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域下的传染病、社会风险与社会加速——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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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它所引发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危机,而是当代新资本形态背景下的整合性危机。为此,我们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以当代社会现象为参照,更新我们对资本逻辑的理解;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揭示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当代表现形态,进而达致对这场危机本质的深度开显。概言之,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当代社会的系统性风险,表现为以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现代性社会中人们“对生命的理解”与“对生命的其他可能性的理解”之间的张力;其中,“病毒同有机体之间”与“资本所驱动的现代生产活动同社会机体之间”具有同构性关系特征,这使得此种张力内嵌于现代性本身而难以消除。另一方面,一个社会机体承受这种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取决于其自我限制现代性逻辑从而包容和缓冲此种张力的可能性,这在当代表现为社会总体相对于“社会加速”所保留的“加速冗余”。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新形态将这种“加速冗余”普遍地大幅压缩,这是建立一种新型社会治理体系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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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各脱的无限性概念指示了晚期中世纪哲学如何突破亚里士多德传统,并为早期现代世界图景的来临作出准备。在中世纪哲学中,无限性是人关于上帝所能构想的最完满概念,同时也是上帝存在证明的理论核心。然而司各脱将上帝无限性确立于量度之上,抽离了所有进一步的具体含义,使得无限性不受其他规定性的控制,并反过来规定着上帝的首要性及所有属性。通过无限性而衍生出的不可理解性,更是切断了人类正面理解神圣本质的可能性,从而使无限性也不足以刻画上帝自身。这一不受人类理智控制的无限性,是一种失控的、绝对超越的无限性,因而成为对亚里士多德
胡塞尔在提出先验现象学的基本纲领之后,为了对科学的基础问题作进一步研究,首先分析了作为自然主义根源的一般理论态度。原因在于,首先,理论态度是从原初体验到理论建构中都贯穿着的基本意向方式;其次,这项研究与时代精神密切相关,是理解自然与精神科学基础的切入点。胡塞尔通过分析理论态度与非理论态度的关系,区分理论态度内部的不同层次,为现象学解决具体的知识论问题和现实知识的危机提供了最初的条件。对理论态度的解析是批判自然主义局限性的前提,也是理解一般精神生活何以能够被理论化的前提。
黄裕生、聂敏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展开批评,他们的逻辑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从根本上看以“知识”或“理性”为基础,因此错失了更为根本性的“意志”或“自由意志”,其结果是无法“落实责任主体”或无法克服“普遍的责任危机”。故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在确立人类的伦理规范上“未曾有与儒家伦理学以及犹太-基督教相比拟的贡献”。本文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其实践哲学中阐明了远超出“理-欲”二元结构的丰富且复杂的灵魂结构与行动机制,其中在行为者实践生活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相似于康德后来称之为“决意”与“意志”的“情愿”与“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系资深教授李中华的新作《中国文化通义》于2020年1月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该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中国文化产生的根源与背景、基本要素、价值系统、基本特征、传播及对世界的影响、外来文化的受容与排拒、现代反思与未来前景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释,以贯通文史哲和中西比较的视角梳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独特价值,重点突出了文化的生命力和流动性,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普及、宣传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社会的日益复杂使得当代美学所关注的许多问题必须借助更多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来加以考察。无论是感觉的对象还是感觉本身都是社会活动的产物,因此作为美学起点的感性问题同社会有着天然的关联。作为一切科学之基础的感性以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为其基本形式,这两种形式指向实践。生产是人的首要的实践活动,这与艺术的生产品质相契合。经由艺术的生产品质,美学与感性在实践上得以打通。美学实践的前提是,美学成为了对呈现于感觉经验的东西具有决定作用的先天形式的系统。这样的系统先于作品的内容。作品的社会契机涉及可感之物的分配。在现代社会
以同意理论和公平游戏理论为代表的互动义务理论对于国家的理解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市场想象”倾向,这导致该理论将商业机构与国家进行了简单的同一化处理。本文通过引入“局外人/局内人”视角进行分析可以表明,互动义务理论主要适用于准市场领域,高度强调个体与自愿性组织间的自愿互动关系;相比之下,在家庭、国家这类非自愿组织内,人们基于与生俱来的成员身份而负有道德义务。进而,在现代社会中,个体自主性可以分为强自主性与弱自主性两种。不同于互动义务理论所蕴含的强自主性,弱自主性主张人们可以在负有身份义务的同时进行相对自由的“反
如何定义艺术是20世纪艺术哲学的核心命题。为解决此问题,阿瑟·丹托坚持本质主义立场,提出了本质主义与历史相对主义相结合的定义策略。他的这一观点实则回应了两类相关理论:第一类是反本质主义艺术观,代表人物是新维特根斯坦主义者韦茨;第二类是不充分的本质主义艺术观,包括格林伯格以形式为核心的现代主义艺术观、迪基不乏社会学色彩的“艺术体制论”、弗雷德和莱文森的历史主义定义策略。丹托的艺术本质观是前卫艺术激发的理论探索的逻辑合题,也充分说明本质主义并非一无是处。就提出方式而言,丹托的艺术哲学体现出鲜明的历史化和批评化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社会认识论专业委员会成立暨“社会认识与中国道路”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11月29日—12月1日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会议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社会认识论专业委员会、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及哲学研究所主办,《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协办。来自国内数十所高校及出版机构的专家学者百余人与会。
《中外哲学典籍大全》的编纂,是一项既有时代价值又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工程。中华民族经过了近一百八十年的艰苦奋斗,迎来了中国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迎来了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期。中华民族只有总结古今中外的一切思想成就,才能并肩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为此,我们须要编纂一部汇集中外古今哲学典籍的经典集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哲学思想的精粹。哲学是思想的花朵、文明的灵魂、精神的王冠$—个国家、民族,要兴旺发达,拥有光明的未来,就必须拥有精深的理论思维,拥有自己的哲
晚年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俄国思想界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命运的论战,但在与俄国各派政论家的对话中表明了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他反对俄国自由民粹派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片面认识,肯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正确理解,在此基础上对俄国的出路作出理论判断。恩格斯逝世后,列宁根据唯物史观和《资本论》,科学回答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及出路问题,最终在俄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