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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家》中处处有差异对立，通过设立大量的二元，作者意在肯定主体的价值地位，体现在作者不惜笔墨的描写觉慧，并且在文中通过“上帝式的口吻”，直接赞颂觉慧的反抗精神。而在《寒夜》中，在作者所设立的二元结构中，巴金意在建立二元的同一整合，而不是制造矛盾和对立，也即是说尽管曾树生和汪文宣及其母之间存在差别、对立，但是这种差别对立目的是同一，而不是分裂，因此作者写道“这三个人我都同情”。
【关键词】：二元结构;对立冲突;同一整合
《家》描写的是传统家族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的震荡和瓦解。高氏三兄弟觉新、觉民、觉慧，由于性格的不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觉新软弱、妥协，他的忍让不仅让人失去了心爱的梅，另外，在高老太爷的丧期，由于惧怕“血光之灾”的应验，送走了即将生产的的瑞珏，而最终却导致瑞珏死于难产。巴金对觉民的性格塑造介于觉慧和觉新之间，他既不像觉新一样，奉行“作揖主义”，也不像觉慧一样激进，为了逃离家族的束缚，决定毅然离家出走，觉民性格多半是温和、较为冷静、克制，在逃婚的事件上，觉新和觉民进行了周密的计划，觉民住进了黄存仁家中，暗中通过觉慧打听家族对婚事的态度是否改变，知道高老太爷病倒，改变主意，觉民才回来，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与他们不同，觉慧性格刚烈，赋有抗争精神，听闻学生在演戏时，被士兵无理闹场，便決定参与到游行的队伍中，站立在寒冷与饥饿中，直至取得初步性的胜利在小说的末尾，觉慧愤然离家出走，逃离了家庭的束缚。面对家庭的衰落，亲人们因为家产的分配而起争执，觉慧心中不是伤感的，而是庆幸于家庭对人的束缚将土崩瓦解。
小说所着力刻画的三个人物形象是渐变的，从觉新的“不抵抗主义”到觉慧的反抗精神，觉民则是他们之间的过渡，他显得较为理性与克制。三个人物身上各有不同，这种不同也广泛存在于其他人物身上。概括而言，不同人物之间，在《家》的整体人物系统中，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从差别到到对立到矛盾，可以窥探出《家》在人物刻画上的手法不同。可以说，整部小说就是在“差别”、“对立”、“矛盾”中运行的，直至最后觉慧的出走，大家族的风崩离析，使得人物与环境之间激烈的二元冲突最终走向了同一。
在这三个概念中，借鉴黑格尔辩证法概念，“‘差别’是泛泛而谈的，‘对立’是更高一级的差别。” 在《家》中，这三个范畴在人物形象身上得到体现。就“差别”而言，小说中各个人物的性格差异都属于“差别”范畴。“差别”的表现存在于觉慧与觉新，觉新妥协、软弱，并且在文中流的眼泪最多，而觉慧则勇敢，蔑视礼法，具体事例如请巫师驱鬼，觉慧激烈反对，并堵在门口，并大声斥责，使众人大吃一惊，不欢而散，然而觉新却并不反对这种做法，尽管他知道这样已经影响到高老太爷的休息，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对立的，这种“差别”就是指他们之间的不同，但是因为还存在着相同的一面，所以没有上升到“矛盾”的程度。“对立”体现在高老太爷和觉慧的身上，他们两人之间代表着不同的价值观，也就是传统伦理观念与现代思想的冲突，在他们身上，传统的“道学”和现代“平等、自由”是矛盾的，两人水火不容，知道高老太爷病倒，做出了妥协，才使得这两者由性格的不同导致的矛盾最终趋向于消解。
在小说中，这两种范畴贯穿了整部小说，构成了小说的稳定结构。从小说的一开始，作者就写到“风刮得很紧，雪片像扯落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没有目的，四处飘落…..风玩弄着伞，把它吹得四面偏倒，有一两次甚至吹得它离开了行人的伞…….风雨会长久地管制着世界，明媚的春天不会再回来了……”风——伞的冲突，风——明媚春天的矛盾，作者在小说的开头就向读者展示了充斥着激烈冲突的二元矛盾，它们之间的冲突就似乎已经告诉读者，这部小说将在激烈的冲突中进行，全文类似的二元对立在每一章中都出现。在这种二元对立冲突下，主体的地位便被提高了。《家》中个体首先作为原子式的个体存在，其次才作为社会家族中的一员存在，因此，很容易理解在个体与外界的对抗中，这种冲突使得个体存在的价值凸显了出来。觉慧的勇于反抗，试图冲破外界环境的压制，正是巴金在强调主客体冲突中——自由精神与传统伦理观念的矛盾，突出主体性地位的表现。这样一来，主体性地位就被抬高了，本来受外界环境的压制，到主体完成矛盾的同一，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性、创造性、精神性就借着情节的发展而彰显了自身。客体环境对觉慧而言，并不起决定作用，恰恰相反，在觉慧的身上，主体的创造性、精神性被充分地调动，体现在觉慧受到外界环境的压迫时，不是默默的忍受，而是努力地去争取，在小说的第三十四章，为了给高老太爷治病，觉新的态度是“不敢说一个不字”，与觉慧的态度截然相反，他说道“你也算读了十几年的书，料不到你居然糊涂到这个地步，你们纵然自己发昏，也不该拿爷爷的性命开玩笑”在觉慧激烈的言辞下，众人才却步收手，觉慧的反抗取得了胜利。
在主客体激烈的斗争中，直至主体战胜客体，觉慧是典型的代表。与其相反的是觉新，觉新完全受客观环境的制约，他没有具有反抗性的自我意志（self-determination consciousness）
于是在外界环境的压迫下，觉新选择了妥协、让步，完全受制于外界客体的决定，屈从了外界环境，因此他的主体性地位便降低了。觉新将一切都归结于客体“我不反抗，因为我不愿意反抗，我自己愿意做一个牺牲者….我跟你们一样，也做过美妙的梦，可是都被人打破了…”
然而，在对比觉慧的自由意志的下，觉新的精神性降低了。在觉慧的身上，作者设立了许多的二元因素，作为其中的一元，这种冲突就恰到好处的彰显了觉慧的自我价值。这种二元的结构，贯穿于整部小说中，既有主体/客体的对立，也有个体/个体的斗争，在《家》的每一章中，几乎都出现了激烈的冲突。第一章就写到风雨和明媚的春天的对立，第二三章则是对于女子上学问题上的争执，第四章的矛盾更加明显与激烈，，鸣凤所向往的自由与外界的不公正待遇，第五章是琴与其母在上外专问题上的分歧，其母虽不反对，但是也不十分支持。即使在最和谐闲适的第十三章，在写除夕夜家族团聚其乐融融时，作者仍忘不了在这章的末尾写上，在高公馆的门外，一个受冻的孤儿在寒夜中瑟瑟发抖，这样的描写与高公馆内安详静谧的气氛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在整部小说中，作者通过设立二元作为文本的内在结构，再通过二元之间的矛盾冲突，突出主体的作用和地位，于是这种二元结构成为了小说内在的张力，直到二元关系彻底被打破，小说走向了同一化的平衡——觉慧出走，大家族面临解体。 与《家》不同，《寒夜》的主旨不在于制造家庭的分裂，而在于面对战争环境下，家庭如何生存，如何凝聚。在这点上与《家》恰恰不同，在《家》中作者为了突出主体性而制造了家族的分裂，而在《寒夜》中，因为战争的因素——客体，由个体组成的家庭——主体，不得不面临着残酷客观环境的影响，而悲剧性恰恰在于此，个体的自由意识受到客观环境的压抑，而主体却是无力承受的。作者在《寒夜》后记中写道“……他们都是不自主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不是出于本心，快要崩溃的旧社会、旧制度、旧势力在后面指挥他们”但是这样一来，便与《家》出现截然不同的一面，《家》中被高度弘扬的主体性，到了《寒夜》中完全成为了被动的个体，而实际上，并不存在完全受客体决定的主体，主体都是经过对客体进行抉择后的主体，卢卡奇《审美特性》中提出的主观辩证法就试图证明主体的地位，“这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不过它是以人的态度为基础的，也就是以主体为基础的统一。在卢卡契看来，这就是社会存在的本体。”然而在《寒夜》中，随着作者凸显客观环境的作用，在《家》体现的主体精神性就消失了。《寒夜》中的家作为一个整体，与所谓的“旧制度、旧社会、旧势力”向对抗着，这也是区别于《家》的一个方面，因此作者写道“三个人物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这也就意味着《家》个体失去了自我意志，完全成为被动的个体。
主体地位的转变使得《寒夜》中人物形象也发生了转变，在《寒夜》中由于作者过度突出 客体的作用，在这种客体决定论的影响下，悲剧就体现在主/客的冲突对立中主体的毁灭。作为银行职员，曾树生的形象和觉慧不同，觉慧的形象建构在二元结构中——他自身与传统伦理的束缚，而曾则既面对外界战乱的胁迫，又处在家庭的矛盾之中。觉慧与传统家庭的束缚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觉新与传统家庭之间是差别，在《寒夜》中，当作为社会环境的一方时，曾树生、汪文宣及其母是作为一个整体与前者矛盾，而在家庭中，曾树生则与汪母对立，曾树生与汪文宣属于差别范畴，汪与其母也属于差别范畴。
由此可见，不同于《家》中人物关系的简明化，在《寒夜》中，曾树生与汪母是对立着的，汪母希望她媳妇想她自己年轻时一样，不打扮、不交际、不张狂。老老实实地孝敬长辈、相夫教子，她以为媳妇不是做花轿明媒正娶过来的，便贬低其人格，骂她为姘头，他们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所以从属于对立范畴。類似于觉慧与传统大家族伦理之间的关系。但是与后者不同，曾树生面临着两方面的对立，一方面，来自于内部即汪母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家庭的一部分时，与整个社会环境对立。
汪文宣在整个《寒夜》的叙述结构内，正处在其母和曾树生之间的尴尬地位，他尝试做调和，但由于其懦弱的性格，往往造成双方之间的矛盾更加激烈，并且他更为关心的是他的母亲。在小说开篇的第一章中，就表明了他对母亲的关爱胜过了他自己的妻子。他渴望妻子与他的母亲和解，而不是让他的母亲主动提出。正是由于其懦弱的性格使其调和的工作不仅不可能成功，相反，越是调和，就越激化她们之间的矛盾。
正是在这种家庭的矛盾和战争环境的影响下，原先《家》所体现的二元结构，在《寒夜》则变成了多个二元结构，家庭/战争，曾树生/汪母，但是作者在《寒夜》中却置换了两者的地位，在后者中，作者凸显了外界环境的作用，正如作者自己提到的，“只要换一种制度就行”，与《家》所体现的理念完全不同。
《家》中处处有差异对立，通过设立大量的二元，体现在每一章中充斥着大量人物和人物以及人物与外界环境的冲突中，再通过两者的冲突的激化，肯定其中的一方。在《家》中，作者肯定的是具有代表性的觉慧，他在新思潮的感染下，冲破传统的束缚，其核心就是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肯定，因此作者不惜笔墨的制造着二元冲突，表现主体的精神作用，试图建立一个由自由意志所建立的世界。而在《寒夜》中，在作者所设立的二元结构中，巴金意在建立二元的同一整合，而不是制造矛盾和对立，也即是说尽管曾树生和汪文宣及其母之间存在差别、对立，但是这种差别对立目的是同一，而不是分裂，因此作者写道“这三个人我都同情”。由此可见，从《家》到《寒夜》，从设立重重的二元对立到同一整合，作者的叙述策略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关键词】：二元结构;对立冲突;同一整合
《家》描写的是传统家族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的震荡和瓦解。高氏三兄弟觉新、觉民、觉慧，由于性格的不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觉新软弱、妥协，他的忍让不仅让人失去了心爱的梅，另外，在高老太爷的丧期，由于惧怕“血光之灾”的应验，送走了即将生产的的瑞珏，而最终却导致瑞珏死于难产。巴金对觉民的性格塑造介于觉慧和觉新之间，他既不像觉新一样，奉行“作揖主义”，也不像觉慧一样激进，为了逃离家族的束缚，决定毅然离家出走，觉民性格多半是温和、较为冷静、克制，在逃婚的事件上，觉新和觉民进行了周密的计划，觉民住进了黄存仁家中，暗中通过觉慧打听家族对婚事的态度是否改变，知道高老太爷病倒，改变主意，觉民才回来，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与他们不同，觉慧性格刚烈，赋有抗争精神，听闻学生在演戏时，被士兵无理闹场，便決定参与到游行的队伍中，站立在寒冷与饥饿中，直至取得初步性的胜利在小说的末尾，觉慧愤然离家出走，逃离了家庭的束缚。面对家庭的衰落，亲人们因为家产的分配而起争执，觉慧心中不是伤感的，而是庆幸于家庭对人的束缚将土崩瓦解。
小说所着力刻画的三个人物形象是渐变的，从觉新的“不抵抗主义”到觉慧的反抗精神，觉民则是他们之间的过渡，他显得较为理性与克制。三个人物身上各有不同，这种不同也广泛存在于其他人物身上。概括而言，不同人物之间，在《家》的整体人物系统中，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从差别到到对立到矛盾，可以窥探出《家》在人物刻画上的手法不同。可以说，整部小说就是在“差别”、“对立”、“矛盾”中运行的，直至最后觉慧的出走，大家族的风崩离析，使得人物与环境之间激烈的二元冲突最终走向了同一。
在这三个概念中，借鉴黑格尔辩证法概念，“‘差别’是泛泛而谈的，‘对立’是更高一级的差别。” 在《家》中，这三个范畴在人物形象身上得到体现。就“差别”而言，小说中各个人物的性格差异都属于“差别”范畴。“差别”的表现存在于觉慧与觉新，觉新妥协、软弱，并且在文中流的眼泪最多，而觉慧则勇敢，蔑视礼法，具体事例如请巫师驱鬼，觉慧激烈反对，并堵在门口，并大声斥责，使众人大吃一惊，不欢而散，然而觉新却并不反对这种做法，尽管他知道这样已经影响到高老太爷的休息，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对立的，这种“差别”就是指他们之间的不同，但是因为还存在着相同的一面，所以没有上升到“矛盾”的程度。“对立”体现在高老太爷和觉慧的身上，他们两人之间代表着不同的价值观，也就是传统伦理观念与现代思想的冲突，在他们身上，传统的“道学”和现代“平等、自由”是矛盾的，两人水火不容，知道高老太爷病倒，做出了妥协，才使得这两者由性格的不同导致的矛盾最终趋向于消解。
在小说中，这两种范畴贯穿了整部小说，构成了小说的稳定结构。从小说的一开始，作者就写到“风刮得很紧，雪片像扯落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没有目的，四处飘落…..风玩弄着伞，把它吹得四面偏倒，有一两次甚至吹得它离开了行人的伞…….风雨会长久地管制着世界，明媚的春天不会再回来了……”风——伞的冲突，风——明媚春天的矛盾，作者在小说的开头就向读者展示了充斥着激烈冲突的二元矛盾，它们之间的冲突就似乎已经告诉读者，这部小说将在激烈的冲突中进行，全文类似的二元对立在每一章中都出现。在这种二元对立冲突下，主体的地位便被提高了。《家》中个体首先作为原子式的个体存在，其次才作为社会家族中的一员存在，因此，很容易理解在个体与外界的对抗中，这种冲突使得个体存在的价值凸显了出来。觉慧的勇于反抗，试图冲破外界环境的压制，正是巴金在强调主客体冲突中——自由精神与传统伦理观念的矛盾，突出主体性地位的表现。这样一来，主体性地位就被抬高了，本来受外界环境的压制，到主体完成矛盾的同一，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性、创造性、精神性就借着情节的发展而彰显了自身。客体环境对觉慧而言，并不起决定作用，恰恰相反，在觉慧的身上，主体的创造性、精神性被充分地调动，体现在觉慧受到外界环境的压迫时，不是默默的忍受，而是努力地去争取，在小说的第三十四章，为了给高老太爷治病，觉新的态度是“不敢说一个不字”，与觉慧的态度截然相反，他说道“你也算读了十几年的书，料不到你居然糊涂到这个地步，你们纵然自己发昏，也不该拿爷爷的性命开玩笑”在觉慧激烈的言辞下，众人才却步收手，觉慧的反抗取得了胜利。
在主客体激烈的斗争中，直至主体战胜客体，觉慧是典型的代表。与其相反的是觉新，觉新完全受客观环境的制约，他没有具有反抗性的自我意志（self-determination consciousness）
于是在外界环境的压迫下，觉新选择了妥协、让步，完全受制于外界客体的决定，屈从了外界环境，因此他的主体性地位便降低了。觉新将一切都归结于客体“我不反抗，因为我不愿意反抗，我自己愿意做一个牺牲者….我跟你们一样，也做过美妙的梦，可是都被人打破了…”
然而，在对比觉慧的自由意志的下，觉新的精神性降低了。在觉慧的身上，作者设立了许多的二元因素，作为其中的一元，这种冲突就恰到好处的彰显了觉慧的自我价值。这种二元的结构，贯穿于整部小说中，既有主体/客体的对立，也有个体/个体的斗争，在《家》的每一章中，几乎都出现了激烈的冲突。第一章就写到风雨和明媚的春天的对立，第二三章则是对于女子上学问题上的争执，第四章的矛盾更加明显与激烈，，鸣凤所向往的自由与外界的不公正待遇，第五章是琴与其母在上外专问题上的分歧，其母虽不反对，但是也不十分支持。即使在最和谐闲适的第十三章，在写除夕夜家族团聚其乐融融时，作者仍忘不了在这章的末尾写上，在高公馆的门外，一个受冻的孤儿在寒夜中瑟瑟发抖，这样的描写与高公馆内安详静谧的气氛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在整部小说中，作者通过设立二元作为文本的内在结构，再通过二元之间的矛盾冲突，突出主体的作用和地位，于是这种二元结构成为了小说内在的张力，直到二元关系彻底被打破，小说走向了同一化的平衡——觉慧出走，大家族面临解体。 与《家》不同，《寒夜》的主旨不在于制造家庭的分裂，而在于面对战争环境下，家庭如何生存，如何凝聚。在这点上与《家》恰恰不同，在《家》中作者为了突出主体性而制造了家族的分裂，而在《寒夜》中，因为战争的因素——客体，由个体组成的家庭——主体，不得不面临着残酷客观环境的影响，而悲剧性恰恰在于此，个体的自由意识受到客观环境的压抑，而主体却是无力承受的。作者在《寒夜》后记中写道“……他们都是不自主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不是出于本心，快要崩溃的旧社会、旧制度、旧势力在后面指挥他们”但是这样一来，便与《家》出现截然不同的一面，《家》中被高度弘扬的主体性，到了《寒夜》中完全成为了被动的个体，而实际上，并不存在完全受客体决定的主体，主体都是经过对客体进行抉择后的主体，卢卡奇《审美特性》中提出的主观辩证法就试图证明主体的地位，“这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不过它是以人的态度为基础的，也就是以主体为基础的统一。在卢卡契看来，这就是社会存在的本体。”然而在《寒夜》中，随着作者凸显客观环境的作用，在《家》体现的主体精神性就消失了。《寒夜》中的家作为一个整体，与所谓的“旧制度、旧社会、旧势力”向对抗着，这也是区别于《家》的一个方面，因此作者写道“三个人物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这也就意味着《家》个体失去了自我意志，完全成为被动的个体。
主体地位的转变使得《寒夜》中人物形象也发生了转变，在《寒夜》中由于作者过度突出 客体的作用，在这种客体决定论的影响下，悲剧就体现在主/客的冲突对立中主体的毁灭。作为银行职员，曾树生的形象和觉慧不同，觉慧的形象建构在二元结构中——他自身与传统伦理的束缚，而曾则既面对外界战乱的胁迫，又处在家庭的矛盾之中。觉慧与传统家庭的束缚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觉新与传统家庭之间是差别，在《寒夜》中，当作为社会环境的一方时，曾树生、汪文宣及其母是作为一个整体与前者矛盾，而在家庭中，曾树生则与汪母对立，曾树生与汪文宣属于差别范畴，汪与其母也属于差别范畴。
由此可见，不同于《家》中人物关系的简明化，在《寒夜》中，曾树生与汪母是对立着的，汪母希望她媳妇想她自己年轻时一样，不打扮、不交际、不张狂。老老实实地孝敬长辈、相夫教子，她以为媳妇不是做花轿明媒正娶过来的，便贬低其人格，骂她为姘头，他们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所以从属于对立范畴。類似于觉慧与传统大家族伦理之间的关系。但是与后者不同，曾树生面临着两方面的对立，一方面，来自于内部即汪母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家庭的一部分时，与整个社会环境对立。
汪文宣在整个《寒夜》的叙述结构内，正处在其母和曾树生之间的尴尬地位，他尝试做调和，但由于其懦弱的性格，往往造成双方之间的矛盾更加激烈，并且他更为关心的是他的母亲。在小说开篇的第一章中，就表明了他对母亲的关爱胜过了他自己的妻子。他渴望妻子与他的母亲和解，而不是让他的母亲主动提出。正是由于其懦弱的性格使其调和的工作不仅不可能成功，相反，越是调和，就越激化她们之间的矛盾。
正是在这种家庭的矛盾和战争环境的影响下，原先《家》所体现的二元结构，在《寒夜》则变成了多个二元结构，家庭/战争，曾树生/汪母，但是作者在《寒夜》中却置换了两者的地位，在后者中，作者凸显了外界环境的作用，正如作者自己提到的，“只要换一种制度就行”，与《家》所体现的理念完全不同。
《家》中处处有差异对立，通过设立大量的二元，体现在每一章中充斥着大量人物和人物以及人物与外界环境的冲突中，再通过两者的冲突的激化，肯定其中的一方。在《家》中，作者肯定的是具有代表性的觉慧，他在新思潮的感染下，冲破传统的束缚，其核心就是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肯定，因此作者不惜笔墨的制造着二元冲突，表现主体的精神作用，试图建立一个由自由意志所建立的世界。而在《寒夜》中，在作者所设立的二元结构中，巴金意在建立二元的同一整合，而不是制造矛盾和对立，也即是说尽管曾树生和汪文宣及其母之间存在差别、对立，但是这种差别对立目的是同一，而不是分裂，因此作者写道“这三个人我都同情”。由此可见，从《家》到《寒夜》，从设立重重的二元对立到同一整合，作者的叙述策略发生了很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