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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可谓是命途多舛。仕途上的首次剧变“乌台诗案”发生后他被贬谪黄州。黄州时期，苏轼对“东坡”情有独钟，既以其为居住地，又以其为号，并在这段时间内创作了一系列的名篇，拥有一种独特的“东坡情结”。这种情结，既体现了与前人白居易的情感契合，又是自身“田园情怀”的体现，同时是他人生剧变后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体现。
【关键词】：东坡;白居易;田园情怀;思想
“情结”，指与某种事物关联、牵系着的情绪或感情焦点。由精神分析理论中“情意症结”之说而来。（《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东坡情结”是指苏轼在黄州东坡居住期间拥有的与“东坡”一词关系密切的情感和思想。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四十三岁，“乌台诗案”发生。此次死里逃生之后苏轼被贬至黄州，任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苏轼生命中的重要符号——东坡、雪堂、赤壁首次呈现在他面前。东坡，实际上是一片田地，是苏轼在黄州的居住地，也是他人生创作高峰的发生地。在一个本该有所作为的年龄，苏轼却遭受了人生中前所未有的灾难，受到牢狱和贬谪之苦。这样的经历必然会对重塑一个人的性格和思想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苏轼身处北宋政治改革的漩涡中，不为当朝宰相王安石所容，对朝政有心无力。被贬黄州，苏轼切身体会到偶像白居易忠州时的心情，并真正地开始与土地接触，躬耕田亩，享受田园乐趣，思考个人与外界的关系问题，寻求摆脱身心藩篱之道。“东坡”既是实物，又是精神象征，以它为中心，我们可以将此时期苏轼的情感和思想进行一番细致地分析，考察这位天才学者的成长历程。
一 苏轼与白居易“东坡”
宋代许多学者都认为苏轼选择“东坡”为号与白居易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不难理解，因为“东坡”一词首次频繁出现的场合就是白居易的诗句，苏轼也确实曾在他的诗中表露过对白居易的仰慕，并经常化用白居易的诗句。
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中说：“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1]656、657宋代洪迈也在《容斋三笔》 卷五说：“苏公赁居黄州，始自称东坡居士，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这些笔记、诗话说明在时间上距离苏轼不远的学者都认同苏轼“东坡居士”的称号与白居易有着莫大的关系。
唐天和十四年（819年），白居易被贬，任忠州刺史。忠州城东，有东坡亭，白居易曾在此栽花种树，并创作了许多含有“东坡”二字的诗句。《东坡种花二首》有：“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3]869“东坡春向暮，树木今如何”[3]870句。又有《步东坡》诗：“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3]878又有《别种东坡花树两绝》诗说：“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3]1482
苏轼经常在一些诗句中表达他对白居易的仰慕。苏轼《轼以去岁春夏侍立迩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继入侍次韵绝句四首各述所怀·其四》中有“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的诗句，并在其跋中说到：“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轼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此翁晚节闲适之乐焉。”[2]1507此外他还有如《赠善相程杰》“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2]1690，《次京师韵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运判》“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2]1699 、《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三月六日来别南北山诸道人而下天竺惠凈师以丑石赠行作三绝句·其二》“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2]1762等诗句。
“同时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苏轼和白居易都是被贬谪之人，一向喜欢白居易诗歌的苏轼自然更加能够体会到白居易忠州时的心情，并对白居易被贬之后寄情东坡的悠然情怀心向往之。苏轼被贬至一个同样拥有名为东坡的地方，自称“东坡居士”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二 苏轼的“田园情怀”
“苏东坡最可爱，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4]199苏轼的农人生活是在其到达黄州的第二年开始的。他童年生活在一个小康之家，自己有田产，但对农事并不熟悉，初到黄州，因经济困窘，向郡中请求索要了数十亩地。这块地在黄州城东约三分之一里，坐落在一个山坡上。之后苏轼在东坡创建了赫赫有名的雪堂。黄州算是苏轼“田园情怀”的开端了，因为在苏轼之后的仕途中，他曾多次在所任地方想要得到可耕种的田地。在其晚年，他还大量创作了和陶诗。
“乌台诗案”之前，苏轼的仕途虽并非是一路通顺，可也算是平平稳稳了。作为一个典型的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古代士大夫，苏轼是怀有经世治国的志向的，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的政绩也说明了苏轼确有为官之才。然而，苏轼不曾预料到的第一个人生巨浪扑面而来，这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对他的人生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轼是个急性子，易激动，好辩论，可是在黄州时期他确不得不选择一了安静的场所来治愈、抚慰内心的彷徨和不安。在东坡耕种，享受悠闲的农人生活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苏轼开始享受农人的生活了，他与家人一起在东坡上种稻、种果树、种菜，甚至将农耕的喜怒哀乐写入诗中：“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苏轼还很会享受生活的乐趣，他酿酒、盖房研究吃食，发明了他那独特的“东坡肉”和“东坡汤”。此外，他还修炼瑜伽术，与弟弟苏辙一起探讨健康长寿的方法。总之，苏轼很满足在黄州东坡时的农耕生活，虽然耕种辛苦，但却是苦中有乐。他获得了一种田园式的宁静与祥和，既是身体上的，亦是精神上的。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只看到了这些，还不能真正理解此时的苏轼到底拥有一种怎样的情怀。苏轼毕竟是一个文人，还是一个天才式的文人，所以他这个农人必定不是平庸的普通的农人。
東坡时苏轼赖以生存的土地基础，但苏轼的“田园情怀”却不仅仅只是一方耕地，他拥有一片独特的文人田地。他的情怀同时还寄给了雪堂，临皋亭，大江，赤壁……“苏子得废园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为，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苏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5]57苏轼自己也说雪堂很适合自己居住。他说的合适自然不是指雪堂的格局和装饰，而是雪堂中的雪给苏轼带来的一种特别的情怀。睥睨四壁之雪，茫茫乎，渺渺乎，这种情怀是天地之间任我穿行，无拘无束，自在适然的感觉。苏轼在雪堂这些地方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在，体会到一种平静的精神状态。 苏轼认为自己同陶渊明和白居易一样命途多舛，所以他在不自觉中就表现出了与这些人的共同之处。苏轼曾说陶渊明或许曾是他的前世，而事实上，与其说苏轼喜欢陶渊明的诗，不如说他喜欢陶渊明那种浑然忘我的田园心境。这种情怀相通之处体现在苏陶的一系列时空对话——和陶诗中。《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呼我钓其池，人鱼两相忘”，“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2]2281《和陶西田获早稻》“早知农圃乐，岂有非意千”，其诗序为：“小圃栽植渐成，取渊明诗有及草木蔬谷者五篇，次其韵”。[2]2315这些诗多是苏轼晚年所作，是其黄州时期田园情怀的后续和发展。
三 苏轼黄州时期的思想
黄州时期，是苏轼仕途上的一个低谷期，但却是他文学成就的辉煌期。在东坡农耕的同时，他经常和友人一起访山问水，凭吊古迹，将所感所悟写到诗词中。《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等名篇均写于此时。这些作品之所以经典是因为苏轼用一种高妙的写作技巧表达了普遍存在的人生问题和一种可贵的乐观精神。此时的苏轼开始审视人与外界的关系，开始挖掘人生观中乐观的因素。
钱穆先生说的好：“东坡前后《赤壁赋》，固已千古传颂，脍炙人口，妇孺皆晓矣。……自狱释放而贬黄州……此三数年间之生活经过，真所谓波谲云诡，死生莫卜，极人世颠沛困厄惊险磨折之至。……读者必至是乃始知东坡赤壁之游之一切因缘与背景，然后当时东坡赤壁之游之真心胸与真修养。”[6]42灾难不期而来，苏轼该以何种心态来迎接这种人生遭际？纵观苏轼在黄州时期的生活，苏轼的一切仿佛是艰难的，又是宁静的，而在其内心深处暗涌着两种情绪。一为人生剧变带来的痛苦与迷茫滚滚而来，一为天性中的乐观因子对其人生的引导作用开始显现出力量。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在文中，苏轼借友人之口说出此话，又何尝不是他内心所感所想呢，正是因为苏轼对这种情怀思想深有体会，才能准确地用语言表达出来。个人之于宇宙是何其的渺小，个人处在命运之路上又是何其的无力。在经历了生死劫难后，苏轼蓦然发现在浩瀚的时空中无所适从了。然而，苏轼毕竟是苏轼，是一个天性乐观，追求心灵自由解脱的苏轼。“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虽然遭遇了痛苦，经历了迷茫，苏轼却仍旧为自己找到了解脱痛苦之道，那就是知足和乐观。惟有不产生贪念才能避免因物而喜，因物而悲。经历了痛苦之后才能真正认识的自我，才会关注个体的命运，确立自己的生存模式。苏轼在经历了巨大打击之后必然会心中苦闷，可是他却能以自己的旷达胸襟实现情绪的逆转，完成了“也無风雨也无晴”的人生观的塑造，这是一种令人钦佩的人生哲学。
苏轼人生态度的落脚点必然是现实的生活方式，而现实的生活方式又是其思想和精神的体现。苏轼的超然物外和乐观自得体现在他东坡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是一种融入到他生命中的东西，将伴随他直至生命结束。由此，我们望见的是一种的思想意趣和人生境界，是苏轼的“东坡情结”。
注释：
[1]周必大. 二老堂诗话[A] . 何文焕. 历代诗话[C] . 北京：中华书局，1982.
[2]孔凡礼点校. 苏轼诗集[M] . 北京：中华书局，1999.
[3]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林语堂.苏东坡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5]苏轼.东坡志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钱穆.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中国文字学论丛[M].北京：三联书店2002.
【关键词】：东坡;白居易;田园情怀;思想
“情结”，指与某种事物关联、牵系着的情绪或感情焦点。由精神分析理论中“情意症结”之说而来。（《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东坡情结”是指苏轼在黄州东坡居住期间拥有的与“东坡”一词关系密切的情感和思想。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四十三岁，“乌台诗案”发生。此次死里逃生之后苏轼被贬至黄州，任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苏轼生命中的重要符号——东坡、雪堂、赤壁首次呈现在他面前。东坡，实际上是一片田地，是苏轼在黄州的居住地，也是他人生创作高峰的发生地。在一个本该有所作为的年龄，苏轼却遭受了人生中前所未有的灾难，受到牢狱和贬谪之苦。这样的经历必然会对重塑一个人的性格和思想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苏轼身处北宋政治改革的漩涡中，不为当朝宰相王安石所容，对朝政有心无力。被贬黄州，苏轼切身体会到偶像白居易忠州时的心情，并真正地开始与土地接触，躬耕田亩，享受田园乐趣，思考个人与外界的关系问题，寻求摆脱身心藩篱之道。“东坡”既是实物，又是精神象征，以它为中心，我们可以将此时期苏轼的情感和思想进行一番细致地分析，考察这位天才学者的成长历程。
一 苏轼与白居易“东坡”
宋代许多学者都认为苏轼选择“东坡”为号与白居易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不难理解，因为“东坡”一词首次频繁出现的场合就是白居易的诗句，苏轼也确实曾在他的诗中表露过对白居易的仰慕，并经常化用白居易的诗句。
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中说：“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1]656、657宋代洪迈也在《容斋三笔》 卷五说：“苏公赁居黄州，始自称东坡居士，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这些笔记、诗话说明在时间上距离苏轼不远的学者都认同苏轼“东坡居士”的称号与白居易有着莫大的关系。
唐天和十四年（819年），白居易被贬，任忠州刺史。忠州城东，有东坡亭，白居易曾在此栽花种树，并创作了许多含有“东坡”二字的诗句。《东坡种花二首》有：“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3]869“东坡春向暮，树木今如何”[3]870句。又有《步东坡》诗：“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3]878又有《别种东坡花树两绝》诗说：“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3]1482
苏轼经常在一些诗句中表达他对白居易的仰慕。苏轼《轼以去岁春夏侍立迩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继入侍次韵绝句四首各述所怀·其四》中有“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的诗句，并在其跋中说到：“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轼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此翁晚节闲适之乐焉。”[2]1507此外他还有如《赠善相程杰》“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2]1690，《次京师韵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运判》“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2]1699 、《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三月六日来别南北山诸道人而下天竺惠凈师以丑石赠行作三绝句·其二》“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2]1762等诗句。
“同时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苏轼和白居易都是被贬谪之人，一向喜欢白居易诗歌的苏轼自然更加能够体会到白居易忠州时的心情，并对白居易被贬之后寄情东坡的悠然情怀心向往之。苏轼被贬至一个同样拥有名为东坡的地方，自称“东坡居士”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二 苏轼的“田园情怀”
“苏东坡最可爱，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4]199苏轼的农人生活是在其到达黄州的第二年开始的。他童年生活在一个小康之家，自己有田产，但对农事并不熟悉，初到黄州，因经济困窘，向郡中请求索要了数十亩地。这块地在黄州城东约三分之一里，坐落在一个山坡上。之后苏轼在东坡创建了赫赫有名的雪堂。黄州算是苏轼“田园情怀”的开端了，因为在苏轼之后的仕途中，他曾多次在所任地方想要得到可耕种的田地。在其晚年，他还大量创作了和陶诗。
“乌台诗案”之前，苏轼的仕途虽并非是一路通顺，可也算是平平稳稳了。作为一个典型的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古代士大夫，苏轼是怀有经世治国的志向的，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的政绩也说明了苏轼确有为官之才。然而，苏轼不曾预料到的第一个人生巨浪扑面而来，这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对他的人生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轼是个急性子，易激动，好辩论，可是在黄州时期他确不得不选择一了安静的场所来治愈、抚慰内心的彷徨和不安。在东坡耕种，享受悠闲的农人生活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苏轼开始享受农人的生活了，他与家人一起在东坡上种稻、种果树、种菜，甚至将农耕的喜怒哀乐写入诗中：“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苏轼还很会享受生活的乐趣，他酿酒、盖房研究吃食，发明了他那独特的“东坡肉”和“东坡汤”。此外，他还修炼瑜伽术，与弟弟苏辙一起探讨健康长寿的方法。总之，苏轼很满足在黄州东坡时的农耕生活，虽然耕种辛苦，但却是苦中有乐。他获得了一种田园式的宁静与祥和，既是身体上的，亦是精神上的。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只看到了这些，还不能真正理解此时的苏轼到底拥有一种怎样的情怀。苏轼毕竟是一个文人，还是一个天才式的文人，所以他这个农人必定不是平庸的普通的农人。
東坡时苏轼赖以生存的土地基础，但苏轼的“田园情怀”却不仅仅只是一方耕地，他拥有一片独特的文人田地。他的情怀同时还寄给了雪堂，临皋亭，大江，赤壁……“苏子得废园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为，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苏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5]57苏轼自己也说雪堂很适合自己居住。他说的合适自然不是指雪堂的格局和装饰，而是雪堂中的雪给苏轼带来的一种特别的情怀。睥睨四壁之雪，茫茫乎，渺渺乎，这种情怀是天地之间任我穿行，无拘无束，自在适然的感觉。苏轼在雪堂这些地方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在，体会到一种平静的精神状态。 苏轼认为自己同陶渊明和白居易一样命途多舛，所以他在不自觉中就表现出了与这些人的共同之处。苏轼曾说陶渊明或许曾是他的前世，而事实上，与其说苏轼喜欢陶渊明的诗，不如说他喜欢陶渊明那种浑然忘我的田园心境。这种情怀相通之处体现在苏陶的一系列时空对话——和陶诗中。《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呼我钓其池，人鱼两相忘”，“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2]2281《和陶西田获早稻》“早知农圃乐，岂有非意千”，其诗序为：“小圃栽植渐成，取渊明诗有及草木蔬谷者五篇，次其韵”。[2]2315这些诗多是苏轼晚年所作，是其黄州时期田园情怀的后续和发展。
三 苏轼黄州时期的思想
黄州时期，是苏轼仕途上的一个低谷期，但却是他文学成就的辉煌期。在东坡农耕的同时，他经常和友人一起访山问水，凭吊古迹，将所感所悟写到诗词中。《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等名篇均写于此时。这些作品之所以经典是因为苏轼用一种高妙的写作技巧表达了普遍存在的人生问题和一种可贵的乐观精神。此时的苏轼开始审视人与外界的关系，开始挖掘人生观中乐观的因素。
钱穆先生说的好：“东坡前后《赤壁赋》，固已千古传颂，脍炙人口，妇孺皆晓矣。……自狱释放而贬黄州……此三数年间之生活经过，真所谓波谲云诡，死生莫卜，极人世颠沛困厄惊险磨折之至。……读者必至是乃始知东坡赤壁之游之一切因缘与背景，然后当时东坡赤壁之游之真心胸与真修养。”[6]42灾难不期而来，苏轼该以何种心态来迎接这种人生遭际？纵观苏轼在黄州时期的生活，苏轼的一切仿佛是艰难的，又是宁静的，而在其内心深处暗涌着两种情绪。一为人生剧变带来的痛苦与迷茫滚滚而来，一为天性中的乐观因子对其人生的引导作用开始显现出力量。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在文中，苏轼借友人之口说出此话，又何尝不是他内心所感所想呢，正是因为苏轼对这种情怀思想深有体会，才能准确地用语言表达出来。个人之于宇宙是何其的渺小，个人处在命运之路上又是何其的无力。在经历了生死劫难后，苏轼蓦然发现在浩瀚的时空中无所适从了。然而，苏轼毕竟是苏轼，是一个天性乐观，追求心灵自由解脱的苏轼。“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虽然遭遇了痛苦，经历了迷茫，苏轼却仍旧为自己找到了解脱痛苦之道，那就是知足和乐观。惟有不产生贪念才能避免因物而喜，因物而悲。经历了痛苦之后才能真正认识的自我，才会关注个体的命运，确立自己的生存模式。苏轼在经历了巨大打击之后必然会心中苦闷，可是他却能以自己的旷达胸襟实现情绪的逆转，完成了“也無风雨也无晴”的人生观的塑造，这是一种令人钦佩的人生哲学。
苏轼人生态度的落脚点必然是现实的生活方式，而现实的生活方式又是其思想和精神的体现。苏轼的超然物外和乐观自得体现在他东坡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是一种融入到他生命中的东西，将伴随他直至生命结束。由此，我们望见的是一种的思想意趣和人生境界，是苏轼的“东坡情结”。
注释：
[1]周必大. 二老堂诗话[A] . 何文焕. 历代诗话[C] . 北京：中华书局，1982.
[2]孔凡礼点校. 苏轼诗集[M] . 北京：中华书局，1999.
[3]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林语堂.苏东坡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5]苏轼.东坡志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钱穆.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中国文字学论丛[M].北京：三联书店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