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毛泽东同志为了强调理论创新和实践结合的必要性，特别写道：“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解决中国问题”和“创造些新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亦是彼时毛泽东同志心中念兹在兹、苦苦思索的重大命题。在此强烈的问题意识驱动下，《实践论》《矛盾论》两部理论著作应运而生，遂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经典。
　　由此可见，经典之所以诞生，贵在蕴含宝贵乃至永恒的命题。如传统古典《礼记》中，所涉命题甚多，且绵延至今，仍具活力，“大同”概念便是如此。它首见于《尚书》，后来相继被道家经典《庄子》和《列子》、杂家名著《吕氏春秋》、儒家要籍《礼记》和《孔子家语》，以及汉代以降各种文献广泛使用。就意涵而言，先秦典籍中它所表征的基本都是一种至善至美的境界，终成国人心目中最高社会理想之代名词。
　　经典之所以传承，重在有着一个赓续不辍的经典化的过程。如作为马克思一生最伟大作品的《资本论》，其所揭示的基本原理和规律，至今依然是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在当代发展及其未来走向的基本遵循。细细梳理从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不平凡的探索历程，几代领导人对《资本论》的征引、钻研、创新之旅从未停歇，它已经深深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化为途辙，指引未来。
　　经典之所以经典，更在其承载着过往、当下与未来，既可以被“发现”，又可以“被发明”。英国知名左翼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指出：“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于过去的连续性。只要有可能，他们通常就与某一适当的或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建立连续性。”以此论断观照流传数千年的“大同说”与问世一百多年的《资本论》，都以各自独有的方式支援着中华民族奋勇向前，并于常讲中常新，在重提时重塑，实现了经典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无论古今，抑或中西，但凡一切利于中国发展的人类文明经典，皆可为中国共产党所用，知行合一，勇于创新，其胸怀之宏阔可见，其胆魄之刚猛可佩，其见识之深远可敬！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前途似海，來日方长，伟大复兴之目标可期！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中国史教研室主任 王学斌

　　《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著作，是人类思想库中的瑰宝，是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灿烂光辉的科学巨著。这部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经典著作从问世至今，始终指引者人类文明前行的方向。《资本论》所揭示的基本原理和规律，至今依然是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在当代发展及其未来走向的基本遵循。同时，《资本论》在分析商品本质及商品交换中所蕴含的对于市场交易的真知灼见，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对于我们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资本论》留给当代的最大的价值。
　　毛泽东曾多次在谈话和文章著作中谈到《资本论》，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资本论》的分量很重。1961年12月5 日，在杭州会见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市议会代表团时，当代表团团长、加拉加斯市议会副议长谈到他家里挂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人的画像时，毛泽东说，我的画像不值得挂。马克思写过《资本论》，恩格斯写过《反杜林论》，列宁写过《谈谈辩证法问题》，他们的画像是应该挂的。像 《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人老了，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
　　正是有如此深刻的认识，毛泽东也曾下大力气认真研读《资本论》。毛泽东曾说过，学习马列主义一定要认真读书，坐下来，钻进去，不能像看小说那样，一目十行，走马观花，而要一句句、一段段地认真思考，用心领会，三复四温。毛泽东学习《资本论》，就是一个很好的践行其学习方法的例子。
　　据王占仁《毛泽东读〈资本论〉相关史实考证》一文，毛泽东在1920年就通过《马克斯资本论入门》接触了《资本论》，在1932年4月，红军打下漳州时就得到并有可能阅读了《资本论》。陈晋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和政治实践》一文中写道：“《资本论》很难读，但毛泽东读《资本论》留下的批画有四个时间，说明他起码在四个时间段里读过《资本论》，当然不一定是全读。”根据纪国伟、王淑芳在《毛泽东与〈资本论〉》一文的考证结果，这四次应该是指：第一次，阅读解放社1939年11月出版，由何锡麟翻译的《“资本论”提纲》（《马恩丛书》第9种），毛泽东在第71页、72页和74—78页多次用红铅笔作了圈画。第二次，阅读1938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印行的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毛泽东对第一卷第1至12章大部分内容（包括部分注释）用铅笔进行了圈画和标注。用铅笔、蓝铅笔对第三卷的第13至20章、第37至39章的一些段落进行了圈画，还纠正了原书中的错字，改正了原书中不妥当的标点符号，将漏字一个一个添加上去。第三次，1954年，毛泽东读过另一套《资本论》。书中每卷都盖有“毛泽东”印章，在第一卷上册版权页空白处用1938和1967列了一个竖式，用铅笔标注：“在71年之后中国才出版。”还用铅笔、红蓝铅笔在书中的第1、2、11至22等章节用曲线、单横线、单横线加曲线、双横线、中括号、问号等逐字逐句圈画和标注。第四次，从1968年一直到逝世。毛泽东阅读了由人民出版社于1968年出版的16开大字本的《资本论》（共29册）。对其中第一册中的序和第23—25页，第27页、第29页的有关内容进行了圈画。 　　有这样的精研细读，自然会在文章或谈话中不自觉地引用或流露。我们发现，毛泽东在谈到《资本论》时，大多是从哲学和方法论高度来理解，更多的时候特别是解放后，是结合当时的发展背景来谈的。
　　在《矛盾论》（1937年8月）这部经典著作中，毛泽东十分肯定地引用了列宁对资本论方法论的分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见的、最平常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之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又向我们表明了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各个部分总和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增长与运动两者）。
　　毛泽东认为，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即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而且强调，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毛泽东还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 并推断革命的将来。
　　当时抗战全面爆发，毛泽东此时强调，必须要学会运用辩证法，学会矛盾分析的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 并推断革命的将来。仅在1937年的著作中，比如《关于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等，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法、辩证法，对面临的问题和时局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指导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1941年毛主席在延安写的《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文章（1965年5月，毛主席又看了这篇文章，作了一些修改，将题目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其中就谈道：“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毛泽东这句话化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一段话：
　　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毛泽东用在这里，是为了强调：“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理论源于实践和实践相符，同时又反过来指导实践。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又进一步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我们党内许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违背了理论和实际统一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准则。“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毛泽东引用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所表述的内容：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指导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资料，加以科学地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马克思在这篇跋中写道：“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在《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强调研究问题的方法，第一步是观察，第二步是分析，第三步是综合，并且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成的，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来”。
　　解放后，毛泽东把解放前更着重于研究、强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方法论，转向运用《资本论》中的观点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实践。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将《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商品交换的论述中的下面这段文字摘下来，并为这段文字拟写了标题“从生产出发，还是从交换和分配出发”后，印发给与会人员。这段文字是：
　　近代生产方式最初的理论的考察——重商主义——必然会从流通过程及其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的表面形象出发，所以仅仅把握了一个外观。一部分因为在封建生产的最初的变革时期， 即近代生产的发生时期，它（商业资本）曾经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现代经济的真正科学，是在理论考察由流通过程过渡到生产过程时开始的。
　　结合当年成都会议的背景，毛泽东印发此段话语和批示，有极其深刻的含义。从理论上讲，马克思高度重视重商主义，把威廉·配第这样的重商主义代表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但马克思对于脱离生产的重商主义也是抱着批判态度的。马克思早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国民经济学把重商主义看作拜物教徒：“那些认为私有财产对人来说仅仅是对象性的本质的货币主义体系和重商主义体系的拥护者，是拜物教徒、天主教徒。”马克思甚至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从毛泽东拟定的这个标题，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方法和逻辑是十分认同的。马克思首先从商品的分析出发，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劳动的二重性，分析生产的二重性，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至于为何此时下发马克思这一段话，斯人已逝，不好妄测。但我们认为，毛泽东对于生产的高度重视，对于反冒进的批评，至少是借助马克思的这段话传递给了与会人员。成都会议，是发动“大跃进”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后，各地傳达会议精神，迅速刮起了超越实际可能的盲目蛮干、攀比赶超的“大跃进”之风。毛泽东虽然正确地认识到马克思对生产的高度重视，但在实际工作中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国情，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 　　后来，毛泽东也认识到了当时自己判断出现了与实际脱节的问题。这可以从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相关谈话看出来。1960年2月5日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陶铸、胡乔木在广州鸡颈坑开始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在读到教科书说“这并不是说，社会沿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发展就不要克服内部的矛盾”时，毛泽东说：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1946年选举演说，苏联在1921年产钢400多万吨，1940年增加到1800万吨，20年中增加了1400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他还说：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情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大跃进”的错误做法已有所反省，借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对“大跃进”“共产风”进行了原因查找和反思。
　　1960年2月9日下午，毛澤东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陶铸、胡乔木在广州鸡颈坑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结束语》后，他对教科书从总的方面作了以下一些评价。他说，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适当？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这里谈到《资本论》，既从研究方法来谈，也从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作为《资本论》撰写背景来谈，后者的意味更浓些。1963年毛泽东在和人谈话时又指出，“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用实验方法，要用抽象法，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商品、战争、辩证法等，是观察了千百次现象才能得出理论概括的。”前段话其意是否是说发生“大跃进”问题，也是和我们社会主义发展不成熟有关；后段话是否是反思社会科学不能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法，来反思“大跃进”这场大实验，还需要进一步研究。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才被停止。
　　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
　　在广州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了丢失文章的事，他说：“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找出来的就是这篇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详解的《调查工作》。这篇3000多字的文章，写于1930年毛泽东完成寻乌调研写就《寻乌调查》之后，不仅是对寻乌调研，而且是对他以往调研思想的一次深刻理论总结和升华。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结合“大跃进”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和犯错误的原因，对《调查工作》作了一次系统的理论解读，谈到马克思写《资本论》立足于调查研究，无不包含着对“大跃进”等工作的反思。
　　1961年12月5日下午，在杭州会见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市议会代表团时，在谈到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分析国内情况时，毛泽东颇有深意地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有很多书都要看，但其中有几卷特别值得仔细看的，就是关于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对于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就是说深入分析具体情况。
　　从我们对毛泽东学习、研究、借鉴《资本论》的历程的粗放式描绘中完全可以看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一以贯之其理论和实践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进程，是我们这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使命。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