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字怒安、号怒庵，中国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的重要缔造者之一。傅雷早年留学法国巴黎，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著作。傅雷先生翻译的《名人传》，译笔传神、译文优美，颇具诗意，忠实于罗曼·罗兰原著的文字表意，展现了原著的情怀。
　　大师座右：
　　尊作“名人传”三册，现已译竣，祈允予付梓出版。此请沉吟迟久，盖因译述未完，迄无把握也。
　　先生关于三大天才之著作，已哺育万千青年，谅各现行语言早有译本，中译已落后手。个中原因，容弟子追述一二，俾先生知愚以何等感恩之情勉力从事哉。
　　曩者，年方弱冠，极感苦闷，贾舟赴法，迅即笃嗜夏朵布里盎、卢梭与拉马丁辈之作品。其时颇受浪漫派文学感染，神经亦复衰弱，不知如何遣此人生。无论漫游瑞士，抑小住比国修院，均未能平复狂躁之情绪。偶读尊作《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号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尔后，又得拜读《米开朗琪罗传》与《托尔斯泰传》，受益良多。
　　鉴于此番经历，愚曾发愿欲译此三传，期对陷于苦闷中之年轻朋友有所助益，以此等青年在吾国亦为数不少耳。然因种种缘由，至去年十一月方嘱笔，于近期始得完成。
　　再者，促成此事后，尚有另一想法。先生当知中国人之性气心理，自有传统。吾国历四五千年而未藉任何宗教以为支持，道德之追求，亦异于世界其他民族。孔子倡遵中庸，主张克己，强调尊卑，尤宜顺乎天理。老子揭示文明之欺罔，诋斥虚伪尤力。遵循孔子遗训，吾人安于平静、勤俭、欢愉之生活，知足常乐。受老子之影响，贤人智士大率洒脱高蹈，超尘出世。既无强行信奉严紧宗教之事，亦无率然能命于万能上帝之举，足为吾人所不堪忍受者也。
　　然此黄金时代已成往昔。欧风东渐，时事遂多变化。今日之民鼠，既不能效法举奉孔老之先辈，于危险之激情预加防范，亦不能如欧洲狂热之基督徒，一旦摆脱羁绊，还我以更伟大、更完善、更纯洁之面目。顾精神平衡由足失却，非溺于激情而懵懵懂懂，即陷于麻痹而无所作为。
　　第贝多芬以其庄严之面目，不可摇撼之意志，无穷无竭之勇气，出现于世人面前，实予我辈以莫大启发。至于米开朗琪罗，以其意志与才力不称，此种悲剧命运于吾人为鲜闻矣。若托尔斯泰，其不抵抗主义宜乎我辈深长思之。读尊作《托尔斯泰传》之前，愚曾有一幼稚想法，自谓遏止内战之良策，莫过于不纳税不当兵，取与办实业之法，一举消弭失业与军队。士兵转而做工，收入既丰，人身亦得安全，何乐而不为耶？彼等兵众受人雇佣，仅为糊口而甘冒锋镝，情实堪怜。待将帅手下无部卒，欲作戰即请其自赴疆场，庶免无辜送死，岂非“勿以恶抗恶”之不抵抗主义欤？
　　至于托翁致辜鸿铭函，相似之见解，从一意大利将军处亦曾敬闻。愚于一九三一年五月途次罗马，得缘拜识加维里耶元帅，闻其宏论如下：现代西方文明已步入崎岖危途，焉能长此以往而不作变计？中国有何效法之必要？值此人间惨祸，欧洲各国创钜痛深，且劫难未已，中国自宜趋避。须知种田耕地，为个人最好之营生。元帅追忆一九〇八年远东之行，认为中国人乃最勤劳、最淡泊、最平和之民族，身体耐力亦强于世界上其他民族。各种气候俱能适应，且饮食有节，消费少而出产多。即使加恶于其人，无论在中国本土抑在域外，也从不抵抗，而最后胜利竟属之焉！元帅以菲律宾荷兰东印度公司占区之华侨为例，称虽受不公平法律之压抑与欧洲官员之苛待，复被本国政府所遗忘，然彼等均能逆来顺受，埋头苦干，就地汲取滋养（该地区之贸易命脉，似均握于华人之手）。元帅作结道：中国人不能，也不必有组织，“无组织”更胜于“有组织”。中国无需发展工业，步近代文明之后尘。体魄与道德方面但得保持本色，自能脱出困厄。因不抵抗之效用，实胜于诉诸暴力。
　　加维里耶元帅是否托氏弟子，不得而知，其持论当基于参加欧战之个人观感。元帅直视不肖为中国新一代数典忘祖之代表，其责难之辞使愚思惟再三，类乎今日译毕托翁传之掩卷深思欤。
　　上述想法，杂然胪列，更兼法文表达欠佳，甚以为歉。区区教藉此函，以获明教。先生乃当今人类一大巨星;先生所言，犹托翁之于上代人，不啻先知式之预言。
　　倘蒙赐覆，并允权充代序冠于拙译之前，则欣慰何如。缘此而得时亲教言，更将引为幸事。特先申谢，并请接受一远方弟子之敬意。
　　傅怒庵顿首
　　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
　　摘自《傅雷文集·书信卷（上册）》（安徽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