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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清照的心始终被现实生活困扰着,虽然具有大丈夫的豪迈个性,也不缺乏过人的才学,但是,无法超越现实的精神活动,使她不能够昂首挺胸地自由高歌,她的心灵始终带着枷锁,她只能深情地诉说,形成了婉约的创作风格。苏轼之所以能够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挫折是因为他的生命活动进入了超越性精神追求的层面,他实现了生命的自我圆成,所以不论面对多么困苦的处境,他的心灵能够无拘无束地自由放歌,成为豪放派的代表词人。
关键词: 创作风格李清照苏轼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宋代,是詞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婉约派和豪放派争雄对峙、相映生辉。其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分别是苏轼和李清照。其实,婉约与豪放不是一般意义的流派,而是词的两种创作风格。婉约作为词的基本风格之形容界定,正好适应了词的女性文学特质。和其他许多文学风格术语一样,婉约与豪放也是由人的风度气质的品藻鉴赏用于引入的(张仲谋《婉约与豪放词派新论》)。这正应了我们常说的“文如其人”的那句话。
我国古代的文学评论家曹丕曾说“文以气为主”,就是说文章应该鲜明地体现作家的气质个性。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的《体性》篇中这样说:
“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
刘勰认为创作风格的形成是由一个人的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所决定的,在此基础上还要经过“情性所铄,陶染所凝”的过程。
既然豪放与婉约是词的两种创作风格,而风格的形成又是作家的才气与气质、个性所决定的,那么,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李清照与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轼,他们的才气与气质、个性又是怎样的呢?
李清照作为一名闺中才女,虽不能通过科举考试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却也通过文学创作使自己才智得到当时人们的赏识。在出嫁从夫、在家从父的男权社会中,作为儿媳妇的李清照竟然写诗批评官至上书右丞的公公赵挺之,以“炙手可热心可寒”的诗句批评赵挺之依附奸臣蔡京得势的错误行为。再者,李清照晚年,因为受张汝舟“似锦之言”的蒙骗,为摆脱孤苦的生活境况而再婚。婚后不过百天,当她发现了张汝舟图财的丑恶面目时,甘心受世人讥笑之耻,毅然诉告其夫,与之离异,并愤然写下“视听才分,实难共处,忍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投内翰綦公崇礼书》)。其不屈的叛逆个性彰显在我们面前,正如时人的评价:“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辛,非秦柳也。”(沈曾植《菌阁琐谈》)
苏轼才智过人,二十二岁因科举中第而一时名满京城。苏轼秉性真诚,刚正不阿,曾因此险些找来杀身之祸。熙宁二年,宋神宗因个人所好下令减价收买浙灯四千余盏,“尽数拘收,禁止私买”,命有司立即执行。苏轼得知情况后冒死上疏《谏买浙灯状》,批评神宗“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作为朝廷命官,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竟敢于上书批评皇帝的错误,其正直、不畏权势的品格显而易见。
我们不禁有这样的疑问:苏轼浩然正气理所当然的形成了豪放的创作风格,而李清照有着如此刚强的丈夫之气,却为何成了“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呢?
文学创作归根到底是一种生命活动和生存方式,作家通过艺术作品所表现的喜怒哀乐都是源于个体生命对外界的反应。缘此,我们应该从研究生命活动入手,来对李清照与苏轼词作风格的形成进行探讨。对于文学家来说,与其生命的创作活动形成对峙的客体世界是人类社会,具体的说就是作家生活与其中的社会环境。大部分文学家通过作品表现的喜怒哀乐都是源于个体生命对于生活体验的直接反应,李清照的创作就是这样的。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李清照,少女时期过着优越而又比较宽松自由的家庭生活。这种幸福的生活使她的早期作品大都洋溢着快乐的体验。例如,我们熟知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写的是她外出游玩,非要兴尽而归,虽然返回时已经很晚了,可心中毫无顾虑。这时,牵动她视线的却还是那“误入藕花深处”的船只在“争渡”之时,“惊起一滩鸥鹭”的动人景象。这是她早年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的生动体现。
李清照后期的作品却都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哀愁。婚后的李清照,虽然与丈夫赵明诚感情深厚,但是丈夫宦游四方,有情人不能长相厮守,“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一剪梅》)、“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等都是对这种相思之苦的倾诉。晚年的李清照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宋王朝南迁之后,背负着国破家亡之痛的她,独自漂流异乡,“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声声慢》)、“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武陵春》)、“如今憔悴,但余双泪,一似黄梅雨”(《青玉案》)等都是她真实生活的写照。总之,李清照总是怀着真实的情感,以我手写我心。其词作都是生活的风风雨雨作用于她那颗敏感的心灵而产生的心灵回响。
苏轼的人生之路很曲折,一生在宦海的沉浮中跌了两大跟头。第一次是著名的“乌台诗案”。元丰二年,正在湖州任职的苏轼因为诗文中攻击朝廷的新法而被逮捕下狱。后经营救出狱,被贬到荒凉的黄州。经受了这一切的苏轼,并没有悲观消沉。在谪居黄州时,于宋神宗元丰五年的三月七日写下了著名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第二次是哲宗皇帝亲政后,为打击“旧党”,苏轼被列入惩处之列,被朝廷一贬再贬,最后被贬到荒远的岭南。在条件非常艰苦的蛮荒之地,苏轼却过着“报道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的悠然生活,也体会着“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快乐。我们看到不管外界的逼迫多么严酷,不论风雨的袭击多么犀利,苏轼那颗坚强的心始终没有像李清照那样被困住,他的心始终在自由地跳动,始终在自由的放歌。
李清照与苏轼都走过了一条坎坷的人生之路,然而对于生活的磨难,两位个性、气质相似的作家却发出了不同的心灵回响。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
“生存与实践构成了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但还不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全部。在这两种活动方式之外,人更有一种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她摆脱了一切现实的干碍,直奔那最高的自由境界,故而最能显示生命对自由的向往。”
“生命活动进入超越性精神追求的层面,才算达到了自我圆成的境地。”
以此观点,我们可以认识到,李清照没能达到这样的生命境界,她的心始终被现实生活困扰着,虽然具有大丈夫的豪迈个性,也不缺乏过人的才学,但是,无法超越现实的精神活动,使她不能够昂首挺胸地自由高歌,她的心灵始终带着枷锁,她只能深情地诉说。苏轼之所以能够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挫折是因为他的生命活动进入了超越性精神追求的层面,他实现了生命的自我圆成,所以不论面对多么困苦的处境他的心灵都能够无拘无束地自由放歌。
综上所述,李清照没有为自己的生命找到归宿,她始终很茫然。她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就说明了这一点: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渴望实现生命价值的李清照在梦中来到了天帝的居所,她告诉天帝,自己很有才学,却日暮途远没有出路。她虽然在词作中表示自己正要像鹏鸟那样高飞远举,但是,这也仅仅是幻想而已。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等级制度没有给李清照留出一片施展才华的自由天地,其受拘囿的心灵只能无奈地诉说着生命流失的痛苦。诸葛忆兵先生在《李清照个性成因及其表现》一文中这样说,李清照的前前后后,有多少才华横溢的女子,在封建礼教的扼杀之下个性泯灭,被默默吞噬。只有倔强自信的李清照,留芳青史。李清照是幸运的。但我们从生命活动的角度来看,留芳青史的李清照,其生命的旅程是满载着痛苦与不幸的。
而苏轼却使自己的生命活动达到自由的境界,他有着自己的生命观,即身与物化。他在《前赤壁赋》中这样说: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苏轼把自己的生命进程置于自然万物的变化流行之中,以与万物同生共亡的观点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了终极的寄托。
参考文献:
[1] 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2] 苏轼:《东坡全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3] 王水照、崔铭:《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4] 邓乔彬:《宋词与人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5] 徐北文:《李清照全集评注》,济南出版社,1990年。
[6] 张燕瑾、吕薇芬主编:《宋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1999年。
作者简介:白秀兰,女,1956—,河北卢龙县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古典文学,工作单位: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 创作风格李清照苏轼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宋代,是詞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婉约派和豪放派争雄对峙、相映生辉。其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分别是苏轼和李清照。其实,婉约与豪放不是一般意义的流派,而是词的两种创作风格。婉约作为词的基本风格之形容界定,正好适应了词的女性文学特质。和其他许多文学风格术语一样,婉约与豪放也是由人的风度气质的品藻鉴赏用于引入的(张仲谋《婉约与豪放词派新论》)。这正应了我们常说的“文如其人”的那句话。
我国古代的文学评论家曹丕曾说“文以气为主”,就是说文章应该鲜明地体现作家的气质个性。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的《体性》篇中这样说:
“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
刘勰认为创作风格的形成是由一个人的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所决定的,在此基础上还要经过“情性所铄,陶染所凝”的过程。
既然豪放与婉约是词的两种创作风格,而风格的形成又是作家的才气与气质、个性所决定的,那么,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李清照与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轼,他们的才气与气质、个性又是怎样的呢?
李清照作为一名闺中才女,虽不能通过科举考试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却也通过文学创作使自己才智得到当时人们的赏识。在出嫁从夫、在家从父的男权社会中,作为儿媳妇的李清照竟然写诗批评官至上书右丞的公公赵挺之,以“炙手可热心可寒”的诗句批评赵挺之依附奸臣蔡京得势的错误行为。再者,李清照晚年,因为受张汝舟“似锦之言”的蒙骗,为摆脱孤苦的生活境况而再婚。婚后不过百天,当她发现了张汝舟图财的丑恶面目时,甘心受世人讥笑之耻,毅然诉告其夫,与之离异,并愤然写下“视听才分,实难共处,忍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投内翰綦公崇礼书》)。其不屈的叛逆个性彰显在我们面前,正如时人的评价:“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辛,非秦柳也。”(沈曾植《菌阁琐谈》)
苏轼才智过人,二十二岁因科举中第而一时名满京城。苏轼秉性真诚,刚正不阿,曾因此险些找来杀身之祸。熙宁二年,宋神宗因个人所好下令减价收买浙灯四千余盏,“尽数拘收,禁止私买”,命有司立即执行。苏轼得知情况后冒死上疏《谏买浙灯状》,批评神宗“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作为朝廷命官,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竟敢于上书批评皇帝的错误,其正直、不畏权势的品格显而易见。
我们不禁有这样的疑问:苏轼浩然正气理所当然的形成了豪放的创作风格,而李清照有着如此刚强的丈夫之气,却为何成了“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呢?
文学创作归根到底是一种生命活动和生存方式,作家通过艺术作品所表现的喜怒哀乐都是源于个体生命对外界的反应。缘此,我们应该从研究生命活动入手,来对李清照与苏轼词作风格的形成进行探讨。对于文学家来说,与其生命的创作活动形成对峙的客体世界是人类社会,具体的说就是作家生活与其中的社会环境。大部分文学家通过作品表现的喜怒哀乐都是源于个体生命对于生活体验的直接反应,李清照的创作就是这样的。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李清照,少女时期过着优越而又比较宽松自由的家庭生活。这种幸福的生活使她的早期作品大都洋溢着快乐的体验。例如,我们熟知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写的是她外出游玩,非要兴尽而归,虽然返回时已经很晚了,可心中毫无顾虑。这时,牵动她视线的却还是那“误入藕花深处”的船只在“争渡”之时,“惊起一滩鸥鹭”的动人景象。这是她早年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的生动体现。
李清照后期的作品却都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哀愁。婚后的李清照,虽然与丈夫赵明诚感情深厚,但是丈夫宦游四方,有情人不能长相厮守,“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一剪梅》)、“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等都是对这种相思之苦的倾诉。晚年的李清照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宋王朝南迁之后,背负着国破家亡之痛的她,独自漂流异乡,“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声声慢》)、“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武陵春》)、“如今憔悴,但余双泪,一似黄梅雨”(《青玉案》)等都是她真实生活的写照。总之,李清照总是怀着真实的情感,以我手写我心。其词作都是生活的风风雨雨作用于她那颗敏感的心灵而产生的心灵回响。
苏轼的人生之路很曲折,一生在宦海的沉浮中跌了两大跟头。第一次是著名的“乌台诗案”。元丰二年,正在湖州任职的苏轼因为诗文中攻击朝廷的新法而被逮捕下狱。后经营救出狱,被贬到荒凉的黄州。经受了这一切的苏轼,并没有悲观消沉。在谪居黄州时,于宋神宗元丰五年的三月七日写下了著名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第二次是哲宗皇帝亲政后,为打击“旧党”,苏轼被列入惩处之列,被朝廷一贬再贬,最后被贬到荒远的岭南。在条件非常艰苦的蛮荒之地,苏轼却过着“报道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的悠然生活,也体会着“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快乐。我们看到不管外界的逼迫多么严酷,不论风雨的袭击多么犀利,苏轼那颗坚强的心始终没有像李清照那样被困住,他的心始终在自由地跳动,始终在自由的放歌。
李清照与苏轼都走过了一条坎坷的人生之路,然而对于生活的磨难,两位个性、气质相似的作家却发出了不同的心灵回响。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
“生存与实践构成了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但还不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全部。在这两种活动方式之外,人更有一种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她摆脱了一切现实的干碍,直奔那最高的自由境界,故而最能显示生命对自由的向往。”
“生命活动进入超越性精神追求的层面,才算达到了自我圆成的境地。”
以此观点,我们可以认识到,李清照没能达到这样的生命境界,她的心始终被现实生活困扰着,虽然具有大丈夫的豪迈个性,也不缺乏过人的才学,但是,无法超越现实的精神活动,使她不能够昂首挺胸地自由高歌,她的心灵始终带着枷锁,她只能深情地诉说。苏轼之所以能够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挫折是因为他的生命活动进入了超越性精神追求的层面,他实现了生命的自我圆成,所以不论面对多么困苦的处境他的心灵都能够无拘无束地自由放歌。
综上所述,李清照没有为自己的生命找到归宿,她始终很茫然。她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就说明了这一点: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渴望实现生命价值的李清照在梦中来到了天帝的居所,她告诉天帝,自己很有才学,却日暮途远没有出路。她虽然在词作中表示自己正要像鹏鸟那样高飞远举,但是,这也仅仅是幻想而已。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等级制度没有给李清照留出一片施展才华的自由天地,其受拘囿的心灵只能无奈地诉说着生命流失的痛苦。诸葛忆兵先生在《李清照个性成因及其表现》一文中这样说,李清照的前前后后,有多少才华横溢的女子,在封建礼教的扼杀之下个性泯灭,被默默吞噬。只有倔强自信的李清照,留芳青史。李清照是幸运的。但我们从生命活动的角度来看,留芳青史的李清照,其生命的旅程是满载着痛苦与不幸的。
而苏轼却使自己的生命活动达到自由的境界,他有着自己的生命观,即身与物化。他在《前赤壁赋》中这样说: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苏轼把自己的生命进程置于自然万物的变化流行之中,以与万物同生共亡的观点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了终极的寄托。
参考文献:
[1] 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2] 苏轼:《东坡全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3] 王水照、崔铭:《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4] 邓乔彬:《宋词与人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5] 徐北文:《李清照全集评注》,济南出版社,1990年。
[6] 张燕瑾、吕薇芬主编:《宋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1999年。
作者简介:白秀兰,女,1956—,河北卢龙县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古典文学,工作单位: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