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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回顾中国四次翻译高潮阐述了不同时期翻译活动对意识形态建构所起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翻译 意识形态 影响
1.引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些专家和学者将翻译研究置于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大背景中探讨与宗教、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的关系。国内学者（查建明，2001；王东风，2003；王友贵，2003：蒋骁华，2003）主要探讨了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勒弗菲尔（Andre Lefevere）在其理论假说中，将社会视为一个由多系统组成的综合体，文学是其中一个系统。这个文学系统具备双重操控机制，一个为外部机制，在文学和外部环境之间保持联系，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赞助人（patronage）和意识形态（ideology）；另一个在文学内部发生作用，其关键成分是诗学（poetics）和一组界说不够明确的术语，如“专家”、“专业人士”等（Hermans，1999）［1］（p126）。然而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建构有没有影响呢？本文以四次翻译高潮为背景探讨了翻译对意识形态建构的影响。
2.意识形态的概念
“意识形态”源自于希腊文idea（观念）和logos（逻各斯），字面意思是观念逻各斯，即观念的学说。这是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在18世纪末提出的一个概念，最初是把它作为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主体，用于对宗教的现代批判，其概念囊括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是我们自己与世界之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2］（p16）。
罗特曼（Yury Lotman）把意识形态定义为“框架性观念，它由某个社会在某个特定时期可以接受的思想观点和态度构成，读者和译者通过它接近文本”［3］（p12）。这使意识形态与翻译具有直接意义。
阿尔都塞（L. Althusser）以来的现代意识形态理论认为意识形态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与人们存在休戚相关的东西。“意识形态是人类依附人类世界的表现，就是说，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阿尔都塞，1984）［4］（p204）。“意识形态不只是呈现为一种意识现象的物质存在，而且呈现为一种非强制性的建构和改造主体的方式，意识形态与主体结成了一种召唤与被召唤、质询与应答的关系。阿尔都塞重在强调个体被先在意识形态所占有的受动性，而对主体所能进行的反抗和选择预设了悲观的极限”（孟登迎，2000）［5］（p2）。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中一方面通过翻译，译入语国家的读者可以主体建构译本内包含的意识形态，从而使自己的意识形态发生一些改变。另一方面译者及其所在国和赞助人的意识形态会对译者的翻译有影响。
3.翻译对意识形态建构的影响
“翻译从根本上讲，就是向本土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王东风，2003）。［6］（p17）
我国历史上有过四次翻译高潮：唐宋佛经翻译，明朝基督教和科技翻译，晚清的西学翻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翻译。每次翻译高潮都带来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并使原来的意识形态发生了一些改变。
佛经翻译前儒家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经过大量的佛经翻译，佛教在我国逐渐流行起来。佛教宣扬人生极苦，要人厌世，忍辱修行，冀求死后进入“极乐世界”。佛教的唯心主义哲学逐步与老庄玄学相结合，到南北朝时这种唯心主义思潮发展到极盛。同时佛教的传播推动了中国道教的创立。它与儒教、道教逐渐融合形成封建社会三大主流意识形态。宋代理学兴起就是儒佛道的混合物［7］（p171）。
从16世纪末开始的两个世纪中，至少有80名不同国籍的耶稣会士参与翻译西书为中文的工作。这些译著有半数以上是关于基督教教义，三分之一是各种科学，其余是有关西方制度和人文科学［8］（p163）。其中著名教士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测量法议》。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了《同文指算》。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译著使国人了解了基督教教义，把科学从理性蒙昧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自19世纪中叶以来，翻译一直成为中国政府走向现代化的一种特殊措施，因此翻译的题材和原著的来源，常常反映出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大势以及政府政策的方向”（王克非，2000）［8］（p163）。“此时期所引进的西学主要是现代科学技术、进化论学说、资产阶级政治学、古典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马祖毅，1999）［7］（p4-5）。
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初首次被译介到中国。有数部日文的中译本对社会主义有较详的介绍。1920年有陈望道的中文全译本《共产主义宣言》。在上世纪20和30年代译出了不少辩证唯物主义的俄文著作［8］（p173）。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彻底改变了原有的意识形态。
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导下，中国掀起了第四次翻译高潮。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并存中华大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体，全方位、多层次的意识形态体系。
4.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意识形态，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巨大作用。佛经翻译使佛教成为封建社会三大主流意识形态并促使了宋代理学的兴起。明朝基督教和科技翻译使国人了解了基督教教义，把科学从理性蒙昧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晚清的西学翻译使西方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彻底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多层次的意识形态体系。
参考文献：
［1］Hermans，Theo.Translation in Systems［M］.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1999.
［2］［6］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中国翻译，2003，（5）.
［3］王友贵.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1979）［J］.中国翻译，2003，（5）.
［4］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孟登迎.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7］马祖毅.中国翻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8］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关键词： 翻译 意识形态 影响
1.引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些专家和学者将翻译研究置于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大背景中探讨与宗教、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的关系。国内学者（查建明，2001；王东风，2003；王友贵，2003：蒋骁华，2003）主要探讨了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勒弗菲尔（Andre Lefevere）在其理论假说中，将社会视为一个由多系统组成的综合体，文学是其中一个系统。这个文学系统具备双重操控机制，一个为外部机制，在文学和外部环境之间保持联系，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赞助人（patronage）和意识形态（ideology）；另一个在文学内部发生作用，其关键成分是诗学（poetics）和一组界说不够明确的术语，如“专家”、“专业人士”等（Hermans，1999）［1］（p126）。然而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建构有没有影响呢？本文以四次翻译高潮为背景探讨了翻译对意识形态建构的影响。
2.意识形态的概念
“意识形态”源自于希腊文idea（观念）和logos（逻各斯），字面意思是观念逻各斯，即观念的学说。这是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在18世纪末提出的一个概念，最初是把它作为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主体，用于对宗教的现代批判，其概念囊括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是我们自己与世界之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2］（p16）。
罗特曼（Yury Lotman）把意识形态定义为“框架性观念，它由某个社会在某个特定时期可以接受的思想观点和态度构成，读者和译者通过它接近文本”［3］（p12）。这使意识形态与翻译具有直接意义。
阿尔都塞（L. Althusser）以来的现代意识形态理论认为意识形态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与人们存在休戚相关的东西。“意识形态是人类依附人类世界的表现，就是说，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阿尔都塞，1984）［4］（p204）。“意识形态不只是呈现为一种意识现象的物质存在，而且呈现为一种非强制性的建构和改造主体的方式，意识形态与主体结成了一种召唤与被召唤、质询与应答的关系。阿尔都塞重在强调个体被先在意识形态所占有的受动性，而对主体所能进行的反抗和选择预设了悲观的极限”（孟登迎，2000）［5］（p2）。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中一方面通过翻译，译入语国家的读者可以主体建构译本内包含的意识形态，从而使自己的意识形态发生一些改变。另一方面译者及其所在国和赞助人的意识形态会对译者的翻译有影响。
3.翻译对意识形态建构的影响
“翻译从根本上讲，就是向本土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王东风，2003）。［6］（p17）
我国历史上有过四次翻译高潮：唐宋佛经翻译，明朝基督教和科技翻译，晚清的西学翻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翻译。每次翻译高潮都带来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并使原来的意识形态发生了一些改变。
佛经翻译前儒家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经过大量的佛经翻译，佛教在我国逐渐流行起来。佛教宣扬人生极苦，要人厌世，忍辱修行，冀求死后进入“极乐世界”。佛教的唯心主义哲学逐步与老庄玄学相结合，到南北朝时这种唯心主义思潮发展到极盛。同时佛教的传播推动了中国道教的创立。它与儒教、道教逐渐融合形成封建社会三大主流意识形态。宋代理学兴起就是儒佛道的混合物［7］（p171）。
从16世纪末开始的两个世纪中，至少有80名不同国籍的耶稣会士参与翻译西书为中文的工作。这些译著有半数以上是关于基督教教义，三分之一是各种科学，其余是有关西方制度和人文科学［8］（p163）。其中著名教士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测量法议》。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了《同文指算》。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译著使国人了解了基督教教义，把科学从理性蒙昧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自19世纪中叶以来，翻译一直成为中国政府走向现代化的一种特殊措施，因此翻译的题材和原著的来源，常常反映出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大势以及政府政策的方向”（王克非，2000）［8］（p163）。“此时期所引进的西学主要是现代科学技术、进化论学说、资产阶级政治学、古典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马祖毅，1999）［7］（p4-5）。
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初首次被译介到中国。有数部日文的中译本对社会主义有较详的介绍。1920年有陈望道的中文全译本《共产主义宣言》。在上世纪20和30年代译出了不少辩证唯物主义的俄文著作［8］（p173）。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彻底改变了原有的意识形态。
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导下，中国掀起了第四次翻译高潮。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并存中华大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体，全方位、多层次的意识形态体系。
4.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意识形态，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巨大作用。佛经翻译使佛教成为封建社会三大主流意识形态并促使了宋代理学的兴起。明朝基督教和科技翻译使国人了解了基督教教义，把科学从理性蒙昧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晚清的西学翻译使西方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彻底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多层次的意识形态体系。
参考文献：
［1］Hermans，Theo.Translation in Systems［M］.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1999.
［2］［6］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中国翻译，2003，（5）.
［3］王友贵.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1979）［J］.中国翻译，2003，（5）.
［4］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孟登迎.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7］马祖毅.中国翻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8］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