3]，而悲剧之所以出现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每一位读者深思的。 通过父子进城的故事来审视都市生活的写作姿态在东西的其他小说里也时有出现，在《我们的父亲》、《保佑》等等小说里还有较为精彩的展演。《我们的父亲》里，父亲出走了，因为他进城之后发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异变，儿子“我”最后连父亲的葬身之地都无从寻觅，那么，“对父亲的死或失踪的真相的追寻刺痛了我们，刺穿了冷漠的坚冰。在这个世界上，谁敢说自己是无罪的？”[4]《保佑》则是《目光愈拉愈长》的父亲版，那个在村口眺望儿子的人，从母亲刘井变成了父亲李遇。如果父亲是历史，那他必须是乡土文明的历史。当儿子作为第一代的都市新移民，将自己的生存空间移植进都市里，那么，父亲的历史，也就是乡土的历史就已经断裂了。当儿子马一定、“我”所掌控的新秩序终于在都市里逐渐地建立起来，父辈的旧秩序也日渐苍老。无论是儿子对父亲的逃离，还是他对父亲的寻觅，都将在父亲的出走或者是眺望里完成隐秘的交接。
综上所述，广西作家东西的小说通过书写城乡文明的对撞，对乡土世界和乡村生活进行了省思，也对都市文明和都市日常生活进行了审视。同时，作家通过记叙因为生存空间的迁移给人类带来的困扰与抉择，从而揭开了人类丰富而复杂的情感世界，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灵激荡。在都市化进程中，都市新移民不得不面对诸如离散、挫折、失败、认同危机等心理问题，并在这些情感矛盾中不断地走向个体精神世界的深处，不断地思考处于双重文明夹缝中的命運走向。他们从乡土中来，却融入都市里去，深刻地展示了都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共生关系。都市给乡村文化搭建了更大的活动平台和生存空间，而乡村文化又维系了都市人内心对生命本真的终极信念，而东西小说以寓言式的书写，不断地叩击着人类内心世界普遍而共通的情感体验，更重要的是，它以一种批判的眼光，为我们审视都市、乡村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姿态与路径。
参考文献
[1]潘颂汉：《在人性凌迟的现场——东西小说论》，《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8年第1期。
[2]谢有顺：《有喜剧精神的悲剧——读东西的
关键词：东西小说 批判 审视 都市 乡土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社会逐步加快的现代化进程，城乡文明的对位与对话也日渐紧密。作为时代的亲历者之一，小说家们用艺术的眼光，观察社会生活，记录社会生活，并通过这些文字传达他们对社会生活的思考。作为广西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东西的小说作品常常通过寓言式的书写来反映时代生活，深刻地思考并阐释着城乡文化空间里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这些作品，有些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伤害，有些涉及到命运的思考，有些又和人物对生活的反省息息相关。无论是从个体的角度，还是以家庭为切入点，东西的小说都为我们揭开了历史与人性的豁口，再现和反思社会前进的脚步、个体挣扎的灵魂以及爱恨交织的情感体验，为城乡文化空间的构筑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被批判的乡土
小说家东西出生于多山环绕的桂西北农村，不便的交通环境、静谧的山乡风情，造就了现实版的“没有语言的生活”。乡村的文化空间给予东西生活的身体和臂膀，也给予了他小说创作时的精神底色，在作品里，就表现为作家所关注和反应的是个体、家庭在与命运搏斗时的激烈与悲壮。解读东西的乡土题材小说，要把它们放在广西，乃至中国乡土社会剧变的时代氛围里观察，才能审视主人公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时候所面临的情感、家庭裂变与愈合的辩证，才能透视社会转型时期城、乡文化空间的位移与流转，才能把握在社会的风云激荡时期，生命个体的呐喊、彷徨与挣扎，甚至于极端的逆天改命。
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选取了乡村文化空间里小人物的生活遭遇作为书写的题材，展示了在地域偏僻和物质极端匮乏的条件下，人们极度贫困的生活状况和几近赤贫的精神面貌，将小人物为赢得生存空间而做的努力和挣扎展现人前。人感知外部环境的基本依靠就是五官，可是小说在描写盲人王老炳、聋子王家宽和哑巴蔡玉珍组合的非常家庭的贫困生活时，却将他们的失明、失聪、失语作为与环境保持相对独立的生存状态，并在“划河而居”之后，赢得了自如的生存空间。我们不妨把作家对这三个角色的设定理解为人对社会和自我关系的一种判断。他们最初和普通人是一样的，感知这个世界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生活的残酷性就在于，它不断地蚕食了人物的生活空间，以语言的伤害渐渐地把人逼到角落里，正如论者所言，“由聋子、哑巴和瞎子组成的家庭，表达的正是在言语的机锋面前保持的沉默和相对的隔绝，以期达成个体在伤害前的弱势自保，这是恶托邦里的人性捍卫，也是道德的自我坚守。”[1]荒谬的生存选择背后竟然流荡着合理的生存规则，小说人物以不断收缩的生存空间阐释了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为了避免继续骚扰他们最初是搬到了河的对岸离群索居，后来干脆拆掉了过河的小桥，以至于断绝了他们与“文明世界”的联系。当他们自以为摆脱了人世间的伤害之时，小孩子王胜利上学之后，第一天学会的竟然是辱骂父母的歌谣，在沉默中生活的一家人再次过上了没有语言的生活。
由此可见，如果说“聋”、“哑”、“盲”在小说内的家庭组成是作家对生存境遇的极限展演，那么，“你”、“我”、“他”恰巧三人的人生指称则显露出东西对人际关系的细察程度。在书写王老炳一家的困窘生活之时，东西以他悲天悯人的心怀，批判了乡村中普遍存在的精神贫困现象——贫困与苦难绝非仅来自于自然界的风不调雨不顺，人心深处所潜藏的贪婪才是毁灭人性的根本因素。《目光愈拉愈长》里，在村子里生活的母亲刘井常常站在家门口不断地眺望远方，她渴盼着儿子能够早日平安归来;但是，当儿子马一定从城里回家之后，不断地埋怨母亲，不停地嫌弃农村的生活，终于有一天逃出了村庄。母亲的目光愈拉愈长，但是，那个在都市里生活的儿子也越走越远，终于消失在日落后的群岚之外。年轻人的出走，使乡土文明迅速地衰败。在风云激荡的城乡文化空间位移时期，东西对社会变革进行的细致体察，清晰地勾勒出时代浪潮里的人物形象，引起了读者深刻而又广泛的共鸣。
二.被审视的都市
在新时期的历史条件下，大量从土地生产里解放出来的农民涌进都市，客观上也为都市文明与都市生活注入了新的元素，而这些都市新移民对都市的情感介入过程，则是“光明与黑暗相共”的。易言之，都市新移民的“进城”，串联起了差异性较大的城、乡文化空间，也使城乡之间的叙事空间得以构筑。小说《篡改的命》就以汪长尺的“进城悲剧”作为叙事的线索，阐述了農民对“进城”的渴求与艰辛，不断地在“篡改”中思索着人生与命运的纠缠。
主人公汪长尺，从父亲汪槐到他，都在孜孜以求地完成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要尽早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然而，命运只是不断地捉弄着汪氏父子。在执着，甚至是近乎变态的偏执念想里，他们最终决定自己家族的传人过继给仇人，从而完成所谓的“身份转变”，殊不知，完成身份转变后的儿子汪大志却决意要割裂他与乡土家族的血脉联系，这不啻为极大的讽刺。小说的最后情节，是汪大志去追查自己的身份，然而追查的结果却指向了自己本身。同样是追寻身份之谜，最后查明自己身份的俄狄浦斯，因为杀父娶母的罪名无法抹煞，加上他治下的国家已经饱受多年瘟疫之苦，唯有承担起乱伦的罪责才能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因此他刺瞎了不能识别自己身份的双眼，流浪他乡。反观《篡改的命》里的汪大志，当他知道自己身份的秘密后，却把所有的档案丢到江里，实际上也显示了他对乡村文明的弃绝和对都市文明的热烈拥抱。都市文明以巨大的优势揽怀了年轻人的期许和梦想，也暗示着物质社会里人对血缘、亲情等精神欲求的屏蔽和抹杀。这个戏仿了俄狄浦斯故事的故事，终于将作家对命运的省思推向高潮：当人无论如何都不能逃脱命运的摆布之时，他是选择继续抗争，并最终承担责任，还是选择妥协，甚至是逃避事实？两相比较之下，更能显示出古希腊神话里的英雄的崇高感，因而烛照出当代都市人的卑微，甚至是猥琐。而作家在刻画城乡文化互动（怼）的过程中，深刻地揭露了这样的窘境：在都市与乡土文明的罅隙里，都市新移民寄希望于改变自身生存困境所做的努力是如此艰辛。有论者指出，“关于三代人进城的故事，看似悲悯，亦含批判，表面嘻哈，内里沉重。东西写出了一个具有喜剧精神的悲剧，并用这个悲剧有力地祭奠了一个荒谬的时代。”[2]在社会缺乏足够的上升平台的背景下，对命理的如此“篡改”，用当下的流行语来说，体现了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扭曲、悲壮的搏杀，正如论者所言，书写了都市新移民的“作品写出了乡土社会迁徙者与都市文化发生碰撞时灵魂世界的至深悲剧”[3]，而悲剧之所以出现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每一位读者深思的。 通过父子进城的故事来审视都市生活的写作姿态在东西的其他小说里也时有出现，在《我们的父亲》、《保佑》等等小说里还有较为精彩的展演。《我们的父亲》里，父亲出走了，因为他进城之后发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异变，儿子“我”最后连父亲的葬身之地都无从寻觅，那么，“对父亲的死或失踪的真相的追寻刺痛了我们，刺穿了冷漠的坚冰。在这个世界上，谁敢说自己是无罪的？”[4]《保佑》则是《目光愈拉愈长》的父亲版，那个在村口眺望儿子的人，从母亲刘井变成了父亲李遇。如果父亲是历史，那他必须是乡土文明的历史。当儿子作为第一代的都市新移民，将自己的生存空间移植进都市里，那么，父亲的历史，也就是乡土的历史就已经断裂了。当儿子马一定、“我”所掌控的新秩序终于在都市里逐渐地建立起来，父辈的旧秩序也日渐苍老。无论是儿子对父亲的逃离，还是他对父亲的寻觅，都将在父亲的出走或者是眺望里完成隐秘的交接。
综上所述，广西作家东西的小说通过书写城乡文明的对撞，对乡土世界和乡村生活进行了省思，也对都市文明和都市日常生活进行了审视。同时，作家通过记叙因为生存空间的迁移给人类带来的困扰与抉择，从而揭开了人类丰富而复杂的情感世界，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灵激荡。在都市化进程中，都市新移民不得不面对诸如离散、挫折、失败、认同危机等心理问题，并在这些情感矛盾中不断地走向个体精神世界的深处，不断地思考处于双重文明夹缝中的命運走向。他们从乡土中来，却融入都市里去，深刻地展示了都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共生关系。都市给乡村文化搭建了更大的活动平台和生存空间，而乡村文化又维系了都市人内心对生命本真的终极信念，而东西小说以寓言式的书写，不断地叩击着人类内心世界普遍而共通的情感体验，更重要的是，它以一种批判的眼光，为我们审视都市、乡村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姿态与路径。
参考文献
[1]潘颂汉：《在人性凌迟的现场——东西小说论》，《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8年第1期。
[2]谢有顺：《有喜剧精神的悲剧——读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