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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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1977年春,年仅十五岁的埃里克·杰布洛成了纽约布鲁克林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毕业生。另外还有五名有才华的、勤奋的学生(年龄在十七至十九岁)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他们之中有四人接受了全国科学基金会的研究员基金,在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然而在大多数学校中,这样有才华的青年可能还得上九、十、十一、十二和十三年级。显然一些天才的,勤奋的学生所学的东西可以远远超过大多数学校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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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1977年春,年仅十五岁的埃里克·杰布洛成了纽约布鲁克林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毕业生。另外还有五名有才华的、勤奋的学生(年龄在十七至十九岁)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他们之中有四人接受了全国科学基金会的研究员基金,在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然而在大多数学校中,这样有才华的青年可能还得上九、十、十一、十二和十三年级。显然一些天才的,勤奋的学生所学的东西可以远远超过大多数学校对他
其他文献
<正> 经济调节,是人们对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经济关系的协调,特别是对社会经济生活运行过程的控制。即然经济调节是人的活动过程,因此经济调节的社会目的便成为了这种调节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经济调节的目的是具体的,是由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每一种社会生产方式都有其特定的生产关系,因而也都有特定的经济调节的最终目的。人类为了生存、发展和延续后代,产生了许多需要。这些需要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生理的需要,即维持人的机体正常活动和发育的各种需要。如饮食、居住、穿衣、睡觉、医疗等;另一类是精神
<正> 为了检阅一年来的科研成果,交流学术思想,我院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举行了第四届科学报告会。应邀参加这届报告会的有大连市文教办、财贸办、计委、经委、建委、社科联等二十二个单位和学术团体的领导同志。这届科学报告会采用大会报告与小会报告相结合,以小会为主;报告与讨论相结合,以讨论为主的方法。除开幕式和闭幕式外,另设十七个分会进行活动。会上共收到各单位提出的论文134篇。其中:财政金融21篇,计统和企业管理26篇、基建经济14篇、商经和物管34篇、政治经济学和外贸及其他39篇。在全
卡洛斯·卡斯蒂略·里奥斯博士是秘鲁教育家、律师和记者,文化大革命后期曾经访问过我国,参观了各级各类学校,并同部分干部、教师与学生进行了座谈。回国后于一九七二年写成《<中国教育>——一部革命的教育学》一书初稿,今年经修改后再版。今年五月三十一日,秘鲁《快报》为本书的出版发表了费尔南德斯·阿尔塞的题为《一本优秀的书——<中国教育>》的书评,赞扬中国当前的教育革命是“在全世界引起思潮起伏的真正的革命教育”,认为本书作者对“这种震惊世界的新教育”所作的研究和宣传,是对秘鲁人民“作出的一个卓
斯图尔特·E·弗雷泽,美国皮巴迪师范学院(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国际比较教育教授,皮巴迪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弗埃·德尔塔·卡帕”(美国一个学会的名称)教育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七二年一月曾与皮巴迪师范学院研究助理约翰·N·霍金斯同来我国访问,参观过广州、上海、长沙和北京等地的各级学校,回美国后合写了《中国之一瞥:学校与社会》一书,并转载于一九七二年四月号的《弗埃·德尔塔·卡帕》杂志,现摘译如下:
<正> 要了解中国教育当前的方向,必须以认识制约教育发展的周围条件作为出发点。正如中国人反复强调的,一个主要的制约条件就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物质上,而不是精神上),中国社会绝大部分是农村。中国在一九四九年继承下来的教育制度不仅是极其有限的,而且还是城市占极大优势。解放以来,教育的发展虽然相当可观,但从中受益最大的还是城市居民。城市居民享受优待这一点也是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所仿效的苏联教育中的一个问题。苏联的教育制度已变得很有点类似英国的教育制度了:侧重于狭隘的理论,其目的在于培养受过高度训练的专家,
阿瑟·W·高尔斯顿博士,美国耶鲁大学生物学家,一九七二年夏天在我国进行了五周访问。这是他写的四篇访华观感中的一篇,原文发表在美国《自然历史杂志》上。一九七二年底洛杉矶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新闻通信》(特刊)以“中国的大学,避开竞争和分数,学生们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并且‘不让一个同志掉队’”为题,全文转载,现摘译如下:
<正> 一九六九年版的《世界教育年鉴》是关于考试的专号。关于现代中国只有一处提到:“令人惊异的是除了中国以外,还没有报导过哪一个国家取消了或者试图取消考试,因为中国在古代就有过最完备的考试制度。”更确切些说,中国正在对考试,特别是考试的预测作用进行彻底的重新估价,因为考试已不再是高等学校选拔学生必不可少的办法之一,或者说实际上把考试当作升学或就业的“敲门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强调的是考试应作为检查教学的一种手段,它可以帮助教师了解教学成绩的优劣。学校课程不可脱离周围环境,必须和学生工农
本文原是作者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大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为1976年6月在萨格勒布举行的学术讨论会准备的供讨论的文章,题目是《教育理论和联合劳动的讨论题》,后又稍加补充。文章回顾了战后南斯拉夫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发展的新阶段即联合劳动的要求出发,对教育理论和政策提出了一些新见解。文章认为,教育理论的研究不能离开教育改革,而要关心和影响教育改革;教育改革不能只是学校的改革,还应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全面改革;教育按其性质是跨学科的,不应局限于教育学的狭小圈子里,而必须从哲学、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