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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池胡同里的生死契阔
“天明击鼓催人起，入夜鸣钟催人息。”钟鼓楼是坐落在北京南北中轴线北端的一组古代建筑。在元、明、清时代，这里是都城的报时中心，晨鼓暮钟，岁月悠悠。
钟楼的北边，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胡同，叫豆腐池胡同。据说早年间，有一个姓陈的豆腐商人，豆腐做得好，生意兴隆。于是，大伙儿口口相传，就把他做豆腐的胡同叫作豆腐陈胡同。叫着叫着，“豆腐陈”就成了“豆腐池”。到清朝乾隆年间，豆腐池胡同已经上了官方的地图。
豆腐池胡同的历史一直很平淡。但是，到了20世纪初，豆腐池胡同9号（现15号）迎来了一位大学问家——杨昌济，为豆腐池胡同的历史写上了动人的一笔。
1918年6月，正是北京的夏季，豆腐池胡同被浓密的槐树遮掩着，显得斑驳凉爽。只见一个学者模样的中年人，带着太太和一双儿女，在豆腐池胡同9号院门前停下来。这位中年学者，就是杨昌济。
板仓杨家，可谓书香门第、诗书世家。秉承家风，杨昌济7岁进书馆学习。1889年，他参加长沙县试，一举中了秀才，迈出了求取功名的第一步。戊成变法失败后，他看破了科举功名的虚伪和无用，从此无心功名。1903年，他告别故土，赴日本求学。为了表示自己身在东瀛、心怀中华，他行前改名“怀中”。后来，杨昌济又进入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在阿伯丁大学读书期间，他结识了一位名叫章士钊的中国留学生，而章士钊就是杨昌济来京任教的牵线人。
1917年章土钊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后，想到了好友杨昌济，便向校长蔡元培推荐了杨昌济。主张兼容并蓄办学方针的蔡元培，听了章士钊的介绍，就以校长名义，给杨昌济寄去北京大学哲学（伦理学）教授的聘书。
就这样，岳麓山下的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和妻子向振熙、儿子杨开智、女儿杨开慧，走进了文化底蕴深厚的北京胡同。
豆腐池胡同9号是一所坐北朝南的两进院子，院子全长30余米，宽12米。里院北房住家属：外院北房的东边，杨先生自己住，西边是女儿杨开慧的住房;南倒座两明一暗，西侧两间为会客室，东侧的一间用来招待客人。大门开在东南角，杨昌济在院门上挂起了“板仓杨寓”的铜牌。
杨昌济到北京大学后，觉得蔡元培、吴玉章等人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很好，遂想起了远在湖南的得意弟子毛泽东、蔡和森。
在第一师范教书期间，杨昌济就注意到了一个叫毛泽东的穷学生。他在1915年4月的日记中写道：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大学问家杨昌济对农家学子毛泽东十分看重。以后，师生二人交往密切。
毛泽东对杨昌济十分敬重。多年以后，他曾经这样深情地回忆道：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1918年6月下旬，杨昌济写信给毛泽东、蔡和森，希望他们到北京来，然后去法国“勤于做工，俭以求学”。
接到老师的来信，蔡和森于6月23日离开长沙，前往北京。8月间，蔡和森从北京寄出好几封信，希望毛泽东速来北京，并强调这是杨先生的意思。杨昌济确实牵挂着毛泽东的前程，希望毛泽东早日来京。
8月15日，毛泽东向朋友借了钱，同罗学瓒、萧子升、张昆弟、罗章龙、李维汉、陈赞周等一行25人北上（一说蔡和森18日在火车站未接到毛泽东，于是毛泽东入住烂漫胡同湖南会馆，19日到豆腐池胡同杨昌济先生家）。
到北京后，杨昌济希望毛泽东要么到法国去，要么就留在北京大学读几年书，并挽留毛泽东、蔡和森就住在这里。于是，二人暂住在南房靠院门的单间里。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幽深的胡同、古老的宫墙、秀丽的后海、飞翔的鸽子，古都的一切都让毛泽东感到新奇和兴奋。但让他更加兴奋的是，又见到了“霞姑”。
“霞姑”就是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
毛泽东刚进第一师范读书时，杨开慧只是个14岁的小姑娘，如今已出落成18岁的大姑娘了。
杨昌济期望杨开慧的生命如灿烂的朝霞，就给她起号霞，字云锦。少女时代的杨开慧，娴静端庄，聪明好学。由于毛泽东经常到家里向父亲请教问题，慢慢地，她注意到了这个高个子男生。毛泽东和大家欢快热烈地谈话时，她常常放下手中的功课，静静旁听。
杨开慧这次也随父亲来到了北京，在家里自修，跟父亲学习国文和英文。
此后，毛泽东等湖南青年常在星期天、节假日，聚在豆腐池胡同“板仓杨寓”，和杨先生共叙天下大事，探寻救国的真理。
当年“板仓杨寓”的中院，刚栽下一棵小枣树。杨先生和女儿开慧常为小树培土、施肥，毛泽东也帮着浇水、护理。小枣树一天一天长大，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他俩一起漫步在紫禁城外的筒子河畔，游览风景如画的北海，欣赏湖畔的垂柳。一來二去，毛泽东和杨开慧产生了真挚的感情，他俩恋爱了。豆腐池胡同，留下了他俩成双成对的脚印：巍峨的钟楼，见证了他俩心心相印的海誓山盟。
毛泽东给杨开慧写了许多信表示爱意。擅长填词的他，还写了一首《虞美人·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如果不是热恋中的男儿，是不会写出这般温柔缠绵的词句的。
不久，由于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居住分散，不便展开活动。毛泽东等人就在当时北京大学附近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夹道7号（现吉安左巷8号），租了3间房，离开了豆腐池胡同“板仓杨寓”。 1919年年底，杨昌济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12月初，病情转重，便由西山医院转到北京德国医院治疗。杨昌济自觉将不久于人世，遂想了却一桩心事，就是把毛泽东、蔡和森推荐给当局，以便日后拯救多灾多难的国家。他强撑病体，给他的好朋友，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写信，举荐毛、蔡二人：
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吾郑重语君：毛蔡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信写完了，杨昌济如释重负。临终前，杨昌济说道：“吾意正畅。”1月17日，杨昌济溘然长逝，终年49岁。
杨昌济去世时，毛泽东因为开展“驱张运动”正在北京。身为半子的毛泽东，强忍哀伤，竭尽全力帮助料理老师的后事。1920年1月25日上午8时，杨昌济追悼大会在宣武门外的法源寺举行。2月中旬，杨昌济的灵柩在其夫人向振熙、儿子杨开智、女儿杨开慧等人的护送下，从北京启运，返归长沙板仓故里。
1920年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在毛泽东任主事（也就是校长）的长沙第一师范附小的教师宿舍里，举办了简朴的婚礼。从此，一对志同道合的伴侣，一同走上了革命道路。
1983年，修缮长沙板仓杨开慧住所时，人们在墙缝中发现了她1929年6月20日的手迹：
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命运，得到了一个爱人……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父母所生之外，就是为了他。假设有一天母亲不在了，他被人捉住了，我要去跟着他同享一个命运。同时发现的，还有一首题为“偶感”的小诗：
天阴起溯（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可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妻子对丈夫的爱恋、思念跃然纸上。杨开慧，不愧为毛泽东的“骄杨”。
1930年11月4日，在长沙城外浏阳门外识字岭，杨开慧被国民党枪杀，时年29岁。
恩师杨先生走了，爱妻开慧也走了。自此，毛泽东把对老师、妻子的怀念和挚爱之情，转嫁到了岳母、师母向振熙老太太身上。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住在离豆腐池胡同不远的中南海的毛泽东，就用自己的稿费按月给老人寄生活费，即使工作再忙，也要亲自过问这件事。有时发现秘书忘了寄钱，他便叮嘱补寄，一直赡养老人，直到她去世。
21世纪的第一个春节，午夜23时57分，沉寂了近百年的鼓楼大鼓再度被敲响。不知这鼓声能否穿越时空，能否将豆腐池胡同尘封的记忆唤醒。
丁香胡同里走出的“故事爷爷”
在北京火车站西边、崇文门内面积不大的一片胡同群中，有一条小胡同，叫丁香胡同。
1868年，美国卫理公会（美以美会）在北京崇文门内建了一座基督教堂——亚斯立堂。1900年，义和团一把火将这座教堂给烧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后，美以美会逼迫清政府拨款，在孝顺碑胡同重建亚斯立堂以及附属的蒙学馆等建筑。
蒙学馆始建于1871年，是亚斯立堂附设的学校，后来发展为汇文大学堂。
汇文一小在解放前的全称叫“北平特别市私立第一小学”，1956年成为一所公立的寄宿制小学。1958年修建北京站的时候，由于马匹厂、盔甲厂的校址被占用，汇文一小就集中到了丁香胡同。1978年，汇文一小改名为丁香小学，后改为现在的汇文小学（全称“汇文第一小学”）。
130多年来，有多少小学生的欢快脚步留在了汇文一小，又有多少名人巨星从这里起步腾飞，其中就有“故事爷爷”孙敬修。
孙敬修（ 1901-1990），北京人。名德崇，字敬修，中国现代儿童教育家、儿童故事专家。1932年开始讲故事，1956年调入北京市少年宫，1987年获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颁发的“热爱儿童奖章”。他还有一个身份——汇文一小的老师。
孙敬修是北京的一大奇人。他身世奇、故事奇，与日伪斗争的手法更奇。
清朝的时候，孙敬修的父母孙长清、孙宿玉恒从京北逃荒要饭来到了北京城，一家人住在崇文门外城墙根儿下的“窝铺”里。父亲拉洋车，母亲替人浆洗缝补。1901年10月12日，孙敬修出生在崇文门内的镇江胡同。他上边的5个哥哥、姐姐都不幸夭折了，父母只“赚”下他一个，所以给他起了个小名叫“六赚儿”。为了表示对他的宠爱，他们又给他起了个大号叫“孙得宠”。
1906年，父亲孙长清听说到非洲挖金矿能赚大钱，就前往非洲打工。孙敬修则随母亲去了天津。1909年，父亲从非洲回国，除了两条藏在破铺盖卷儿里的洋毛毯，什么也没赚到。于是，父亲就在家门口的空场儿说起了书。父亲爱讲故事，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自己在非洲的经历等，都能讲。孙敬修常在父亲的书摊旁听故事。说书是个费力气的活儿，没过多久，父亲就说不了了。全家只好搬回北京，住在范子平胡同21号孙敬修的大爷家。
1909年，孙敬修到美以美会办的蒙学馆上学，把名字改为德崇，从“敬业”“修身”两个词中选了两个字，起了个别号“敬修”。
1916年孙敬修小学毕业，考入位于卢沟桥西边“岱王庙”的官辦师范学校——京兆师范学校，开始接受师范教育。
1921年孙敬修从京兆师范学校（后搬到通州）毕业后，先后在京西衙门口村小学、灯市口大街的华语学校、私立钓饵胡同小学、马匹厂胡同汇文一小当老师，教过国文、算术、美术、音乐、自然、历史和地理，先后担任过小学初级部主任、教导主任、代理校长等职务。
孙敬修讲故事的生涯就是从汇文一小开始的。
汇文一小是个寄宿制的小学。一个周六的晚上，一群回不了家的孩子在宿舍里哭闹。孙敬修看了十分心疼，就掏出Ⅱ肖子一吹，叫同学们都到礼堂听《一身鸡毛》的故事。从此，孙敬修便开始了他长达58年的讲故事生涯。 1932年，孙敬修兼教“唱游课”。有一次应北平广播电台的邀请，他带学生到电台唱歌、朗诵和演奏乐器。由于时间掌握得不好，节目演播完了，还剩3分钟。当时电台是直播，总不能让电台空几分钟呀。于是，孙敬修急中生智，就讲了个《狼来了》的小故事。
没想到，从这一讲开始，孙敬修红了起来—此后，电台每周都请孙敬修讲一次故事。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北平广播电台被日本人控制了。一天，孙敬修在电台认识的一位叫王栋岑的朋友，请他在日伪北平广播电台《儿童时间》节目中讲故事一故事讲得越长越好，从而挤掉或者压缩反动歌曲的播放时间。
在敌人的严密控制下，明显的抗日宣传不可能播出来。王栋岑和孙敬修就采用讲历史故事、童话故事、唱歌、宣讲科学知识等方式，一方面隐晦地进行爱国教育，另一方面排挤和压缩那些毒害儿童心灵的节目。
在长篇故事《琳琳环游世界记》中，孙敬修向孩子们介绍了世界各地的风光和风土人情，连续讲了好几个月。他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孩子们听得入迷，连大人都爱听。这样既给孩子们灌输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也让日本人找不出任何“毛病”来。
有一回，孙敬修讲了一个《大鼻子象也知道爱国》的故事。说侵略印度的英国军队让大象替他们驮大炮，通过一片泥塘的时候，大象怎么也不走，侵略军就拿枪托打大象的屁股。大象急了，用鼻子把英国兵卷起来一甩，甩到了泥塘里，然后用大腳丫子把他踩死了。其他大象都学这个大象干了起来，结果好多英国兵都被踩死在泥塘里。最后孙敬修说：“你们看，大象还知道爱国呢！”
还有一回，孙敬修在电台节目中教唱用《老黑奴》曲调自编的一支《灭蝇歌》，其中有这样几句：
看蝇子飞落在这里好几回，赃物落够，现在又到这边来。真不洁净，传染疾病它是媒。
留神蝇子是仇敌.它是大仇敌！快设法，除去它！莫留后患再萌芽！讲卫生，要干净。灭蝇子，不生病。结果，孙敬修刚出播音室，就被日本人千秋喊去。他气势汹汹地质问孙敬修：“谁是‘大仇敌’？什么的 “陕设法除去它”？你的是什么意思的？”
孙敬修装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模样，回答道：“那歌里唱得很清楚呀，苍蝇传染疾病啊！”
“这样的歌，以后通通不许唱！”千秋说罢，又把王栋岑喊去训斥了一顿。尽管如此，日本人却抓不到什么把柄。
这件事后，孙敬修想离开电台，不讲故事了。王栋岑知道孙敬修的想法后，就对他说：“您讲爱国故事，鼓励老百姓反对日本鬼子，这多好哇。不过讲的时候别太露骨了，拐弯抹角就行了。”王栋岑还给他出了个主意：“为了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就改名叫‘柳稚心’吧。”打那儿以后，电台里给小朋友讲故事的，又出了一个叫“柳稚心”的人，而且“柳稚心”在电台一直讲到抗战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孙敬修才知道，他的好朋友王栋岑，是八路军总部派到北平开展情报工作的刘新同志在北平发展的中共地下党员。孙敬修在广播电台讲故事，就是地下党的安排，目的是对抗日本鬼子的奴化教育，培养孩子们的爱国心。
1947年4月4日儿童节，当时的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带着女儿何鲁丽、何鲁美，到汇文一小看望孙敬修，赠给他一幅“儿童导师”的条幅。
“小朋友们，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清脆的报幕童声、嘀嗒嘀嗒的小喇叭声，是新中国成立后小朋友们熟悉的开始曲。1951年5月1日，孙敬修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儿童节目《小喇叭》中面向全中国的小朋友播讲故事。
从“故事爷爷”那里，小朋友知道了神笔马良、孔融让梨、抗日英雄王二小，知道了美人鱼、白雪公主、灰姑娘，知道了《西游记》《哪吒闹海》《鸡毛信》《半夜鸡叫》《高玉宝的故事》等。
《小喇叭》节目的开始曲、孙敬修爷爷娓娓动听的故事，成为很多人最美好的童年记忆。
靠讲故事，孙敬修名扬四海，一直讲到90岁去世，一共讲了58年。
2005年1 1月，“故事爷爷”孙敬修铜像在北京汇文一小隆重揭幕。“故事爷爷”永远生活在孩子们鲜花般的笑脸中。
鸦儿胡同“蜗蜗居”里的独行侠
元朝的大都城，以钟鼓楼前的后门桥为中心点。京杭大运河直通今天的什刹海，什刹海一带舟船相连，热闹非凡。什刹海北岸形成的一条小胡同，因为在湖沿儿边上，人们就把它唤作沿儿胡同。后来，湖面缩小，沿儿胡同与水面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了。
有明一代，沿儿胡同成了广化寺街，因为那时胡同里有一座元代的广化寺。广化寺在明代为净土宗庙，清朝道光年间改为子孙剃度庙。1927年，北平的南、北两个佛教会合并，会址就在广化寺。
到了清朝，取沿儿胡同的谐音，广化寺街又成了鸦儿胡同（鸭儿胡同），一直沿用到今天。
清朝宣统元年，学部在鸦儿胡同广化寺筹建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前身）。民国时期，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长，主管图书馆工作，也来此工作过。鲁迅先生不会想到，30多年后，他的弟子、战友萧军，会在鸦儿胡同生活、工作将近40年之久。
鸦儿胡同6号院内那座欧式小楼，就是东北著名作家萧军的旧居。
萧军，原名刘鸿霖，是20世纪中国文坛上一位传奇作家。他出身贫寒，当过骑兵，曾考入讲武堂炮兵科，组织过抗日义勇军，最后弃武从文。他是一个典型的东北汉子，倔强直率、粗犷鲁莽，爱憎分明、嫉恶如仇。
1934年11月，萧军带着萧红和小说《八月的乡村》，到上海拜访鲁迅先生。几个月后，《八月的乡村》由鲁迅作序，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因为他的笔名“三郎”有同名作者，经鲁迅建议，改笔名为“萧军”。
萧军对鲁迅感情极深。有人撰文攻击鲁迅，萧军竟提出“决斗”，将对方狠揍一顿，自此，萧军成为嫉恶如仇的文坛独行侠。
1951年，由于政治原因，也由于自身的倔脾气，萧军从沈阳东北局文化部来到北京，全家迁居鸦儿胡同6号。 这是一所二层西式小楼。楼上楼下共有八间宽敞高大的居室，房产主人是张公度先生。萧军承租了楼上四间居室，供全家十几口人居住，并自费安装了电灯。由于院子里只有一個公用水龙头，提水倒水，都由萧军来承担。
萧军住在楼上东边一间25平方米的南屋里，屋子有一个17平方米的阳台。他经常在阳台上打拳舞剑，凭栏眺望。
不久，以文为生的萧军陷入生活困境，幸亏得到彭真同志的关照，经济上才有所缓解。
文化大革命时期，鸦儿胡同6号房产被归公，院内建起了街道工厂。楼内院内住进了几十户房客，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杂院”。紧接着，萧军被送去劳改，直到1972年年初，才再次回到鸦儿胡同6号家中。
此时，房子大部分被他人所占，全家人挤在一间屋里。于是，他把一个宽约一米、长不足二米的壁橱打扫出来当书房，勉强塞进去一张三屉桌、一把椅子。由于没有窗户，连白天也得开着灯，萧军给这个书房起了一个别致的名字——“蜗蜗居”。后来儿子萧鸣在墙上开了一个月牙形的窟窿，“蜗蜗居”才透进来一点儿阳光。他还给“蜗蜗居”题诗一首：蜗居虽小亦何嫌，芥子须弥两大千。苍狗白云瞰去往，镜花水月幻中看。虫沙劫历身犹健，烽火频经胆未寒.一笑回眸六六载，闲将琴剑娱余年。
后来萧军又被撤销公职，每月仅由街道发给110元的生活费，但他仍乐观地说：“这点钱，撑不死，饿不着，挺好。”
萧军曾说：“我是有窝就下蛋，有水就行船，决不等什么好条件。”在鸦儿胡同6号，萧军辛勤地用笔耕耘，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第三代》（1955年以《过去的年代》书名发表）、《五月的矿山》《吴越春秋史话》，京剧剧本《吴越春秋》，以及《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萧红书简辑存释录》等著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萧军终于复出文坛，并赋诗言志：
读书击剑两无成，空把韶华误请缨。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原自一身轻。
1980年，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市委为萧军落实政策平反昭雪。1987年，市政府给他分配了木樨地茂林居小区新住宅，但他还是依恋着鸦儿胡同的这所小楼不愿离去。
1988年6月22日，萧军辞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慷慨留言：“死，也要死得艺术！死得有气派！”
如今，鸦儿胡同游客如织，但萧军已然化成一片特立独行的白云，飘向远方的天际。
“天明击鼓催人起，入夜鸣钟催人息。”钟鼓楼是坐落在北京南北中轴线北端的一组古代建筑。在元、明、清时代，这里是都城的报时中心，晨鼓暮钟，岁月悠悠。
钟楼的北边，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胡同，叫豆腐池胡同。据说早年间，有一个姓陈的豆腐商人，豆腐做得好，生意兴隆。于是，大伙儿口口相传，就把他做豆腐的胡同叫作豆腐陈胡同。叫着叫着，“豆腐陈”就成了“豆腐池”。到清朝乾隆年间，豆腐池胡同已经上了官方的地图。
豆腐池胡同的历史一直很平淡。但是，到了20世纪初，豆腐池胡同9号（现15号）迎来了一位大学问家——杨昌济，为豆腐池胡同的历史写上了动人的一笔。
1918年6月，正是北京的夏季，豆腐池胡同被浓密的槐树遮掩着，显得斑驳凉爽。只见一个学者模样的中年人，带着太太和一双儿女，在豆腐池胡同9号院门前停下来。这位中年学者，就是杨昌济。
板仓杨家，可谓书香门第、诗书世家。秉承家风，杨昌济7岁进书馆学习。1889年，他参加长沙县试，一举中了秀才，迈出了求取功名的第一步。戊成变法失败后，他看破了科举功名的虚伪和无用，从此无心功名。1903年，他告别故土，赴日本求学。为了表示自己身在东瀛、心怀中华，他行前改名“怀中”。后来，杨昌济又进入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在阿伯丁大学读书期间，他结识了一位名叫章士钊的中国留学生，而章士钊就是杨昌济来京任教的牵线人。
1917年章土钊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后，想到了好友杨昌济，便向校长蔡元培推荐了杨昌济。主张兼容并蓄办学方针的蔡元培，听了章士钊的介绍，就以校长名义，给杨昌济寄去北京大学哲学（伦理学）教授的聘书。
就这样，岳麓山下的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和妻子向振熙、儿子杨开智、女儿杨开慧，走进了文化底蕴深厚的北京胡同。
豆腐池胡同9号是一所坐北朝南的两进院子，院子全长30余米，宽12米。里院北房住家属：外院北房的东边，杨先生自己住，西边是女儿杨开慧的住房;南倒座两明一暗，西侧两间为会客室，东侧的一间用来招待客人。大门开在东南角，杨昌济在院门上挂起了“板仓杨寓”的铜牌。
杨昌济到北京大学后，觉得蔡元培、吴玉章等人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很好，遂想起了远在湖南的得意弟子毛泽东、蔡和森。
在第一师范教书期间，杨昌济就注意到了一个叫毛泽东的穷学生。他在1915年4月的日记中写道：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大学问家杨昌济对农家学子毛泽东十分看重。以后，师生二人交往密切。
毛泽东对杨昌济十分敬重。多年以后，他曾经这样深情地回忆道：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1918年6月下旬，杨昌济写信给毛泽东、蔡和森，希望他们到北京来，然后去法国“勤于做工，俭以求学”。
接到老师的来信，蔡和森于6月23日离开长沙，前往北京。8月间，蔡和森从北京寄出好几封信，希望毛泽东速来北京，并强调这是杨先生的意思。杨昌济确实牵挂着毛泽东的前程，希望毛泽东早日来京。
8月15日，毛泽东向朋友借了钱，同罗学瓒、萧子升、张昆弟、罗章龙、李维汉、陈赞周等一行25人北上（一说蔡和森18日在火车站未接到毛泽东，于是毛泽东入住烂漫胡同湖南会馆，19日到豆腐池胡同杨昌济先生家）。
到北京后，杨昌济希望毛泽东要么到法国去，要么就留在北京大学读几年书，并挽留毛泽东、蔡和森就住在这里。于是，二人暂住在南房靠院门的单间里。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幽深的胡同、古老的宫墙、秀丽的后海、飞翔的鸽子，古都的一切都让毛泽东感到新奇和兴奋。但让他更加兴奋的是，又见到了“霞姑”。
“霞姑”就是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
毛泽东刚进第一师范读书时，杨开慧只是个14岁的小姑娘，如今已出落成18岁的大姑娘了。
杨昌济期望杨开慧的生命如灿烂的朝霞，就给她起号霞，字云锦。少女时代的杨开慧，娴静端庄，聪明好学。由于毛泽东经常到家里向父亲请教问题，慢慢地，她注意到了这个高个子男生。毛泽东和大家欢快热烈地谈话时，她常常放下手中的功课，静静旁听。
杨开慧这次也随父亲来到了北京，在家里自修，跟父亲学习国文和英文。
此后，毛泽东等湖南青年常在星期天、节假日，聚在豆腐池胡同“板仓杨寓”，和杨先生共叙天下大事，探寻救国的真理。
当年“板仓杨寓”的中院，刚栽下一棵小枣树。杨先生和女儿开慧常为小树培土、施肥，毛泽东也帮着浇水、护理。小枣树一天一天长大，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他俩一起漫步在紫禁城外的筒子河畔，游览风景如画的北海，欣赏湖畔的垂柳。一來二去，毛泽东和杨开慧产生了真挚的感情，他俩恋爱了。豆腐池胡同，留下了他俩成双成对的脚印：巍峨的钟楼，见证了他俩心心相印的海誓山盟。
毛泽东给杨开慧写了许多信表示爱意。擅长填词的他，还写了一首《虞美人·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如果不是热恋中的男儿，是不会写出这般温柔缠绵的词句的。
不久，由于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居住分散，不便展开活动。毛泽东等人就在当时北京大学附近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夹道7号（现吉安左巷8号），租了3间房，离开了豆腐池胡同“板仓杨寓”。 1919年年底，杨昌济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12月初，病情转重，便由西山医院转到北京德国医院治疗。杨昌济自觉将不久于人世，遂想了却一桩心事，就是把毛泽东、蔡和森推荐给当局，以便日后拯救多灾多难的国家。他强撑病体，给他的好朋友，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写信，举荐毛、蔡二人：
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吾郑重语君：毛蔡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信写完了，杨昌济如释重负。临终前，杨昌济说道：“吾意正畅。”1月17日，杨昌济溘然长逝，终年49岁。
杨昌济去世时，毛泽东因为开展“驱张运动”正在北京。身为半子的毛泽东，强忍哀伤，竭尽全力帮助料理老师的后事。1920年1月25日上午8时，杨昌济追悼大会在宣武门外的法源寺举行。2月中旬，杨昌济的灵柩在其夫人向振熙、儿子杨开智、女儿杨开慧等人的护送下，从北京启运，返归长沙板仓故里。
1920年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在毛泽东任主事（也就是校长）的长沙第一师范附小的教师宿舍里，举办了简朴的婚礼。从此，一对志同道合的伴侣，一同走上了革命道路。
1983年，修缮长沙板仓杨开慧住所时，人们在墙缝中发现了她1929年6月20日的手迹：
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命运，得到了一个爱人……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父母所生之外，就是为了他。假设有一天母亲不在了，他被人捉住了，我要去跟着他同享一个命运。同时发现的，还有一首题为“偶感”的小诗：
天阴起溯（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可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妻子对丈夫的爱恋、思念跃然纸上。杨开慧，不愧为毛泽东的“骄杨”。
1930年11月4日，在长沙城外浏阳门外识字岭，杨开慧被国民党枪杀，时年29岁。
恩师杨先生走了，爱妻开慧也走了。自此，毛泽东把对老师、妻子的怀念和挚爱之情，转嫁到了岳母、师母向振熙老太太身上。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住在离豆腐池胡同不远的中南海的毛泽东，就用自己的稿费按月给老人寄生活费，即使工作再忙，也要亲自过问这件事。有时发现秘书忘了寄钱，他便叮嘱补寄，一直赡养老人，直到她去世。
21世纪的第一个春节，午夜23时57分，沉寂了近百年的鼓楼大鼓再度被敲响。不知这鼓声能否穿越时空，能否将豆腐池胡同尘封的记忆唤醒。
丁香胡同里走出的“故事爷爷”
在北京火车站西边、崇文门内面积不大的一片胡同群中，有一条小胡同，叫丁香胡同。
1868年，美国卫理公会（美以美会）在北京崇文门内建了一座基督教堂——亚斯立堂。1900年，义和团一把火将这座教堂给烧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后，美以美会逼迫清政府拨款，在孝顺碑胡同重建亚斯立堂以及附属的蒙学馆等建筑。
蒙学馆始建于1871年，是亚斯立堂附设的学校，后来发展为汇文大学堂。
汇文一小在解放前的全称叫“北平特别市私立第一小学”，1956年成为一所公立的寄宿制小学。1958年修建北京站的时候，由于马匹厂、盔甲厂的校址被占用，汇文一小就集中到了丁香胡同。1978年，汇文一小改名为丁香小学，后改为现在的汇文小学（全称“汇文第一小学”）。
130多年来，有多少小学生的欢快脚步留在了汇文一小，又有多少名人巨星从这里起步腾飞，其中就有“故事爷爷”孙敬修。
孙敬修（ 1901-1990），北京人。名德崇，字敬修，中国现代儿童教育家、儿童故事专家。1932年开始讲故事，1956年调入北京市少年宫，1987年获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颁发的“热爱儿童奖章”。他还有一个身份——汇文一小的老师。
孙敬修是北京的一大奇人。他身世奇、故事奇，与日伪斗争的手法更奇。
清朝的时候，孙敬修的父母孙长清、孙宿玉恒从京北逃荒要饭来到了北京城，一家人住在崇文门外城墙根儿下的“窝铺”里。父亲拉洋车，母亲替人浆洗缝补。1901年10月12日，孙敬修出生在崇文门内的镇江胡同。他上边的5个哥哥、姐姐都不幸夭折了，父母只“赚”下他一个，所以给他起了个小名叫“六赚儿”。为了表示对他的宠爱，他们又给他起了个大号叫“孙得宠”。
1906年，父亲孙长清听说到非洲挖金矿能赚大钱，就前往非洲打工。孙敬修则随母亲去了天津。1909年，父亲从非洲回国，除了两条藏在破铺盖卷儿里的洋毛毯，什么也没赚到。于是，父亲就在家门口的空场儿说起了书。父亲爱讲故事，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自己在非洲的经历等，都能讲。孙敬修常在父亲的书摊旁听故事。说书是个费力气的活儿，没过多久，父亲就说不了了。全家只好搬回北京，住在范子平胡同21号孙敬修的大爷家。
1909年，孙敬修到美以美会办的蒙学馆上学，把名字改为德崇，从“敬业”“修身”两个词中选了两个字，起了个别号“敬修”。
1916年孙敬修小学毕业，考入位于卢沟桥西边“岱王庙”的官辦师范学校——京兆师范学校，开始接受师范教育。
1921年孙敬修从京兆师范学校（后搬到通州）毕业后，先后在京西衙门口村小学、灯市口大街的华语学校、私立钓饵胡同小学、马匹厂胡同汇文一小当老师，教过国文、算术、美术、音乐、自然、历史和地理，先后担任过小学初级部主任、教导主任、代理校长等职务。
孙敬修讲故事的生涯就是从汇文一小开始的。
汇文一小是个寄宿制的小学。一个周六的晚上，一群回不了家的孩子在宿舍里哭闹。孙敬修看了十分心疼，就掏出Ⅱ肖子一吹，叫同学们都到礼堂听《一身鸡毛》的故事。从此，孙敬修便开始了他长达58年的讲故事生涯。 1932年，孙敬修兼教“唱游课”。有一次应北平广播电台的邀请，他带学生到电台唱歌、朗诵和演奏乐器。由于时间掌握得不好，节目演播完了，还剩3分钟。当时电台是直播，总不能让电台空几分钟呀。于是，孙敬修急中生智，就讲了个《狼来了》的小故事。
没想到，从这一讲开始，孙敬修红了起来—此后，电台每周都请孙敬修讲一次故事。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北平广播电台被日本人控制了。一天，孙敬修在电台认识的一位叫王栋岑的朋友，请他在日伪北平广播电台《儿童时间》节目中讲故事一故事讲得越长越好，从而挤掉或者压缩反动歌曲的播放时间。
在敌人的严密控制下，明显的抗日宣传不可能播出来。王栋岑和孙敬修就采用讲历史故事、童话故事、唱歌、宣讲科学知识等方式，一方面隐晦地进行爱国教育，另一方面排挤和压缩那些毒害儿童心灵的节目。
在长篇故事《琳琳环游世界记》中，孙敬修向孩子们介绍了世界各地的风光和风土人情，连续讲了好几个月。他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孩子们听得入迷，连大人都爱听。这样既给孩子们灌输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也让日本人找不出任何“毛病”来。
有一回，孙敬修讲了一个《大鼻子象也知道爱国》的故事。说侵略印度的英国军队让大象替他们驮大炮，通过一片泥塘的时候，大象怎么也不走，侵略军就拿枪托打大象的屁股。大象急了，用鼻子把英国兵卷起来一甩，甩到了泥塘里，然后用大腳丫子把他踩死了。其他大象都学这个大象干了起来，结果好多英国兵都被踩死在泥塘里。最后孙敬修说：“你们看，大象还知道爱国呢！”
还有一回，孙敬修在电台节目中教唱用《老黑奴》曲调自编的一支《灭蝇歌》，其中有这样几句：
看蝇子飞落在这里好几回，赃物落够，现在又到这边来。真不洁净，传染疾病它是媒。
留神蝇子是仇敌.它是大仇敌！快设法，除去它！莫留后患再萌芽！讲卫生，要干净。灭蝇子，不生病。结果，孙敬修刚出播音室，就被日本人千秋喊去。他气势汹汹地质问孙敬修：“谁是‘大仇敌’？什么的 “陕设法除去它”？你的是什么意思的？”
孙敬修装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模样，回答道：“那歌里唱得很清楚呀，苍蝇传染疾病啊！”
“这样的歌，以后通通不许唱！”千秋说罢，又把王栋岑喊去训斥了一顿。尽管如此，日本人却抓不到什么把柄。
这件事后，孙敬修想离开电台，不讲故事了。王栋岑知道孙敬修的想法后，就对他说：“您讲爱国故事，鼓励老百姓反对日本鬼子，这多好哇。不过讲的时候别太露骨了，拐弯抹角就行了。”王栋岑还给他出了个主意：“为了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就改名叫‘柳稚心’吧。”打那儿以后，电台里给小朋友讲故事的，又出了一个叫“柳稚心”的人，而且“柳稚心”在电台一直讲到抗战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孙敬修才知道，他的好朋友王栋岑，是八路军总部派到北平开展情报工作的刘新同志在北平发展的中共地下党员。孙敬修在广播电台讲故事，就是地下党的安排，目的是对抗日本鬼子的奴化教育，培养孩子们的爱国心。
1947年4月4日儿童节，当时的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带着女儿何鲁丽、何鲁美，到汇文一小看望孙敬修，赠给他一幅“儿童导师”的条幅。
“小朋友们，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清脆的报幕童声、嘀嗒嘀嗒的小喇叭声，是新中国成立后小朋友们熟悉的开始曲。1951年5月1日，孙敬修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儿童节目《小喇叭》中面向全中国的小朋友播讲故事。
从“故事爷爷”那里，小朋友知道了神笔马良、孔融让梨、抗日英雄王二小，知道了美人鱼、白雪公主、灰姑娘，知道了《西游记》《哪吒闹海》《鸡毛信》《半夜鸡叫》《高玉宝的故事》等。
《小喇叭》节目的开始曲、孙敬修爷爷娓娓动听的故事，成为很多人最美好的童年记忆。
靠讲故事，孙敬修名扬四海，一直讲到90岁去世，一共讲了58年。
2005年1 1月，“故事爷爷”孙敬修铜像在北京汇文一小隆重揭幕。“故事爷爷”永远生活在孩子们鲜花般的笑脸中。
鸦儿胡同“蜗蜗居”里的独行侠
元朝的大都城，以钟鼓楼前的后门桥为中心点。京杭大运河直通今天的什刹海，什刹海一带舟船相连，热闹非凡。什刹海北岸形成的一条小胡同，因为在湖沿儿边上，人们就把它唤作沿儿胡同。后来，湖面缩小，沿儿胡同与水面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了。
有明一代，沿儿胡同成了广化寺街，因为那时胡同里有一座元代的广化寺。广化寺在明代为净土宗庙，清朝道光年间改为子孙剃度庙。1927年，北平的南、北两个佛教会合并，会址就在广化寺。
到了清朝，取沿儿胡同的谐音，广化寺街又成了鸦儿胡同（鸭儿胡同），一直沿用到今天。
清朝宣统元年，学部在鸦儿胡同广化寺筹建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前身）。民国时期，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长，主管图书馆工作，也来此工作过。鲁迅先生不会想到，30多年后，他的弟子、战友萧军，会在鸦儿胡同生活、工作将近40年之久。
鸦儿胡同6号院内那座欧式小楼，就是东北著名作家萧军的旧居。
萧军，原名刘鸿霖，是20世纪中国文坛上一位传奇作家。他出身贫寒，当过骑兵，曾考入讲武堂炮兵科，组织过抗日义勇军，最后弃武从文。他是一个典型的东北汉子，倔强直率、粗犷鲁莽，爱憎分明、嫉恶如仇。
1934年11月，萧军带着萧红和小说《八月的乡村》，到上海拜访鲁迅先生。几个月后，《八月的乡村》由鲁迅作序，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因为他的笔名“三郎”有同名作者，经鲁迅建议，改笔名为“萧军”。
萧军对鲁迅感情极深。有人撰文攻击鲁迅，萧军竟提出“决斗”，将对方狠揍一顿，自此，萧军成为嫉恶如仇的文坛独行侠。
1951年，由于政治原因，也由于自身的倔脾气，萧军从沈阳东北局文化部来到北京，全家迁居鸦儿胡同6号。 这是一所二层西式小楼。楼上楼下共有八间宽敞高大的居室，房产主人是张公度先生。萧军承租了楼上四间居室，供全家十几口人居住，并自费安装了电灯。由于院子里只有一個公用水龙头，提水倒水，都由萧军来承担。
萧军住在楼上东边一间25平方米的南屋里，屋子有一个17平方米的阳台。他经常在阳台上打拳舞剑，凭栏眺望。
不久，以文为生的萧军陷入生活困境，幸亏得到彭真同志的关照，经济上才有所缓解。
文化大革命时期，鸦儿胡同6号房产被归公，院内建起了街道工厂。楼内院内住进了几十户房客，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杂院”。紧接着，萧军被送去劳改，直到1972年年初，才再次回到鸦儿胡同6号家中。
此时，房子大部分被他人所占，全家人挤在一间屋里。于是，他把一个宽约一米、长不足二米的壁橱打扫出来当书房，勉强塞进去一张三屉桌、一把椅子。由于没有窗户，连白天也得开着灯，萧军给这个书房起了一个别致的名字——“蜗蜗居”。后来儿子萧鸣在墙上开了一个月牙形的窟窿，“蜗蜗居”才透进来一点儿阳光。他还给“蜗蜗居”题诗一首：蜗居虽小亦何嫌，芥子须弥两大千。苍狗白云瞰去往，镜花水月幻中看。虫沙劫历身犹健，烽火频经胆未寒.一笑回眸六六载，闲将琴剑娱余年。
后来萧军又被撤销公职，每月仅由街道发给110元的生活费，但他仍乐观地说：“这点钱，撑不死，饿不着，挺好。”
萧军曾说：“我是有窝就下蛋，有水就行船，决不等什么好条件。”在鸦儿胡同6号，萧军辛勤地用笔耕耘，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第三代》（1955年以《过去的年代》书名发表）、《五月的矿山》《吴越春秋史话》，京剧剧本《吴越春秋》，以及《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萧红书简辑存释录》等著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萧军终于复出文坛，并赋诗言志：
读书击剑两无成，空把韶华误请缨。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原自一身轻。
1980年，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市委为萧军落实政策平反昭雪。1987年，市政府给他分配了木樨地茂林居小区新住宅，但他还是依恋着鸦儿胡同的这所小楼不愿离去。
1988年6月22日，萧军辞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慷慨留言：“死，也要死得艺术！死得有气派！”
如今，鸦儿胡同游客如织，但萧军已然化成一片特立独行的白云，飘向远方的天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