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缺席?“谁”来负责?--回应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一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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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裕生、聂敏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展开批评,他们的逻辑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从根本上看以“知识”或“理性”为基础,因此错失了更为根本性的“意志”或“自由意志”,其结果是无法“落实责任主体”或无法克服“普遍的责任危机”。故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在确立人类的伦理规范上“未曾有与儒家伦理学以及犹太-基督教相比拟的贡献”。本文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其实践哲学中阐明了远超出“理-欲”二元结构的丰富且复杂的灵魂结构与行动机制,其中在行为者实践生活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相似于康德后来称之为“决意”与“意志”的“情愿”与“明智希求”。实际上,康德与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大致是同心通理的。因而在这一重要问题上,不能“厚今薄古”或“厚古薄今”,而应采取对所有大思想家的思想都友好而同情的“人类文明主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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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今宗教学通行的四种对话模式(“置换模式”“成全模式”“互益模式”“接受模式”)对照,王阳明对待佛教与道教的态度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模式--“王阳明模式”。它既承认每一种文明都有其本己的宗教,同时又汲取了“置换模式”下对本己宗教的强烈认同与归属感,而相较于“成全模式”与“互益模式”,“王阳明模式”更注重自我的开放性与自我的成全,而不是以本己宗教去“成全”异己宗教。“王阳明模式”的重点在于向宗教的“他者”保持开放性,而其始终如一的“人道”取向可以把宗教向度贞定在人性的肯定与实现这一面向,避免宗教信仰走向迷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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