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社会认识论专业委员会成立暨“社会认识与中国道路”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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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社会认识论专业委员会成立暨“社会认识与中国道路”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11月29日—12月1日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会议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社会认识论专业委员会、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及哲学研究所主办,《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协办。来自国内数十所高校及出版机构的专家学者百余人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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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小人之辨在明末臻至顶峰。身为明末遗老,王夫之要求君子不用权术、避免与小人进入对立,即君子秉持正道以容纳、接触和控制小人,不能以权术对待之。一旦君子不能控制小人或局势,王夫之则斥之为“识暗而力柔”,但是王夫之没有认识到,他欣赏的“识胜”而“力定”本身就是一种权术。王夫之及其同辈在小人面前的束手无策提醒我们,“喻于义”“喻于利”的动机鉴别并不适合于政治和社会管理,儒家的礼义教化和包容也不能有效制止小人的肆意妄为。反倒是制度的建立、法令的约束是超越君子小人之辨、约束小人妄为的良策。因此,应将道德修身与政治管
先天学与河洛、太极共同被视作图书易学的三大组成部分,在历史上往往被视为邵雍所开创。本文认为,无论是结合“加一倍法”而将《系辞》中的“太极—两仪—四象—八卦”解释为先天八卦之次序,还是将《说卦》中的“天地定位”一节解释为先天八卦方位,《先天图》之画定和先天学之创发都应该归功于朱子而非邵雍。而以逆推《易》源为目的的先天学与源出《易传》的后天学在学理上有明显冲突,由此带来了经学阐发和哲学体系创造上的矛盾,但先天学正由此既改变了易学研究的形态,也为经典诠释提供了一种可以尝试的新方法。
本文将康德根本恶理论的核心概念“趋恶倾向”解释为一种向恶潜能。这一潜能属于人类种族,并可在个体意念中现实化。基于这种解释,可以建立对根本恶理论的核心命题———人本性上是恶的———的准-先验论证。该论证将经验中违背道德的行为追溯到它们在人类本性中的先验根据。康德的人类自由概念,也将由个体在善恶间选择的自由,扩展到种族向善、向恶两种潜能,这两种潜能为个体现实的善恶选择提供了先天的可能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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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在提出先验现象学的基本纲领之后,为了对科学的基础问题作进一步研究,首先分析了作为自然主义根源的一般理论态度。原因在于,首先,理论态度是从原初体验到理论建构中都贯穿着的基本意向方式;其次,这项研究与时代精神密切相关,是理解自然与精神科学基础的切入点。胡塞尔通过分析理论态度与非理论态度的关系,区分理论态度内部的不同层次,为现象学解决具体的知识论问题和现实知识的危机提供了最初的条件。对理论态度的解析是批判自然主义局限性的前提,也是理解一般精神生活何以能够被理论化的前提。
黄裕生、聂敏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展开批评,他们的逻辑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从根本上看以“知识”或“理性”为基础,因此错失了更为根本性的“意志”或“自由意志”,其结果是无法“落实责任主体”或无法克服“普遍的责任危机”。故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在确立人类的伦理规范上“未曾有与儒家伦理学以及犹太-基督教相比拟的贡献”。本文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其实践哲学中阐明了远超出“理-欲”二元结构的丰富且复杂的灵魂结构与行动机制,其中在行为者实践生活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相似于康德后来称之为“决意”与“意志”的“情愿”与“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系资深教授李中华的新作《中国文化通义》于2020年1月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该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中国文化产生的根源与背景、基本要素、价值系统、基本特征、传播及对世界的影响、外来文化的受容与排拒、现代反思与未来前景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释,以贯通文史哲和中西比较的视角梳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独特价值,重点突出了文化的生命力和流动性,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普及、宣传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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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义艺术是20世纪艺术哲学的核心命题。为解决此问题,阿瑟·丹托坚持本质主义立场,提出了本质主义与历史相对主义相结合的定义策略。他的这一观点实则回应了两类相关理论:第一类是反本质主义艺术观,代表人物是新维特根斯坦主义者韦茨;第二类是不充分的本质主义艺术观,包括格林伯格以形式为核心的现代主义艺术观、迪基不乏社会学色彩的“艺术体制论”、弗雷德和莱文森的历史主义定义策略。丹托的艺术本质观是前卫艺术激发的理论探索的逻辑合题,也充分说明本质主义并非一无是处。就提出方式而言,丹托的艺术哲学体现出鲜明的历史化和批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