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与陈寅恪，素以“史学二陈”齐名学界，二陈的交际由来已久，故而“陈垣的后人陈智超在各类著作中强调陈垣与陈寅恪关系甚笃”。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二陈研究可谓冷清不少，故而会有“说‘二陈热’，其实是不准确的，准确地说，应是一种‘陈寅恪热’”一说。就“二陈”问题而言，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牛润珍先生《“史学二陈”及其学术精神》一文，梳理“二陈”的个人际遇、阐述二者治史的精神，就二陈之交际则着墨不多。
　　在今人看来，“自1949年之后陈垣与陈寅恪没有直接来往，陈智超在著作中也透露，1949年之后陈垣得知陈寅恪的情况，大部分都来自于冼玉清”。部分学者将此变化归咎于1949年前后唯物史观对学界的冲击：1949年5月，陈垣先生在给胡适的公开信中表示，“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并进一步指出“这些旧的‘科学的’治学的方法，在立场上是有着他基本错误的，所以我们的方法只是‘实证主义的’”，此事于学界而言可谓影响甚大；而立足南国的陈寅恪却在1953年提出“不宗奉马列主義，不学习政治”，于当时之学术环境又太异乎寻常，如此旗帜鲜明的对立，的确容易得出二人因此分道扬镳之结论。
　　陈寅恪与陈垣现存时代最晚的一封往来书信是1940年10月19日陈寅恪致陈垣函。而观《也同欢乐也同愁》涉及二陈交集之回忆，最晚可追溯到1942年初，陈垣先生之子陈乐素先生于国难中救济陈寅恪先生一家之事，其后便再无关于与陈垣先生交往之记载。这一点与陈智超先生的回忆一致。早在1949年以前，二陈的交际已然出现了七年的真空期。回顾陈寅恪这七年的轨迹，除却一路辗转于广州、桂林、成都等南方各地，1947年举家返回陈垣先生所在的北平，直到1949年末迁至岭南，都不见二陈有所往来的记载。由此看，单从政治志趣来解释二陈“决裂”便不足全然信服。
　　观陈寅恪现存的书信，其有无、多寡实因人而异。如《书信集》中收录致容庚之信函达九通，也无法改变其后“知寅恪兄与容庚甚不和”的现实，未尝念及“旧谊”；而即便是“相逢握手泪汍澜”的吴宓，现存之信函亦只得两通。那么，抛弃以数量先入为主定义亲疏的简单结论，必须主以信函内容为考辨：《陈寅恪集》中已收录的致陈垣函共十八通，仅次于往来信函最多的傅斯年，但从主要内容来看，介绍、查借书籍七通，切磋学术五通，举荐人才三通，介绍学人三通，可见陈氏所写信函必事出有因，言之有物，未尝空做枉自嗟呀、空劳牵挂的情谊之叹。陈寅恪之信札多为学术而书，且寅恪先生早年“由比较语言方法入手，探讨佛教史、中外交通史等问题”；反观陈垣“最具突破性的撰述，集中在学术生涯的前期”，亦多涉宗教史、中西交通史之范畴。这种相似的治学志趣学界虽多有论述，但却也是这一时期二陈书信往来频繁之一大注脚，足以看出陈寅恪信札之主观功用，即以论学为要。抗战爆发之后，寅恪先生逐步转向中古史研究，而陈垣则致力于以史救国，两者虽能于1940年为《明季滇黔佛教考》拜序之事，共抒家国破碎的兴亡之叹，但学术之研究已然殊途，此种往来终究昙花一现，转瞬便归于无声。故而，学术研究上的转向，动摇了二陈学术切磋的往来基础，直接影响了他们之间交流的频繁程度——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二陈论学之往来已渐趋沉寂。
　　除学术研究上的分途，地域上的限制影响亦尤为巨大，以往学术界往往一语带过，而其中之种种曲折，实有迹可循。
　　据陈氏姐妹回忆，陈寅恪举家于1937年11月3日乘火车离开北平南下，而寅恪先生致陈垣函中，前十七通中最迟者不过1937年5月15日，可见寅恪先生离开北平至1947年返回，十年间二陈书信竟仅有一函存世，不禁令人唏嘘。且言“滇中友人又须迁蜀，现正在转徙中也”。他饱受远离故土之苦楚，且此信函后特加一句“诸友人处乞代致意”。这也是二陈往来信函中唯一一次出现代为致意之语，寅恪先生流离在外而许久不便与友人联络的无奈情状跃然纸上。由是可见，在南国飘零十载的陈寅恪与滞留北国之学人之生疏，在此时已初见端倪，在此七年之后，即便重返北平，似乎亦未能真正重拾昔日旧谊，可见地域远隔之影响甚矣。
　　及至1949年南、北二陈格局尘埃落定，地域上已是千里之遥。昔日同处北平之时，尚有人事之牵涉，故多有举荐学人等诸杂事，故而分别四年后，陈寅恪在拒绝北返时，还能“举荐陈垣担任中古所所长”，以人事、才识，陈垣都能担起重任，可谓旧识之深。但是，分处南、北两所高校，此类人事交集毕竟稀少，人事等杂事之牵涉既断，无形间，二陈间省却诸多诉诸往来之必要。
　　再者，二陈各自身处南、北学术圈之一大中心，陈垣1953年四月致冼玉清函：“闻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已出版，能代购一部否？”然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实于1950年于岭南大学出版，且“出版后，每位选修他课的同学，都可以得到他亲赠的一本书，扉页还印上陈的印章，这种做法一直保持到1955年为本科生开设的‘元白诗证史’的选修课”。可见《元白诗笺证稿》一书早已出版并至少在小范围流传，而陈垣竟于1953年方才有所听闻以至问询。且此时汪篯未南行，尚不存在后学所言之“立场上的顾虑”，则可见南、北学术圈之沟通并不畅通，学术信息之交流缓慢且十分有限，故而陈垣有“寒家藏书不多，粤人著述尤缺”、“惜蔽藏粤无多”之叹，此亦可作其时南、北学人交流阻力不小的一个缩影。那么，若将此作为这一时期二陈交往中不可逆的大背景以作考量，也就不难理解“久病，粤中讯息隔绝，仅剩琅轩馆一线”一事。除却久病不便，亦当有天各一方之无可奈何也。
　　此外，尚有另一位典型人物，可做旁证，即同在中山大学的岑仲勉。1933年至1937年五年间，据《陈垣往来书信集》载，岑氏与陈垣往来书信达四十一通之多，而1937年后，这段“热络”的交际却戛然而止，直到1955年陈垣才得借致冼玉清函之机，询问“仲勉先生有面晤否”。此番情状，与其对寅恪先生之挂问好生相似，亦可知后信中“粤中讯息隔绝”所言毫不夸张。由此看，二陈分立南、北而书信往来断绝，恐并非针对个人之有意回避，而是身处千里之外的北京学人对于整个粤中学人的联系，实属不易。其后风气日紧，更不自言，二老又年事已高，无力改变地域之胁迫，当属时代之憾。
　　陈垣先生有言“交友原本要紧，无友不可以成学”，道尽近世学人间惺惺相惜之感；而寅恪先生请垣老于“诸友人处乞待致意”，则垣老也当处于此“诸友人”之列。二老一生为学，以学为友，本无可厚非，何必苛求更多，强附文化大义；但有只言片语便草木皆兵，牵扯政事，仍自忖内幕重重，自造歧途而不自知。二陈同为一时代之史学泰斗，以其所学共振中华学术之复兴，已然是史学之大幸。然而自身取舍殊异，人各有志，志同方能道合。唯其晚学后辈，虽不得一睹先贤风采，唯以叹惋，但必不能圄于旧时所限，为阴谋之论，或避而不谈，将诸先生之学束之高阁，则实为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