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文史研究者喜好做一种命题假设。比如让一些文人穿越到他未曾经历的时代里，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这种有名的历史假设，并不少见。就拿鲁迅来说，诸多人就将其做过假设：假如鲁迅一直活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会怎样。
　　对于这个命题，众说纷纭。为此上海的陈明远还专门编辑了一本书《假如鲁迅活着》，探讨了这一命题的可能性。书中收录了1957年“毛罗对话”的那段掌故，及与之有关的诸多文化人的回答。同时代及后来的很多文化人以自己的经历，结合对鲁迅的认识，做出了回答：以他的性格，要么是“关在牢里继续写”，要么是“识大体，默不作声”。本文今天要探讨的是另外一个与鲁迅有关的假设命题：如果鲁迅不曾与朱安相遇，鲁迅此后的经历会是怎样？

“新文人”之苦与“旧女性”之悲都是时代赋予的

　　上海鲁迅纪念馆乔丽华所著的《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去年再版，加深了我对这个假设命题的兴趣。
　　在这部专著里，乔丽华利用现有的相关资料并结合实地考察，比较全面、客观、系统地揭示了朱安悲剧的一生，也让我们看到鲁迅背后这个长期被“淹没”的人物，是如何如同蜗牛一般，从生的希望一步步爬向绝望之中的“坟墓”。
　　对一般读者而言，了解朱安的并不多。即便知道朱安，也未必全面。她和鲁迅的相遇、成婚，对鲁迅后来的生活、文学创作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在文学史的视野里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大的“盲区”。正因为这种“空白”，才使得这个假设的命题有了意义。
　　在诸多涉及朱安的研究文本里，对于她的评价，基本定位为旧女性。作为包办婚姻的牺牲者，她至死都不曾觉悟。“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可以说深入骨髓，她从不觉得自己的婚姻会有什么问题。朱安作为“活的”、沉默的、可移动的“影子”，衬托出鲁迅的孤独的内心。相对鲁迅身上的各种光环，她在那个时代里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计。朱安这位旧女性之“悲”，照出了鲁迅“新文人”之“苦”。
　　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朱安对于鲁迅就没有一点正向作用？或者说，鲁迅若没有遇到朱安，是不是会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并获得更完整、更幸福的感情体验？
　　我们假设朱安不曾遇到鲁迅，两个人各自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彼此毫无交集。但“另外一条道路”的设计，未必就是直线型的。一个人所遇到的悲剧，也未必仅仅是自身造成的，于朱安而言；一个人在感情上的幸运同样也可能是两个人努力或者更多人促成的，于鲁迅而言。
　　那么鲁迅遇到朱安，之于朱安遇到鲁迅，则属于小概率事件中的必然了。
　　首先，这种假设成立的话，假设他们没有相遇，只能避免鲁迅和朱安之间的这种悲剧，时代的悲剧同样会发生在另外一对人身上。因为这种悲剧在当时还不是个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为发生在新人、名人身上，各种正负效应都可能被人为放大许多倍。
　　1899年，因为这段婚约，鲁迅从日本匆匆回国，在委曲求全之中完婚。这段婚姻从开始就染上了灰色。
　　鲁迅委屈，朱安就没有委屈么？
　　名人的委屈，其实在时代里，和普通人的委屈是一样的，他们在标本上的意义是一样的。但因为名人的委屈关注度高，会赋予更多的社会意义，超越了最初的委屈的本义。
　　其实在这本《朱安传》里，乔丽华也做过类似的假设：“有人”替朱安叹息，如果她嫁的是一般的男人，那么她一辈子会过上平淡舒心的日子。婚姻有时候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当年不是嫁给鲁迅，朱安的命运也许有大不相同。至于是悲剧还是喜剧，则无法判定了。
　　假如她嫁给一个新时代的“旧文人”，能在实际的生活中默许对方“三妻四妾”，她或许与她们相安无事地过完自己一生；或许她嫁给一个新时代的“新人”，而这个“新人”能够改造或者接纳她这个旧时代的“旧女性”，也能凑合过完一辈子。
　　但她们彼此都不是这样的人。

形式上接纳朱安：因爱母之深的无奈之举

　　鲁迅幼年失父，母亲鲁瑞潜意识里，期待他能支撑起这个家庭，至少能分担一部分。当年鲁瑞催婚的原因之一，就是听闻鲁迅在日本留学和某女子好上了，如果属实，担心他会娶外国人为妻，可能长居国外不回。为此，她不得不采用传统家庭惯用的手段，谎称自己“病重”，“骗”他回国。鲁迅不得不回国，接受母亲给他准备的这个“礼物”。
　　每每读至此处，我就有些疑问：以鲁迅在日本接受新思想之缘故，他的本能是会拒绝这段婚约，继而有能力逐渐说服其母的。但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做出妥协。这种妥协其实暗含着一种“回报”，而这种“回报”，似乎又是一种“机械式”的——你说什么，我听着就好了；你给我什么，我接受就好了。两个人的悲剧，就在这种可能的直观的报恩心理作用下变成了现实。
　　到后来，目睹老大婚姻的不幸，鲁瑞也因此深深后悔。在对待另外两个儿子的婚姻问题上，她几乎没有干涉，听之任之，你们爱谁找谁。
　　可以说鲁迅当年的妥协和牺牲唤起了鲁瑞的“觉醒”——至少在感情和婚姻选择观念上的觉醒。要不然，她一如既往地去“操控”儿子们的婚姻，老二、老三的婚姻可能会继续老大同样的悲剧。朱安作为鲁迅妥协于牺牲的“陪葬品”，在唤醒鲁瑞感情认识上，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只是老二、老三虽都是自主选择的婚姻，其实也未必幸福多少。
　　再看鲁迅，如果当时未曾和朱安相遇，这里还要假设一个前提：鲁瑞不插手或者不干预鲁迅的感情选择。鲁迅归国后可能会选择一位“半新不旧”的女性作为妻子——这种也是基于对鲁瑞当时的认识而言，只要鲁迅回到了身邊，作为母亲的她不可能不关心鲁迅的婚姻大事。有两个因素会影响鲁迅感情的选择：一、鲁迅在母亲身边，那么选择什么样的人，鲁瑞肯定有投票的权利；二、如果鲁迅一直在异国他乡，不回绍兴的话，那么鲁迅的感情选择自由度就更大了。倒不是母亲不想过问，而是鞭长莫及。
　　鲁迅或在日本，或在南京，或在北京，可能遇到一位自己选择的女性，作为终身伴侣，真正地或者“提前”体会爱情的甘露，而不是等到不惑之年，才被许广平“激活”沉睡已久的感情世界。 　　1912年，鲁迅北上北京，时年三十二岁。到1919年回绍兴，接母亲及朱安等赴京定居。在此期间，七年时光，鲁迅基本过着“婚内单身”的生活。从许寿裳所编的《鲁迅先生年谱》可知：这七年时间内，鲁迅的创作还处于蛰伏期。基本都是在校勘、编辑《谢承后汉书》、《嵇康集》、《会稽郡故书杂集》；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等，纯创作的作品很少。这固然与辛亥革命失败对他的影响有关，另外失败的婚姻对他亦有很大影响。
　　另据鲁迅日记记载，在这段时间里，公余的鲁迅不是逛旧书店，就是和驻京的浙江同乡聚会，再要么是“隱”在窗下抄古碑。很多研究者指出，鲁迅在这段时间内像是个“独身者”或“苦行僧”，在精神上“很颓唐”。
　　此时，鲁迅其实有足够的时间，反思自己的婚姻，并作出相应的调整。查看这段时间他与绍兴亲友的通信，鲁迅一方面尝试接纳朱安及其亲友，保持联系；一方面又无法说服自己，主动去和解。他在一种犹豫不定里继续“彷徨”，任由这段感情自由“滑行”。他好像习惯了或者接受了这种“痛苦”，似乎认定了它，既然无力改变，就随它便吧。新时代“战士”决绝的态度，在感情上亦是如此。
　　1913年4月4日，收到朱安弟弟朱可铭的信：“四日昙。上午得朱可铭信，南京发。”查鲁迅日记中有收到来信的记录，却无回信记载。一般来说，他收到的信会马上回复并在日记里有所记录，但对朱可铭的信却置之不理，简直有点“恨屋及乌”了。
　　其实，任何一次与朱安及其亲人的交流、沟通都意味着改变和打开彼此心结的可能，但鲁迅逐渐放弃了这种努力。而此时的朱安还在试图缓和这段紧张的婚姻。
　　她在感情的苦闷里，无依无靠。自1914年起，周作人的日记里就有相关记录，她频频回娘家。这似乎是一种无奈的逃避，身在北京的丈夫，毫无只言片语的关心。这段婚姻从开始，她就被抛入“冰谷”。
　　1914年11月26日鲁迅收到朱安的信（请人代写），鲁迅看后斥之为“颇谬”。有学者说朱安在这封信里劝鲁迅纳妾，但不知所据，似乎猜测的成分居多。至少证明朱安对这段婚姻还抱着希望，希图建议他“纳妾”：一是，鲁迅有了妾，不至于“休妻”，她在周家的地位能得以维持；二是，鲁迅在北京的生活也需要人照顾，不管是感情陪伴，还是日常生活的照料。可惜的是，鲁迅此时此刻却没有顺应这种改变的建议做一些尝试，及时调整二人之间的关系。他简单地以“颇谬”二字一笔带过，依然故我。

若没有朱安陪伴母亲，鲁迅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投注到家庭

　　再继续假设。
　　假设鲁迅这段时间（1912—1919）就是“单身”，假设鲁迅对感情的选择标准近乎一种“洁癖”，仍在“单身”之中。
　　从鲁迅日记等相关记录看，鲁迅对母亲的爱，如影随形，但又有一种刻意的“距离”，他们之间很少去谈对感情、婚姻、家庭的认识和看法。这种母子之间的爱显得有些公式化。在他的日记里看到不少抱怨：既然这是母亲给予我的“礼物”，那么如何对待这件活的“礼物”，总是可以讨论和调试的吧。在北平的那一次不算成功的“夫妻生活”，似乎是鲁迅最后的感情调试。对这段感情，再也起不了任何波浪。
　　到了1919年，如果鲁迅还是单身，他一个人赚钱养家，加上周作人一家人等，其实日子过得很紧巴，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宽裕——虽然兄弟二人都一直在努力赚钱。很明显，在北京这一段兄弟相聚的时期里，鲁迅心情比以前好多了——或许因为家人都在身边。
　　假设此时还是没有朱安，鲁迅要从工作和创作中分出很大一部分时间、精力去照顾母亲，平衡家庭关系。
　　而朱安恰恰在无意之中分担了鲁迅的这一部分“责任”。初去北京，对于鲁瑞而言，人生地不熟。白天儿子上班去了，只有朱安和婆婆用绍兴方言，聊聊家长里短的事，这对于鲁瑞来说是莫大的安慰。
　　明知鲁迅的婚姻不幸福，两口子并不和睦，但鲁瑞最终还是接纳了朱安。有记载，朱安与鲁瑞相处融洽，这是亲友们有目共睹的。就连朱家人也承认：“朱安与鲁老太太的婆媳关系倒还好，鲁老太太吃的东西都是朱安做的。姑母服侍鲁老太太一辈子，是她最贴心了。”（《朱吉人谈姑母朱安等情况》）
　　鲁迅在北京时期，没有朱安的话，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照顾家人，尤其是母亲，而这势必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以及相关的成就。朱安能照顾好母亲，也减少了鲁瑞对鲁迅的关注度和频率，有时候过多的爱，也未必是好事，相反可能会成为一种压力与束缚。

“活标本”朱安：客观上促成了鲁迅诸多文学典型的诞生

　　这里还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如果没有朱安这样一名守旧彻底的妻子在他身边，日夜给他做思考的“标本”，鲁迅或许不会主动来思考朱安这类女性的命运应该何去何从。这种思考，已经化作了鲁迅作品中的诸多人物的精神内核——旧时代女性命运的最初素描。
　　鲁迅早期的小说中很少写到“新女性”，因为他此前几乎很少与这一类女性打交道。看看当时鲁迅笔下的女性——
　　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祝福》里的祥林嫂、《故乡》里的“豆腐西施”杨二嫂、《离婚》中的爱姑、《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等，她们几乎都是以故乡的妇女为原型。但我们也不能完全说，这些人身上就没有朱安的“投影”。
　　假设没有遇到旧时代旧女性的“标本”朱安，鲁迅未必能写出这些典型人物来，即使写，那还只是对故乡人物的某种回忆式摹写，又怎能做到如此生动传神？
　　在古今中外的作家群体里，感情婚姻顺利的有，坎坷的也有。感情顺利、家庭温暖可能对作家本人的事业和创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也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回以这样的正面影响力。也可能因为感情顺利和温暖，反而成为作家的“温柔乡”，导致作家沉浸在家庭生活之中，不再远行。这在鲁迅同时代的作家群体里亦有之。
　　当一件事，尤其是一件不好的事，发生之后，大家是继续去证明这件不好的事会产生更坏的结局，对当事人双方来说，继续证明会带来更坏的结果，每个人都“踏上一脚”比较容易，又有多少人愿意上前去“拉一把”呢？
　　殊不知，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甚至多面性，在消极之中，还有客观积极的一面，“坏事”或者劣势能促使结出“善果”。正如鲁迅遇到朱安，他在感情上近乎绝望，是不是因此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创作之中去，因而没有那么多后顾之忧，儿女情长。

朱安于鲁迅生活、创作的意义，并不逊色于许广平

　　后来与许广平相遇、相爱，鲁迅也算是经历过爱情的人。这段感情颇为温暖，如果不是许广平主动退居幕后，照顾鲁迅的生活，让鲁迅安心创作，从事各种文化活动，鲁迅中后期的创作成绩也是要大打折扣的。我们可能看到一个“作家许广平”，而不是“鲁迅爱人”的许广平，前一种身份更具社会性，更需要许广平把时间精力投到自我发展上去；后一种身份，其实是回归家庭，给鲁迅做坚强的后盾与助手。
　　与许广平一起生活之后，实际照顾鲁迅生活的是她。但真正让鲁迅安心创作，放心背后那个“大家”里的母亲的是朱安。可以说朱安在日常生活中的照料和付出，客观上成就了前期鲁迅，让鲁迅的部分作品呈现出“异彩”；加之朱安本身存在的现实意义对鲁迅的创作产生的深刻的影响，让鲁迅作品里女性形象更具多面性和典型性。
　　如果没有与朱安相遇，鲁迅或许走的是另外一条创作的道路，创作风格也不一定是后来的“鲁迅式”，因为感情的温暖，流露笔端的将是另外一种风格。正是因为朱安和许广平作为鲁迅生活中，尤其是家庭和感情上的“冷暖两极”，“冰火两重天”造就了一个痛苦而又温暖、冷峻而又丰富的鲁迅。
　　可以说朱安给予鲁迅的生活和创作的双重意义，并不比许广平逊色多少。只不过一个是被迫接受而导致的改变，一个是主动选择的温暖与融化和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