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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人类文学史上，文化的交融造就了众多具有世界影响的侨民作家，黎巴嫩作家纪伯伦当属其中最受人瞩目的作家之一，他在西方文坛颇具盛誉。《旅美派文学》的作者伊萨·那欧力博士评价“纪伯伦是阿拉伯现代文学生命中的第一缕芳馨，他使阿拉伯文献得以在不朽的世界文学土壤中扎根，是一位令东方和西方都为之骄傲的、不朽的、世界性的作家。他怀着可以引导生命走向幸福生活的东方精神的信念，并通过传播这一信念，更新着很久以前就出现在东方的新纪元”。 身为文学家，纪伯伦独创的“纪伯伦风格”让人们耳目一新;身为哲学家，他的人文思想和理性精神为阿拉伯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身为侨民作家，他将阿拉伯诗歌的艺术特质引入英语创作中，用伊斯兰教苏菲主义思想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沟通搭建了桥梁。
【关键词】：纪伯伦;旅美派;侨民文学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这样赞美纪伯伦：“你是东方刮来的第一阵风，从根本上扫荡着西方。但你带到我们海岸的唯有鲜花。”1984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一项决议，在首都华盛顿中心地段为纪伯伦建立了纪念中心，以此表示对这位伟大作家的尊重。纪伯伦受到如此敬重，是因为他对大自然和人类的热爱以及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不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使得东西方文坛都为他的创作天赋和人格魅力而折服。
和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纪伯伦的创作不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他在吸收东西方文化精髓的同时，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通过文学创作来改造东方，警策西方，为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纪伯伦风格”的形成
纪伯伦（1883-1931）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坛极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也是阿拉伯近代文坛上旅美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奠定了阿拉伯现代小说和艺术性散文的基础，开辟了二十世纪阿拉伯文学的新道路。与此同时，超群的文学造诣和兼具东西方特色的思想精华使旅居海外的他成为在西方文坛升起的东方之星。
12岁时，纪伯伦因家庭变故随母亲和兄妹迁居美国。1898年，他重返故土黎巴嫩学习阿拉伯语及文化、宗教、哲学知识，此阶段的学习为他的阿拉伯语文学创作积蓄了深厚的语言功底。1908年，纪伯伦师从于美学大师罗丹。这一时期丰富的求学经历使得他有机会受到阿拉伯、欧洲和美国三地文化的熏陶，并凭借他的个人天赋巧妙地将三种文化熔于一炉，为他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文学鉴赏力并开创崭新文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之后，他迁往北美阿拉伯侨民文学家汇聚的中心——纽约，并于1920年与一批旅居于美国的黎巴嫩和叙利亚作家、诗人共同成立了阿拉伯海外文学团体“笔会”，纪伯伦担任该会主席。“笔会”后来发展成为阿拉伯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侨民文学流派——叙美派（又称侨民文学），在东西方文学的发展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纪伯伦的创作天赋和才华也随着笔会的发展而日益凸显，他的作品源自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阿拉伯世界和英语世界两种宗教文化的交集，既可以与本土文化进行对话，又可以让世界更全面地了解阿拉伯世界。
纪伯伦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和人文思想既充满东方格调，渗透着黎巴嫩山野的神秘，又饱蘸西方式的激情，充满着对自由、平等、美好的向往和追求和对美的讴歌，在东西方文学史上都有着深刻影响。纪伯伦成就最高的文学体裁当属散文诗，他的散文诗包含了人生哲学、民族与世界、法律与自由、正义与真理、爱与美等主题，始终贯穿着鲜明的人文主义思想，这种带有“纪伯伦风格”的人文主义思想将阿拉伯文化元素和欧美艺术有机结合起来，在对阿拉伯民族历史文化的进行深刻反思的同时着眼于世界文化的价值理念和审美视角，为世界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被法国《加利默之家》杂志东方部主任加鲁金誉为“数百年来东方送给我们的最好礼物”。他以抒情诗的形式表达哲理性内涵，这种哲理化人文主义的倾向源自于他对祖国、民族乃至全人类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他致力于唤醒世人的灵魂，开启他们的心锁。
理性精神也是纪伯伦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一精神主要体现在他对能够客观地探究东方民族积贫积弱的根源。他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对东方沉疴进行了真实坦率而又一针见血地剖析批判和痛苦反思。他认为，东方民族性格中缺少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和以科学为主导的理性精神，从而导致了东方民族在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的局面，《暴风集麻醉剂和解剖刀》就是散文诗中表达这类思想颇具代表性的作品。此外，纪伯伦的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在阿拉伯世界引起的诸多非议和批评。有人指责他试图“破坏青年男女的道德”，“亵渎神明，背叛宗教”。对此，纪伯伦悲愤地申辩：“假如我能连根拔掉人类的风俗习惯、信仰传统，那我绝不会有一分钟的犹豫！”他在作品《流浪者疯人》中把东方的弊病比作龋齿，还借疯人之口批判了东方民族这一历史悲剧：家人都按一个既定的模式来设计“我”的未来，所以“我”来到疯人院，因为在这里至少“我能成为我自己”。纪伯伦的作品中人文思想贯穿始终，理性精神也充斥于许多作品的字里行间。
2.对西方文学的影响
黎巴嫩一直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并存之地，身为阿拉伯人的纪伯伦出生在一个基督教马龙派教徒之家，他并不是纯正的穆斯林。而马龙派又受伊斯兰教影响颇深，使用古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保持着古叙利亚教会的传统礼仪。这样的文化背景使纪伯伦能够跨越地域文化障碍，从世界文化的角度深刻而全面地思考文化问题，进而摆脱了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乃至宗教文化的定势或偏见，并将多元文化视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他的作品既洋溢着阿拉伯文学的气势恢弘和深厚底蕴，又汲取了西方文学的营养，既继承了阿拉伯民族勇于开拓积极进取的精神，又发扬了为阿拉伯移民在新大陆的努力探索与追求的精神[1]。
在散文诗中，他用形象的语言阐释了矛盾对立的事物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真理。从他关于生与死、理智与情感等话题的探索中我们不难体悟到他将东西方文化有机结合的文化底蕴。纪伯伦认为生活中没有至善存在，这显然是受基督教原罪说的影响，但他并不认为原罪是羁绊人们为善的枷锁，相反，他认为人人都可以向善，这种扬弃恶行超越自我的追求便是现实中“相对的善”，这又彰显了纪伯伦东方文化的烙印。这种东西结合的特征在他的散文诗诗句中随处可见，“在你冀求你的大我时，便隐存着你的善性;这种冀求是你们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但对有的人，这种冀求是归海的急湍，夹带着山野的神秘与林木的讴歌。而其他人是在转弯曲折迷途中的缓流溪水，在归海的路上滞留。[2]”这短短幾句体现了纪伯伦根植于东方传统而又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独特思想。历尽磨难的他感慨“悲哀的创痕在你身上刻得越深，你越能容受更多的欢乐”[3]。他认为爱是一切情感中最高尚的，但爱也是一把双刃剑，“爱虽给你加冠，他也要把你钉在十字架上，他虽栽培你，他也修剪你。”《先知·论爱》中，他指出“一个人如果只寻求爱的和平与逸乐，那他不仅得不到爱，反而会受到爱的伤害” 。在《先知罪与罚》中，他深刻地指出“我们不能把至公与不公、至善与不善分开，”罪与非罪像“那好与坏的树根”，“都在大地沉默的心中纠结在一起。”从以上的诗句中，我们不难看出纪伯伦融合东西方文化为一体的哲学思辨性。 纪伯伦的初期作品大多源自西方的创作模式，由于受尼采和威廉布莱克影响，纪伯伦的作品充满了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激情。他在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色彩的作品中表达自己的爱憎和好恶，歌颂纯真的爱情，歌颂真、善、美，抒发对祖国，对人类，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同时对东方社会的墨守陈规、愚昧落后等诸多弊端以及“西方文明”中的虚伪、贪婪、糜烂、冷酷和种种假、恶、丑的现象，进行无情的抨击和辛辣的嘲讽。他不但继承了西方文化遗产的进步思想，而且在此基础上有所扬弃和发展。纪伯伦的思想受尼采哲学的影响颇深，思想上融汇了西方尼采哲学和伊斯兰苏菲主义思想。尼采强调，人生的目的在于发挥自身权力，扩张自我。他认为超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否定受理性主义、基督教和人道主义支配的西方文明。但纪伯伦从尼采这里只继承了“人要不断超越自己”的思想，汲取尼采 “不要跟随我，你要成为你自己”的积极观点并使之更加理性化，同时引入苏菲主义倡导个人努力和修炼的观点，把人的主体性放在首位，赞美积极乐观和富于创造的态度，充分体现了生命的意志和活力以及一种自尊自强的乐观人生。纪伯伦认为真正的自由意味着人性的升华，人要主宰自己的命运，“我”要做自己的“上帝”，而上帝是“那种淳朴的纯洁的精神力量”，当人接近这种完美时，“人性”升华即为“神性”。他的这一思想和伊斯兰苏菲神秘主义的主张十分接近，在《先知·自由》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
《暴风集·掘墓人》用超现实的手法塑造了一个“亵渎太阳”、“诅咒人类”、“膜拜自己”的疯狂之神的形象，与尼采的作品超人在思维敏捷、我行我素、直面自我与世界等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暴风集·貪心的紫罗兰》一文中，他赞颂一株紫罗兰变成期盼已久的玫瑰后虽被风雨摧折而无怨无悔、追求自我超越的理想主义态度。虽然紫罗兰死了，但她听到了“太苍窃窃私语”，“她的叶子感触到了光明”，了解了自己生活天地以外的事情。他认为“存在的目的在于追求存在以外的东西。”散文诗告诉人们生命只要曾经灿烂辉煌、自我实现，虽然短暂也是胜过生命无意延续的永恒。
因为侨民身份和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谙熟英阿双语的纪伯伦在形成自己兼具东西方精髓的哲学思想的同时将阿拉伯诗歌的美学特质植入英文诗歌的创作当中，加之阿拉伯文化所具有的巨大穿透力和渗透性，他的英语作品便或多或少地呈现出阿拉伯人的痕迹。他晚年用英语创作的《流浪者》和《先知园》里，前者从内容到形式都以《圣经新约》为模板，但基督的宗教气息所见不多。后者既有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又不乏东方文化的艺术魅力。造诣颇深的纪伯伦在英文创作中形成了自己富有东方底蕴的现代诗风。
此外，在散文诗的形式上，纪伯伦喜欢重复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还在英语创作中加入了阿拉伯语诗歌的元素，他的诗歌始终洋溢着浓郁的意境美和强烈的韵律美。相似的结构不仅利于行文的自然流畅，而且更容易和读者产生情感共鸣，纪伯伦兼具文采和诗意的散文诗有如钢琴曲一样婉转动听，在产生音乐韵律美的同时将抽象的概念形象化，使说理更加透彻深刻。从而把单一的命题构建成各种思想交错的多棱镜，把读者的视线引向生命的巅峰，让人们俯瞰世界，审视人生，得到爱与美的享受与陶冶。《先知》《沙与沫》《人子耶稣》《先知的花园》都体现了纪伯伦注重诗歌韵律的特点，也是他将阿拉伯语诗歌创作中的韵律技巧运用于英语诗歌的有力例证。
由此可见，纪伯伦散文诗的形式不仅赋予了他一位东方哲人的创作才华，而且传承并发展了西方的文学，他的作品是东西方文化有机结合的经典范例。
2. 对东方文学的影响
倡导东西合璧的纪伯伦将阿拉伯语和英语融会贯通，不仅让西方的文学创作更加丰富多彩，而且引起了阿拉伯语诗歌的巨大变革。众所周知，纪伯伦的作品文字优美、典雅、绚丽而流畅、洒脱，如行云流水。能融诗情与哲理于一体，寓意深刻隽永，耐人寻味，沁人心脾。其散文语言风格更是独树一帜，创作手法别具一格，给人以美的享受和精神的洗礼。
阿拉伯语的诗歌格外注重韵律美，这自然也是“纪伯伦风格”的重要特点之一，他对古代阿拉伯安达卢西亚“彩诗”的继承尤为重视，因为这种诗体原是古代阿拉伯诗歌与西班牙当地民歌融合的产物，具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古典主义和神秘主义等多种艺术风格。然而在继承这一传统风格的同时，纪伯伦也有所创新，突破了阿拉伯诗歌传统格律，使这种音韵富于变化又不失协调，给阿拉伯文学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他的散文诗音调铿锵、文笔优美、抒情真挚，一扫阿拉伯文学一味堆砌华丽词藻的风格，冲破了古典诗歌韵律的束缚。
纪伯伦之所以能将东西方思想有机地结合，首先来自于他对东方传统的深刻反思。他对东方文化中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惰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东方人要求诗人在他们的当权者、统治者和大主教们面前焚香膜拜……东方人要学者研究他们父辈和祖辈的历史，深入细致地考察他们祖先的遗迹、风习、传统……东方人仍然生活在昔日的舞台上。”短篇小说《叛逆的灵魂》和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都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萨勒玛是“传统东方女性的代表”，是“受凌辱民族的象征”。作品把主人公的不幸和整个东方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突出了它的社会意义。
虽然纪伯伦毫不留情地揭露东方民族性格中的弊病，但他对祖国和东方仍然满怀一片赤子之情：“你们有你们的黎巴嫩及其难题，我有我的黎巴嫩及其瑰丽。你们有你们的黎巴嫩连同其中的种种企图和目的，我有我的黎巴嫩连同其中的种种梦想和希冀”[4]（《珍趣篇·你们有你们的黎巴嫩，我有我的黎巴嫩》）在这首激荡着纪伯伦爱国之情的诗作里，他怒斥并抨击为实现个人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而纪伯伦心中真正的黎巴嫩则是“巍峨高耸、直插蓝天的山岳”、“生命奥秘中的一种禀赋，”一个朴素而简单的真理，是“悠远的思想，炽热的感情。”纪伯伦对东方的未来也充满热切的希望和坚定的信心：“昨天东方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弱者，今天则是一个青春少年。”“明日的儿女是新时代的黎明”，他从“现实的墙后”看到了未来世界如《古兰经》所描述的静谧美好。在生命的最后岁月，被乡愁所笼罩的纪伯伦用衰弱的手写下了传遍阿拉伯世界的诗篇《朦胧中的祖国》：“您在我们的灵魂中——是火，是光;您在我的胸膛里——是我悸动的心脏。” 对于阿拉伯语，纪伯伦倡导思维的兼容并蓄。他认为语言是民族整体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或是民族的自我认同。所以，纪伯伦意味深长地说：“至于西方精神，它是一种作用，生活的一部分。人的生活是永远前进的大军，语言、政府和各种派别正是由其道理上方飘荡的金色尘埃形成的[5]。”一种语言的前途取决于使用这一语言的民族中现有的或潜在的创造性思维，阿拉伯语也是如此。而创造力是推动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是民族内心对未知的探索和追求，是民族精神中的理想，这種动力在于竭尽全力地努力实现民族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过程。纪伯伦始终致力于激发阿拉伯人民的民族认同感和创造力。他还指出，个人的才智是一种独特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将集体中隐蔽的优势置于可感知的明显形式，东方西方各有优劣，应该相互借鉴，相互补充。
纪伯伦号召包括阿拉伯人在内的东方人改变保守的观念，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要有所创新。他坚信“每个东方人，在自己的田野间、苗圃里、织机前、庙宇中、讲坛上、办公桌旁，都能成为诗人。每个东方人都能把自己从模仿和传统的监狱里解放出来，走到阳光下，行进在生活行列中。每个东方人都能顺应隐藏在灵魂里的创造力----那是由上帝的子孙创建的永恒的力量[6]。”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纪伯伦创作出的大量新颖的作品，将西方自由平等的人文精神与东方深邃隽永的哲学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表达着自己的价值观，实践着自己的文化观。
纪伯伦认为，在古代阿拉伯人所写的诗歌中，伊本·西拿写下了人类思想中最深远的东西，所以伊本·西拿的作品最接近自己的信念和心理倾向。他们都认为知识所产生的想象中最深远的愿望，希望所升华的疑问以及持续思维、长久考虑产生独到的观点。与伊本·西拿不同的是，纪伯伦不仅重视阿拉伯语的改革，而且呼吁东方人思想的觉醒，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重的文学作品中，他不仅仅从黎巴嫩的民族主义角度提出问题，而且能从全人类的高度思考问题。他的思想着眼点是人类的发展，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个别历史事件。他的反奴性思想是阿拉伯文学界的重要突破。
《暴风集》和《珍趣篇》是最具社会批评性和民族自省精神的作品。他抨击那些充满“奴性”的人们，把他们视为“活尸”，他要做时代的“掘墓人”，把这些“活尸”统统埋掉。他要东方的“医生”拿起手术刀，根除东方顽疾的病根，要东方的“病夫”不要讳疾忌医。要人们打破一切偶像，做自己的“主”，做时代的“巨人”，而不要做“坟墓中的居民”，满足于在“黑夜”中生活。他讴歌“革命”，呼唤“暴风雨”，指出“谁不用自己的风暴吹折自身的枯枝，谁就会厌倦委靡而死;谁不用自己的革命撕碎自己的败叶，谁就会默默而亡”。纪伯伦富有哲理的语句也是理性的呼唤。“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另一颗心宽容”“真正公平的人是对你罪过感到应当分担的人《沙与沫》。”这些充满了博爱和宽容的精神，在地区冲突不段、局部战争仍然存在的今天，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3.结语
将东西方文化有机结合的纪伯伦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文坛上都有所建树，然而他的文学造诣并非一蹴而就。这不仅源于他娴熟驾驭语言的能力，而且得益于他集欧、美、阿拉伯文化于一身的多元文化底蕴。他的思维方式承袭了东方传统，而思想内容则更多地反映了近代西方进步潮流。在艺术上，纪伯伦善于吸收西方文化的成果，把现代小说和散文诗等艺术形式引进阿拉伯文苑。因此，纪伯伦的作品洋溢着东方哲学的神韵，也闪耀着西方思想的光彩，别出心裁的斟词酌句和独具一格的文笔才思在东西方的民众当中都能够引起强烈的共鸣。
阿拉伯文学是世界文学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各民族风格迥异的文学艺术风格和丰富多样的文化底蕴使世界文学色彩斑斓，各民族独具特色的文明成果汇聚成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旅美派文学巨擘纪伯伦在创作中所表现出的东西方思想的相互借鉴也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完美融合，更是侨民文学在世界文坛上异彩纷呈的典范。
注释：
[1]孟昭毅，《旅美派作家流散写作的美学意蕴》，东方丛刊，2006.02期
[2]《先知·沙与沫》纪伯伦著，冰心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3]《先知·论哀乐》
[4]《先知·沙与沫》纪伯伦著，冰心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5]《纪伯伦的多元宗教和哲学观》蔡德贵，《阿拉伯世界》，2004.第5期
[6]《纪伯伦全集》（三）【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233～234页
参考文献：
[1]汉纳法胡里，《阿拉伯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2]高慧勤、栾文华，《东方现代文学史》，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
[3]郭黎译，《阿拉伯现代诗选》，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
[4]纪伯伦，《纪伯伦全集》（阿拉伯文作品卷）贝鲁特，1961.
[5]努埃曼，《纪伯伦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6]冰心译，《先知·沙与沫[M]》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7]纪伯伦，《泪与笑[M]》，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8]蔡伟良，周顺贤，《阿拉伯文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关键词】：纪伯伦;旅美派;侨民文学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这样赞美纪伯伦：“你是东方刮来的第一阵风，从根本上扫荡着西方。但你带到我们海岸的唯有鲜花。”1984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一项决议，在首都华盛顿中心地段为纪伯伦建立了纪念中心，以此表示对这位伟大作家的尊重。纪伯伦受到如此敬重，是因为他对大自然和人类的热爱以及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不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使得东西方文坛都为他的创作天赋和人格魅力而折服。
和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纪伯伦的创作不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他在吸收东西方文化精髓的同时，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通过文学创作来改造东方，警策西方，为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纪伯伦风格”的形成
纪伯伦（1883-1931）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坛极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也是阿拉伯近代文坛上旅美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奠定了阿拉伯现代小说和艺术性散文的基础，开辟了二十世纪阿拉伯文学的新道路。与此同时，超群的文学造诣和兼具东西方特色的思想精华使旅居海外的他成为在西方文坛升起的东方之星。
12岁时，纪伯伦因家庭变故随母亲和兄妹迁居美国。1898年，他重返故土黎巴嫩学习阿拉伯语及文化、宗教、哲学知识，此阶段的学习为他的阿拉伯语文学创作积蓄了深厚的语言功底。1908年，纪伯伦师从于美学大师罗丹。这一时期丰富的求学经历使得他有机会受到阿拉伯、欧洲和美国三地文化的熏陶，并凭借他的个人天赋巧妙地将三种文化熔于一炉，为他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文学鉴赏力并开创崭新文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之后，他迁往北美阿拉伯侨民文学家汇聚的中心——纽约，并于1920年与一批旅居于美国的黎巴嫩和叙利亚作家、诗人共同成立了阿拉伯海外文学团体“笔会”，纪伯伦担任该会主席。“笔会”后来发展成为阿拉伯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侨民文学流派——叙美派（又称侨民文学），在东西方文学的发展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纪伯伦的创作天赋和才华也随着笔会的发展而日益凸显，他的作品源自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阿拉伯世界和英语世界两种宗教文化的交集，既可以与本土文化进行对话，又可以让世界更全面地了解阿拉伯世界。
纪伯伦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和人文思想既充满东方格调，渗透着黎巴嫩山野的神秘，又饱蘸西方式的激情，充满着对自由、平等、美好的向往和追求和对美的讴歌，在东西方文学史上都有着深刻影响。纪伯伦成就最高的文学体裁当属散文诗，他的散文诗包含了人生哲学、民族与世界、法律与自由、正义与真理、爱与美等主题，始终贯穿着鲜明的人文主义思想，这种带有“纪伯伦风格”的人文主义思想将阿拉伯文化元素和欧美艺术有机结合起来，在对阿拉伯民族历史文化的进行深刻反思的同时着眼于世界文化的价值理念和审美视角，为世界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被法国《加利默之家》杂志东方部主任加鲁金誉为“数百年来东方送给我们的最好礼物”。他以抒情诗的形式表达哲理性内涵，这种哲理化人文主义的倾向源自于他对祖国、民族乃至全人类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他致力于唤醒世人的灵魂，开启他们的心锁。
理性精神也是纪伯伦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一精神主要体现在他对能够客观地探究东方民族积贫积弱的根源。他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对东方沉疴进行了真实坦率而又一针见血地剖析批判和痛苦反思。他认为，东方民族性格中缺少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和以科学为主导的理性精神，从而导致了东方民族在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的局面，《暴风集麻醉剂和解剖刀》就是散文诗中表达这类思想颇具代表性的作品。此外，纪伯伦的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在阿拉伯世界引起的诸多非议和批评。有人指责他试图“破坏青年男女的道德”，“亵渎神明，背叛宗教”。对此，纪伯伦悲愤地申辩：“假如我能连根拔掉人类的风俗习惯、信仰传统，那我绝不会有一分钟的犹豫！”他在作品《流浪者疯人》中把东方的弊病比作龋齿，还借疯人之口批判了东方民族这一历史悲剧：家人都按一个既定的模式来设计“我”的未来，所以“我”来到疯人院，因为在这里至少“我能成为我自己”。纪伯伦的作品中人文思想贯穿始终，理性精神也充斥于许多作品的字里行间。
2.对西方文学的影响
黎巴嫩一直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并存之地，身为阿拉伯人的纪伯伦出生在一个基督教马龙派教徒之家，他并不是纯正的穆斯林。而马龙派又受伊斯兰教影响颇深，使用古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保持着古叙利亚教会的传统礼仪。这样的文化背景使纪伯伦能够跨越地域文化障碍，从世界文化的角度深刻而全面地思考文化问题，进而摆脱了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乃至宗教文化的定势或偏见，并将多元文化视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他的作品既洋溢着阿拉伯文学的气势恢弘和深厚底蕴，又汲取了西方文学的营养，既继承了阿拉伯民族勇于开拓积极进取的精神，又发扬了为阿拉伯移民在新大陆的努力探索与追求的精神[1]。
在散文诗中，他用形象的语言阐释了矛盾对立的事物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真理。从他关于生与死、理智与情感等话题的探索中我们不难体悟到他将东西方文化有机结合的文化底蕴。纪伯伦认为生活中没有至善存在，这显然是受基督教原罪说的影响，但他并不认为原罪是羁绊人们为善的枷锁，相反，他认为人人都可以向善，这种扬弃恶行超越自我的追求便是现实中“相对的善”，这又彰显了纪伯伦东方文化的烙印。这种东西结合的特征在他的散文诗诗句中随处可见，“在你冀求你的大我时，便隐存着你的善性;这种冀求是你们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但对有的人，这种冀求是归海的急湍，夹带着山野的神秘与林木的讴歌。而其他人是在转弯曲折迷途中的缓流溪水，在归海的路上滞留。[2]”这短短幾句体现了纪伯伦根植于东方传统而又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独特思想。历尽磨难的他感慨“悲哀的创痕在你身上刻得越深，你越能容受更多的欢乐”[3]。他认为爱是一切情感中最高尚的，但爱也是一把双刃剑，“爱虽给你加冠，他也要把你钉在十字架上，他虽栽培你，他也修剪你。”《先知·论爱》中，他指出“一个人如果只寻求爱的和平与逸乐，那他不仅得不到爱，反而会受到爱的伤害” 。在《先知罪与罚》中，他深刻地指出“我们不能把至公与不公、至善与不善分开，”罪与非罪像“那好与坏的树根”，“都在大地沉默的心中纠结在一起。”从以上的诗句中，我们不难看出纪伯伦融合东西方文化为一体的哲学思辨性。 纪伯伦的初期作品大多源自西方的创作模式，由于受尼采和威廉布莱克影响，纪伯伦的作品充满了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激情。他在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色彩的作品中表达自己的爱憎和好恶，歌颂纯真的爱情，歌颂真、善、美，抒发对祖国，对人类，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同时对东方社会的墨守陈规、愚昧落后等诸多弊端以及“西方文明”中的虚伪、贪婪、糜烂、冷酷和种种假、恶、丑的现象，进行无情的抨击和辛辣的嘲讽。他不但继承了西方文化遗产的进步思想，而且在此基础上有所扬弃和发展。纪伯伦的思想受尼采哲学的影响颇深，思想上融汇了西方尼采哲学和伊斯兰苏菲主义思想。尼采强调，人生的目的在于发挥自身权力，扩张自我。他认为超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否定受理性主义、基督教和人道主义支配的西方文明。但纪伯伦从尼采这里只继承了“人要不断超越自己”的思想，汲取尼采 “不要跟随我，你要成为你自己”的积极观点并使之更加理性化，同时引入苏菲主义倡导个人努力和修炼的观点，把人的主体性放在首位，赞美积极乐观和富于创造的态度，充分体现了生命的意志和活力以及一种自尊自强的乐观人生。纪伯伦认为真正的自由意味着人性的升华，人要主宰自己的命运，“我”要做自己的“上帝”，而上帝是“那种淳朴的纯洁的精神力量”，当人接近这种完美时，“人性”升华即为“神性”。他的这一思想和伊斯兰苏菲神秘主义的主张十分接近，在《先知·自由》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
《暴风集·掘墓人》用超现实的手法塑造了一个“亵渎太阳”、“诅咒人类”、“膜拜自己”的疯狂之神的形象，与尼采的作品超人在思维敏捷、我行我素、直面自我与世界等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暴风集·貪心的紫罗兰》一文中，他赞颂一株紫罗兰变成期盼已久的玫瑰后虽被风雨摧折而无怨无悔、追求自我超越的理想主义态度。虽然紫罗兰死了，但她听到了“太苍窃窃私语”，“她的叶子感触到了光明”，了解了自己生活天地以外的事情。他认为“存在的目的在于追求存在以外的东西。”散文诗告诉人们生命只要曾经灿烂辉煌、自我实现，虽然短暂也是胜过生命无意延续的永恒。
因为侨民身份和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谙熟英阿双语的纪伯伦在形成自己兼具东西方精髓的哲学思想的同时将阿拉伯诗歌的美学特质植入英文诗歌的创作当中，加之阿拉伯文化所具有的巨大穿透力和渗透性，他的英语作品便或多或少地呈现出阿拉伯人的痕迹。他晚年用英语创作的《流浪者》和《先知园》里，前者从内容到形式都以《圣经新约》为模板，但基督的宗教气息所见不多。后者既有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又不乏东方文化的艺术魅力。造诣颇深的纪伯伦在英文创作中形成了自己富有东方底蕴的现代诗风。
此外，在散文诗的形式上，纪伯伦喜欢重复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还在英语创作中加入了阿拉伯语诗歌的元素，他的诗歌始终洋溢着浓郁的意境美和强烈的韵律美。相似的结构不仅利于行文的自然流畅，而且更容易和读者产生情感共鸣，纪伯伦兼具文采和诗意的散文诗有如钢琴曲一样婉转动听，在产生音乐韵律美的同时将抽象的概念形象化，使说理更加透彻深刻。从而把单一的命题构建成各种思想交错的多棱镜，把读者的视线引向生命的巅峰，让人们俯瞰世界，审视人生，得到爱与美的享受与陶冶。《先知》《沙与沫》《人子耶稣》《先知的花园》都体现了纪伯伦注重诗歌韵律的特点，也是他将阿拉伯语诗歌创作中的韵律技巧运用于英语诗歌的有力例证。
由此可见，纪伯伦散文诗的形式不仅赋予了他一位东方哲人的创作才华，而且传承并发展了西方的文学，他的作品是东西方文化有机结合的经典范例。
2. 对东方文学的影响
倡导东西合璧的纪伯伦将阿拉伯语和英语融会贯通，不仅让西方的文学创作更加丰富多彩，而且引起了阿拉伯语诗歌的巨大变革。众所周知，纪伯伦的作品文字优美、典雅、绚丽而流畅、洒脱，如行云流水。能融诗情与哲理于一体，寓意深刻隽永，耐人寻味，沁人心脾。其散文语言风格更是独树一帜，创作手法别具一格，给人以美的享受和精神的洗礼。
阿拉伯语的诗歌格外注重韵律美，这自然也是“纪伯伦风格”的重要特点之一，他对古代阿拉伯安达卢西亚“彩诗”的继承尤为重视，因为这种诗体原是古代阿拉伯诗歌与西班牙当地民歌融合的产物，具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古典主义和神秘主义等多种艺术风格。然而在继承这一传统风格的同时，纪伯伦也有所创新，突破了阿拉伯诗歌传统格律，使这种音韵富于变化又不失协调，给阿拉伯文学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他的散文诗音调铿锵、文笔优美、抒情真挚，一扫阿拉伯文学一味堆砌华丽词藻的风格，冲破了古典诗歌韵律的束缚。
纪伯伦之所以能将东西方思想有机地结合，首先来自于他对东方传统的深刻反思。他对东方文化中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惰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东方人要求诗人在他们的当权者、统治者和大主教们面前焚香膜拜……东方人要学者研究他们父辈和祖辈的历史，深入细致地考察他们祖先的遗迹、风习、传统……东方人仍然生活在昔日的舞台上。”短篇小说《叛逆的灵魂》和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都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萨勒玛是“传统东方女性的代表”，是“受凌辱民族的象征”。作品把主人公的不幸和整个东方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突出了它的社会意义。
虽然纪伯伦毫不留情地揭露东方民族性格中的弊病，但他对祖国和东方仍然满怀一片赤子之情：“你们有你们的黎巴嫩及其难题，我有我的黎巴嫩及其瑰丽。你们有你们的黎巴嫩连同其中的种种企图和目的，我有我的黎巴嫩连同其中的种种梦想和希冀”[4]（《珍趣篇·你们有你们的黎巴嫩，我有我的黎巴嫩》）在这首激荡着纪伯伦爱国之情的诗作里，他怒斥并抨击为实现个人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而纪伯伦心中真正的黎巴嫩则是“巍峨高耸、直插蓝天的山岳”、“生命奥秘中的一种禀赋，”一个朴素而简单的真理，是“悠远的思想，炽热的感情。”纪伯伦对东方的未来也充满热切的希望和坚定的信心：“昨天东方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弱者，今天则是一个青春少年。”“明日的儿女是新时代的黎明”，他从“现实的墙后”看到了未来世界如《古兰经》所描述的静谧美好。在生命的最后岁月，被乡愁所笼罩的纪伯伦用衰弱的手写下了传遍阿拉伯世界的诗篇《朦胧中的祖国》：“您在我们的灵魂中——是火，是光;您在我的胸膛里——是我悸动的心脏。” 对于阿拉伯语，纪伯伦倡导思维的兼容并蓄。他认为语言是民族整体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或是民族的自我认同。所以，纪伯伦意味深长地说：“至于西方精神，它是一种作用，生活的一部分。人的生活是永远前进的大军，语言、政府和各种派别正是由其道理上方飘荡的金色尘埃形成的[5]。”一种语言的前途取决于使用这一语言的民族中现有的或潜在的创造性思维，阿拉伯语也是如此。而创造力是推动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是民族内心对未知的探索和追求，是民族精神中的理想，这種动力在于竭尽全力地努力实现民族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过程。纪伯伦始终致力于激发阿拉伯人民的民族认同感和创造力。他还指出，个人的才智是一种独特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将集体中隐蔽的优势置于可感知的明显形式，东方西方各有优劣，应该相互借鉴，相互补充。
纪伯伦号召包括阿拉伯人在内的东方人改变保守的观念，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要有所创新。他坚信“每个东方人，在自己的田野间、苗圃里、织机前、庙宇中、讲坛上、办公桌旁，都能成为诗人。每个东方人都能把自己从模仿和传统的监狱里解放出来，走到阳光下，行进在生活行列中。每个东方人都能顺应隐藏在灵魂里的创造力----那是由上帝的子孙创建的永恒的力量[6]。”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纪伯伦创作出的大量新颖的作品，将西方自由平等的人文精神与东方深邃隽永的哲学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表达着自己的价值观，实践着自己的文化观。
纪伯伦认为，在古代阿拉伯人所写的诗歌中，伊本·西拿写下了人类思想中最深远的东西，所以伊本·西拿的作品最接近自己的信念和心理倾向。他们都认为知识所产生的想象中最深远的愿望，希望所升华的疑问以及持续思维、长久考虑产生独到的观点。与伊本·西拿不同的是，纪伯伦不仅重视阿拉伯语的改革，而且呼吁东方人思想的觉醒，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重的文学作品中，他不仅仅从黎巴嫩的民族主义角度提出问题，而且能从全人类的高度思考问题。他的思想着眼点是人类的发展，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个别历史事件。他的反奴性思想是阿拉伯文学界的重要突破。
《暴风集》和《珍趣篇》是最具社会批评性和民族自省精神的作品。他抨击那些充满“奴性”的人们，把他们视为“活尸”，他要做时代的“掘墓人”，把这些“活尸”统统埋掉。他要东方的“医生”拿起手术刀，根除东方顽疾的病根，要东方的“病夫”不要讳疾忌医。要人们打破一切偶像，做自己的“主”，做时代的“巨人”，而不要做“坟墓中的居民”，满足于在“黑夜”中生活。他讴歌“革命”，呼唤“暴风雨”，指出“谁不用自己的风暴吹折自身的枯枝，谁就会厌倦委靡而死;谁不用自己的革命撕碎自己的败叶，谁就会默默而亡”。纪伯伦富有哲理的语句也是理性的呼唤。“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另一颗心宽容”“真正公平的人是对你罪过感到应当分担的人《沙与沫》。”这些充满了博爱和宽容的精神，在地区冲突不段、局部战争仍然存在的今天，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3.结语
将东西方文化有机结合的纪伯伦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文坛上都有所建树，然而他的文学造诣并非一蹴而就。这不仅源于他娴熟驾驭语言的能力，而且得益于他集欧、美、阿拉伯文化于一身的多元文化底蕴。他的思维方式承袭了东方传统，而思想内容则更多地反映了近代西方进步潮流。在艺术上，纪伯伦善于吸收西方文化的成果，把现代小说和散文诗等艺术形式引进阿拉伯文苑。因此，纪伯伦的作品洋溢着东方哲学的神韵，也闪耀着西方思想的光彩，别出心裁的斟词酌句和独具一格的文笔才思在东西方的民众当中都能够引起强烈的共鸣。
阿拉伯文学是世界文学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各民族风格迥异的文学艺术风格和丰富多样的文化底蕴使世界文学色彩斑斓，各民族独具特色的文明成果汇聚成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旅美派文学巨擘纪伯伦在创作中所表现出的东西方思想的相互借鉴也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完美融合，更是侨民文学在世界文坛上异彩纷呈的典范。
注释：
[1]孟昭毅，《旅美派作家流散写作的美学意蕴》，东方丛刊，2006.02期
[2]《先知·沙与沫》纪伯伦著，冰心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3]《先知·论哀乐》
[4]《先知·沙与沫》纪伯伦著，冰心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5]《纪伯伦的多元宗教和哲学观》蔡德贵，《阿拉伯世界》，2004.第5期
[6]《纪伯伦全集》（三）【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233～234页
参考文献：
[1]汉纳法胡里，《阿拉伯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2]高慧勤、栾文华，《东方现代文学史》，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
[3]郭黎译，《阿拉伯现代诗选》，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
[4]纪伯伦，《纪伯伦全集》（阿拉伯文作品卷）贝鲁特，1961.
[5]努埃曼，《纪伯伦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6]冰心译，《先知·沙与沫[M]》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7]纪伯伦，《泪与笑[M]》，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8]蔡伟良，周顺贤，《阿拉伯文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