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弯弯的河曲县，三亲六眷漫绥远。二姑舅啊三老爷，八百里河套葬祖先。千年黄河水不清，跑口外跑了几代人。千年的黄河滚泥沙，走了大人走娃娃。娃娃走成朽老汉，老汉走成穷光蛋。辈辈坟里不埋男，穷骨头撒在土墨川。寡妇上坟泪长流，谁人留下走西口。”
　　古老的民歌，在苍凉浑厚的土地上盘旋，把走西口的苦况，走西口的凄惶，走西口的苍凉，抛给白云听，可白云悠悠地飘远了；唱给大山听，大山亘古如斯，从不动容；唱给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水听，黄河水却承载着千年的洪荒，向远方滚滚而去了。
　　只有山歌，在这块荒凉的大地上流浪。只有一匹匹骡马，和一个个晃动的黑点，在天边晃动，一直走出我们的视野，走向历史深处。
　　一、走西口！走西口！谁人留下个走西口？
　　山西民歌极盛，唱走西口的更多。在巷闾间行走，在黄土地上徘徊，突然就会响起一声粗哑、雄浑的唱腔，让人一时驻足。侧耳倾听，保不准唱的就是走西口。
　　民谚道：“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有一首民歌明明白白地唱出了走西口的原因：“咸丰正五年，山西它遭年限（灾年）。二姑舅捎来一封信，他说西口外好收成。”一句话，走西口，是生活的逼迫。山西北部，环境恶劣，地瘠民贫，干旱频仍，百姓耕种多，收成少。要找一条生路，只有走口外。
　　除了灾荒歉收外，走西口，还有以下原因。
　　首先，人口激增，土地锐减。清前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口随之暴涨，形成人地之间的尖锐矛盾。乾隆十八年（1753年），全国人口约18000万人，民田约70811万亩，人均占地约4亩；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人口约为20983万人，耕地约74144万亩，人均耕地约3.53亩。人口相对过剩，耕地相对锐减，百姓无田可耕，于是把目光投向了地旷人稀的内蒙地区。
　　其次，蒙古生产方式单一，需要改革。游牧民族经济单一，且极不稳定，只是游牧，不会耕作。为此，蒙古地方官向清政府“乞发边内汉人与蒙古一同耕种”。因此，靠近内蒙古中西部的山西、陕西等地贫农就来到口外，一方面维持了自己生计，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蒙地农业开发。
　　再次，国家一统，天下一家。建国初，清廷严禁中原百姓出关；大一统后，为了促进蒙古发展，也为了减轻中原土地压力，政府采取“借地养民”和“放垦政策”。雍正年间，明确规定，内地灾民，可以往口外蒙地开垦谋生，并指出其意义：“惟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嗣后各省，凡有可耕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清政府的鼓励，无疑对走西口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到乾嘉时期，“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记”。
　　走西口，究竟走向哪儿，我想，开始的时候，大概就是找一处能吃口饱饭的地方。那时候，地旷人稀的口外，也就是蒙古，是谋生的山西人首选之地。
　　于是，“走咧——”随着一声悠长而又无奈的吆喝，山西人挎上褡裢，赶着骡马，走向了他们心中的希望之地。
　　今天，历史的风烟已经淡定，岁月的尘灰覆盖了走西口的人们的脚印和骡马的铃声，只有走西口的山歌，还偶尔地在山梁上、山沟里响起。我们不禁要问，西口究竟在哪儿？山西人是怎么走西口的？
　　山西人走口外，大致有两条古道：一条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另一条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再进入蒙古。所以，当时有言：“东有张家口，西有杀虎口。”走西口，则指杀虎口。
　　杀虎口，位于晋蒙两省交界处，属山西省，自古是军事重镇，清《朔平府志》云：“杀虎口乃直北之要冲也，扼三关而控五原，自古称为险要。”历史上，这儿曾阻击过瓦剌，打败过蒙古俺答汗之子辛爱，是两个民族冲突的紧要关口，也是民族和好后，进行贸易的关口。原名杀胡口，后来，蒙汉两族和好，改名杀虎口。
　　山西人，就是从这儿走出去，从中原走到关东，走到关外。
　　山西北部，有座小城，叫河曲，和内蒙古隔河相望。这儿至今有一个风俗，每年七月十五日，要在黄河上放365盏麻纸灯。365盏麻纸灯，是河曲人在招魂呢，放灯的人希望那些漂泊异乡的孤魂，能随着灯光回乡。
　　二、走口外，是一段艰辛的历程，然而，在这段艰辛的旅程中，晋商崛起了
　　中国人热爱故土，安土重迁，走西口，一定是一场悲伤的迁徙，是一种无奈的流浪，是一次辛酸的漂泊。人们无奈之下，远离故乡，心里充满了忧伤和凄凉——“苦菜花开点点黄，提起走西口好凄惶。十月的狐子冰滩上卧，提起走西口心里难过。”但不走不行。不走，就无法生存。
　　走出西口，有的人流落异乡，成为游子；有的人，倒在路上；也有一部分人，走出一路风采，走出一路发达，成了后世所称的“晋商”。
　　山西人走西口，开始于500年前。晋商称雄商场，大概也有500年之久吧，中国从而形成了一种文化奇观——晋商文化。
　　晋商的成功，我认为，首先在于他们的吃苦精神和不懈的毅力。走口外，是一段艰辛的历程，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无论在心理上和感情上，都是如此，真像走西口的民歌中唱的那样：“人人都说走西口好，走西口的苦难谁知道。人人都说走西口好，一有闪失就把命丢了。”但是，他们仍然走出去了，义无反顾，沿着黄沙古道，沿着岁月云烟，沿着历史的荒凉，一路铃声，一路艰辛，一路血汗。
　　晋商的成功，还在于他们的精明。500年前，他们就意识到商品交易存在着巨大发展空间，抛弃了轻商的儒家观念，牵着骡马一路走来。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晋商；哪里有交易，哪里就有晋商的声音。他们贩盐，收茶，甚至放牧。
　　清人著名的笔记文集《清稗类钞》中，列举了15家晋商，以郝氏为例，贩过山参、茶叶，积攒起一份雄厚的家业。
　　记载中说，郝氏，榆次王村人，起家明末清初。早年，东北贩参。雍正五年（1727年）《恰克图条约》签订，郝家瞅准商机，出口茶叶，与俄罗斯人交易，商号遍及北京、天津、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太原、包头、西安、汉口、上海、四川、江浙和两湖。
　　郝家除输出茶叶外，还出口中国特制的绸缎、绫罗、绢纱等，同时，又从俄国输入皮毛、呢子、毛毯、哔叽、钟表、五金、玻璃器具等。郝家“万胜通”和“万胜高”以销售俄国货为主，人称“羌货庄”。由此可见，晋商经营灵活，不拘守一样。 　　晋商成功，还在于他们守信义，重承诺，尚读书，性淡泊。从《乔家大院》的影视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晋商身上折射出许多闪光点，乔致庸其实就是晋商的一个缩影。他首先是诚信。衡量一个经商者是“良贾”还是“劣商”，首要是看他经商是否讲究信誉和诚实。“经营信为本，买卖礼当先”，是晋商信守的商谚。二是坚韧。电视剧里，乔致庸不怕风险，去江南贩茶，去北疆送货，以生命做筹码，力挽狂澜。这正是晋商为实现既定目标百折不挠、奋斗不止的品质的写照。三是谦和。谦和对待客户，谦和对待经营合作者，谦和对待商业竞争者。四是稳健。谨慎不保守，做生意，尤其做大生意，不能如赌徒，要么发大财，要么遭大难。晋商的稳健其实是一种进取。五是节俭。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勤俭，是晋商经商的黄金原则。
　　其实，翻开地方志，历史上的乔致庸也和电视中刻画的乔致庸没有多大出入。
　　晋商还有一个最优秀的品质，发家之后，不忘国家。历史的真实记载中，乔致庸，这个山西票号的龙头老大，还是当时左宗棠筹措军费的东家。左宗棠西征时，乔家出了好几百万两银子，清军到达新疆后，乔家派一个票号跟随经营后勤，为军队筹办粮草，负责汇兑朝廷军饷。军费急缺时，乔家票号还为左宗棠借支透支。所以，左宗棠对乔致庸充满感激，回京途中，特意拜访乔致庸，见到乔致庸的第一句话就是：“亮大哥，久仰了。”并为乔致庸大门前百寿图题一副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
　　三、走西口，有着巨大的历史作用
　　走西口，是有着巨大的历史作用的。
　　走西口，使蒙地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走西口的出现，使蒙地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过去的草原，一变为沃野一片，谷田连畴。牧民们也放弃了单一的生产方式，垦草屯田，蓄水种禾，有的地方甚至可以养蚕。马背上的人们，也开始放弃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察哈尔更是出现了定居小村落，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的蒙民大多开始种田。蒙地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走西口，促进蒙地商业发展，加快市场繁荣。走西口，走来大量商人，即“旅蒙商”。他们进入蒙地，贩卖绸缎、布帛、烟茶，又收购蒙民马匹、皮张。
　　中俄边境的恰克图，成为通商口岸。是晋商成就了恰克图，也是恰克图成就了晋商。清人笔记载，当年这儿“万货云囤，居然以都会也”。
　　塞上有一个地方叫隆盛庄。据记载，当年这儿沃土广衍，沟渠相通，水草丰美，是名声显赫的商镇。而今，你仍然能够不时看到中原的建筑，对开的大门，斑驳的黑漆，仿佛还在回忆着久远的过去。
　　黄河从托克托缓缓流过，这儿是当年晋商的重要渡口。只在这儿一个地方，晋商就运走鄂尔多斯地区的甘草250万公斤。
　　锡林郭勒盟的多伦县，至今伫立着一座山西会馆。它建于乾隆十年，会馆规模宏大，布局合理，以砖木为主，木刻、石刻环纹精巧，栩栩如生。它在风雨和战火中保存了几百年，证明着走西口的辉煌。
　　走西口，更走活了一些著名的城市。呼和浩特就是一例。今天这颗塞上明珠，在清初仅仅是一个集镇，随着走西口的出现，人口逐渐集中，成为塞外名城。包头，在明末清初还是一个小村子，康熙亲征葛尔丹时，包头是汉、蒙、回杂居的大村镇。雍正乾隆间，晋商开设“永合成”商号，专门运输粮食、杂货，换取皮毛、牲畜。光绪年间，包头先后兴起了“三义堂”、“福和藏”、“广丰公”、“万兴玉”、“万盛玉”等生皮庄，到此时，包头发展成为塞外皮毛的集散重镇，一个城市，从此屹然耸立。
　　走西口是一种精神，一种永远进取的精神，一种敢于突围的精神，一种在困境中充满理想的精神，一种在失败中从不屈服的精神，更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从这个方面说，走西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远向前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