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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今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下，社會情绪借由新媒体使传播格局由“事实传播”向“情绪传播”演进。社会情绪的传播潜在地带来社会风险问题，其产生是基于认知—情绪框架下受众情绪感知和传播机制的结果。在新媒体环境下，以建构社会主流价值为己任的传统主流媒体在调适社会情绪时应在议题设置、内容建构以及融媒体建设等方面建立引导机制。
【关键词】风险社会;社会治理;主流媒体
随着国家治理从管理到治理的思路转变，媒体逐渐摆脱了单一的社会工具性角色，转而增添了作为行动主体的建设者色彩。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之下，主流媒体以极具权威性与专业性的信息传播，在应对疫情风险、推动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情绪的生成与传播机制
当前，新媒体成为受众重要的新闻信息来源，而基于现实和媒体报道所引发的新媒体事件建构了受众的认知并导致社会情绪的产生，继而引发大规模的情绪传播。而在新媒体环境下，情绪传播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使社会风险不断叠加。在此背景下，对于社会情绪的生成原因以及其借助新媒体的传播机制进行研究的重要性不断凸显。
（一） 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情绪产生的多维原因
一是网络空间技术环境加剧社会情绪的蔓延。在算法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媒体技术蓬勃发展的当下，新闻讯息的生产和分发过程被不断重塑。在传统媒体时代，有关新闻信息的生产、加工以及分发都是媒体生产流程的一个部分，但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新闻生产与新闻分发这两个流程逐渐分离，出现了很多新型的讯息聚合分发平台，这些新的平台大都脱离了传统媒体的系统流程。在新闻分发技术上，智能推荐机制的应用是目前最为典型的代表。个性化和定制化推送凸显了算法对于新闻分发的意义，算法的水平决定了个性化匹配的精准程度。信息的精准化推送加剧了受众在网络空间的区隔和圈层化，将自身困于回音室和过滤气泡中，寻求“志同道合”的观点或人群，而这些现象恰好为情绪在群体中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空间。研究表明，在社交媒体上道德情绪性内容（即易引发情绪的道德话题，如气候变化、同性婚姻等）在群体内部易产生道德传染现象，这也印证了有关道德和政治的内容造成了观点极化的回音室效应，群体极化又同时引发了情绪的产生和蔓延。
二是经济社会转型环境为社会情绪提供了土壤。在国内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人情绪面临着“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以及思想文化多元冲突”等深刻变革，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结构的不平衡和不稳定、经济利益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匀、文化断层以及价值观缺失等一系列问题。由于个人情绪源于对情景的感知和评价，而社会情绪则来自于群体或社会大多数成员所共享的情绪体验。在转型期，剧烈的社会变革必然会给社会成员带来主观的心理感受，并通过社会情绪表达出来。如果自身或群体的利益被损害，则为负面情绪的产生提供了可能。随着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要素分配不均、社会成员要求得不到满足必然会带来各种社会问题，导致矛盾突出和社会风险叠加，而结构性怨恨情绪作为一种极端负面社会情绪便凸显出来。结构性怨恨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政策及规范等社会体制的失调、错动、冲突造成资源、机会等社会基本要素配置严重失衡，导致社会成员普遍不满的一种心理状态”。不同于个体的负面情绪，结构性怨恨情绪的基本特征是群体性，尤其是利益受到损害群体的不满情绪。结构性怨恨通过仇官、仇富等标签化社会群体的形式，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手段表达出来，会产生人肉搜索、网络语言暴力等社会问题。
（二） 基于认知—情绪模型的社会情绪传播机制
在探讨了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情绪产生的可能因素后，本文基于情绪的结构理论和情绪—认知框架，尝试建构新媒体框架下社会风险事件中情绪的传播机制。从情绪的产生机制出发，奥托尼等学者提出的结构理论区分了基于事件、行为和对象的情绪，而个体对诱发情绪的情境评价基于欲望、赞赏和吸引力三个中心变量，分别适用于事件、机构和物体的情绪。对于事件的评价主要根据事件发生的概率、与预期的矛盾、自身或他人的关注以及责任归属来评判。具体到引发广泛受众情绪的新媒体事件，方洁将新媒体事件框架分为文化冲突事件、反贪腐监督事件、权益抗争事件以及道德丑闻事件四种基本类型。在以往的研究中，有学者从大众媒体的框架出发，探讨其负面事件框架对受众的认知—情绪互动。而在新媒体时代，信息生产和消费日趋多元化，在此背景下，新媒体框架兼容了依托新媒体技术的传统媒体框架，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二、媒体参与社会治理：必要性与可能性
现代社会的分工趋势愈加明显。一方面，分散的个体难以进行统一的社会行动，不便进行社会治理;另一方面，内容领域垂直化发展，专业型知识和专家更为普遍。当风险来临，人们既无法采取行动，又受限于片面信息，这只能加速危机的蔓延。前文提到，全球化使风险的范围扩大化，应对全球风险的过程中，以单个国家为中心的现代化社会越来越疲顿，因此，必须要有多方乃至全人类合作的全球治理。在这个过程中，世界仍旧需要用程序性规范来解决跨国风险冲突①。正如上文所言，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分工式协作导致个体和其他组织（包括国家）无法独面风险，一旦将单一国家的治理模式应用到其边界之外，势必会引起不同程度和范围的冲突。这意味着，在全球化趋势中，单个国家的治理模式无力支撑全球治理模式的基础，如果有国家试图利用不平等的世界传播秩序来定义风险、推行本国治理模式，只能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或将成为全球治理的突破点。安德森在上个世纪末提出了“想象的共同体”概念，意指处于不同地理和空间但理念契合的集合体。当前身处数字媒介网络时代，万物互联，万物皆媒，人们拥有便捷的信息流通渠道的同时，也使其产生了一种危机共通的意识，“想象的全球风险共同体”就此形成。尽管这一共同体的凝聚力和行动机制尚有待考察，但这一转向却对思考媒体的社会治理责任有着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1】秦瑜明，周晓萌.再造现代性：风险社会的媒体传播与社会治理[J].现代出版，2020（05）：52-57.
【关键词】风险社会;社会治理;主流媒体
随着国家治理从管理到治理的思路转变，媒体逐渐摆脱了单一的社会工具性角色，转而增添了作为行动主体的建设者色彩。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之下，主流媒体以极具权威性与专业性的信息传播，在应对疫情风险、推动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情绪的生成与传播机制
当前，新媒体成为受众重要的新闻信息来源，而基于现实和媒体报道所引发的新媒体事件建构了受众的认知并导致社会情绪的产生，继而引发大规模的情绪传播。而在新媒体环境下，情绪传播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使社会风险不断叠加。在此背景下，对于社会情绪的生成原因以及其借助新媒体的传播机制进行研究的重要性不断凸显。
（一） 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情绪产生的多维原因
一是网络空间技术环境加剧社会情绪的蔓延。在算法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媒体技术蓬勃发展的当下，新闻讯息的生产和分发过程被不断重塑。在传统媒体时代，有关新闻信息的生产、加工以及分发都是媒体生产流程的一个部分，但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新闻生产与新闻分发这两个流程逐渐分离，出现了很多新型的讯息聚合分发平台，这些新的平台大都脱离了传统媒体的系统流程。在新闻分发技术上，智能推荐机制的应用是目前最为典型的代表。个性化和定制化推送凸显了算法对于新闻分发的意义，算法的水平决定了个性化匹配的精准程度。信息的精准化推送加剧了受众在网络空间的区隔和圈层化，将自身困于回音室和过滤气泡中，寻求“志同道合”的观点或人群，而这些现象恰好为情绪在群体中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空间。研究表明，在社交媒体上道德情绪性内容（即易引发情绪的道德话题，如气候变化、同性婚姻等）在群体内部易产生道德传染现象，这也印证了有关道德和政治的内容造成了观点极化的回音室效应，群体极化又同时引发了情绪的产生和蔓延。
二是经济社会转型环境为社会情绪提供了土壤。在国内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人情绪面临着“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以及思想文化多元冲突”等深刻变革，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结构的不平衡和不稳定、经济利益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匀、文化断层以及价值观缺失等一系列问题。由于个人情绪源于对情景的感知和评价，而社会情绪则来自于群体或社会大多数成员所共享的情绪体验。在转型期，剧烈的社会变革必然会给社会成员带来主观的心理感受，并通过社会情绪表达出来。如果自身或群体的利益被损害，则为负面情绪的产生提供了可能。随着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要素分配不均、社会成员要求得不到满足必然会带来各种社会问题，导致矛盾突出和社会风险叠加，而结构性怨恨情绪作为一种极端负面社会情绪便凸显出来。结构性怨恨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政策及规范等社会体制的失调、错动、冲突造成资源、机会等社会基本要素配置严重失衡，导致社会成员普遍不满的一种心理状态”。不同于个体的负面情绪，结构性怨恨情绪的基本特征是群体性，尤其是利益受到损害群体的不满情绪。结构性怨恨通过仇官、仇富等标签化社会群体的形式，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手段表达出来，会产生人肉搜索、网络语言暴力等社会问题。
（二） 基于认知—情绪模型的社会情绪传播机制
在探讨了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情绪产生的可能因素后，本文基于情绪的结构理论和情绪—认知框架，尝试建构新媒体框架下社会风险事件中情绪的传播机制。从情绪的产生机制出发，奥托尼等学者提出的结构理论区分了基于事件、行为和对象的情绪，而个体对诱发情绪的情境评价基于欲望、赞赏和吸引力三个中心变量，分别适用于事件、机构和物体的情绪。对于事件的评价主要根据事件发生的概率、与预期的矛盾、自身或他人的关注以及责任归属来评判。具体到引发广泛受众情绪的新媒体事件，方洁将新媒体事件框架分为文化冲突事件、反贪腐监督事件、权益抗争事件以及道德丑闻事件四种基本类型。在以往的研究中，有学者从大众媒体的框架出发，探讨其负面事件框架对受众的认知—情绪互动。而在新媒体时代，信息生产和消费日趋多元化，在此背景下，新媒体框架兼容了依托新媒体技术的传统媒体框架，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二、媒体参与社会治理：必要性与可能性
现代社会的分工趋势愈加明显。一方面，分散的个体难以进行统一的社会行动，不便进行社会治理;另一方面，内容领域垂直化发展，专业型知识和专家更为普遍。当风险来临，人们既无法采取行动，又受限于片面信息，这只能加速危机的蔓延。前文提到，全球化使风险的范围扩大化，应对全球风险的过程中，以单个国家为中心的现代化社会越来越疲顿，因此，必须要有多方乃至全人类合作的全球治理。在这个过程中，世界仍旧需要用程序性规范来解决跨国风险冲突①。正如上文所言，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分工式协作导致个体和其他组织（包括国家）无法独面风险，一旦将单一国家的治理模式应用到其边界之外，势必会引起不同程度和范围的冲突。这意味着，在全球化趋势中，单个国家的治理模式无力支撑全球治理模式的基础，如果有国家试图利用不平等的世界传播秩序来定义风险、推行本国治理模式，只能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或将成为全球治理的突破点。安德森在上个世纪末提出了“想象的共同体”概念，意指处于不同地理和空间但理念契合的集合体。当前身处数字媒介网络时代，万物互联，万物皆媒，人们拥有便捷的信息流通渠道的同时，也使其产生了一种危机共通的意识，“想象的全球风险共同体”就此形成。尽管这一共同体的凝聚力和行动机制尚有待考察，但这一转向却对思考媒体的社会治理责任有着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1】秦瑜明，周晓萌.再造现代性：风险社会的媒体传播与社会治理[J].现代出版，2020（05）：5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