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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是欧洲汉学研究的重镇，这里走出了高延（J.J.M. de Groot）、戴闻达（J.J.L. Duyvendak）、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许理和（Erik Zürcher）、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等诸多汉学大家。田海（Barend ter Haar）继承了莱顿大学中国佛教研究专家许理和的学术衣钵，对中国历史上声名赫赫的“白莲教”进行了重新诠释。其所著《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一书打破了学界对于“白莲教”的固有认知，可谓荷兰汉学界有关中国历史研究的又一部佳作。
“白莲教”：一个教派还是一个“标签”
“白莲教”是自南宋以降中国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词汇，也是我国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农民战争领域的一个研究重点。无论是元末红巾军起义、清代川楚五省“白莲教”大起义或义和团运动这类重大历史事件，还是《聊斋志异》《子不语》等明清小说所描绘的市井生活，总有“白莲教”的身影存在。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白莲教”是一个统一的教派或是一个通称，民国时期的陶成章、向达、陶希圣，新中国成立后的李世瑜、杨讷等学者均持此种观点。马西沙认为明清时期并不存在“白莲教”，真正的“白莲教”只出现于元代。海外学者中，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韩书瑞（Susan Naquin）、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吉冈义丰与野口铁郎等，虽然具体表述上有诸多差异，但总体上认可中国宗教史上存在“白莲教（派）”或者“白莲教系统”。
田海在书中分析了宋代至清末这一长时段中“白蓮教”概念的语义变迁，指出宋元时期存在“白莲传统”及“白莲运动”，前者指代“念诵佛经、咒语及诸佛佛号”这一世俗佛教中的普遍现象，后者指的是积极行善以获得功德的社会活动。他借鉴迪克·范·阿凯尔（Dik van Arkel）在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研究中所使用的“标签”和“成见”这两个术语，认为宋元时期“白莲传统”及“白莲运动”原本具有积极的意义并被作为“本名”使用，到了16世纪被一种新出现的贬义性标签——“白莲教”所掩盖。这一标签用来指代那些施行巫术、传播“末劫”思想、散布谣言且与暴力事件紧密联系的团体，后又扩展到所有定期举行集会、持斋、宣卷、念诵佛经的团体。田海的研究表明，所谓的“白莲教”只是官方与文人逐步建构的概念，事实上并不存在有统一组织的教派，只是一个“假名”。借用“标签”和“成见”的概念对白莲教的历史进行分析，跳出了由政府和文人设定的叙述框架，而非在原有圈圈内考辨史实。
何以成“ 标签”
这一标签是怎样被认同为一个教派呢？就其演变的过程而言，元朝末年韩山童起义和明初的禁令导致具有负面意义的“白莲教”标签开始形成。传统的研究认为以韩山童为代表的元末红巾军起义与白莲教有关，而作者却认为韩山童的宗教思想属于弥勒信仰传统，与摩尼教或白莲传统并无联系。虽然《元史》载韩山童的祖父因建立白莲会烧香惑众而被放逐，但相关的史料并不能清楚地解释“白莲会”的含义，“烧香惑众”也是一个涵盖范围更广的象征性词汇。正是清代人在描述乾嘉年间川楚五省“白莲教”大起义时，把白莲教的根源追溯到元末的红巾军起义，才使二者有了明确的关联。明初关于“白莲社”的禁令则使得有文化的居士不再愿意使用“白莲”之名。明代中期以后，朝廷面临北方蒙古的军事威胁，而北方边境地区的民间佛教团体常与叛乱、巫术等行为联系在一起，引发了官方的警惕与反感。1557年前后长江流域出现的一系列巫术与谣言造成民众恐慌，使得文人学士将术士、谣言和白莲教联系在一起，而1622年的徐鸿儒起义，则令文人学士的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白莲教”这一名称也是在明代中叶开始逐渐出现在当时的奏章与笔记之中。经历了清代川楚五省“白莲教”大起义的巩固，到了清末义和团运动时期，“白莲教”的标签开始为普罗大众所接受。
诸多复杂的因素导致了具有负面贬损含义的标签——“白莲教”的形成。明代中后期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的不断增长，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分裂。文人学士受到宋明理学的影响，多依靠宗族的财力支持以完成学业、参加科举考试，故而对排斥祖先崇拜、背离儒家传统的新式宗教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其编纂的史料常为后世官员及学者解释类似现象所参照，进而强化了对这一标签的历史认同。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产生了新的宗教需求，与巫术、谣言等负面因素混合的民间宗教团体自然与官方体制内的佛教僧侣产生冲突，污名化现象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
启迪与思考
虽然该书使用如“运动”“本名”等诸多抽象的概念，易使读者有如堕云雾之感，个别史料也有误读之处，但其带给我们的思维冲击则是不言而喻的。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掩卷而思，类似“白莲教”这样习以为常的概念所在多有，它们可能仍然在我们的思维深处扎根。宗教史的研究如此，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研究中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白莲教”这种标签化的概念呢？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思维方式使得田海能够在既有的研究中独辟蹊径，修正前人的研究。他者思辨的眼光，反映出我们理论反思能力的不足。故而《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一书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有关“白莲教”丰富多彩的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研究视角与思维方式的启发。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
“白莲教”：一个教派还是一个“标签”
“白莲教”是自南宋以降中国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词汇，也是我国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农民战争领域的一个研究重点。无论是元末红巾军起义、清代川楚五省“白莲教”大起义或义和团运动这类重大历史事件，还是《聊斋志异》《子不语》等明清小说所描绘的市井生活，总有“白莲教”的身影存在。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白莲教”是一个统一的教派或是一个通称，民国时期的陶成章、向达、陶希圣，新中国成立后的李世瑜、杨讷等学者均持此种观点。马西沙认为明清时期并不存在“白莲教”，真正的“白莲教”只出现于元代。海外学者中，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韩书瑞（Susan Naquin）、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吉冈义丰与野口铁郎等，虽然具体表述上有诸多差异，但总体上认可中国宗教史上存在“白莲教（派）”或者“白莲教系统”。
田海在书中分析了宋代至清末这一长时段中“白蓮教”概念的语义变迁，指出宋元时期存在“白莲传统”及“白莲运动”，前者指代“念诵佛经、咒语及诸佛佛号”这一世俗佛教中的普遍现象，后者指的是积极行善以获得功德的社会活动。他借鉴迪克·范·阿凯尔（Dik van Arkel）在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研究中所使用的“标签”和“成见”这两个术语，认为宋元时期“白莲传统”及“白莲运动”原本具有积极的意义并被作为“本名”使用，到了16世纪被一种新出现的贬义性标签——“白莲教”所掩盖。这一标签用来指代那些施行巫术、传播“末劫”思想、散布谣言且与暴力事件紧密联系的团体，后又扩展到所有定期举行集会、持斋、宣卷、念诵佛经的团体。田海的研究表明，所谓的“白莲教”只是官方与文人逐步建构的概念，事实上并不存在有统一组织的教派，只是一个“假名”。借用“标签”和“成见”的概念对白莲教的历史进行分析，跳出了由政府和文人设定的叙述框架，而非在原有圈圈内考辨史实。
何以成“ 标签”
这一标签是怎样被认同为一个教派呢？就其演变的过程而言，元朝末年韩山童起义和明初的禁令导致具有负面意义的“白莲教”标签开始形成。传统的研究认为以韩山童为代表的元末红巾军起义与白莲教有关，而作者却认为韩山童的宗教思想属于弥勒信仰传统，与摩尼教或白莲传统并无联系。虽然《元史》载韩山童的祖父因建立白莲会烧香惑众而被放逐，但相关的史料并不能清楚地解释“白莲会”的含义，“烧香惑众”也是一个涵盖范围更广的象征性词汇。正是清代人在描述乾嘉年间川楚五省“白莲教”大起义时，把白莲教的根源追溯到元末的红巾军起义，才使二者有了明确的关联。明初关于“白莲社”的禁令则使得有文化的居士不再愿意使用“白莲”之名。明代中期以后，朝廷面临北方蒙古的军事威胁，而北方边境地区的民间佛教团体常与叛乱、巫术等行为联系在一起，引发了官方的警惕与反感。1557年前后长江流域出现的一系列巫术与谣言造成民众恐慌，使得文人学士将术士、谣言和白莲教联系在一起，而1622年的徐鸿儒起义，则令文人学士的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白莲教”这一名称也是在明代中叶开始逐渐出现在当时的奏章与笔记之中。经历了清代川楚五省“白莲教”大起义的巩固，到了清末义和团运动时期，“白莲教”的标签开始为普罗大众所接受。
诸多复杂的因素导致了具有负面贬损含义的标签——“白莲教”的形成。明代中后期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的不断增长，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分裂。文人学士受到宋明理学的影响，多依靠宗族的财力支持以完成学业、参加科举考试，故而对排斥祖先崇拜、背离儒家传统的新式宗教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其编纂的史料常为后世官员及学者解释类似现象所参照，进而强化了对这一标签的历史认同。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产生了新的宗教需求，与巫术、谣言等负面因素混合的民间宗教团体自然与官方体制内的佛教僧侣产生冲突，污名化现象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
启迪与思考
虽然该书使用如“运动”“本名”等诸多抽象的概念，易使读者有如堕云雾之感，个别史料也有误读之处，但其带给我们的思维冲击则是不言而喻的。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掩卷而思，类似“白莲教”这样习以为常的概念所在多有，它们可能仍然在我们的思维深处扎根。宗教史的研究如此，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研究中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白莲教”这种标签化的概念呢？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思维方式使得田海能够在既有的研究中独辟蹊径，修正前人的研究。他者思辨的眼光，反映出我们理论反思能力的不足。故而《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一书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有关“白莲教”丰富多彩的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研究视角与思维方式的启发。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